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小說的忠義思想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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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漢論壇雜志》2015年第十期

就總體性的話語建構而言，抗戰小說是主流意識形態工程的一種文學編碼。它書寫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民眾進行抗日戰爭，講述這場戰爭的起源、進程與結局，既揭示日本帝國主義必然滅亡的歷史邏輯，又歌頌中國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在濃厚的救亡意識中包含著鮮明的革命話語。也正是在這種救亡意識中，中華民族古老的忠義思想在現代反法西斯戰爭中煥發出新的活力，重新凝聚了民族愛國精神。從這個意義上講，抗戰小說在為主流文化編碼的同時，也在為忠義思想作傳，并昭示出這一傳統文化精神作為民族集體無意識在現代政治舞臺中所釋放的巨大能量。

一、忠義思想與民族政治認同

忠義思想早在中國先秦時期就已經形成，而后經過世代傳承，逐漸成為民族文化傳統，既成為封建大臣或古代知識分子的自覺政治訴求與道德追求，也演化為普通民眾的民族集體無意識。比如，屈原“竭忠盡智以事君”，諸葛亮輔佐蜀漢劉備父子“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岳飛以“事君以能致其身為忠，居官以知止不殆為義”律己，文天祥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自勵。自北宋末年以后，伴隨著民族危機日益突出，楊家將抗遼、岳飛抗金的故事等以故事、說書或通俗小說如《楊家將演義》、《說岳全傳》等的形式在底層民眾中廣泛流傳，忠義思想迅速滲透到民間文化之中，進而演變為包括婦女、兒童在內的全民性的集體無意識。而像《三國演義》、《水滸傳》之類家喻戶曉的通俗小說，同樣通過諸葛亮、關羽忠于劉備與蜀漢、宋江等梁山好漢忠于宋王朝等故事，進一步強化了民族的忠義思想。就實質意義講，忠義思想是一種保家衛國、抵御外侮的愛國思想，體現了民族成員對本民族的文化與政治認同。所謂忠義，正是民族共同體成員對民族和國家的忠誠與誓死守護。作為一種愛國思想與民族政治認同觀念，忠義思想往往在民族危機爆發時刻表現得更加典型與突出。換言之，民族政治的內憂外患常常是觸發忠義思想的重要歷史契機與深刻土壤。作為古老的文化傳統或文化原型，忠義思想廣泛地滲透到小說敘事之中，成為中國小說敘事的重要主題范型。不但古代的《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如此，而且現當代抗戰小說也是如此。“日本的入侵，是中國近代以來最為慘重的災難，也最大限度地喚醒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反過來說，正是由于中國民族主義的覺醒，才使中國頂住了在軍事和國力上占有絕對優勢的日本”①。抗戰時期中國民眾的民族意識及其覺醒，正是以民族忠義思想為基礎的。在抗戰小說中，民族忠義思想與現代愛國精神緊緊融合在一起，成為一條極其耀眼的主題紅線，而對中華民族的高度政治認同則是忠義思想的精髓。

忠于中華民族，不當亡國奴，堅決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屠殺與奴役，誓死保衛國家領土的完整，捍衛民族的尊嚴，維護民族的生存與延續，集中體現了民族兒女的忠義思想，也是抗戰小說中忠義思想最為突出的表現。在抗戰小說敘述中，與日寇血戰到底，報仇雪恨，是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民眾發出的強烈呼聲，炎黃子孫與中華兒女的身份成為聯結民族精神的共同紐帶。“農民的愛國心和民族自尊心是非常強烈的。他們面對的現實是：強敵壓境，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家園，自己的妻子兒女都沒有了保障。他們要求保家衛國，他們要求武裝抗日”②。在很大程度上，抗戰小說所表現的正是中國廣大普通民眾的忠義愛國精神，與他們為保衛國家所做出的巨大貢獻。在柯藍《洋鐵桶的故事》中，面對日軍的“三光”政策，沁源農民李四哥發出了如此怒吼之聲：“破命跟他狗日的鬼子干，咱們沁源人一個也不投降，一個也不當漢奸，誰個變了心，沒種！”國恨家仇，民族的尊嚴與信念，促使李四哥這樣的廣大中國農民自覺走上武裝抗日、保家衛國的道路。在孫犁《琴與簫》中，因為少年女子大菱、二菱兩姊妹在抗戰中被日軍打死，與兩姊妹非親非故的北洋淀船夫斬釘截鐵地說：“就是為了這兩個孩子，也要干到底！”對船夫來說，民族危難之際民族的命運聯系著個人命運，生活的意義在于與全民族同呼吸、共命運。在劉流《烈火金鋼》中，冀中平原的何世清老漢對著同胞大聲疾呼：“咱們都是黃帝的子孫！跟著祖先的榜樣吧！寧為戰死鬼，不作亡國奴！”何以如此？

一方面是因為作為炎黃子孫，中國民眾寧死也不甘屈服于日本人的鐵蹄，民族的尊嚴不容冒犯，民族的政治認同深深地烙印在了他們的頭腦之中。另一方面是由于日寇的來犯從根本上毀滅了中國民眾的生存夢想。正如何世清哭訴的那樣：“在過去咱們張王李趙，是各管各家，各管各院，各掃門前之雪，不管他人瓦上有霜。總有人想著，誰來給誰納糧，作順民，樂忍耐。如今看來，這都是作夢了！這個夢葫蘆，叫日本鬼子的刺刀給穿破了！”在老舍《四世同堂》中，北平城里的詩人錢默吟原本與世無爭，夢想過著逍遙自在的隱逸生活，然而卻因為漢奸的告密，被占領北平的日本強盜投入了大牢，面臨著殺頭的滅頂之災。家破人亡的處境終于使他無法“偷生”，轉而投入到抗日大潮之中。民族兒女為了民族的解放與自由而不惜英勇獻身，是抗戰小說中忠義思想的另一重要體現。“戰爭變化了中國，而變化得最迅激且最巨大的是鄰近戰爭的地區。那里有無數兵士兄弟們為衛國守土的流血的戰斗，有廣大民眾武裝起來保衛家鄉的誓死的斗爭，有抗日政權的巨人般的出現……”③在民族危機的嚴峻時刻，中華兒女要踐行對民族的忠誠，要參加保家衛國的戰斗，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甚至自己的寶貴生命，而絕不是僅僅說幾句空話，喊幾句口號，發幾句誓言。這樣，既維護了民族與國家的利益，也捍衛了作為中華兒女的榮譽，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氣節。從這個意義上講，中華兒女對民族的忠義是用自己的生命和鮮血譜寫的華麗樂章。馬烽、西戎《呂梁英雄傳》中的張忠老漢人如其名，忠昭日月。他被日軍抓住后，被逼著給日軍帶路。為了保全鄉親們的性命，張忠設計把日軍引到懸崖邊，然后抱著鬼子小隊長一齊跳下懸崖，壯烈殉國。李曉明、韓安慶《平原槍聲》中的戰委會主任馬寶堂老漢，面對鬼子和漢奸的淫威，寧肯被日本人和漢奸用戰馬活活拖死，也不向鬼子透露半點八路軍的消息，就義前還大義凜然地宣布：“我堂堂正人君子，怎么能賣主求榮。一死有之，豈能懼哉。”《烈火金剛》中的何世清老漢，在帶頭反對敵偽組織選舉維持會的活動中寧可被活埋，也不向賣主求榮的高鐵桿下跪，聲稱：“我上跪天，下跪地，跪夫子圣人，跪我的生身父母。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能跪。”不難看出，這些作品中的普通中國民眾，為了民族的榮譽與個人尊嚴，在生死危難時刻表現出了非凡的英雄品質，面對侵略者與漢奸的淫威，寧愿站著死，不愿跪著生，表現了崇高的民族氣節。他們用自己的寶貴生命寫下的，是中華民族寧死不屈的民族精神，也是對中華民族的絕對忠誠。

與漢奸勢不兩立，堅決消滅漢奸，是抗戰小說中忠義思想的又一重要內涵。如果說，忠義是對民族和國家的忠誠，那么，投敵為奸則是對民族和國家的背叛。在歷史上，岳飛的“忠”受到全民景仰，秦檜的“奸”則遭致全民唾棄。當時的革命對象是什么？一個是日本帝國主義，再一個是漢奸。④在抗戰小說中，鋤奸也是忠義思想的題中應有之義。老舍在《四世同堂》中表現出對漢奸大赤包們的極度憤慨：“大赤包們不是人，而是民族的臟瘡惡疾，應用刀消割了去！不要以為他們只是些不知好歹，無足介意的小蟲子，而置之不理。他們是蛆，蛆會變成蒼蠅，傳播惡病。在今天，他們的罪過和日本人一樣的多，一樣的大。所以，他們也該殺。”抗戰時期，漢奸出賣國格與人格，出賣民族的利益，與日本侵略者沆瀣一氣，為虎作倀，認賊作父，引狼入室，已經淪為民族的敵人，不僅可恥，可恨，而且勢必受到民族內部的堅決清洗。所以在《洋鐵桶的故事》中，白胡子老漢一邊要求支隊長對天打槍，一邊說誰要在抗日中“變了心”、“當了漢奸”，就可以開槍打死他（她）。在孔厥、袁靜《新兒女英雄傳》中，抗戰最后勝利的標志不僅是黑老蔡、牛大水等帶領八路軍攻克了縣城，擊斃了鬼子司令龜板，而且是殺死了何世雄、張金龍兩位大漢奸。在孫犁《風云初記》中，原本是革命營壘中一分子的蔣俗兒叛變投敵，結果受到了群眾的同仇敵愾與人民政府的堅決鎮壓。在《烈火金剛》中，叛變事敵的何大拿父子最終受到了民族內部最為嚴厲的懲罰，而肖飛等武功高強的游擊隊員時常深入敵營的重要秘密任務乃是鋤奸。

二、忠義思想與民族集體無意識

瑞士精神分析學家榮格指出：“創造的過程，在我們所能追蹤的范圍內，就在于從無意識中激活原型意象，并對它加工造型精心制作，使之成為一部完整的作品。”⑤對榮格來說，文學創作很大程度上就是代“集體無意識”立言，作家就是“體現整個人類無意識的精神生活并使之成形的人”。所謂集體無意識就是以無意識形式表現出來的超個體、超歷史的人類集體文化精神，是人類遠古時代形成而遺留至今的種族記憶，或人類集體經驗經過“無窮無盡的重復”在心理深層的積淀。正如榮格所說：“或多或少屬于表層的無意識無疑含有個人特性，我把它稱之為‘個人無意識’，但這種個人無意識有賴于更深的一層，它并非來源于個人經驗，并非從后天獲得，而是先天地存在的。我把更深的一層定名為‘集體無意識’。選擇‘集體’一詞是因為這部分無意識不是個別的，而是普遍的。它與個性心理相反，具備了所有地方和所有個人皆有的大體相似的內容和行為方式。換言之，由于它在所有人身上都是相同的，因此它組成了一種超個性的心理基礎，并且普遍地存在于我們每一個人身上。”

忠義思想在抗戰小說中之所以被書寫，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它是一種古老的民族文化精神。這種古老的民族文化精神在歷史長河中已經成為民族集體無意識，扎根于中華民族每一個成員的深層心理結構之中，因此勢必在抗戰小說中打下深深的烙印。而作為民族集體無意識，忠義思想在抗戰小說中表現了一些獨特的特點，顯示出與現代自覺的革命思想較為明顯的區別。第一，忠義思想在激發廣大民眾民族愛國意識、發動群眾抗戰過程中具有自發性。從革命話語角度解釋，抗日戰爭既是一場民族戰爭，更是一場革命戰爭。因此，許多抗日志士參加抗日戰爭是由于接受革命理論、革命意識覺醒的結果。比如，對楊沫《青春之歌》中追求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林道靜來說，她“參加改變現實的斗爭———也就是走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斗爭的道路”，即抗日救國的道路，而不“走安分守己、茍安一時的道路”⑦，正是接受共產黨員盧嘉川等人革命意識灌輸，從而自身革命意識開始覺醒的結果。然而，在許多抗戰小說的描述中，中國民眾并不是像林道靜那樣受到革命思想誘導而自覺走上抗戰道路的，相反，是在忠義思想這種集體無意識的驅使下自發地進行抗敵斗爭的，或者說，他們的抗日斗爭很大程度上帶有朦朧的、無意識的色彩。無論是《洋鐵桶的故事》中的李四哥，還是《烈火金鋼》中的何世清，無論是知俠《鐵道游擊隊》中的劉洪、王強、芳林嫂，還是馮志《敵后武工隊》中的魏強、趙慶田，雖然后來都接受了革命政黨的思想灌輸與組織領導，但最初都是在日本侵略者殘酷迫害中自發地走上向侵略者討還血債的抗日道路的。《呂梁英雄傳》中的農民周毛旦，更是在見到自己的親人被日軍殺戮、侮辱之后，頓時怒不可遏，當即與日本鬼子搏斗———順手拿起手中的扁擔，奮不顧身地砍向日本兵的后腦。至于馮德英《苦菜花》中的柳八爺，曲波《橋隆飆》中的橋隆飆與莫言《紅高粱》中的余占鰲等等，本是打家劫舍、殺人放火、與革命精神格格不入的土匪首領，卻都在國難當頭之際，不約而同地走上了抗日殺敵道路。柳八爺槍法神準，使敵偽聞風喪膽。橋隆飆在山東三古鎮組織“‘飆’字軍”，既“打土豪劣紳，也打地主惡霸；對偽鄉長、保長手下無情，對豪商巨富更是絕不放過”，又“打鬼子，也打漢奸……”而余占鰲既不接受共產黨的收編參加革命，也不接受國民黨的招安坐享高官厚祿，卻把抗擊日本侵略者視為中華男兒的本份或責無旁貸之事。他心底里最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日本強盜的來犯、奴役與凌辱，所以，他一面“殺人越貨”，一面卻“精忠報國”。為抗日赴湯蹈火，在所不辭。與日本鬼子正面開戰，毫不退縮。在他的心中，“能打日本就是中國的大英雄”。民族戰爭的爆發甚至由此改變余占鰲們的人生軌跡，使他們在民族戰爭的洗禮中浴火重生，脫胎換骨，由一介草寇成為了不起的民族英雄。第二，忠義思想在組織中華兒女反抗外敵入侵、打擊日本帝國主義上具有全民性。“1931年，日本侵占滿洲以及后來對整個中國的侵略，激起了農民群眾的全面動員，投入反對侵略者的戰爭。”

⑧在抗戰小說的描述中，忠義思想決非個別現象，相反卻具有全民性的深厚思想土壤。無論男女，無論老幼，無論文化人還是文盲，無論屬于哪一階級或社會階層，無論何種職業，只要是中國人，都表現出了對中華民族與民族國家的無限忠誠與熱愛，并勇于保家衛國，對日作戰。最難能可貴的，是無數的老人、婦女與兒童，雖然力量弱小或年老體弱，卻渾身是膽，不懼強敵，毅然與鬼子不共戴天。管樺《小英雄雨來》中的雨來、華山《雞毛信》中的海娃、徐光耀《小兵張嘎》中的小嘎子，等等，雖為少年兒童，卻無所畏懼，敢于與日寇斗爭，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們對民族與生俱來的忠誠，或者在于祖、父輩忠義精神在他們身上的文化遺傳。《烈火金鋼》中的大女、金蘭姐妹、老奶奶、田大姑等大批農村婦女，孫犁《荷花淀》、《囑咐》中的水生嫂，《鐘》中的尼姑慧秀、《“藏”》中的少婦淺花等等，她們均不識字或識字不多，談不上受到什么文化教育，但對抗日的決心與對民族的忠義卻絲毫不亞于男性。至于《洋鐵桶的故事》中的白胡子老漢、《呂梁英雄傳》中的張忠老漢、《烈火金鋼》中的何世清老漢、《平原槍聲》中的馬寶堂老漢、馬大娘等等，作為飽經世事滄桑與人間百態的老人與普通農民，他們在抗戰中更是表現出了堅決的態度與剛烈的品性。總之，在這些缺乏正規文化教育的兒童、婦女與老人身上顯現出來的忠義思想，實際上發源于民族集體無意識的深厚積淀，得益于宋元以來民族文化大傳統向小傳統的轉化。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唐宋元明清時期俗文化中到處可見的天理、良心、忠孝節義之類的說教，則是雅文化向俗文化廣泛滲透的結果。”⑨第三，忠義思想在發動群眾抗戰、激發民族情緒方面具有儀式性。“個人無意識主要是由各種情結構成的，集體無意識的內容則主要是‘原型’。”⑩“原型”是集體無意識的重要內容，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人類祖先反復重復的人生經驗與心理殘跡，在文學作品中則表現為神話、儀式、象征、意象、主題或母題以及人物等等。正如弗萊所指出的：“神話是一種核心性的傳播力量，它使儀式具有原型意義，使神諭成為原型敘述。因此，神話就是原型，雖然為了方便起見，我們在提到敘述時說神話，在提到意義時說原型。”

正是通過一些儀式性的活動，通過一些文化象征符號的觸發，通過一些生活意象的感染，集體無意識得以具體地展開，并不斷在人們的心理結構中得到強化乃至一代接一代地傳承下來。在抗戰小說中，作為民族集體無意識的忠義思想一方面體現在民族的抗日活動之中，另一方面通過一些嚴肅而神圣的儀式活動得以展開。比如，在《洋鐵桶的故事》描述中，在村莊受到日軍的燒、殺、搶、掠之后，先是李四哥帶頭成立游擊隊，立志報仇，繼而人群中走出一位白胡子老漢，他要求支隊長對天打槍，并在槍響之后領頭下跪，然后“人人嘔著嗓子，含著淚喊道：‘沁源人誰不報仇，變了心，我們就這樣打死他，一定這樣打死他！’”在這一場景中，支隊長對天開槍，大家在白胡子老漢帶領下一起下跪，齊聲宣誓報仇不變心，既帶有儀式性質，又充滿神圣意味，非常有力地強化了廣大村民的復仇意識與愛國意識。在《烈火金鋼》中，何世清等人收拾了一壇被日軍殺害的“親人的血”，人們知道后失聲“痛哭”，并跪在地上磕頭行禮，情形“驚心動魄”。然后何世清號召大家埋葬這壇民族血，并三叩首。這里的鮮血正是引起民族深仇大恨的見證，也是激發全民報仇雪恨的動力。這里的下跪、叩首等等，也是神圣化了的儀式活動，是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紐帶。可以說，這些帶有獨特民族色彩的儀式意味著對祖祖輩輩忠義愛國傳統的重復與傳承，是無數代人長期抗敵御侮生活經驗的積累，都具有文化原型的意味。正是抗日戰爭的特殊時代背景，再次把這些以忠義為要旨的文化原型激活開來。

三、忠義思想與現代民族國家構建

抗日戰爭的政治目的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就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歷史而言，無論是革命還是抗戰，其目的都在于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即擁有主權和獨立的國家，實現民族的獨立。從抗戰小說中，不難發現作為一種古老的民族文化資源，忠義思想在中華民族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進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也遺留了某些不易被人察覺的負面影響。首先，在現代民族國家構建中，忠義思想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革命提供了深厚思想基礎，也因此受到了革命主流話語的積極接納。指出：這五十多年來的革命的經驗教訓是什么呢？根本就是“喚起民眾”這一條道理。……只有動員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才能戰勝帝國主義，才能戰勝封建主義。現在我們要達到戰勝日本建立新中國的目的，不動員全國的工農大眾，是不可能的。輱訛輥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的一時強大，抗日戰爭注定是一場全民的戰爭。發動工農群眾，喚醒他們的政治意識，啟發他們的革命覺悟，讓他們自覺投入到戰爭來，壯大抗日的力量，是革命領導階級實現現代民族國家構建的首要任務。對此，抗戰小說莫不進行了濃重的書寫。比如，在《呂梁英雄傳》中，武得民以貨郎身份為掩護深入鄉村發動農民抗日。在《新兒女英雄傳》中，共產黨員黑老蔡利用親緣關系動員牛大水、楊小梅加入抗日隊伍。

在《鐵道游擊隊》中，政委李正時時啟發著劉洪、王強等鐵道游擊隊員的民族意識與階級覺悟。然而，這種革命意識的灌輸，歸根結底是以廣大工農群眾的忠義思想或古老的民族政治認同為基礎的。而廣大工農群眾的忠義思想或民族政治認同與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構想或革命話語在根本利益上也是一致的。抵抗日本侵略者入侵，反抗外敵凌辱，保衛祖國與領土，是廣大工農群眾的內在要求。因為這種內在要求，他們轉而表現出對革命的擁護與積極支持。所以，孫犁《囑咐》中的水生嫂這樣“囑咐”重上抗日前線的丈夫水生：“你應該記著爹的話，向上長進。不要為別的事情分心，好好打仗。八年過去了，時間不算長。只要你還在前方，我等你到死。”《碑》中的漁民趙老金在八路軍李連長英勇抗日犧牲在冰河里之后，他永不停止地在水中打撈李連長的遺體。《新兒女英雄傳》中的牛大水、楊小梅因為忠于民族和國家，才在黑老蔡的引導下接受革命道理，從沒有文化、政治意識模糊的普通農民成長為抗日領導干部，成為革命中堅力量，成為抗戰中的新“英雄兒女”乃至新中國的柱石。

其次，在抗日戰爭與建立現代民族國家歷史進程中，忠義思想尤其在調解階級紛爭、整合各種政治力量、建立抗日統一戰線上，發揮了巨大的積極作用，并顯示出民族文化傳統的巨大包容性。在抗日戰爭中，一切必須服從抗日的利益……但是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存在也是一個事實……國共抗戰中雖然實現了第二次合作，但兩黨政治與意識形態分歧依然存在。在抗戰陣營中，有著不同甚至相互對立的階級與階層，有著各種政治勢力，他們的政治信仰也五花八門。然而，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兄弟鬩墻，外御其侮”的古訓，忠于中華民族的集體無意識，同為炎黃子孫的政治信念，卻如同一條強大的精神紐帶把不同階級、階層、政治派別的中華兒女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忠義思想或民族觀念超越了不同的政治見解與政治主張，也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民族內部矛盾，成為民族團結一心、共同抗敵御侮的強大法寶。對此，抗戰小說提供了強有力的描述。在曲波《山呼海嘯》中，國民黨團長楊林及其兒子楊士英雖然對共產黨有黨派之見，視執政的國民黨為正統，不認同工農革命階級的政治話語，但忠于民族的忠義思想卻使他們身懷強烈的民族正義感，堅持以民族大局為重，因此與共產黨、八路軍攜手抗日，建立起抗日統一戰線，積極與賣國投降行為作斗爭。在丁玲《一顆未出膛的子彈》中，掉隊的小紅軍戰士被國民黨軍隊活捉了，即將被槍殺，但他卻要求國民黨連長用刀殺死他，留下這顆子彈去打日本人。國民黨連長感動得掉下眼淚說：“還有人要殺他的么？大家的良心在哪里？日本人占了我們的家鄉，殺了我們的父母妻子，我們不去報仇，卻老在這里殺中國人。看這個小紅軍，我們配拿什么來比他！他是紅軍，是我們叫他赤匪的。誰還要殺他么，先殺了我吧！”溝通政治對立雙方心靈的橋梁恰恰是對民族利益的共同維護，是對民族的忠義與滿腔熱血。在《敵后武工隊》中，地主周敬之、偽鄉長黃新仁一方面囿于階級成見，在執行共產黨減租減息政策上耍盡花招，另一方面在同受日寇欺壓的境遇下不忘對民族的效忠，積極為抗戰出力。李英儒《野火春風斗古城》中的偽團長關敬陶，《烈火金鋼》中的偽軍小隊長刁世貴及其手下兄弟……這些曾經投入日軍營壘的偽軍軍官與士兵，也因為身上流著民族的血液或無法消泯的忠義思想，最終投誠反正，棄暗投明。關敬陶甚至因為以身事敵而陷入深深的人格分裂與民族身份的焦慮之中。再次，由于救亡壓倒啟蒙，忠義思想在民族危機時代既為救亡與保全國家發揮了巨大作用，也為現代啟蒙精神的傳播制造了困境，在相當程度上為現代民族國家構建設置了隱形的思想障礙。“民族認同往往鎖定在一些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身上。這些歷史事件和人物（往往被稱為‘民族英雄’）被提煉為文化符號，既發揮認同的對象物的功能，又詮釋一個民族的品格。”

歷史上，楊家將、岳飛、文天祥等抗擊遼、金、元的民族英雄逐漸成為民族認同的文化符號，受到忠于民族的民眾頂禮膜拜。而在抗戰小說中，活著的革命領袖因為各種原因成為了民族認同或民眾效忠國家的新文化符號。尤其是從解放區抗戰小說開始，活著的革命領袖就被書寫為民族的大救星。比如，在《呂梁英雄傳》中，被書寫為抗日救國方針的締造者與領導抗戰勝利的英雄。在漢家山慶祝大會上，李村長總結說：“是咱們的大救星，他叫咱們鬧民兵，民兵就能鬧好；他叫咱們搬家，擠敵人，搬了家就把鬼子擠走了！擠走敵人，我們重見了天日！”隨后，人群中爆發出“是咱們的大救星”、“感謝”的共同呼聲。在《新兒女英雄傳》結尾，女兒對其他群眾說：“領導咱們把鬼子都打敗了，咱們跟著他，干什么不能勝利呀！”抗日戰爭的勝利同樣被歸功于的領導，成為被民眾擁戴的民族英雄。歌頌是人民大救星的《東方紅》歌曲，在民眾中被反復傳唱。在《鐵道游擊隊》中，鐵道游擊隊員彭亮對相片充滿無限崇拜之情，如同神靈一樣敬畏。廣大民眾通過對這一健在的革命領袖的效忠體現出特定歷史時期他們對民族和國家的忠誠，也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凝聚民族精神的積極作用。輵輥訛然而，現代民族國家的構建離不開人的主體意識的覺醒，離不開人的自由、民主、平等觀念的確立。這種對于個別革命領袖的忠誠，卻無法排除封建社會“忠君”思想乃至“愚忠”思想的雜質，并為制造新的個人迷信、復活封建帝王、“圣主”思想、一言堂大開了方便之門。“中國現代歷史的客觀邏輯（主要是日本的侵略）終于使文化啟蒙先是從屬于救亡，后是完全為救亡所壓倒。”輶訛輥緣于救亡的迫切性與廣大民眾現代意識的缺失，封建帝王思想、個人迷信以某種集體無意識的形式附著于忠義思想之中而復活于包括小說敘事在內的文化敘事之中，重現于現代文化與政治舞臺，也為后來的民族悲劇（如“”）的上演埋下了伏筆。

作者：吳道毅 單位：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