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準扶貧的“黨建扶貧”模式探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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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過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以整體搬遷方式讓全體村民實現整體脫貧，過上富裕小康生活，是一個行之有效的扶貧脫貧做法，同時也能發揮社會主義優勢、以集體力量實行精準扶貧。文章分析柏洋村的扶貧脫貧歷程和成果，借鑒其經驗和做法，有助于其他地方加快扶貧脫貧進程，早日實現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目標。

關鍵詞：精準扶貧；“黨建扶貧”模式；整體脫貧；全面小康

一、前言

中國領導人非常重視人民群眾的民生問題，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1](P373)同樣，長期關注扶貧開發工作，致力于中國減貧事業，他在2015年10月16日舉行的“2015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主旨演講中指出：“40多年來，我先后在中國縣、市、省、中央工作，扶貧始終是我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我花的精力最多。”在寧德地區任職時，根據寧德的貧困狀況提出系列主張，形成《擺脫貧困》一書，在書中描述了當時寧德的這些典型特點：“閩東，交通閉塞，信息短缺，是小農經濟的一統天下。商品經濟的發展較其他貧困地區，顯得更為步履艱難。人們說起閩東，便是五個字：‘老、少、邊、島、貧’。”[2](P1-2)在當時極其閉塞、小農思想盛行的情況下想盡快扶貧脫貧，顯然容易脫離客觀實際，因此提出要發揚“滴水穿石”的精神，提出扶貧、脫貧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而是一場“持久戰”。在《擺脫貧困》的《從政雜談》篇中，提出：“我贊賞‘滴水穿石’的精神，贊賞默默奉獻的精神，提倡干部埋頭苦干，著眼于長期的、為人鋪墊的工作。”[2](P3-4)他還非常重視基層黨組織的堡壘先鋒作用，指出：“黨對農村的堅強領導，是使貧困的鄉村走向富裕道路的最重要的保證。”[2](P159)“如果沒有一個堅強的、過得硬的農村黨支部，黨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就不能在農村得到具體的落實，就不能把農村黨員團結在自己周圍，從而就談不上帶領群眾壯大農村經濟，發展農業生產力，向貧困和落后作戰。”[2](P159)可以看出，非常重視黨的基層組織建設，認為要實現扶貧脫貧就要把黨的基層組織建設作為扶貧開發事業的核心來抓，加強基層黨員干部隊伍建設，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

二、柏洋村脫貧前狀況

硤門畬族鄉柏洋村地處福建省福鼎市西北部，原本地處偏遠、交通不便，以漢族為主，也包括一部分畬族居民。全村地域面積11.5平方公里，上個世紀80年代初，該村轄有25個自然村、2700多人，70%以上的村民分散居住在以低丘陵為主、土壤貧瘠的25個小山包上，村落之間交通不便，每家每戶單門獨干，長期以來生活一直處于低收入狀況。20年前，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600元，村財負債43萬元。農民住的是茅草房、木瓦屋，人均居住面積只有16平方米，處于“一方水土難以養活一方人”的境地，是一個“無址議事、無錢辦事、無人管事”的爛攤子，柏洋村成了硤門鄉數一數二的“窮山村”。沒有現代化產業，也沒有規模化經營，自然條件不足嚴重制約該村的整體發展。借用當年去采訪的一位記者的話，“1993年，柏洋村25個自然村猶如一把散沙分散各山頭，村民居住在半山腰的茅草房中，村子唯一的產業就是幾畝田地，村民靠著幾垅山坡地，經常飽一頓饑一頓，個個窮得叮當響。雖說村里有果場，但村財已是負債連連。村里大量年輕人外出務工，不少土地被拋荒，那個時候的柏洋村被形容為‘家家竹木房、頓頓難揭鍋’”。[3]這就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柏洋村村民的生活寫照，可以說在改革開放后15年期間，柏洋村的發展實際上一直處于勉強夠溫飽的狀況，不敢奢求小康。為使居住在偏遠山區和海島的農民早日擺脫貧困，中共福鼎市委、福鼎市政府自1994年后開始改變以往修路送糧的做法，提出整村推進的扶貧開發方式，引導村民搬離交通不便的居住地，實現異地脫貧。然而這個想法遇到現實中的難題：一是農戶的積極性不高，很多農戶寧愿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傳統生產生活方式，也不愿意離開小山村；二是缺乏資金和產業，即使搬遷到山下新居住地，農戶沒有更好的發展空間，仍然留不住人。因此，上個世紀90年代，柏洋村依然發展緩慢，農戶生活難有起色。

三、柏洋村扶貧脫貧歷程

梳理柏洋村脫貧扶貧的發展歷程，大體上經歷了蓄勢待發、快速發展、轉型升級這三個階段：

1.蓄勢待發階段從改革開放一直到1994年，柏洋村不是沒有發展，而是因為受到自然因素影響，發展非常緩慢，多數村民收入僅夠溫飽，個別貧困村民還可能因災、因病等一夜返貧。1994年，在外經商的本村人王周齊被村民請回村擔任村黨支部書記，帶領大家脫貧致富。決定接過這個重擔后，王周齊首先自掏腰包10萬元，無償借給村里辦水泥化肥經營部，同時村兩委班子成員一致承諾，3年內不領分毫報酬。而后，針對柏洋村靠山接海，但人均耕地面積較少、農戶分散經營、整體效益差的基本情況，村兩委班子提出“集中土地、山海并進”的發展思路，解散村集體果場，將土地或轉租或承包，推動經營權流轉，同時成立大科農業綜合開發公司（下稱大科公司），以集中高效使用有限山地農田，300多位農民以入股、轉包、租賃、互換等形式，把土地流轉集中到大科公司。柏洋村田頭自然村畬族村民鐘昌鸞一家因此改善了收入，他將3畝承包土地轉包給大科公司后每年可得到上千元租金分紅。為了改變單一的農業產業結構，柏洋村還創辦柏洋農業開發綜合有限公司，鼓勵和扶持群眾大力發展種植業和養殖業等特色產業，引種東魁楊梅，開荒種藥材，改良無公害茶園，養殖彈涂魚等。經過6年的辛苦運作，至2000年，柏洋村終于擺脫了貧窮，村民收入日益增多。脫貧后的柏洋村反過來吸引了那些曾經一味爭著往城里走的年輕人，他們紛紛回到村里參加新村建設，成為新村建設的一支生力軍，也讓發展形成良性互動的格局。可以說，這個階段為柏洋村后來的發展打下基礎、儲備了動能。

2.快速發展階段進入21世紀，柏洋村村民生活日益富足，但村民依然分散居住在各個山頭，生活十分不便。對此，柏洋村采取“整村推進、集聚產業”兩大舉措，實施兩項計劃：第一是新村建設，籌劃將25個自然村陸續搬到山下，首先對田頭、東溪、老虎崗等10個被人稱為水、電、路“三不通”的自然村進行整體搬遷，在山下統一建設新村———永和新村。通過村居村道集中建設，騰出有限空間，再將空置流轉集中起來的3500畝山地統包給一家農業公司開展現代生態農業經營，以提高農業生產效益。第二是用地引企，騰出村公共用地建造廠房，先期免租金，吸引愿意來此投資辦企的客商，走出一條以地招企、以企興村之路，成立閩東首個村級工業區———柏洋工業小區。[3]隨著“造福工程”和高速公路移民搬遷，柏洋村村民開始向中心村———永和新村聚居，傍山依路的永和新村正在形成一個頗具城鎮規模的新聚住區。2002年，柏洋村開始建設企業園區，在前3年免租金的優惠政策吸引下，陸續招來9家企業，給本村村民創造了1300多個就業崗位。有了這些營生出路后，即便原先居住在山頭不愿搬遷的村民也開始主動要求下山，落戶到統一規劃建設的永和中心村，全村有500多人就近實現轉行就業。

3.轉型升級階段2010年9月，時任國家副主席到柏洋村調研，通過了解當地情況，提出：黨員干部要圍繞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時代主題、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部署，增強帶領廣大農民共同致富的能力，找對農村經濟轉型升級之路，推動貧困地區脫貧致富、加快發展。柏洋村正是以此為發展之路的指導，組織黨員和村干部多次赴華西村、大寨村、小崗村考察，瞄準未來發展趨勢和市場需求，提出引進高科技企業實現經濟轉型升級的構想和嘗試。通過多方協助，柏洋村引進北京鋼鐵研究總院法蘭板項目，在這個項目的有力帶動下，柏洋村形成新型材料、機械電子等產業集群。從2011年開始，柏洋村按中共中央的科學發展思路，著手實施“拓展空間、共同富裕”的可持續發展新理念。村集體出資近8000萬元，投資建設以大科生態農業園區為主體的柏洋農業科技產業園，該園區占地約3500畝，初步形成以該產業園為依托，集生產、加工、觀光等為一體的綜合性現代農業產業化體系，如今這個產業園正成為柏洋村收入的又一新增長點。2012年，柏洋村開始籌劃使用建設溫福鐵路時剩余的62畝棄土場，啟動新村二期建設，安置了巨洋、嶺坪、溪尾、甲染自然村等270多戶1100多人。現在，柏洋村除了3個自然村尚未搬遷，其余600多戶農家全部住上新房。按該村黨委書記王周齊的說法，還將對幾十戶仍居住在山上的村民實行搬遷工程，悉數搬遷到山下的新建居民點，爭取實現全村整體搬遷計劃。從2014年開始，柏洋村開始新的轉變———產業的轉型升級，將今后發展重點轉向發展生態旅游、服務業和文化產業。山上將建成3500畝的生態農業觀光區，而山下建成500畝的工業企業集中區，公路沿線則建設500畝的農民住宅區（見圖1）。除臨近太姥山外，柏洋村周邊還有楊家溪等4大景區，柏洋村就此籌劃圍繞生態旅游、服務業和文化產業的發展，引進合適的項目落地。

四、柏洋村的扶貧脫貧成效

1984年，柏洋村村民年人均收入才200元，村集體欠債達到48萬元，全村連溫飽都難以解決，遑論小康生活。1993年的柏洋村，村民只依靠茶業、林地、海水養殖等收入，人均年收入不足600元。如今的柏洋村全村區域面積11.5平方公里，耕地面積2240畝，茶果園4350畝，灘涂養殖面積800多畝。村莊占地面積300畝，轄1個中心村和3個自然村，共749戶5050人，其中畬族人口67戶307人，占12.5%，另有外來人口2200人，全村2/3多的人口現已集中永和新村居住，人均居住面積達47平方米。主導產業發展成工業、種植業和灘涂養殖業。自2012年后，由于北京鋼鐵研究總院法蘭板項目、柏洋農業科技產業園、新村二期建設等項目的建成和效益產出，全村產值和集體收入、人均收入實現井噴式的爆發，這可以從該村的一些主要經濟數據得到體現:柏洋村產值和效益自從2012年以來呈現爆發式增長，這與之前的準確定位和科學規劃密切相關。此外，該村已經開始把村財收入反哺于村民，開展各種公益補助和建設項目，在養老、助學、醫療、公共文體等活動方面有了越來越多的支出，讓村民生活的更加舒適、順心、愜意。同時柏洋村在黨組織的帶領下開展的整體搬遷也取得亮麗的成績，集中居住產生聚集效應，柏洋村的基礎設施也發生了根本性改觀。該村還提出中長期規劃，力爭到2020年實現“三三一”工程（即實現工農業生產總值達30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3萬元，村財收入1000萬元），努力把柏洋村建設成為“產業生態、環境優美、文化繁榮、社會和諧、人民幸福”的全國美麗鄉村示范點。今后，柏洋村將按照“產城結合現代村莊”的發展思路，全力推進“大柏洋”發展戰略，全面打造“三個區”（即山上生態休閑農業區、山下新興環保工業區、公路沿線美麗住宅區）。柏洋村還以改善農村生態環境、加快農民奔小康步伐為目標，以建設“生態柏洋”為主線，大力實施速生豐產林建設、高標準農田林網建設、綠色通道建設、丘陵崗地植被恢復建設等重點工程，在造林綠化方面取得突出成績，全村林地面積達10039畝。到2013年，全村村莊平均綠化覆蓋率提高到60%以上，新建中心村綠化覆蓋率75%以上，人均公共綠地面積8平方米，村域主要路、堤、渠綠化率95%以上，農田林網控制率在98%以上，宜林荒山、荒地綠化率在95%以上。初步形成“點上綠化成園、線上綠化成蔭、面上綠化成林、村周綠化成環”的優美景觀效果。柏洋村的發展成果成了“老邊窮少”地區脫貧致富的一面旗幟，吸引著周邊不少村民，他們也表示想加入柏洋村，一起走發展致富之路，村黨委書記王周齊告訴前來采訪的記者：“村里土地、資源、市場都有限，不可能再引進企業。工業化的路子走完了，我想接下來該走第三產業的路子。我想辦些大酒店、大超市、大市場，將來專門為村子周邊的核電站、旅游區提供服務。不光為了我們村，也讓周邊更多的村民和我們一起改變，變商人、變創業者，讓‘小柏洋’變成‘大柏洋’。”[4]從數據上看，對柏洋村啟動扶貧開發30多年來，農民人均收入從1984年的人均年收入200元上升到2017年的24610元，村財從欠債48萬元躍升為純收入550萬元，成為名符其實的“中國十大魅力鄉村”“中國小康明星村”。柏洋村的發展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發展的縮影，也是按當年擔任寧德地委書記時提出的“久久為功，滴水穿石”的扶貧精神體現，成為中國農村扶貧、脫貧的一個成功的案例。新農村建設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腦袋”，要把優秀文化的傳承和文明鄉風的培育抓起來。近年來，柏洋村先后投資近千萬元，陸續興建柏洋文化中心、柏洋文化禮堂和廉政教育示范基地（太姥清風苑）、農家書屋、柏洋文化宣傳長廊、孝文化主題公園等新村文化宣傳陣地，為豐富村民業余生活、提高村民精神文明提供了平臺。今后，柏洋村將有機地把孝文化、廉政文化和畬族文化三種文化結合在一起，依靠文化宣傳提高黨員隊伍和廣大群眾的思想道德素質，豐富廣大群眾的精神娛樂生活，進一步建設更加和諧、文明、友好的社會主義新型示范村，展現柏洋新村的全新人文面貌。正因此，柏洋村先后獲得全國美麗鄉村示范點、全國文明村等20多項榮譽。自2014年以來，柏洋村每年吸引2萬多人次參觀學習，2015年更吸引了約4萬人次到村參觀，2016年參觀人數增長至5萬多人次，2017年參觀人數達6萬多人次，使得柏洋村今后的發展進入良性循環，同時也讓柏洋村的扶貧脫貧經驗得到推廣，有助于其他地方的扶貧脫貧工作的學習開展。正是在全面脫貧、精準扶貧、全面奔小康的時代大背景下，柏洋村以整體搬遷為導向，以黨建扶貧為推手，以增加農民收入、壯大集體經濟為重心，搶抓“福寧高速公路建設、福鼎市全面建設小康示范村和浙南產業升級轉移”三大機遇，不斷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大力發展工業項目經濟，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完善社會服務體系，改善投資環境和生產生活條件。如今的柏洋村正成為“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

五、柏洋村扶貧脫貧的經驗總結

通過對柏洋村調研，分析其扶貧脫貧取得顯著成果的根源，有以下經驗值得思考和借鑒：1.強化黨組織建設，創建“五心”工作機制以黨建為核心，引領各項事業又好又快發展。一是強化班子建設。繼續深化和鞏固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和“三嚴三實”專題教育活動成果，以“五心”為中心，加強班子與班子之間、班子與黨員之間的團結。二是強化隊伍建設。深入開展“兩學一做”（學黨章黨規、學系列講話，做合格黨員）專題教育活動，貫徹落實好“”、組織生活會、黨員活動日和民主評議黨員工作，增強組織凝聚力、號召力。三是強化村務監督。嚴格落實“四議兩公開”等制度，定期公開惠民政策、“三資”使用情況、項目進展情況等事項，推行“陽光村務”工程。2.牢記發展理念，抓好項目帶動作用牢記“項目就是發展，項目就是效益，項目就是民生”的理念，始終堅定不移地把項目建設貫穿美麗柏洋建設的全過程。一是加強文化體育設施發展。今后將續建永和文化園項目和柏洋山地自行車競賽基地，規劃建設室內體育館、畬族苑、百米浮雕世紀墻、水鄉漁村休閑娛樂園、中國美院福鼎市柏洋寫生基地和美化亮化等工程，同時，將現有的職工文化廣場與孝文化主題公園相銜接，構造柏洋永和文化園，為村民提供休閑、娛樂、學習的優質場所。二是大力發展休閑旅游產業。引進福建省柏洋君連農民創業園有限公司，計劃投資3000萬元打造休閑農業觀光旅游項目。引進福建省福寧農耕農業綜合開發有限公司，計劃投資5000萬元打造農耕文化博物館和植物園。3.抓好民生事業，不斷推進民生改善始終牢記“民為本、民為重”，全力推進民生改善，把發展成果惠及全民。一是加強教育設施發展。計劃投入50萬元新建柏洋幼兒園教師周轉宿舍，改善師生住宿條件，保障幼兒身心健康，打造優質的星級幼兒園。二是改善基礎設施。爭取“一事一議”財政獎補政策，計劃投資110萬元新建柏洋長園至瑞云村旅游公路，與瑞云美麗鄉村和特色畬寨相銜接，形成農旅文化圈。三是加快造福工程搬遷。計劃選址斗門頭村作為柏洋造福工程三期（文成新村），占地面積50畝，總戶數100戶以上，逐步改善交通不便群眾的居住條件，加快實現人口居住集中化、園林化、社區化。4.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繼續做好保障兜底工作在國家規定的惠農政策基礎上，柏洋村另外出臺優惠措施，由村集體財政出資，承擔所有村民“三險一金”（即新農保、新農合、人身意外保險和基本養老金）費用。另外，由村集體財政出資為本村261位60歲以上村民每月發放200元的養老補貼，還興建了930平方米的孤寡老人安置點和1800平方米的老人公寓，對全村27戶41位低保對象和孤寡老人進行集中安置。而專門設立的黨員幫扶基金、教育幫扶基金，為60歲以上黨員每人每月發放300元生活補貼，幫助72戶特困群眾甩掉貧困帽子，幫扶20多名困難黨員子女上大學。同時繼續解決好困難學生、建檔立卡貧困戶子女就學難問題。

六、柏洋村扶貧脫貧的“黨建扶貧”模式探析

筆者對福鼎市柏洋村和壽寧縣下黨村等進行實地調查所了解的情況的確如《擺脫貧困》書中所言，這些貧困地區存在兩大特點：第一就是地理位置偏僻，交通極其不便，使得當地資源稟賦無法提供給外界，自然資源豐富卻因為交通不便而“先天性跛足”，當地經濟社會文化發展長期處于落后停滯狀況。第二方面又是由第一方面造成的，也正是由于經濟社會文化長期落后停滯，青壯年人才進一步流失，無法留在本地區帶動地區發展，留在這些“老、少、邊、島、貧”地方的往往是“老、少、弱、病、貧、殘”等人群，缺錢少物，常年靠政府支持維持著溫飽生活，更可能因災、因病、因殘、因學等返貧，在某種程度上，該地區的黨組織和基層組織建設也處于停頓發展狀況，人心渙散，缺少凝聚力。1988年秋天，在擔任寧德地委書記時就下鄉到寧德地區福安縣的社口鄉坦洋村調研，當時他最關注兩個問題：一是如何更好發揮農村基層黨支部的戰斗堡壘作用；二是怎么增加村集體收入。當時就特別強調：“農村黨組織，是脫貧第一線的核心力量。經濟搞上去了，黨員的理想信念、先鋒模范作用，都只能強化，不能削弱。”[5]針對在農村中存在著的“少數黨組織落伍了、散伙了，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不見了”等現象，明確指出：“為什么有的村黨支部，說話沒有力氣，農民不愿聽，那一定是因為這個黨支部的作用已經是日薄西山。”“‘上頭千條線，下頭一根針’，只有把基層組織建設好，我們的各項工作才能真正落到實處。否則，上級機關的工作就只能是自我循環式的空轉，忙來忙去只是瞎忙。”這是1990年6月，到羅源、連江、長樂等三縣開展調查研究后得出的結論。[6]正因如此，2015年11月27日至28日，在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強調：“越是進行脫貧攻堅戰，越是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7]曾經是最苦最窮的革命老區江西井岡山、黃河灘區河南蘭考在2017年初脫掉了貧困帽，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正是在強有力的農村基層黨支部和黨員干部的表率帶領下，凝聚起廣大群眾的斗志和力量，改變了貧窮的命運。2017年2月，到河北省張北縣小二臺鎮德勝村考察時就說：“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脫貧攻堅的火車頭就是黨支部。”[8]模式這一詞經常被使用，大的如“蘇聯模式”“中國模式”等，具體的如“蘇南模式”“溫州模式”“寧德模式”等。1983年費孝通就對江蘇南部的蘇州、無錫和常州等被稱為蘇南地區的鄉鎮企業通過自身發展實現非農化發展的方式做了總結，提出“蘇南模式”這一新概念，也預示一種新事物的出現，成為學術界研究和探討的一個新熱點。筆者認為模式是：在諸多現象基礎上，通過各種實踐，對經驗的概括和提升，形成具有普遍性的一般方式，是解決某一類問題的范式和路徑，也可以稱為一般方法論。把解決某類問題的方法歸納提升到理論高度就變成模式，在英文中pattern（模式）就帶有普遍性的蘊意。通過搜查百科百度，對于模式的解讀是“理論和實踐之間的中介環節，具有一般性、簡單性、重復性、結構性、穩定性、可操作性的特征。”[9]在互動百科網上，對模式解釋成是從“生產經驗和生活經驗中”提煉出來的“核心知識體系”與“解決某一類問題的方法論”。[10]這些解釋都說明了模式是從經驗到理論的升華，具有普遍性、一般性等的特點，能夠被復制、推廣。

柏洋村能從一個極其貧困的偏僻落后山區農村，通過40年的努力，迎難而上，以“滴水穿石、久久為功”的精神和毅力，不斷抓住機遇，在不同時代主題變化中發展成為沿海山區一個亮麗的明星農村，成為扶貧脫貧的典范，分析其經驗和做法，可以提煉出這樣的黨建工作機制（如圖2），這個工作機制是基層黨組織開展扶貧和建設的有效樣板，可以由此提煉出可復制可推廣的扶貧脫貧的黨建模式，而這個模式今后還可以在保持地方發展、徹底消除貧困上繼續發力。正是在村“兩委”干部之間、村“兩委”與黨員之間，圍繞“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以“五心”（工作有信心、發展有恒心、辦事有公心、為民有愛心、團結有誠心）開展鄉村各項工作，實現“五好”（領導班子好、黨員隊伍好、工作機制好、工作業績好、群眾反映好）成效。干部與黨員之間、黨員與黨員之間、黨員與群眾之間開展開門大談心活動，村黨委委員及廣大黨員對照“五心”、聚焦“四風”，誠心實意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堅持從涉及群眾利益的問題改起，由班子帶頭，明確整改責任人、整改時限，及時跟蹤督查，確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著落。2010年以來，村兩委共收集各類意見建議218條，歸類梳理成議題147個，討論決定重大事務69項。2015年以來，村兩委共解決群眾反映的熱點難點問題38件。這些做法凝聚了民心、增加了團結，促進了該村的齊心發展，也徹底改變了當地的貧困狀況，實現了整體富裕奔小康的目標。如今，各地各級黨政機關部門開展產業扶貧、交通扶貧、易地搬遷扶貧、教育扶貧、勞務輸出扶貧、健康扶貧、金融扶貧、水電礦產資源開發資產收益扶貧等等，種種“加強版”“創新版”的脫貧攻堅方法不斷推出，很多長期遺留問題都有了針對性的解決方案。然而在當今的脫貧攻堅道路上，不管各地如何因地制宜創設新的扶貧方式，黨建扶貧應該是最基礎、最具有中國特色的行之有效的脫貧攻堅模式，而這個模式正是用“五心”創“五好”的過程中彰顯其顯著和長遠的成效。“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明代壽寧縣令馮夢龍尚能心系百姓，寫下《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等傳頌名著，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和“執政為民、立黨為公”為原則的中國共產黨更要不忘初心，永遠心系廣大人民群眾，為人民群眾的福祉而奮斗、為國家的強大和民族的復興而努力。回顧這些脫貧扶貧和建設家園的歷程和奮斗，如詞令：“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今后還有更高更難更好的追求在前頭，中國共產黨人要做的，就如說過的：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只有這樣才能不斷引領人民群眾走上幸福美好的康莊大道，贏得民心，取得雄厚的執政基礎。

作者：廖中武 單位：中共福建省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