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異學與世界文學理論的新發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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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當今多元文化時代，比較文學的“危機論”不斷高漲，國內外學界紛紛探尋新的出路，提出了很多思路和方法路徑，其中世界文學和變異學理論是最具代表性的兩個嘗試。二者各具特色，都獲得了較為廣泛的認知度，尤其是變異學理論，雖然產生較晚，但發展勢頭不容小覷。本文通過研究發現，它的出現是對西方比較文學理論的一個整體性補充。最后，本文提出，作為一名比較文學學者，我們不能唯西方學術論，在借鑒外國理論的同時，堅持本我立場，來思考和探索比較文學學科發展的未來之路。

關鍵詞：比較文學；法國學派；美國學派；變異學

一引言：

在“危機”中前進的比較文學學科比較文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已經擁有近兩百年的歷史。因其自身的靈活性，該學科自誕生之日起就伴隨著各種爭議，有的甚至發展演化為所謂的“危機”。然而，爭議與“危機”并沒有成為比較文學學科發展的絆腳石。在學者們的努力下，每一次“危機”都最終轉化成比較文學向前發展的一次轉機。總體來說，截至目前比較文學學科共遭遇了三次大的“危機”，其中第一、第二次“危機”都分別被“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成功拯救，而身處當下多元文化時代的第三次“危機”還沒有徹底解除，比較文學家們還在試嘗百草，以期找到真正的靈丹妙藥。第一次學科“危機”由意大利學者克羅齊（Bend-ettoCroce,1866—1952）對比較文學的責難為導火索展開。克羅齊認為，比較文學只能算是一種不科學的比較的方法，不能夠成為一門學科。面對這一質疑，以法國學者為代表的比較文學家們，也就是我們所講的“法國學派”，在實證主義科學觀的感召下，找到了解決問題的方法。他們秉承“比較文學應具有科學性、嚴密性與體系性”的觀點，將研究的范圍縮小，指出“比較文學不是文學比較”，而是“國際文學關系史”①。通過放棄“比較”、注重“關系”，“法國學派”順利消除了克羅齊引發的質疑，但正是這種“過于強調事實關系、忽略文學性”的做法，使比較文學陷入了第二次“危機”之中。1958年，韋勒克（RenéWellek）在國際比較文學學會第二屆年會上指出了“法國學派”的問題，闡述了“美國學派”的觀點，主張回歸文學性。隨后，“美國學派”的雷馬克（HenryH.Remak）進一步闡述，將比較文學定義為“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或多國文學的比較，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領域的比較”②。這一定義的出現，使比較文學成功跳出了“法國學派”研究的瓶頸，不僅回歸了“文學性”，而且拓寬了比較文學的研究范圍。但是，“美國學派”的研究也并非完美無瑕，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他們研究的范圍迅速擴大，研究內容“千羅萬象”，給比較文學帶來了新的麻煩。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后，多元文化時代的到來使比較文學學科發生了改變，“比較”被無限放大，“文學性”被棄之一邊；與此同時，文化研究、后殖民主義理論、女性主義、跨學科研究等各種新理論的涌現，導致了學科的“泛比較文學化”。在這種學科發展態勢下，一些比較文學學者如蘇珊·巴斯奈特（SusanBassnett）和斯皮瓦克（GayatriC.Spivak）注意到了當中的危險，提出比較文學再一次陷入了“危機”，并在某種程度上趨于“死亡”。于是，比較文學學者們紛紛反思，開始尋找比較文學學科發展的新方向。截至目前，比較文學學界已經進行了諸多努力與嘗試，提出了很多思路和方法路徑，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兩個嘗試分別是在西方學界獲得“重生”的世界文學和中國學者提出的變異學理論。

二世界文學——西方學者應對學科危機的新策略

1.多元文化時代下的世界文學世界文學是西方學者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提出的應對策略，它不僅提倡回到文學研究，而且關注到了全球化所帶來的“世界性”元素，成為了近些年國際比較文學學界尤其是西方學界關注的焦點，出現了諸多對其進行界定的理論性嘗試。比如，帕斯卡爾·卡薩諾瓦（PascaleCasanova）在其專著《文學世界共和國》（TheWorldRepublicofLetters）中指出：“真實的世界文學，除了杰作之外，還應包含邊緣作家的作品。”③在探尋將邊緣作家的作品納入世界文學大廈的路徑過程中，卡薩諾瓦總是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指出全球文學領域的不平等。與卡薩諾瓦異曲同工的是，美國學者弗朗哥·莫萊蒂（FrancoMorreti）也將世界文學描述成一個“不平等的整體”，認為“世界文學實際上是一個充滿變化的系統；正是這種變化性，將系統構成了一個不均衡的整體。”④莫萊蒂強調，他對世界文學的理解不同于歌德和馬克思所希望的“一致性”。在他看來，身處多元文化時代的世界文學，應該是由各種各樣的不同國家的文學作品構成；這些作品不分國別，既有來自歐美國家的，也有出自非西方作家筆下的。與卡薩諾瓦和莫萊蒂看法不同，桑德拉·伯曼（SandraBermann）將“世界文學”視為一個“專門研究外國文化與主體文化相遇的空間”⑤。蘇源熙（HaunSaussy）更看重世界文學作為集合的概念，認為“應該去發現全世界文學交流的結構，挖掘作為全球文學史的世界文學典范，探索文學流派的國際流傳史。”⑥達姆羅什（DavidDamrosch）指出世界文學是“一種流通和閱讀的模式”，“這種模式既適用于單獨的作品，也適用于物質實體，可同樣服務于經典名著與新發現作品的閱讀。”⑦在達姆羅什看來，流通、閱讀與作為有效閱讀方式的翻譯，是評價一部世界文學作品的關鍵因素。阿里·貝達德（AliBehdad）與多米尼克·托馬斯（DominicThomas）則把世界文學看作是一種“探索文學的流傳、生產、接受和闡釋新模式的框架”⑧。此外，謝平（PhengCheah）將世界文學描述成一種“制造世界的活動”⑨。

2.世界文學所被賦予的學科發展重任在這股研究熱潮中，越來越多的學者堅信世界文學可以解決比較文學學科的現有危機，成為比較文學未來發展的方向。比如，克萊門茨（RobertJ.Clements）早在1976年就曾預言“世界文學是比較文學的第三階段”⑩。希利斯·米勒（HillisJ.Miller）也曾提過，比較文學有兩個發展趨勢，其中“一個選擇是世界文學”；后來他在2011年又專門撰文《全球化與世界文學》，明確指出當今時代“是世界文學的時代”。大衛·費里斯（DavidFerris）也在2011年提出，“比較文學現在必須變成世界文學”。在多明戈茲（CésarDomínguez）、蘇源熙及比利亞努埃瓦（DaríoVil-lanueva）看來，作為跨文學理論的比較文學將最終走向世界文學，因為“跨文學理論的最終目標是為世界文學提供解釋。”張隆溪的專著《從比較到世界文學》（FromComparisontoWorldLiterature）從書名到內容都明確指向了世界文學時代的到來，在他眼中，“當今世界文學的崛起絕對是一種趨勢。”總之，世界文學成為比較文學發展的趨勢在西方學界已基本成為一種共識。

3.不完美的世界文學學者們在世界文學研究上下足了功夫，希望它能夠將比較文學從危機中徹底拯救過來。但美中不足的是，世界文學并非一個全新的理論概念，它誕生于歐洲，擁有將近200年的歷史，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都局限于歐洲文學尤其是歐洲主要大國的經典之中。即使是在今時今日，西方學界對它進行了許多發展性的闡釋，也都只是對已有概念的延伸，依然沒有關注到被忽略了的異質性，也仍舊沒有脫離西方中心主義的窠臼。究其不足之處，具體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3.1老生常談的話題世界文學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當下的概念只是在之前概念基礎上的延伸，缺乏革命性創新。作為當今世界文學概念核心要素的世界性，并不是這一時期所獨創的。事實上，它在歌德的構想中就已經存在。這一點可以從他與艾克曼的對話中得到證實，“我越來越確信詩歌是人類共同的財產，它總是通過許許多多的人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時期呈現出來。”翻譯也是如此，早在19世紀歌德就已經明確指出自己的作品獲益于翻譯。此外，達姆羅什對世界文學的闡述也是建立在歌德的世界文學觀基礎上的。歌德將世界文學分為三大類：獲得認可的經典名著、正在成型中的杰出作品以及世界上的多重窗口。在此分類基礎上，達姆羅什進一步提出：“世界文學是多元文化的，也是多元時序的。極為常見的事是，人們的關注從古代經典轉換到現代杰作，再換到世界之窗，是伴隨著時代從早期進入晚近的轉移。”由上可見，達姆羅什只是對歌德的世界文學觀進行了一種補充和擴展，而非革命性的創新。3.2富有爭議性的話題世界文學本身就是一個具有爭議性的話題，至今尚未形成一個有效、精準且被普遍認可的定義。盡管達姆羅什的闡釋在諸多的定義中最具代表性，但仍有學者持不同意見。同時，世界文學中的“文學”也具有不確定性。迄今為止，沒有哪位學者專門對此進行過界定，即使是達姆羅什，也從未給“文學”下過嚴格的定義。在他看來，閱讀行為決定“文學”的含義，這就導致文學的定義模糊不清，導致世界文學失去身份，容易使比較文學陷入另一困境。除了在界定上的模糊性以外，莫萊蒂還意識到了比較文學在方法論上的缺陷。他直接指出“世界文學不是一個客體，而是一個缺乏方法論體系的問題。因為沒有哪個人能夠通過閱讀文本來獲取方法，閱讀不是理論形成的來源。”

3.3對異質性的忽略再次，同比較文學的其他西方理論一樣，世界文學也是注重同質性，忽略異質性。而不幸的是，這一研究傾向恰是導致比較文學陷入學科發展瓶頸的原因之一；倘若現在我們將具有同樣研究傾向的世界文學作為比較文學的未來發展方向，那無疑是自進牢籠、將比較文學再次逼向絕境。關于這一缺陷，比較文學家波斯奈特（HutchesonMacaulayPosnett）早在1886年就已經明確提出。如今，100多年過去了，這一缺點仍然存在。以達姆羅什的觀點為例，他認為世界文學是一種“民族文學間的橢圓形折射”，這一描述讓大家關注的僅是源文化和主體文化共有的普世價值，而不是二者之間的差異。蘇源熙也認為同質性的比較沒有意義可言。他指出世界文學的復興將會導致文學間的相似性，但這種相似性之間的比較會變得不再重要。在他看來，“世界文學只是一種探索公分母的行為”，由于這種公分母是一直存在的、顯而易見的，這種探索行為也就毫無意義。由此可見，世界文學雖然擁有世界性的眼光，但由于其對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性的忽略，注定會將比較文學學科帶入另外一個困境。

3.4濃厚的西方中心主義色彩由其政治意蘊可以得知，世界文學仍然受控于歐美文化的話語霸權，這就意味著要想實現世界文學真正的平等性是微乎其微的。這種由歐美中心主義造成的不平等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達姆羅什在論著中帶有明顯的歐美中心主義傾向。他一方面將美國排除在外來批評世界各國文學作品之間的不平等現象，另一方面卻稱自己的著作能夠改變這種不平等狀況。但他忘了，他書中所有的論述都是基于美國的優越性。這種將美國排除在外的評論，恰恰暴露了世界文學的不平等性。二、世界性屬性充分暴露了世界文學的不平等。眾所周知，我們生活的地球擁有很多不同的國家、語言、文字以及各種不計其數的文學作品，世界性無法把它們全部考慮在內。即使可以全部考慮在內，成為世界文學的標準由誰來定？即使在當下，決定權還是掌握在歐美手中。比如，馬吉迪·尤瑟夫（MagdiYoussef）就批評“世界文學的標準是圍繞歐美中心主義制定的，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定也是如此”。另外，達姆羅什的細讀范式主張，也表明了世界文學無法實現真正的平等性。三、作為進入世界文學大門的鑰匙，翻譯也體現了不平等性。首先，并不是所有的世界文學作品都獲益于翻譯。很多希臘、羅馬文學及英法作品在沒有翻譯的情況下或在譯本出來之前就已經被歸入“世界文學”的行列。其次，世界文學為非西方文學作品提供的空間很小，歐洲及其他西方作品長期占據絕大部分空間。實際上，優秀的非西方作品也有很多，卻沒能獲得公平的翻譯機會。最后，對非西方作品翻譯的投入，與歐美著作相比，微乎其微。四、閱讀模式也帶來了不平等。達姆羅什強化了閱讀在界定世界文學中的重要作用，但并未對閱讀的人進行說明。閱讀的人是不是指所有的讀者？答案顯然不是，只有掌握話語權的讀者群，才能夠把控評定世界文學的權利。從目前來看，擁有話語權的讀者仍然是歐美群體。馬吉迪·尤瑟夫就批判性地指出諾貝爾文學獎是歐美話語霸權下的產物。另外，2002年挪威讀書俱樂部與諾貝爾學會聯合主辦的“世界文學作品前100強”評選活動，入選名單除了少數作品來自邊緣國家作者，比如魯迅、路易斯·博爾赫斯（阿）、齊諾瓦·阿切比（尼），其他都是歐美文學作品。由上可見，盡管世界文學，相較于比較文學而言，有著一定的優越性，但它只是對已有概念的一種延伸，沒有精確且被普遍認可的定義，缺乏系統的方法論，并且同比較文學一樣忽略異質性，受控于歐美文化的話語霸權。如果將目光只停留在世界文學，比較文學學科無疑將會再一次走入死胡同。幸運的是，國際比較文學界開始關注到了由中國比較文學學者提出的變異學理論。

三變異學——中國學者對世界文學理論的補充

變異學理論是中國學者曹順慶在觀察到西方比較文學理論存在的一些缺陷與不足之后，而提出的一種基于變異研究的全新的比較文學理論。這一理論成形于2005年，是對影響研究、平行研究、世界文學等西方比較文學理論的一個有力補充。經過十余年的發展，這一理論建構已趨于成熟，為越來越多的學者所關注和重視。已故國際比較文學學會前主席佛克馬（DouweFokkema）對該理論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并建議西方學者們能夠嘗試理解并運用到研究實踐中。丹麥比較文學學者拉森（SvendErikLarsen）認為變異學為不同文學之間提供了一個全新的交流方式，能夠兼顧源文化和主體文化，值得學者們思考與研究。具體來講，它對世界文學等西方比較文學理論的補充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理論本體層面與世界文學相比，比較文學變異學不僅有著精準且被普遍認可的定義、而且具有完善的方法論體系以及豐富的理論研究實踐。眾所周知，世界文學是一個充滿爭議性的話題，迄今為止還未出現一個公認的精準界定。而變異學不同，自誕生之日起，就具有明確的定義，并在不斷的理論實踐中獲得普遍認可。另外，方法論也是世界文學的一個硬傷，莫萊蒂專門提出過此問題，批評閱讀是不可能讓世界文學獲得方法論的。相比較而言，變異學在方法論系統建構和理論實踐上更勝一籌。比較文學變異學的提出并非一時興起，它是在眾多海內外學者的學術共識和共同努力下建構起來的，曹順慶先生在《比較文學中國學派三十年》一文中詳細闡述了這一理論從學術構想到逐步建立再到蓬勃發展的整個過程。其中，在學術構想形成的過程中，《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發展的三個階段》《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基本理論特征及其方法論體系初探》《比較文學變異學：理論到實踐》《國際比較文學發展的新理論與新格局》等文章，勾勒出了這一學科理論的基本構架，指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以跨文明為基本方法，并在此基礎上采用闡發法、異同法、尋根法、對話研究及建構法五個具體的研究方法。

2.政治意蘊層面從政治意蘊上講，變異學是建立在非西方文化基礎上提出來的一種基于跨國、跨語際、跨文學、跨文化、跨文明變異研究的交互式理論；這種交互作用脫離了西方文化霸權的語境，著重于考察不同國家、語言、文學、文化及文明之間在實際交往中所產生的變異因子，為中西方文學之間的平等對話提供了可能。這一點是打破當下學科研究瓶頸的重要基礎。仔細研究不難發現，以往的比較文學研究始終貼著西方中心主義的標簽，即使是被西方學者視作學科發展未來的世界文學，也沒能脫離歐美文化話語霸權的桎梏。而中國學派提出的變異學理論正好彌補了這一缺陷，在根本上擺脫了長期束縛比較文學發展的西方中心主義語境，從處于（半）邊緣結構的中國話語出發，通過尋找、分析兩種不同文化之間的變異因子，來實現與其他國家文學的平等對話。具體來講，世界文學強調的是一種趨同性，這種共性的挖掘是通過不同文學之間的交流、翻譯及閱讀模式的選擇來決定的，而這種決定權又受制于話語權的大小。很明顯，在世界文學理論中，源文化與主體文化之間的交流無法實現真正的對等。而在變異學理論中，文學在從源文化向主體文化傳播的過程中，將跨越國別、語言、文學與文化的藩籬，在接國的主體文化和語境中被改造，最終為接受者所接納。這一變異現象與話語權無關，只關乎源文化和主體文化，是一種平等的對話。比如，《紅樓夢》在向英語世界傳播的過程中，其語言、文化等都發生了變異，如“怡紅公子”的“紅”在英語世界變成了符合西方讀者價值取向的“綠”，而“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的粥”則更換成了貼近西方讀者飲食習慣的“沒有面粉做不了面包”等，這種語言、文化的變異最終實現了《紅樓夢》的有效傳播。再如，在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傳入中國的過程中，其基本原理在與中國的具體實際及文化傳統相結合的過程中發生變異，逐漸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

3.歷史意蘊層面從歷史意蘊來講，變異學的跨文明研究順應了當下多元文化時代的發展趨勢。隨著全球化的全面加速，東西方異質文明之間的交流越來越為密切。面對交流日益頻繁的兩種異質文明，僅僅關注同質性的西方比較文學理論已經陷入無法比較的尷尬局面。而中國學派立足于文化交流，以不同文明交流過程中所產生的異質因子及其異質性為研究基礎，“使比較文學成為異質文化間平等的、開放的和有‘交換性’的對話。”就世界文學理論來講，盡管當下它的復興也與全球化、多元文化時代相關，但由于它在不同文學、文化、文明之間一味地尋求一種趨同性，忽略了其中的差異性，從而導致它失去了比較文學的基本能力——比較。從這個層面來講，世界文學在本質上并沒有朝著全球化時代的多元化發展，而是簡單地尋求各種文化、文明間的交集。變異學的出現則恰好彌補的世界文學的這一缺陷，在承認不同文化之間的異質性的基礎上，對交流過程中所產生的變異現象加以分析，來實現多元文化之間的開放、平等對話。

4.學科建設與發展層面從學科建設與發展來講，“變異學是比較文學的學科整合，通過整合實現了文學跨越研究與文學性研究的有機結合，……開啟了一個注重異質性和變異性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新階段。”如上所言，與影響研究、平行研究一樣，世界文學都只注重不同文學間的同質性，忽略了其間的異質性。可比性問題是比較文學學科體系建設始終抹不開的話題。無論是“法國學派”的影響研究造成的學科發展瓶頸，還是“美國學派”的平行研究導致的學科“危機說”，不可比問題都是其中一大誘導因素。因此，要想獲得比較文學新的發展，必須解決不可比問題。也就是說，世界文學要想成功推動比較文學學科的發展，在追求不同文化間的交集之外，還應該注重交集外的差異性。可惜的是，世界文學自身的共同價值屬性注定了它不可能關注到這種差異性。也就是說，忽略異質性的世界文學注定會將比較文學學科推入一個死胡同。而變異學的出現正好彌補了這一理論缺陷，為比較文學學科體系建設注入了新的活力。結語由上可以看出，在這最兩個具有代表性的比較文學理論實踐中，世界文學與變異學理論各具特色，都獲得了較為廣泛的認知度。尤其是變異學理論，雖然產生較晚，但發展勢頭不容小覷。

與世界文學不同，它的出現并不與其他比較文學理論相斥，而是對西方比較文學理論的一種整體性補充。然而，較為可惜的是，在當今多元文化的今天，絕大多數學者在探尋比較文學發展出路的過程中依然習慣于將目光投向西方學術界，盲從于西方的學術理論。筆者認為，作為一名比較文學學者，尤其是一名來自非西方的學者，我們不能唯西方學術論，在借鑒國外理論的同時，更應該堅持本我的立場，來思考、探索這一學科的未來之路。我們應該將自己從歐美中心主義中抽離出來，置身于以中國為代表的非西方國家，從本土建構的學科理論出發，比如曹順慶先生提出的變異學理論，來探索比較文學的未來發展之路。而事實上，在歐美學界忙于應對新的學科危機、努力探尋比較文學的未來之路時，曹順慶先生提出的比較文學變異學理論已經開始建構，發展至今已經成為一個成熟的理論，在學科理論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變異學不僅彌補了“法國學派”“美國學派”以及世界文學忽略異質性、受控于西方中心主義等方面的不足，而且進一步拓展了比較文學的研究方向，以其為理論構架的“中國學派”開始被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所接受，被視作比較文學發展的第三階段或比較文學的未來發展方向。

作者：周靜；吳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