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的人類學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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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民族研究雜志》2014年第三期

一、為何要修路?———山地村寨聚落與道路

聚落與道路是人類與其所在環境互動最為直接的兩種產物。聚落地理學(tlementGeogra-phy)“研究人類在地表如何積聚，聚落與自然環境如何發生相互依存關系”，認為聚落與道路都是人類在地表活動所留下的重要痕跡，道路與聚落的興衰關系密切，聚落創造了道路，道路也創造了聚落。［3］171－177滇西北屬橫斷山脈縱谷區，群山綿延，江河縱橫，道路崎嶇坎坷，交通運輸極其不便。地理環境的天然阻隔使云南眾多少數民族長期處于一種“與世隔絕”的狀態，也是其傳統文化得以延續的重要原因。對于定居在這一區域的普米族而言，村寨聚落與道路之間的密切關系不言而喻。人類不同群體的聚落的形成與發展，與地形、氣候、資源等因素有著密切的關系。同滇西北地區大多數普米族村寨一樣，玉獅場村坐落于半山緩坡地帶，這種村寨聚落不同于周星等所描述的元江少數民族因壩區炎熱而主動選擇居住在山區的狀況［4］293。普米族選擇半山緩坡地帶建寨與其歷史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系:一方面與普米族的歷史遷徙有關。普米族在民族發展過程中經歷了漫長的遷徙歷史，公元13世紀中期由青藏高原逐步遷入滇西北地區之際，生存條件較好的壩區、河谷地帶已被其他民族占據，普米族只好選擇海拔較高的區域居住。另一方面是受普米族生產生活習慣的影響。普米族傳統生計方式以畜牧為主，輔以農耕，而滇西北半山緩坡地帶宜耕宜牧，對于家養牲畜來說，冬可下山避寒，夏可上山避暑，村民還可根據不同的海拔高度、氣候涼熱種植小麥、玉米、水稻或者土豆、燕麥、蕎麥等農作物。因而，對于普米族來說，居于半山緩坡處的選擇也算是適得其所。此外，各民族在地理上的這種垂直分布，使普米族與其他民族形成了廣泛而深入的經濟文化交流，不僅在物資上互通有無，而且在文化上也互相學習借鑒。在一些普米族村寨常可看到混合文化的現象，例如一些普米人除掌握本民族語言外，還熟練掌握了白、傈僳、彝等語言，對于溝通各民族之間的交流、促進該地區的民族團結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普米族半山而居的村寨聚落，使道路的建設和使用在其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過程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滇西北地區山河阻隔，交通極為不便，與外界相對隔絕。在20世紀50年代之前，玉獅場村的這種封閉狀態，對于避免匪患侵擾和民族紛爭具有一定的作用，同時在自然經濟狀態下，村民的衣、食、住等基本上都能自給自足，一些生產生活物資也可通過人背馬馱或與周邊的白族、傈僳族、彝族村寨進行交換的方式得到解決，道路的意義并沒有完全顯現出來。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初的“大集體”時期，國家以其強大的行政體系，通過政治、經濟、教育等手段滲入到村落生活中，打破了傳統村社邊界和社會結構形式，將人們重新組織起來，玉獅場與外部社會形成了多層面的聯結，道路的重要性也開始顯現出來。然而，由于經濟水平和技術條件的限制，鄉村道路的修建無法提上議事日程。直至20世紀80年代初，改革開放逐步將玉獅場納入了更為寬廣和深刻的政治經濟過程之中，道路問題對村莊經濟社會發展的阻礙作用更為明顯地表現出來了。在經濟方面，玉獅場越來越依賴于與外界的交換，包括農副產品的運出和生產工具及材料的運進，道路問題成為流通過程中最大的瓶頸，阻礙了生產的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教育方面，玉獅場村在蘭坪金鼎鋅業公司的幫助下建成了當地普米族村寨最好的小學，但建筑材料都必須通過人背馬馱的方式運進村子，光運輸成本就達20萬元之巨。近年來由于集中辦學的政策，村里的孩子全部轉到村委會或鄉政府所在地上學，出行極為不便，有些孩子因此輟學;在環境保護方面，由于沒有適宜材料可以取代，玉獅場村民柴薪和建房材料幾乎全部依賴村子周圍的森林，對生態環境的威脅始終無法消除;在社會問題方面，因為普遍性的貧困和顯而易見的道路阻隔，玉獅場村年輕人的婚配已成了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本村女性大多外嫁，外村女性卻不愿嫁進來，村中“光棍”問題日益突出，給村社的和諧穩定帶來巨大的隱憂。由此可見，玉獅場村道路的修建已日益迫切。在玉獅場村之外，蘭坪縣、河西鄉或箐花村委會道路的建設和使用則處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之中。1963年劍蘭公路修通，并于2011年底擴建為二級公路，由昆明經大理、劍川往蘭坪的交通得到改善;1992年，由蘭坪途經河西鄉往迪慶州維西縣的維蘭公路修通，二級公路的改擴建工程也已納入國家公路建設“十二五”規劃。由維蘭公路岔箐花村委會已于2005年前后建成5公里的彈石路，汽車可直達村委會所在地———箐口村，極大地改善了村民的出行條件。當一山之隔的外部世界早已經四通八達之時，由箐口村通往玉獅場的道路終于在2009年底初步修通，玉獅場這才真正被納入道路所建構的經濟社會網絡之中。

二、修路的阻力———所謂“一個拒絕道路的村莊”

一條鄉村道路的修建并不只是一個經濟能力或技術水平的問題，因為涉及土地占用、林木砍伐、生態恢復、交通安全等相關問題，所以需要國土、林業、環保、交通等部門的審批和許可。對于玉獅場村而言，除了處理各種審批手續之外，修建道路過程中最大的困難卻是社會輿論所帶來的各種壓力。村民說:“玉獅場的道路恐怕是云南省唯一一條需要省交通廳審批的鄉村道路了。”其中緣由，與玉獅場被稱為“一個拒絕道路的村莊”直接相關。20世紀80年代中期，玉獅場人曾經“拒絕”了道路。為了開發玉獅場周邊森林的木材資源，蘭坪縣林業局于1983年在德勝河邊建立采伐場，采伐河西鄉箐花村國有林。為便于采伐和運輸，蘭坪縣伐木場從1972年至1990年間共開挖林區公路干線(寬7米)38.9公里，便道(有效路面寬4～5米)55.9公里，從維蘭公路至箐花村的12公里道路以及玉獅場村后的道路即這一階段的產物。［5］329，3311986年，怒江州清水江林場的林區公路修到了玉獅場后山集體林，并開始砍伐，被玉獅場人阻止，甚至發生了激烈的沖突，林區公路也就沒能繼續修到村子。2005年前后，音樂人陳哲進入玉獅場村實施其“土風計劃”項目，試圖對民族民間藝術在其原生地進行所謂的“活態傳承”。土風計劃項目認為，玉獅場之所以保存了較為完好的民族文化和良好的生態環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道路的阻隔，因而主張玉獅場繼續“拒絕道路”。前述村民與林場在修建道路問題上的沖突被發掘出來，并將其置于“保護與發展”這一宏大的話語框架之中，給玉獅場貼上了“一個拒絕道路的村莊”的標簽，受到了外界的普遍關注，知名的電視欄目、報紙、雜志等媒體對玉獅場進行了報道，都把玉獅場作為一個為了保護森林、保護民族傳統文化而拒絕道路的村莊“典型”。玉獅場之所以“名聲大噪”，肇始于《中國青年報》的一篇“冰點特稿”:《一個拒絕道路的村莊》。記者周欣宇在文中詳細記錄了進入村子的艱難旅途，描述了玉獅場的生態環境和普米族傳統文化，以及玉獅場人對修路的看法。周欣宇甚至向村主任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現在不再擔心修路導致砍樹了嗎?不再擔心外面的壞風氣污染村寨了嗎?”［6］《光明日報》記者馮永鋒也踏進了玉獅場，并在《中國經濟時報》上發表題為《一個為修路所惑的普米族村莊》，作者認為，“天然林與傳統文化，是一種相伴共生的關系。……然而，不論是文化，還是天然林，目前都遭遇了道路修通的威脅。”但如果不修路，村民應該如何脫貧致富?村民種植出來的草藥和豢養的牲口怎么運出山外創造經濟價值呢?這仍然是“一個被修路所惑的村莊”。［7］《三聯生活周刊》記者袁越是因為采訪林權制度改革而走進玉獅場的，他發現當時在各地進行得轟轟烈烈的“林改”，在這里卻悄無聲息，而其中原委卻是玉獅場國有林和集體林的劃分存在爭議。記者以形象的筆觸描述了村人的生計模式和貧困狀況，他們卻無計可施。因為嚴格的林業政策和環保法規，玉獅場人守著一座巨大的森林寶庫，卻只能過著窮困的生活，成為“一個‘政策性貧困’的小山村”。［8］袁越的調查自然無法避免修路的問題，但并未對此做價值判斷，而是將思路引向了政策調適和制度創新，這對玉獅場來說可能是更有價值的。最有影響的一次報道當屬中央電視臺第10頻道“綠色空間”欄目的一期節目———《一個拒絕道路的村莊》，片中解說道:“森林就是道路的指向，職業砍樹隊一通開山筑路，一路砍林劈樹……道路一天天逼近了隱藏在云嶺深處老君山的玉獅場村。”片子搬演了20世紀80年代村民與“砍伐大軍”進行“一場慘烈的奮力抗爭”之后最終拯救了原始森林的戲劇化場景，這些“要樹不要命的人”扛著鋤頭、斧頭沖向砍削好的木材，將其毀壞，迫使伐木公司退卻，并豎起了“禁止挖路”的木樁。片子以“一個曾經拒絕道路的村莊，所贏得的將是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結尾，為這個故事畫上了一個完滿的句號。①但我們并沒能在片子中看到，在拒絕道路之后，玉獅場所謂的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在哪里。此外，云南電視臺在玉獅場拍攝了專題片《玉獅場傳奇》，其目的就是想了解村民對道路的真實想法，希望“給玉獅場人一個說話的機會。”在這部片子中，記者對支持修路和反對修路的村民，以與之相關的外來者進行了采訪，表明了各自對修路的態度。②通過各種媒介形式的傳播，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了這個“拒絕道路的村莊”，大多數的受眾都對村民們充滿了“敬意”，玉獅場成了他們眼中的“圣地”和“凈土”，一個典型被樹立起來了，玉獅場也由此成為中國環保界最為出名的少數民族村寨。玉獅場的道路不再是村民或當地政府自己的事，已經成為一個“媒介事件”和一個具有廣泛社會參與度的公共議題。在全球化的語境中，這一媒介事件所隱含的是知識精英對生態惡化和文化多樣性喪失的焦慮，急需需找一個“反全球化”的樣本，但他們恰恰忽略了反全球化的精髓正在于尋求全球化過程中的人性面。因而問題的真正關鍵在于，道路的修建和使用對玉獅場人來說具有一種什么樣的意義。所有的說辭都只是建立在理論假設的基礎上，持續的觀察和實證研究才能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三、修路帶來的影響———道路建設與村寨的“彈持”

生態學的“彈持論”(Engineeringresiliencetheory)認為，“彈持”是生物的一種自我修復能力，這種能力使其在遇到一定的外在條件變化或沖擊后，能有分寸地去抵制干擾并重新回到一個平衡狀態。周永明認為，文化也具有這樣一種“彈持”的能力，面對道路帶來的變化時，大部分地域性傳統文化第一時間顯現了明顯的頹勢，但其后它們又紛紛完成了自我改善與修復，彈持回歸，而并非沿著一開始的軌跡一路向下最終崩潰或者重構。［9］那么，對玉獅場而言，其生態環境、傳統文化或社會結構是否因道路的修建而導致了一種彈持現象的出現呢?在玉獅場的道路修通3年多后，筆者將對道路建設與村莊的變遷進行觀察和思考。

1.“路通樹倒”?———關于森林的保護與利用因為巨大的森林資源，在玉獅場修通道路之前，外界的反對之聲更多來自對所謂“路通樹倒”的擔憂。因而在道路修通之后，“砍樹”就成為一個極其敏感的話題。在道路修通之初，緊鄰玉獅場的箐口村曾出現了一陣盜伐風潮。箐口村的村民基于這樣一種判斷:道路一旦修通，至少路邊的樹肯定會被人偷砍掉的，與其讓別人來砍，還不如自己先去砍了再說。大部分村民，甚至是村組干部也參與其中。最后鄉政府和鄉林業站對這一事件進行了嚴肅處理，分別對參與砍伐的人家進行了數百元至數千元不等的罰款，并罰沒了盜伐的木料。據擔任村護林員的楊金輝介紹，箐口村的這股風潮并沒有影響到玉獅場村，但在玉獅場的集體林中發現，靠近路邊的林子里有4棵珍稀榧木被砍，最粗的一棵直徑達到112厘米，樹齡應達到數百年。后經公安和林業部門調查，涉嫌盜伐的并不是玉獅場人，也不是通過玉獅場的道路運出。2011年3月間，怒江州林業總公司清水江林場進行采伐工作，玉獅場出動40多村民前去阻攔，歷時四天四夜，日夜堅守在伐木場，不準伐木工人采伐。清水江林場所采林區為國有林，是根據有關林業法規進行的“撫育采伐”，也即是對密度較大的幼、中齡林實施的一種培育措施，其目的是調整林分組成或密度，改善林分生長環境，爭取中間利用，提高林分產量和質量。但由于國營清水江林場的部分國有林緊鄰玉獅場的集體林，且自然連接成片，在歷史上也曾經因權屬問題發生過爭執。重要的是，玉獅場人認為，他們祖輩幾代人為這片國有林的保護與管理付出了數十年的心血，每有火險出現，都是玉獅場人自發組織撲滅的，因此，他們應該從林業采伐中獲得應有的補償。后來，經縣、鄉兩級政府協調，玉獅場人獲得了總共15萬元的補償款，這筆錢按人頭平均分到了每戶人家。這一采伐事件因某些未知的渠道而被外界所知，其傳播的結果是:“玉獅場人在砍樹了”。一直關心玉獅場生態保護的云南電視臺甚至派出了記者到箐花村委會和玉獅場暗訪。實際情況是，由于清水江林場將4500方的采伐指標承包給了私人采伐隊，但采伐過程中并沒有嚴格依照“撫育采伐”的標準進行間伐，而是圖便捷和效率，對成材較好的林子成片采伐，甚至導致兩棵國家一級保護樹種紅豆杉被砍，使這一事件上升到了刑事案件，采伐隊負責人被判刑。云南松是玉獅場及周邊村寨較為普遍的樹種，是工業原料松香的主要來源。傳統的采集方式，是在樹根撿拾松樹自然分泌積聚的塊狀松香，對松樹沒有傷害，同時也可以減少火災隱患。但現在的采集方式卻是采取類似割膠的方法，直接在松樹樹干上割出口子，讓松脂流出。據村民說，一棵松樹如果被割了口子采松脂，就像一個人被割開了血管放血一樣，過不了幾年，松樹就會死亡。近年來，隨著松香市價的攀升，不少商販盯上了河西鄉幾個村委會的松林，以每棵松樹1元到2元的價格與村民訂購松香。附近的村委會和箐花村委會的幾個村民小組，已經有部分村民上山割松香了。但值得慶幸的是，玉獅場并沒有出現這種情況。村民楊興昌強調，玉獅場的森林在道路修通之后仍然得以保護，更多地是由于“外因”的影響或壓力。此外，箐花村委會松達小組的通電工程原來規劃的線路是溯玉獅場河而上，為保證高壓電線的安全，需要砍伐超過3000方的樹木。但在玉獅場特殊的輿論環境中，任何的砍伐行為都極為敏感，如此大規模的砍伐必然引起外界的強烈關注。后來在鄉政府和鄉林業站的協調下，決定改線德勝村委會，雖然線路增長、投資增加，但終歸保護了玉獅場的森林。對生態環境的影響除了森林的保護之外，還要避免人為污染現象的出現。通常的看法是，道路修通了，會有更多的外來人和外來商品，導致更嚴重的污染，但事實并非如此。比如村中房前屋后、田間地頭隨意堆放或者扔棄的酒瓶，對村莊的環境和人畜安全都帶來了威脅。鄉里一直有人收購啤酒瓶，每個0.2元，但得由村民人背馬馱運下山去，這對村民來說是極不劃算的，即使一次馱100個瓶子，也不過是20元錢的收入。道路修通之后，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鄉里的收購站直接開車到村里收購，甚至都不用村民自己整理，他們會自己挑揀，然后照價付錢。這樣，不僅村民解決了部分“茶煙錢”，更重要的是減輕了對環境的危害。所以，村中老人閑來無事的時候，也將村里四處零散的啤酒瓶隨手收集起來，等著小販上門收購。實際上，玉獅場的林木并非完全沒有被砍伐，我們在進村的路邊還是發現了不少殘留的樹樁，但沒有出現成片砍伐的現象。調查發現，這些被砍伐的樹木均為日常生活所用。在村民有條件使用更為清潔、環保的能源，或者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建蓋磚瓦房之前，林木的正常消耗是無法禁絕的。但由于修路事件所導致的“風波”，玉獅場的林木已經成為各類媒體和各級政府部門重點“盯防”的對象，不管是本村還是外村的盜伐者多不敢妄動。如此看來，當初的輿論壓力仍然體現出其積極的價值。此外，普米族人自稱為“森林的朋友”，普米族山寨普遍得以保持良好的生態環境，這與其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山岳生態文化”有關，主要表現在普米族人基于泛神論信仰的祭龍潭、祭山神、祭神樹等傳統宗教儀式，使他們對水源地、村后的林地以及一些特別的古樹抱有一種崇拜和敬畏心理，不會隨意破壞，在某種程度上使他們與周邊生態保持一種和諧狀態。

2.“要致富，先修路”?———路通之后的經濟與生計玉獅場村民盼望道路修通的最為重要的原因，或者說最為直接的目的，就是希望發展經濟、改善生產條件、提高生活水平。而當道路修通之后，村民的生計方式和經濟條件又是怎樣發生變化的呢?上表為玉獅場村民小組近4年來的經濟統計數據。需要說明的是，該數據由村民小組統計完成，其方式是抽取村中富裕戶、中等戶、貧困戶各1戶，以其平均數為全村人均經濟收入統計結果。從上表可以發現，村民的糧食和收入都有一定的增長，2012年的人均收入已比2009年道路修通前增長了70%，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道路通達對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在玉獅場的道路開通之初，村民楊萬久就已經買了村里的第一輛農用車，這也是第一輛開進玉獅場的汽車。此后，和光全和楊樹繁各買了一輛農用車，而熱里卓和楊標也分別買了拖拉機，楊金庭則買了一輛面包車。如此算來，村里已經有了6輛車了。農用車和拖拉機主要是貨運，面包車主要是客運。但在某些情況下，客、貨是可以不分的。從河西街到村里，面包車每個人的車票是15～20元，如果帶貨則每100斤收10元。除每周末跑玉獅場到河西、通甸兩鄉鎮的線路之外，附近的村寨也是他的客源地，據說每周末能有700多元的收入。從河西到玉獅場的貨運，拖拉機價格是每車300元，農用車每車500元。現在村里不少人家在建新房或者“打地皮”(把院壩中的泥土地打成水泥地)，需要使用大量的水泥、砂石、磚塊，他們的生意都還不錯。當然，除了跑河西之外，村民偶爾需要運些柴火或農產品，用拖拉機也比用騾馬更為省時省力，不過每車得付50元的費用。在玉獅場，最為引人矚目的無疑是路邊一個隆隆作響、粉塵彌漫的所在，這是村民和光全、和勇兄弟開的沙場，于2011年春節后建成投產。這同樣直接得益于道路的修通:一方面，道路的修通使大型的砂石加工機械運進村中成為可能;另一方面，道路的修通也為砂石的運輸與銷售創造了基本的條件。當然，沙場的原料———石頭的來源也是很關鍵的，和家兄弟在離道路不遠處找到了一個石頭坡，他們自己修了幾十米的道路連接到主道上，將其變成了石場，同時也是沙場的原料場。在“新農村建設”項目的建設中，和家的沙場提供了玉獅場村道路硬化所需的全部砂石，節省了可觀的費用。更為重要的是，村里不少人家正在新建或翻修房子、打院壩地皮等，需要大量的砂石，和家的農用車直接就可以送貨上門。而在此之前，他們不得不到河西、通甸等地方去運，光運費就占去建筑成本的一半以上。值得一提的是，和家兄弟還雇用了3個工人，其中一個小伙子來自山上的彝族村寨巴時，另兩個為本村青年，每人每天(1個工)工錢50元，這在玉獅場來說也算是一個比較厚道的工錢了。2011年7月期間，和家沙場的生意一直很不錯，機器轟鳴聲不絕于耳。在2009年道路修通之前，玉獅場有和建華、和偉科、楊樹清3家小賣部，他們每周六靠人背馬馱的方式從河西進貨，存貨量極為有限。道路修通之后，新增了和仕堂、楊光勛2家小賣部。他們進貨的方式也發生了改變，甚至不用親自去到街上去，只要給鄉里的供銷社打個電話，就可以由村里的拖拉機將貨物捎回來，過一段時間之后再去結所賒賬款。以村民最為喜歡的啤酒為例，在道路修通之前，1匹騾馬最多也就能馱4件啤酒(每件12瓶裝)，運費80元，啤酒進貨價每件30元，則每件成本將近50元，在村里每瓶賣4元，每件賣48元，則小賣部每賣一件啤酒就要虧2元錢，通常他們是不把自家的騾馬運費和人工計入成本的，所以沒有騾馬的人家根本就不可能開小賣部。道路修通之后，每件啤酒運費2元，每瓶啤酒零售價3.5元，每賣一件就可賺10元。和仕堂家小賣部每周至少賣10件啤酒，而全村每周至少售出50件，節慶或農忙期間要遠遠超出這個數字。其他商品如大麥酒、香煙、白糖以及其他一些日用品，在村里的價格也相對修路之前有所下降，在村民收入不變的前提下，其消費能力有所提高，生活水平相應得到改善。和仕堂家每周進1000多元的貨物，基本都能賣出去;和偉科、和建華家的生意還要更好一些。玉獅場5家小賣部分布在村莊的不同位置，一般而言，村民會選擇距離自家較近的一家來消費。但各家之間的競爭已經開始，如人際關系、是否賒賬、品種和價格等成為競爭手段。與中國大多數農村一樣，建新房是玉獅場人的一件大事，往往要準備很多年。但自2010年以來，玉獅場村民建新房的熱情被極大地激發出來了，包括楊光先、楊仕全、楊義勛等近20戶人家都已開始興建新房，而計劃近幾年建新房的人家則更多，暫時不建房的人家也計劃至少把院壩中的泥土地打成水泥地。無疑，這些建設背后的一個極大的刺激因素是道路的修通。如楊仕全家的新房也準備了多年，數年前就開始在自家松毛林“備料子”，這是經鄉林業站批準的4方木料，砍好之后用黃牛從山坡上的“料槽”運到宅基地里，在道路修通之前請人將房屋框架樹了起來，道路修通之后開始正式施工，因為水泥、砂石、磚塊等都需要從外面運進來，用汽車或拖拉機運比人背馬馱要節約將近一半的成本，也更為省時省力。比如1匹馬一次最多可以馱2包水泥，下山需要2個小時，上山則需要3～4個小時，來回一趟需要6個多小時，每匹馬每天只能馱一次，而楊仕全家所建新房使用混凝土澆灌墻體，預計需要400包水泥，用騾馬的話需要耗掉200個工，如果雇工的話，每個工每天按80元計，則需運費16000元，再加上每包水泥27元的售價，總共10000多元的總價，光水泥就要花銷2～3萬元之巨。而如“工分石”，基本都是從山坡上馱回石頭后自己手工敲碎，河沙則是從玉獅場河中馱上來的，磚塊就更不用說了。在此之前，玉獅場村基本沒有磚房，除了木楞房之外就是土坯房了。可以說，對于玉獅場人來說，在道路修通之前，想要建一座磚瓦房是不可想象的。道路修通之后，水泥、砂石、磚塊及其他各種建材都可以運進來，成本大大降低:水泥從鄉里到村里，每車運費300元，一次20～30包，400包水泥運費將近6000元，比騾馬馱運省了10000元;在和家兄弟開了砂石場之后，砂石的價錢也從每車450元(150元買價+300元運費)降到了300元，也省下了數千元的費用;屋頂所用瓦片來自政府提供的扶貧瓦，直接運到了家門口。如果沒有道路的話，村民必須自己進行“二道轉運”。如上所述，道路的修通為玉獅場人修建房屋提供了諸多便利條件，成為鄉村面貌發生巨大變化的主要因素。當然，修通道路最大的便利是為農牧產品的外銷創造了條件。在道路修通之前，村民人背馬馱運到河西街上的蕓豆、核桃、藥材甚至豬、雞、羊等產品，除了運輸成本極高之外，有時還避免不了“貨到地頭死”的結果，村民利益極大受損，其發展商品經濟的積極性也受到遏制，不利于增加收入和提高生活水平。而在道路修通之后，玉獅場人也開始做“門前生意”了，各種商販會開著車到村子里收購，價錢與河西街上基本持平，如白蕓豆每公斤6.2～6.4元，野生紅花椒每公斤40元左右。甚至不需要村民自己動手，商販們會自己打包裝車。如果商販給的價錢不滿意，他們完全可以不賣。2011年7月23日，幾個大理洱源的商販來到玉獅場買羊，為即將到來的火把節做準備，這次楊光勛以1120元賣了2只，楊黎以3199元賣了6只，其間兩家人與商販討價還價，最終以自己比較滿意的價格成交。在村子坡腳下河邊的兩個深坑引起了我們的注意，每個面積約75平方米，深約1米，這是村民楊金周家剛剛挖好的魚塘。魚塘挖在“龍潭”下游不遠處，為的是在冬天降溫時引龍潭水養魚，為此還專門在龍潭的神樹下用水泥筑了一個小水池。在此之前，玉獅場人從未在村里養過魚，甚至魚在村民的飲食結構里也甚為少見，楊金周對于自己的投資也只是抱著試試看的心理。但在2013年8月筆者進行跟蹤調查時發現，這個魚塘已經荒廢，楊金周并沒有取得預期的成功。可以理解的是，當條件具備或者機會出現時，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夠同時把握住時機。對于不同的村民來說，玉獅場道路修通的意義也是不一樣的。一些有能力的人家抓住機會，加入到商品經濟的潮流中，經濟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由于經驗、技術、能力的局限，部分村民從道路修通上所獲得收益相對有限。村中甚至傳出了一種聲音:“道路雖然修通了，但只有15%的人從中受益”。他們認為使用道路也是需要成本的，車票和運費對于一部分村民來說仍然是不小的負擔。顯而易見的是，玉獅場必然要出現“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現象，村民間的貧富差距出現了逐步擴大的跡象，以財富為尺度的社會分層正在顯現，進而使傳統社會中因年齡、輩分、親緣關系而形成的社會地位發生改變，形成新的社會身份差異乃至政治地位差異。

3.保守還是開放?———社會文化的發展趨向文化變遷是一個漸進的、相對較為緩慢的過程，在短期之內難以觀察到其顯著的變化。但毋庸置疑的是，道路的修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進信息的傳播、人口的流動和物資的流轉，進而引起生計模式、生活方式乃至思想觀念的進一步轉變。如果我們把修路事件當作一個變量，則可對其他相關的因素進行考察，分析其變與不變的原因。村寨景觀是玉獅場最為直觀的變化。村寨聚落是人類與其生存環境發生的最為直接的關系之一，村寨景觀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說明其物質環境及其對村民的意義也在發生著變化。在2008年1月份筆者第一次進入玉獅場時，遠觀村寨，其就是一座座散落在山坡上的木楞房所構成的普米族傳統聚落:房屋被煙火熏染成煙灰色，與山坡上的樹木和田野渾然一體，和諧而寧靜。在外人看來，這就是一個少數民族村落所應有的景致，也是玉獅場“被認為”較好地保留了普米族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因素，如陳哲就主張玉獅場人必須保留木楞房、拒絕磚瓦房。對村民而言，木楞房及其里面的生活卻是不得已的選擇，這種景觀被他們視為經濟落后、生活貧窮的一種表現，更多人向往的是寬敞明亮的磚瓦房或“小洋樓”。不可否認，木楞房與玉獅場人的傳統習俗和生計方式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但在某種程度上已經不適于人們對現代物質生活的需求。于是在道路修通之后，通過政府部門的扶持，近幾年來玉獅場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磚瓦房，村落景觀已經大為改變。對外人而言，玉獅場已經失卻了普米族村寨的“特色”，而村民則認為這是他們正在“趕上”外面的生活的一個標志。讓普米人永遠住在“傳統的”木楞房里，這只是外來者的一廂情愿。這種變遷是必然的，只不過道路的修通加速了這種變遷。村寨景觀的變遷首先更多地表現在物質層面上，精神層面和制度層面的相對要遲緩得多。在村落格局和居所環境中所發生的人與空間關系的調整，也是一個潛隱和漸進的過程。玉獅場村新建院落的建筑材料變了，但仍然大致保持了原有的結構，無外乎上方的正房(普米語“正代”，下同)、左右兩側的廂房(“潑羅”)、下方的牲口圈(“甕”)、中間的院壩(“容迪)，而作為普米族日常生活和儀式活動中心的火塘，可能已經開始使用上了瓷磚和電器，但其基本結構和其上的儀式與禁忌仍然被很好地保存下來，家人或來客在火塘上的座次依然長幼有序、男女有別;在節慶或婚喪儀式中，依然要在火塘上“祭三腳”，等等。道路的修通并不必然帶來觀念的“開放”，一直被河西鄉的其他普米族村寨視為“保守”的玉獅場依然如故，楊國棟老人的葬禮事件充分說明了這一點。2012年底，村中86歲高齡的普米族“詩比”楊國棟老人去世，一位一直跟蹤拍攝楊國棟的紀錄片導演希望能夠拍攝老人的葬禮，尤其是隆重的“給羊子”(“戎肯”)儀式，雖然這位導演已經與楊家結下了非常密切的關系，并通過多方游說，但老人的幾個兒子多番爭論后還是無法達成一致的意見，最終拒絕了拍攝。在楊家人看來，葬禮中的給羊子儀式是兒孫與亡靈最后一次“親密接觸”，是神圣而莊重的，外人或攝像機的在場將打破儀式的肅穆，是對亡靈的驚擾。值得討論的是，頗具現代意味的影像技術與古老的給羊子儀式之間似乎仍然存在著一種隔閡，影像所具有的記錄、展映、傳播功能及其先天被賦予的“娛樂”特質［12］，與葬禮儀式所具有的私密、神圣、悲痛等情感之間顯得格格不入。由此可見，道路的通達使人們能夠更容易進入村子，但并不意味著可以輕易打破傳統文化原有的慣性。這種文化的慣性也得到了其他力量的推動。由于箐花村委會是云南省文化廳命名的“普米族傳統文化保護區”，加之陳哲“土風計劃”在玉獅場的推動，一些項目的實施給村民帶來了實際的利益，因而當地人對“民族傳統文化”的認識相對更為深刻，無形中增強了村民的文化自覺意識，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認為固守傳統是一種消極的“保守”。此外，由于普米族是“人口較少民族”，全國人口僅4萬多，也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普米族民眾的文化危機意識，對于一些可以標明其民族身份的文化事項，如普米語、火塘、“給羊子”、三大節(吾昔、清明、中元)等，反而多了一種保護和傳承的意識。不得不提及的是玉獅場村社會風氣的變化，這是外來者和當地政府官員，甚至是本村村民的普遍看法。在2005年之前，玉獅場是一個民風淳樸、和諧寧靜的村寨;在經歷了這一系列事件之后，已經變得人心不古、吵鬧紛擾。在筆者看來，其中原因在于:一是道路的修通促進了物資的流通，使商品意識和競爭意識逐漸強化，難免出現“錙銖必較”的現象;二是玉獅場修通道路的艱難過程，使村民的權利意識逐漸覺醒，自我意識不斷增強，他們開始通過各種手段主動爭取和維護自己應得的利益;三是村寨權威與意見領袖的缺失:按村民的說法，在原村委會主任楊周澤以及“詩比”楊國棟等德高望重的長者去世之后，村中已經沒有人能“壓”得下來了。涂爾干(EmileDurkhem)認為，作為社會其他關系的基礎，社會整合方式必然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生改變，玉獅場“社會風氣”的變化，正是其所謂“機械團結”向“有機團結”的轉變，傳統社會中基于情感、道德、理想之上建立的聯結關系，必然向因生活需求和功能依賴而形成的相互依存關系轉變，最為明顯的特征是以物質利益為根本內容的經濟關系。這在某種程度上，或可說明玉獅場也正走在T•帕森斯所言的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道路上［14］29，人們的價值觀念、生活態度和行為規范都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

綜上，在經歷了修路事件帶來的喧囂之后，玉獅場的生態環境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壞，但在傳統文化的慣性和國家政策法規的制約下，這種破壞正得到有效的遏制和修復，村民已經意識到，道路的修通并不意味著可以對森林無節制的開發。而在傳統農耕已經喪失競爭優勢，道路的修通將他們融入更為寬廣的市場經濟過程中之時，村民內部的競爭及與外界的競爭將日趨激烈。在如此態勢下，村莊原有的寧靜或將一去不返，道路帶來的人口流動、物資流通、信息傳播將不斷加劇村莊文化變遷。

四、結語:道路的隱喻———全球化或現代性?

“修路”已然成為玉獅場村村寨發展歷程中一個重要的事件，圍繞這一事件，村寨經歷了一系列的變遷。一方面，修路事件本身引起外界的廣泛關注，使玉獅場成為一個超越了地方經驗的“著名村莊”，各種信息和觀念伴隨著不斷涌入的各色人等迅速傳播;另一方面，道路的修通為村民發展經濟、提高生活水平創造了條件，生計方式和生活方式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我們的調查發現，在道路修通之初，確實引發了一波砍伐的熱潮，也曾使村民的情緒迅速高漲，但這一切很快歸于平靜和有序，玉獅場似乎又回到了原來的軌道上，這一過程不啻為一種彈持現象。薩林斯的研究表明，“非西方民族為了創造自己的現代性文化而展開的斗爭，摧毀了在西方人當中業已被廣泛接受的傳統與變遷的對立、習俗與理性的對立的觀念，尤其明顯的是，摧毀了20世紀著名的傳統與發展對立的觀念。”［1］125道路的實質是一種通道，對于社區的價值就在于溝通內部和外部，而所謂“外部”是可以無限延展的，甚而擴充到全球化的語境之中。道路的修建和使用無疑將使云南偏遠山區的少數民族擺脫“與世隔絕”的狀態，最終被納入全球化的軌道之中，而現代性的建構也將是不可避免的。對玉獅場普米族歷史變遷的研究表明，所謂“傳統”也不過是一種始終處于變遷過程中的傳統，而民族文化的產業化(商品化?)則表明，所謂“現代”也需要根源于傳統，我們所需要關注的是，關于“過去”的知識是以何種方式在“當前”的生活中得以表達，并進而產生其影響的。在道路通達所帶來的熱望消退之后，在國家嚴格的生態法規限制下、在民族傳統文化的慣性中，村民如何運用現有資源和外部條件獲得更大的發展動力，卻又陷入了另一個困境之中。2013年8月間，蘭坪縣政府決定加大對玉獅場發展和保護的扶持力度，把進村道路改造為彈石路、解決人畜飲水問題，同時也采取一系列措施推進普米族傳統文化的傳承保護，并借此推動文化產業和旅游業的發展。玉獅場獲得了另一個重要的發展機遇，也必將發生更為深刻的社會文化變遷。

作者：朱凌飛單位：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云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