老啃族回鄉蓋房意愿的影響探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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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行政學院學報》2016年第5期

摘要：

基于對福建省龍巖、漳州、廈門三個城市的“老啃族”回鄉蓋房意愿實證調研，采用二元Logistic回歸方法分析“老啃族”回鄉蓋房意愿的總體情況及其影響因素。研究結果發現：男性比女性回鄉蓋房的意愿更強烈；年齡、家庭經濟條件對于“老啃族”回鄉蓋房意愿有正向影響，但在代際責任觀和身份認同因素的影響下，家庭經濟條件的約束力弱化，代際責任觀和身份認同正向驅使“老啃族”回鄉蓋房的意愿。為此，需要引導社會公眾轉變代際責任與住房捆綁的觀念，盤活農村住房的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以改變人與住房關系異化的狀況，從而改善“老啃族”的生存際遇。

關鍵詞：

老啃族；回鄉蓋房意愿；代際責任；身份認同

蓋房是農村村民及農村家庭生命歷程中的重大事件，是一項家庭集體消費決策。在子女處于接受教育或未就業的階段，家庭消費決策更傾向于將資金投入到對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上，延遲家庭蓋房計劃的實施，但這一項“人生任務”在父輩那里從未被遺忘過。當子女學業有成或參加工作后，蓋房成為一項重大議題被提上了生活日程，“拼子女”心態、面子需求等共同影響并作用于家庭中的所有成員。此階段的子女正處于成家立業階段，有的在城市立足的根基還未穩固，但這一群體是父母眼中的佼佼者，他們徘徊于鄉村社會關系與都市社會關系之間，肩負城市社會和農村社會的雙重壓力。［1］綜觀現有文獻，對這一群體生存問題的報道始于《南風窗》。2014年，李淳風在《重壓下的城市“老啃族”》一文中指出：“老啃族，準確描述著如今眾多出身農村的80后年輕人的生活狀態，背負著歷史對父母的虧欠、農村泛家族關系帶來的沉重人情負擔，猶如生活在一個漩渦當中”［2］。與農民工相似，“老啃族”出身于農村，主要親屬關系也在農村；不同的是，“老啃族”群體的職業性質及在城市中的社會地位比農民工高。但與城市本地居民相比，這一群體需背負雙重的社會關系及人情負擔，他們既沒有“啃老族”優越的原生家庭條件，也沒有像農民工一樣得到社會各界和政策的關注。本文所探討的“老啃族”是指出生于農村，通過上學、工作并定居在城市，但其主要家庭關系仍在農村，不僅要負擔自己的生活，還要擔負著農村父母及其重要親屬的人情責任與義務的群體。“老啃族”的生存際遇與心態對社會的和諧發展有著不可或缺的意義，但學術界和社會政策較少關注這一群體，為此，本文將對“老啃族”回鄉蓋房意愿進行研究，以期為處理代際關系和農村住房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一、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一）代際責任

中國傳統文化是倫理本位的文化，倫理關系始于家庭，而又不止于家庭，個人之間互以對方為重。［3］代際倫理是從縱向維度體現和反映代與代之間倫理關系的倫理形態，是處理人類社會代際關系的道德規范。代際倫理結構既與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社會結構相關聯，也與個體因素有關?！案复茸有ⅰ钡碾p向義務結構是傳統家庭代際倫理關系的軸心，“孝”是中國傳統家庭代際倫理的典型表現形式。道義與功利相統一、和諧與整體相一致、生存與發展相協調是代際倫理的三大基本原則。［4］在傳統社會，“反饋模式”［5］一直存在于中國鄉村社會，并維系著代際間的和諧。在現代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與變遷引發了價值觀念的代際分化。一方面，利益（或功利）因素和對利益的考量已經滲入家庭領域、家庭代際關系雙方平等意識增強［6］共同影響并作用于家庭內部的代際關系。這種代際倫理責任觀在城鄉間存在一定的差異性。與城市相比，生活在郊縣的“80后”更加傳統，更認同媳婦要侍奉婆婆、子女要光宗耀祖等觀念。［7］另一方面，宗法型家庭結構瓦解，傳統家庭結構的小型化———由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轉變，引起縱向倫理關系的移位，家庭中心由父子關系轉向夫妻關系，“出現了‘代際’關系的危機———親子關系的疏遠和‘孝親’觀念的淡化”［8］。這種代際失衡主要表現為，親代與子代雙方在付出與回報方面并不對等，在雙方互動中親代對子代的付出不僅沒有減少，而且還有強化的趨勢，而子代對親代的付出則呈現減少與弱化之勢。［9］家庭代際關系的內在平衡性，是維系家庭關系的重要維度。與“啃老族”相異，“老啃族”在成家立業前，用盡了父輩的積蓄，成家立業后，“回報”的心態及責任意識占主導，既要擔負著自己的生活，也要負擔在農村父母的生活。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第一個假設：H1：代際責任觀對于“老啃族”回鄉蓋房意愿有正向性影響。

（二）身份認同

“身份認同是個人或者集體界定自身處于某一特定語境中自我身份的標志”［10］，包括國家認同、集體認同、自我認同。自我認同指“行為體的自我認識或自我意識，它超越于身份，是行為體在社會互動過程中形成的多種身份的綜合產物”［11］。身份是由一種環境激發的認識和被認識所促動而表達在一定環境中的互動過程。［12］因此，身份認同為個體的行為提供了一種框架和視界，決定了在各種情境中自我支持或反對的立場?！袄峡凶濉睋碛须p重的身份標簽，在農村人看來，已成為“城里人”，而在城里人看來，則是新城市人口中的“農村人”?！袄峡凶濉背砷L、發展的環境是相異的，在家庭、工作情境、社會群體等多種外部環境的作用下，其身份在時空中不斷變化和游移，既可能斷裂，也可能交叉?！袄峡凶濉睂τ谧约荷矸莸恼J同呈模糊化和多樣性，在雙重空間結構身份認同的糾葛中，缺乏歸屬感的迷茫往往產生身份認同的焦慮，并激勵著這一群體去思考、尋找并重建身份?；凇袄峡凶濉鄙矸莸亩嘀匦?，檢驗這一群體是否為“成功人物”的身份認同也是雙重的：一是城市社會的認同，二是農村社會的認同?！霸诔抢镔I得起房、在老家蓋得起房”是“老啃族”原生家庭、父母自豪感的來源，也是其獲得身份認同的重要方式。因而，本研究將“老啃族”家庭的經濟條件及其對農村生活認同感作為衡量其身份認同的兩個重要維度，并提出以下假設：H2：家庭經濟條件對于“老啃族”回鄉蓋房意愿有正向性影響；H3：農村生活認同感對于“老啃族”回鄉蓋房意愿有正向性影響。

二、數據來源與測量

（一）數據來源

本研究數據來源于福建省社科聯“代際理論視角下福建省農村住房消費問題研究”課題組對福建省龍巖、漳州、廈門三個城市的調研。首先，住房是一項家庭集體消費決策，在沒有原生家庭做后盾支持的“老啃族”中，僅憑個人力量是很難實現的。其次，隨著接受教育年限的延長，參與工作的時間也相應推遲，進而影響個體及其家庭所擁有經濟基礎的情況?；谝陨蟽牲c考慮，本研究選取出生于農村，通過讀大學、參加工作，在城市定居的28～40周歲的已婚群體作為被調查對象。該年齡段的群體剛從學校畢業或畢業不久，正處于成家立業謀求發展的階段。為更好地選擇有針對性的調查樣本，本研究采用滾雪球抽樣法抽取樣本，靈活運用問卷調查與半結構訪談相結合的方法收集資料。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120份，回收有效問卷108份，有效回收率90％，其中男女比例為1∶1。

（二）變量與測量

1．因變量。本研究的因變量為回鄉蓋房的意愿，是一種主觀態度，主要通過詢問被調查對象“你是否有回農村蓋房的計劃”進行測量。為了研究方便，將該變量設為虛擬變量，回答“有”的編碼為1，回答“沒有”的編碼為0，在回歸模型中，以“沒有”為參照組。

2．自變量。蓋房是一個家庭消費的決策，在研究農村蓋房選擇時，性別、年齡、家庭經濟收入是常用的變量。本研究認為“老啃族”回鄉蓋房意愿既涉及經濟因素也涉及情感因素，因而，本研究將“老啃族”回鄉蓋房意愿的影響因素分為個體因素、家庭經濟條件、農村生活認同感和代際責任。

（1）個體因素。本文將性別、年齡兩個因素作為考察“老啃族”回鄉蓋房意愿的個體因素。具體操作方式如下：性別為類別變量，1＝男，0＝女。年齡為連續變量，最大年齡40周歲，最小年齡28周歲。

（2）家庭經濟條件。為使家庭的經濟條件更好地解釋對回鄉蓋房的影響，本文選擇兩個比較重要的且操作性強的指標：一是調查對象的家庭月收入（采用連續變量）；二是調查對象是否擁有城市住房（采用類別變量）?！袄峡凶濉痹诔鞘泄ぷ鳌⑸睢⒍ň樱欠駬碛谐鞘凶》繉ζ滟Y金的運用方向有較大的影響，因而，本研究將是否擁有城市住房納入其中進行考量，并設計了三個選項：未擁有城市住房；擁有城市住房但未付清房貸；擁有城市住房且已付清房貸。

（3）農村生活認同感。伴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個體對于居住地的物質環境和文化環境的關注日益強烈，并將成為其以后置業計劃考量的重要因素。因而，在分析“老啃族”回鄉蓋房意愿的影響因素時，應將被訪者的農村生活認同感這一因素考慮在內。本研究主要從文化傳承與開發、交通條件便利性、法治環境、生態環境、人際情感、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滿意度對被調查對象的農村生活認同感進行測量，并采用李克特量表對被調查對象的態度加以細分，分為“非常不滿意”“比較不滿意”“一般”“比較滿意”和“非常滿意”五個級別，分別賦值1～5分。這六個項目的Cronbach’salpha系數為0．921，表明其具有較高的一致性、可靠性，且KMO值為0．884，Bartlett球度檢驗卡方值為479．256，顯著性系數Sig．為0．000（見表1），說明該量表內部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為更好地建立數據模型，有效地解釋“老啃族”回鄉蓋房意愿，在巴特利特球度檢驗基礎上，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提取因子并提取特征根值大于1的特征根。從表2可知，所有的變量共同度均較高，各個變量的信息丟失較少，因子提取的效果較理想。此外，各個變量在“農村生活認同感”因子的載荷都很高，最低0．790，最高達0．936，說明各變量與因子之間的相關程度很高。

（4）代際責任觀。代際責任涉及精神層面和物質層面，本文將代際責任觀具體操作化為“經常回家看望父母”“經常寄錢給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尊重父母的意愿”“在置業計劃中尊重父母的意愿”等指標，由被調查對象判斷這些陳述與自身狀況的符合程度，答案包括“完全不符合”“比較不符合”“一般”“比較符合”“完全符合”，運用李克特量五級表法分別賦值1～5分，并對該量表進行Cronbach信度及KMO和Bartlett效度檢驗，Cronbach’salpha系數為0．863，KMO值為0．824（見表3），說明該量表內部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Bartlett球度給出的相伴概率為0．000，小于顯著性水平0．05，說明該量表適合于因子分析。通過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可以看出所有變量的共同度均較高，各個變量的信息丟失都較少，因子提取的總體效果較理想。各個變量的因子載荷都很高，分別為0．816、0．856、0．828和0．872（見表4），意味著它們與代際責任觀的相關程度很高。因子的方差貢獻率為71．161％，說明因子對于原有變量的解釋信息丟失較少，因子分析的總體效果較理想。

三、研究結果分析

（一）變量基本特征的描述統計

1．“老啃族”回鄉蓋房意愿的總體情況?！袄峡凶濉被剜l蓋房的意愿存在一定的差異性。被調查對象中，有回鄉蓋房意愿的48位，占總體44．4％；沒有回鄉蓋房意愿的60位，占總體55．6％。且在各個年齡段中存在差異性，有回鄉蓋房計劃的被訪者中79％是處于36～40歲之間（見表5）。2．“老啃族”代際責任觀的總體情況。為便于從總體上描述“老啃族”履行代際責任觀的情況，將“完全符合”“比較符合”“一般”統一量化為“有承擔代際責任”。調查顯示，在基本的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上，被訪者能較好地盡到應有的責任。85．5％的被訪者能夠經常寄錢給父母，滿足父母的基本物質需求。在“經常回家看望父母”這項指標上，比例也是比較高的，達到80．6％，這與訪談中收集到的“節假日基本都會抽時間回去看看爸媽”信息是一致的。而在尊重父輩權威上，則存在一定的差異性，82．5％的被訪者表示在日常生活中會尊重父母的意愿，而在置業計劃上則只有72．8％的被訪者尊重父母的意愿（見表6）。3．“老啃族”農村生活認同感的總體情況。被調查對象對農村的生態環境非常滿意和比較滿意的分別占4．6％、30．6％，在各個評價項目滿意度中的比例較高；而對文化傳承與開發的滿意度則較低，非常滿意和比較滿意的分別占1．9％、9．3％，42．6％的被調查對象對農村文化的傳承與開發則表示比較不滿意（見表7）。

（二）影響“老啃族”回鄉蓋房意愿的Logistic回歸分析

為了檢驗本文所提出的假設，采用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以“回鄉蓋房意愿”為因變量，依次引入個體因素、家庭經濟條件、農村生活認同感、代際責任觀等自變量建構三個回歸模型，從而分別討論各種自變量對因變量———“老啃族”回鄉蓋房意愿的影響（見表8）。三個模型的NagelkerkeR2分別為0．697、0．726、0．767，說明模型的擬合優度較好，可以建模。模型1中引入了個體因素、家庭月收入及在城市擁有住房的情況等變量。從二元logistic分析結果可以看出，“老啃族”回鄉蓋房的意愿存在個體差異：第一，以女性為參照組，性別變量呈正向顯著，P＜0．05，具有統計學意義，表明男性回鄉蓋房意愿比女性更強烈。這與農村社會中家族、宗族觀念較強，以及在以父系文化為主導的家庭制度中，男性承擔著建立家業的責任是相吻合的；第二，年齡因素對于“老啃族”回鄉蓋房意愿有著正向影響作用。年齡變量的回歸系數為0．524（P＜0．01），表明年齡越大，回鄉蓋房的意愿越強烈。家庭經濟條件對于“老啃族”回鄉蓋房意愿的作用而比較復雜，不僅要考慮家庭月收入總量，還應慮及資金運用的方向。蓋房是一項涉及家庭集體成員利益的消費決策，家庭經濟總量的增加，即家庭月收入狀況的高低會對被調查對象回鄉蓋房意愿產生影響。從模型1分析的結果來看，家庭月收入對回鄉蓋房意愿有正向的影響作用，家庭收入越高的被調查對象越有可能回鄉蓋房。這一分析結果驗證了家庭經濟條件對“老啃族”回鄉蓋房意愿有正向影響的研究假設。然而，家庭資金的運用方向及被調查對象對自身置業計劃的決定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回鄉蓋房的意愿?！袄峡凶濉边@一群體通過自身的努力從農村走向城市，其在城市扎根及在城市中獲得“城市市民”身份認同的意愿影響其家庭資金投入的方向。從三個模型分析的結果可以看出，與“擁有城市住房且已付清房貸”的被調查對象相比，“未擁有城市住房”“擁有城市住房但未付清房貸”這兩種情形對“老啃族”回鄉蓋房意愿有負向的影響；與此同時，“未擁有城市住房”的被訪者與“擁有城市住房但未付清房貸”的被訪者相比，回鄉蓋房的意愿更弱?！皳碛谐鞘凶》壳乙迅肚宸抠J”的被調查對象的家庭經濟條件比“未擁有城市住房”“擁有城市住房但未付清房貸”的被調查對象好，但三者在城市扎根并獲得“城市市民”身份認同的意愿卻同樣存在。在有限的家庭經濟收入總量的情況下，選擇在城市購房以獲得“城市人”的身份認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未擁有城市住房”與“擁有城市住房但未付清房貸”的被調查對象回鄉蓋房的意愿，在三個模型中的回歸系數均為負數（見表8）。在模型2中，引入農村生活認同感變量后，收入的影響作用不變，性別、年齡因素仍對回鄉蓋房意愿有正向的影響作用。通過考察被調查對象對農村文化環境、法制環境、生態環境、人際關系及交通條件等因素的評價來衡量其對“生于斯、長于斯”的農村地區及農村出生的身份的自我認同情況，通過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對農村生活認同度越高，回鄉蓋房的意愿越強烈。這與原假設———農村生活認同感對“老啃族”回鄉蓋房意愿有正向影響相吻合。模型3將性別、年齡、家庭經濟條件、農村生活認同感、代際責任觀等因素納入研究中，NagelkerkeR2為0．767，說明該模型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回歸分析的結果表明，代際責任觀對“老啃族”回鄉蓋房意愿有正向的影響作用，研究假設H1成立。通過對三個模型的比較分析可見，引入代際責觀后，“未擁有城市住房”“擁有城市住房但未付清房貸”在模型3中的發生比小于模型1和模型2，表明“老啃族”受到泛家族觀念和血緣關系的影響，即使在家庭經濟條件有限的情況下，為了履行作為子女的責任，讓父母在老家可以“有房住”，也為了回鄉后獲得家鄉人的認可，“老啃族”有回鄉蓋房的意愿。代際責任觀及其村里的“成功人士”的身份認同在一定程度上正向拉動了“老啃族”回鄉蓋房意愿。

四、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基于對福建省龍巖市、漳州市、廈門市三個地區的調查，利用小樣本對“老啃族”回鄉蓋房意愿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通過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得出以下結論：首先，性別、年齡等個體因素對于“老啃族”回鄉蓋房意愿有正向的影響作用。在家族、宗族觀念的影響下，男性較女性有較強的回鄉蓋房意愿。此外，隨著年齡的增長，“老啃族”回鄉蓋房的意愿越強烈。這與中國人重視“根”的情結是相吻合的，年齡的增長，落葉歸根想法愈發強烈。這既是“老啃族”從農村走向城市后反哺原生家庭、承擔代際責任的一種典型體現，也是“老啃族”通過住房這一物質符號來獲得家鄉村民及親屬認同的體現。其次，“老啃族”回鄉蓋房意愿受到經濟利益的約束。通過研究發現，家庭經濟條件對于回鄉蓋房意愿有正向的拉動作用。與“在城市擁有住房且已還清房貸”的人群相比，受經濟條件的約束和獲得“城市市民”身份認同的趨使，“未擁有城市住房”及“在城市擁有住房但沒有付清房貸”等因素影響其回鄉蓋房的積極性。再次，農村生活認同感和代際責任觀對于“老啃族”回鄉蓋房有正向的影響效應。通過對三個模型的比較分析可以看出，在農村生活認同感、代際責任觀因素的影響下，是否擁有城市住房這一變量的發生比在減少，代際責任觀正向驅使“老啃族”回鄉蓋房的意愿。

綜上所述，受代際責任觀和農村、城市雙重空間身份認同的糾葛與影響，“老啃族”這一群體有著回鄉蓋房的意愿。然而，從農村現有的住房利用率情況來看，空置率高，而代際責任和身份認同共同促使“老啃族”及其原生家庭為了置辦一個“體面”的家業，而使大家庭和小家庭處于生存壓力的旋渦中，影響“老啃族”的生存際遇和社會心態。為此，本文提出如下對策建議：第一，引導社會公眾轉變代際責任與住房捆綁的觀念。代際責任是多維的，既有精神上的慰藉，也有日常生活上的照料，住房不是唯一的衡量標準。作為子女在反哺原生家庭時，應該要從精神上和日常生活照料方面入手。此外，個體應結合自身的經濟狀況，不能一味地強調住房的符號價值和身份、地位象征，更應從實用性和長期效益考慮是否應該蓋新房或者是舊居改造，抵制消費主義的不良影響。第二，政府應盤活農村住房的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如完善農村的宅基地政策和房屋建造的長遠規劃，避免重復翻新、建房帶來的相互攀比，以盤活農村住房的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從而弱化由住房問題帶來的身份認同危機和代際責任履行的糾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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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盧寶蕊 單位:龍巖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