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知識分子群體的救亡宣傳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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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研究雜志》2015年第三期

20世紀20年代起，回族知識分子開啟了結成群體、壯大隊伍并逐漸從社會舞臺邊緣走向中央的發展歷程。20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對華侵略戰爭的全面發動及中華民族的全民抗戰又為回族知識分子群體的進一步成長提供了現實舞臺。其間，這一特殊的文化群體以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和參與國家時政的積極心態，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時代大潮，與其他兄弟民族及廣大回族民眾一起，譜寫了中華民族抗日救亡的光輝篇章。值此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本文擬從宣傳動員與組織實踐兩方面，對回族知識分子在抗日戰爭中的群體作為展開專門考察，謹以此來深刻緬懷抗戰時期回族知識分子群體所發揮的不容小覷的歷史作用及其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

一、回族知識分子群體的抗日救亡宣傳與動員

抗戰期間，在相同的愛國愛教理念和關注時政、投身現實共同心態的驅動下，教育、文化領域的教師、學者與其他行業接受過新式教育熏陶的新型知識分子，以及宗教教育出身、深受新思想影響的教長、阿洪等宗教界先進人士等各類回族新型知識分子展開了多種形式的抗日救亡宣傳與動員活動。

(一)以報刊、圖書為平臺的宣傳動員一方面，回族知識分子利用自身的文化優勢，積極開辦報社、書局、圖書館、閱覽室等公共文化機構，借助報紙和圖書搭建起抗戰宣傳和動員的平臺?？箲鹌陂g，回族報刊呈現空前繁盛之勢。筆者據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作了大致統計，1937—1945年期間，由回族知識分子創辦的回族報刊就有20余種，加之1937年之前創刊、抗戰期間仍續辦的10余種，抗戰期間活躍在報刊輿論陣地上的回族報刊至少有40種。這些報刊中，既有《月華》《中國回教救國協會會刊》等依托團體創辦的，也有《伊光》《綠旗》等憑借個人力量創辦的，它們遍布全國，從穆斯林聚居的西北、西南邊陲到東南沿海一帶，從平津地區到中原腹地，從日寇占領的淪陷區到國統區乃至延安邊區均有出版發行。雖然這些報刊在內容上各有側重，但宣傳抗戰大義，動員民眾積極投身抗日救亡，卻成為共同的思想主旋律。戰火紛飛的年代里，許多報刊的發行沒有定期，或僅發行幾期旋告?？?，甚至《月華》《清真鐸報》《突崛》等部分報刊伴隨戰事的變化和主辦者的顛沛流離而屢次遷徙辦刊地點或反復?？涂?。盡管如此，回族知識精英們始終堅持不懈，克服重重困難，艱難維系著這一個個面向回族大眾的抗日宣傳平臺。此外，他們還在各地創辦起大大小小的圖書館、閱覽室，努力維持并盡可能擴大北平清真書報社、成達師范學校出版部等文化服務機構的業務規模，通過編印、發行和公開展示反映社會時勢、宣傳抗戰之義的一系列圖書，在潛移默化中向廣大回族穆斯林民眾傳遞和灌輸著愛國愛教思想。尤其是北平成達師范學校出版部，不僅出版了許多伊斯蘭教教義、教法及常識叢書，而且編印了《月華》《成師?？芬约榜R松亭、趙振武等一些回族知名人士的著作和講演錄，在傳達和宣傳知識分子抗戰思想方面發揮著不小的作用。另一方面，更多的回族知識分子加入到為報刊編稿、撰稿的行列中，他們以刊物為話語平臺，通過刊發抗戰特刊或開辟專欄的方式，傳達抗戰理念，傳遞抗戰消息，動員廣大回族民眾積極抗戰，不僅編發了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和分裂的諸多時評、社論，報道了各團體組織的抗戰活動和各地區的抗戰動態，而且撰寫了大量以宣傳抗戰為主題的文章。這些文章的作者既有唐柯三、孫繩武等老一輩知識分子，也有薛文波、沙蕾等一大批知識青年。他們以筆為旗，或分析時局，或揭露日寇的侵略陰謀，或動員穆斯林大眾起來抗戰，他們不僅利用國內的回族報刊平臺宣傳抗戰，而且還在國外阿拉伯國家的報刊上發表文章。例如，達浦生、馬堅等人用阿拉伯文撰寫《告世界回教同胞書》，揭露日本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介紹中國人民英勇抗敵的情形，宣傳中國抗戰的正義性以及民眾抗戰的決心，動員海外穆斯林支持中國抗戰。這篇文章以阿拉伯文和烏爾都文先后在國外報刊上公開發表，引發了中東各國穆斯林對中國抗戰的廣泛關注與支持。

(二)以演說、戲劇、歌曲、詩歌、繪畫等為媒介的宣傳動員抗戰時期，各地的街頭、學校、劇院等等到處都是回族知識分子開展抗戰宣傳的場所。他們以各種方式走近回族穆斯林群眾，展開豐富多彩的口頭宣傳與動員。其中規模較大的是以王月波為團長，章澤群為副團長，成達師范學校畢業學生馬金鵬、金殿貴、李榮昌等10余人為團員的甘寧青抗敵救國宣傳團，該團由漢口到西安，“然后再由西蘭公路至蘭州，甘州，涼州，肅州，西寧，寧夏以及青海一帶向回民宣傳，暴露敵人摧殘回教之種種事實，激發回民之宗教熱情及愛國心，使能以愛宗教之精神愛國起而參加抗戰，保衛西北”［1］。期間這些青年學子發表演講，《告全國同胞書》，并提出“(一)決不向日本人妥協!(二)決不向敵人投降!(三)決心鏟除一切日偽組織!(四)聯合回教同胞共同殺敵!”［2］的口號，在西北穆斯林民眾中極大地發揮了抗戰宣傳與鼓動作用。除面對國內回族穆斯林演講外，一些知識精英還走出國門，面向海外穆斯林發表演說，如馬天英1938年在加爾加達發表了題為“中國現在之局勢與中國之回教”的演講①，這些演講為中國的抗戰贏得了更多國際友人的支持。與此同時，為激發穆斯林的抗日救亡熱情，沙蕾等人創作了《前進喲，伊斯蘭大眾》《揮起正義的利劍》《我那北方的家》等詩歌作品;薛文波、王夢揚、馬絲白等人創作了《中國回族抗戰歌》《中國穆斯林進行曲》《邁進》《中國穆斯林抗敵曲》等鼓舞穆斯林起來奮勇殺敵的抗日歌曲;一些青年學子還組織演出隊、歌詠團，編排演出《國家至上》等一些反映各民族團結抗日的救亡劇，發揮才藝和智慧進行多種形式的文藝宣傳。馬基光等美術工作者還創作了《民族恨》《敵機過后》《重上前線》《救護傷員》等木刻畫作品，通過畫筆記錄了這個血火交熾的時代，向世人控訴日軍殘害中國人民的暴行，展示了中國人民與日本侵略者殊死斗爭的壯烈場景［3］。

(三)教義釋析、“臥爾茲”宣講等宗教形式的抗戰宣傳與動員將動員抗日救亡與伊斯蘭教義宣傳緊密結合，是回族知識分子又一種獨特且卓有成效的宣傳方式。他們憑借深厚的宗教學養，或通過文字闡述，或通過口頭宣講，展開抗戰宣傳和動員。例如，王靜齋、謝松濤、哈德成等知名“阿林”先后撰寫并發表了《由古蘭經訓說明抗戰必勝之道》《祈戰死與舍希德》《回教教義與抗戰》②等文章，從對《古蘭經》和圣訓的深入釋析入手，以純宗教的思維和角度，引經據典地向穆斯林民眾傳達為教而戰、為國而戰的精神，以及抗戰必勝的信心。當然，還有更多的富有宗教學識的教長、阿洪將清真寺作為宣傳抗戰的陣地，在平時面向穆斯林群眾的“臥爾茲”宣講中，結合教義，聯系現實，不厭其煩地表達和宣揚抗擊侵略的正義性以及穆民為國為教而戰應有的大無畏精神，主持主麻聚禮時，更是不約而同地把祈禱抗戰勝利作為一項重要內容。毫不夸張地說，抗戰期間在清真寺里以“臥爾茲”宣講的方式開展抗戰宣傳和動員的教長、阿洪遍布全國各地。其中最著名的是寧夏的虎嵩山阿洪，他平日里結合講經布道，宣傳愛國愛教思想，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教育廣大穆民“國家興亡，穆民有責”，動員穆斯林群眾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1937年底，他專門用阿拉伯文撰寫了反對日寇、祈禱抗戰勝利的《勝利祈禱詞》，并將它在穆斯林群眾面前宣讀，還加上漢語譯文，做成抗日宣傳單，分發給各清真寺，每逢主麻日聚禮，由各清真寺的教長引領穆斯林群眾誦讀，時時刻刻祈禱抗戰的勝利［4］。這篇祈禱詞言詞真切，感人肺腑，在當時寧夏乃至全國的穆斯林群眾中產生了較大反響。

二、回族知識分子群體的抗日救亡組織實踐

進入20世紀30年代，日本對華武裝侵略逐步加劇的同時，也擴大了對回族等各少數民族的反動宣傳，還成立了“中國回教總聯合會”等偽組織，發行《回教周報》等偽刊物，妄圖通過拉攏利誘馬良等推行“以回制回”策略。有鑒于此，回族知識精英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必須建立起強有力的社團組織，依靠團體的力量，群策群力，與日寇展開針鋒相對的斗爭。抗戰爆發后，回族知識分子成立了各種類型的抗日救亡組織，展開了內容豐富的抗日救亡組織實踐。限于篇幅，僅就以下四方面作簡要闡述。第一，成立了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并很快在全國范圍內組建起相應的分支區會組織體系，有聲有色地組織領導了全國穆斯林大眾的抗日救亡活動。中國回教救國協會最初為“中國回民救國協會”，1937年由王靜齋、時子周等人發起成立于河南。1938年春，在白崇禧提議下，經達浦生、哈德成、馬松亭、唐柯三等回族知名人士的集體商議，在原來基礎上擴大規模，會址由鄭州遷往武漢(后又遷重慶)，更名為“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后又更名“中國回教協會”)，唐柯三、孫繩武等包括政界官員在內的回族知識精英紛紛加入，協會由此具有了官方色彩，成為有史以來規格最高、規模最大的回族社團組織。該會一經成立，即制定了“建立全回族的抗日統一戰線;武裝回民參加抗戰;融合回漢感情，實現各民族的大團結;訓練與組織回教青年，充實抗戰力量;向國際宣示中國各民族的統一并與一切回教國家取得密切之聯絡;救濟回族被難同胞;肅清回奸及倭寇的一切走狗;組織在淪陷區域內之回民保衛祖國”等八項工作綱領，并下設組織、調查、宣傳等部及教育、救濟、訓練等特種委員會，白崇禧任理事長，唐柯三、時子周任副理事長，達浦生、王靜齋等人任理、監事，艾宜栽、李廷弼、薛文波、王夢揚、王農村等人分別為主任，具體負責協會的各項工作。為發動和組織廣大回族青年和婦女，協會專門附設了中國伊斯蘭青年會(后更名為中國回民青年會)以及婦女工作小組。協會之下，各省市建立分會，各地縣建立支會，各村鎮建立區會。各分支區會仿照總會設立相應的組織機構，并接受總會領導。

中國回教救國協會成立之后，很快成為回族民眾開展抗日救亡實踐活動的司令部和總指揮。在知識精英們的精心組織和策劃下，協會的各項工作迅速推進，并卓見成效。以宣傳工作為例，協會成立之初，即以“團結全國回民，服務抗戰建國”為最高宗旨，制定了協會宣傳工作綱要，明確了抗戰建國理論的宣傳、暴日真相的揭露以及抗戰中國際環境的營建等幾方面工作要點，并確定了發行刊物、編制壁報、組織宣傳隊、舉辦抗戰圖書閱覽室等諸項工作實務［5］。不久，進而厘訂出內容頗為詳細的《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宣傳工作實施辦法》［6］。由此，協會的宣傳工作有計劃、有組織地開展起來，發表宣言、發行會刊③、編印叢書、編演劇本、印發傳單、舉辦圖書服務站、組織巡回宣講團等等一系列活動使得協會的抗日救亡宣傳工作開展得如火如荼，在民眾中的聲望越來越大，各地的分支區會也紛紛組建起來。據當時的記載，協會成立僅一年左右時間里，已成立分會的地區就有湖南、廣西、重慶、河南、云南、湖北、陜西、青海、四川、西康④、貴州、香港等10多個省區，還有一些省區(如福建、江西、寧夏、甘肅等省)的分會正在積極籌備中⑤。到1940年2月，連陜甘寧邊區也成立了協會的分會組織———“延安回民救國協會”。這為數眾多的分支區會組織，在協會的統一指揮下，領導著各地的穆斯林群眾開展著武裝戰斗、前線支援、戰地宣傳、演出慰問、救濟難民等形式多樣的抗日救亡活動。第二，成立回教文化研究會，聯絡回、漢族學者，共同開展服務于抗戰大局的伊斯蘭文化研究與民族團結宣揚工作。在當時全民抗戰的背景下，為增強民族信仰、增進民族團結、更好地做好抗戰宣傳鼓動工作，馬宗融等人提議利用當時重慶回、漢族學者集聚的優勢，“聯合關心回教文化及對回教問題有興趣之同志參加研究，不分國籍與教籍”［7］，組建由多民族學者共同參與的回族文化研究團體。1939年2月26日，回教文化研究會在重慶正式成立，130余名回、漢族學者參加，推舉馬宗融為總干事，聘請鄭伯奇、姚蓬子為名譽干事，下設文書、事務、編輯、交際四股，并推定薛文波任文書股干事，王夢揚為事務股干事，宋之的、鄭伯奇為編輯股干事，姚蓬子、王曾善為交際股干事。該會隸屬回教救國協會，專司回族文化事宜，成立后定期舉行座談會，研討關于回族文化的各項問題，并在《抗戰文藝》《新新新聞》等刊物上或開辦回族文化特刊，還開辟了自己的報刊園地———《回教文化》季刊，約請茅盾等一些知名學者撰文發表，以謀回族文化之發揚。為宣傳回漢民族團結抗日，該會特委托老舍和宋之的合編了抗戰劇本《國家至上》，并將其編排成四幕話劇，邀請知名演員張瑞芳、魏鶴齡擔任主演，經王靜齋、張秉鐸兩位阿洪及回協領導的認真審查，1940年4月5日在重慶國泰大劇院首次公演，其劇情之緊張、表演之精妙曾轟動全城，“連演六日，場場滿座”⑨。1941年夏又進行了第二次公演，觀眾依然爆滿，此后，桂林、成都、阜陽、貴陽等處都開始排演此劇，一時間，《國家至上》成為深受群眾歡迎、在各地被反復排演的國防劇，收到了相當好的宣傳效果。

第三，組織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等外交團體，面向海外穆斯林開展廣泛的輿論宣傳，努力在國際上為中國抗戰營造支持氛圍。1938年1月至1939年1月，以王曾善為團長，馬天英、薛文波、張兆理、王世明等5位穆斯林知識精英為團員，組成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赴埃及、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伊朗、印度、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國，圍繞中國抗戰的形勢、抗戰的正義性以及日本在近東的政治陰謀等展開公開演講;1939年2月，龐士謙、馬堅率領28名中國留埃學生組成“中國回教朝覲團”遠赴麥加，在朝覲途中散發傳單，發表演說，朝覲期間拜會了沙特國王、大臣及知名學者，宣傳了中國正義的抗日戰爭，并與日本派遣的“華北回民朝覲團”展開當面斗爭，利用廣播電臺揭露日本用飛機轟炸中國回民聚居區和清真寺的罪行及其利用個別民族敗類成立偽組織，欺騙世界穆斯林的陰謀，表達了中國伊斯蘭教界高漲的抗日愛國決心;1939年12月至1940年8月，馬天英、吳建勛、馬達五受中國回教救國協會派遣，組成“中國回教南洋訪問團”先后出訪新加坡、馬來西亞、文萊、越南等國，期間他們到清真寺和穆斯林學校，召開講演會500余次，還編印、散發了反映中國人民抗日愛國的宣傳圖片冊———《中國之回教》，用鮮活的事實使東南亞人民深刻了解到日本的殘暴與陰險，以及中國人民英勇抗戰的不屈精神?；刈逯R精英們的上述宣傳撕破日本在海外穆斯林面前“尊崇回教”的虛假面具，為中國的抗戰贏得了廣泛的同情和支持，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華僑紛紛抵制日貨，組織“援華募藥委員會”，募集藥品和現金，支持中國人民的抗日救亡戰爭。第四，發起難民收容所等各種救助組織，對戰爭中災難深重的穆斯林群眾展開多方救濟?？箲鹌陂g，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及其分支區會相互協調配合，想方設法對各地的被難群眾加以救助。例如，面對敵機在各地的瘋狂轟炸，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多次特撥急賑款，并派員分別前往湖北、四川、廣西等戰區，配合當地的分支會組織，組織開展急賑款的發放及難民的安置事宜，設立回教難民招待所，或在清真寺設立難民接待站，成立起難民服務隊等團體，具體聯系解決難民們的衣、食、住基本困難。進入冬季，協會還組織各分支會舉行募寒衣捐助行動，用募集來的寒衣為難民們抵御嚴寒。并且，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協會還為一些難民介紹工作，或開辦回民織布廠等義民工廠，招收有技術的難民充當工人，以便長期解決其生計問題;對于戰爭中被炸毀的重慶西南兩寺及河南郾城新街、湖南津市、四川南部縣、廣西柳江等地的清真寺，協會視其毀損情況酌情予以下撥救濟款項，使其得到及時修繕，在短期內重新恢復了教務活動。還有，協會利用吉隆坡僑領陳永先生慷慨捐贈的款項，在重慶觀音巖大街籌建起一所永濟醫院，專門負責對難胞及抗戰家屬提供醫療救濟，并隨著戰事的需要，不斷擴大醫院規模，使更多的難民得到了救助⑥。除回教救國協會及其分支會的救助外，一些回族知識精英還發起組織了對本地難民實施救助的地方性公益組織。例如，在1937年日軍狂轟濫炸后的上海，哈德成、伍特公等人以上?；亟虝拿x成立上?；亟虨拿窬葷鷷⒎e極奔走聯系國際紅十字會、上海救濟會、慈善團體聯合救濟會，取得了這些組織的支持與協助，先后在上海浙江路清真寺、日暉港清真寺(即今徐家匯區清真別墅)、蒲柏路小墳山及勞勃生路(今長壽路)梅勞里、福佑路清真寺、侯家浜振興公所及畏蓮街敦化小學成立了7所回民難民收容所，共收容難民3000余人［10］，很大程度上緩解了當時上?；刈咫y民無家可歸、衣食無著的凄慘狀況。

三、結語

上述回族知識分子群體的一系列抗日救亡宣傳動員與組織實踐是在相輔相成、相互推進中同步展開的。在此過程中，回族知識精英打破了民族界限和階層界限，以群體的方式不僅實現了與漢族等其他兄弟民族的團結協作，而且實現了與上下各階層、各群體回族穆斯林之間的良性互動，充分展現了其愛國愛教、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全新群體姿態與境界。正如抗戰期間回族知識分子創作的流傳于西北穆斯林中間的一首歌曲所唱:“說的是中國話，讀的是中國書，我們不講狹隘的民族，我們不分任何界限，過去的畛域完全要把它劃除……拿我們的血和肉，去拼掉敵人的頭……”［11］這恰恰正是回族知識分子群體新姿態、新境界的真實寫照。正是由于擁有這樣的全新境界，回族知識精英在抗日救亡運動中充分發揮群體智慧和才能，不僅領導并推進了回族抗日救亡斗爭達到一個新的高度，而且啟發和帶動了廣大回族民眾的思想覺醒，促進了回族社會由封閉到開放的逐漸進步。與此同時，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及其分支區會在組織和領導抗日救亡斗爭過程中，鍛煉和培養了一大批回族知識青年，壯大和發展了知識分子隊伍，從而促使回族知識分子群體的凝聚力和影響力得到進一步強化。回族知識分子群體開展的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動別開生面且富有成效。在其多形式的愛國宣傳與動員下，回族穆斯林逐漸實現了抗日救亡的思想統一;在其直接組織和領導下，穆斯林大眾逐漸實現了抗日救亡的行動統一。特別是成立中國回教救國協會，首次實現了回族組織上的大統一，穆斯林民眾在中國回教救國協會的統一組織下，在中華民族全民抗戰的洪流中，為爭取抗戰的勝利而竭盡其力。1938年主流媒體《新華日報》曾在社論中專門報道:“中國回民救國協會，回教抗敵救國宣傳團等組織的成立，以及其他少數民族的組織救亡團體請纓殺敵，都說明了有成千上萬的少數民族民眾，已參加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來，他們不僅在國內參加抗戰的偉業，還有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組織，到海外的回民中，去進行國際宣傳，使近東和全世界的回民，都同情和援助中國的抗戰?！保?2］因而，回族知識分子群體的抗日救亡宣傳動員與組織實踐是回族抗日愛國斗爭的組成部分，同時也是中華民族抗戰的重要組成部分，回族知識精英在抗戰期間的群體作為足以令后人銘記和敬仰。

作者：鐘銀梅 單位：寧夏社會科學院 回族古籍文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