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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臺世界雜志》2014年第S3期
1.通婚傳播。通婚是古代不同國或部、族之間通過結成姻親的方式加強彼此關系的一種重要外交手段。通過通婚的方式傳入中原的西域樂舞有康國樂、龜茲樂、疏勒樂、安國樂等。這幾種樂舞集中的一次性傳入是在北周時期,和親過程中樂舞傳播比上述其他手段更為綜合與復雜。據(jù)《舊唐書•音樂志二》載“:周武帝聘虜女為后,西域諸國來媵,于是龜茲、疏勒、安國、康國之樂,大聚長安。”從這則史料中可以看到,北周武帝迎娶突厥女子為后,隨皇后而來的西域各國之樂舞也匯聚長安,這次在長安匯聚的樂舞有龜茲、疏勒、安國、康國等諸國之樂舞。其中康國樂是第一次傳入中原,此前史料中沒見到康國樂傳入的記載。龜茲樂曾于384年因前秦呂光通西域,由于戰(zhàn)爭的原因第一次傳入。疏勒樂、安國樂早在北魏通西域之時,就以朝貢的形式傳入了中原。而龜茲樂在此前呂光滅龜茲之時已經(jīng)通過戰(zhàn)爭傳入了。由此龜茲樂、疏勒樂、安國樂是再度傳入,這里也是和康國樂一樣,通過通婚的傳播途徑傳入中原。
2.商業(yè)傳播。自西漢張騫通西域以來,絲綢之路就逐漸發(fā)展起來,中原地區(qū)與西域的商貿(mào)往來極其頻繁密切。在商貿(mào)往來的過程中,文化的交流也是不可缺少的。“西域人本身就是善歌善舞,性格奔放,這些人來到中原,有的繼續(xù)經(jīng)商,有的從政,有的傳教,與其生活密不可分的樂舞自然就被這些人帶入了中原。隨著這些西域商人在中原地區(qū)的流動,其善歌善舞的生活習俗也在流播,那么西域樂舞的傳播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有關西域樂舞通過商業(yè)的傳播途徑傳入中原,屬于民間具有特殊形式的樂舞表演形式,可以從出土的一些音樂文物中得到證實。四川漢墓出土的“駱駝載樂俑”畫像磚,以及陜西西安唐墓出土的“駱駝載樂俑”,說明了西域駱駝載樂的表演樂舞的形式在中原地區(qū)已經(jīng)比較普遍了,當然這種樂舞表演顯然不同于前面所述的通過戰(zhàn)爭、朝貢等形式的西域宮廷樂舞,這是一種西域民間藝人的樂舞表演,可見,此時西域胡人已然是將西域民間樂舞傳入了中原地區(qū)。絲綢之路是東西文化、商貿(mào)交流的重要通道,在中原人民與西域各國商貿(mào)、文化交流的過程中,西域樂舞傳入中原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因此,商業(yè)傳播也是西域樂舞傳入中原的一條重要的途徑。
二、西域樂舞傳入中原的傳播效應
1.出現(xiàn)多種風格的龜茲樂與西域樂舞的文化增值。關于龜茲樂傳入中原后的繼續(xù)傳播以及在傳播中的衍變,這里要提到,自前秦呂光征討西域將龜茲樂帶入中原,“至隋有‘西國龜茲’、‘齊朝龜茲’‘、土龜茲’等”三種不同風格的龜茲樂。這是最初傳入的“原汁原味”的龜茲樂在中原繼續(xù)傳播中不斷衍變的結果,這包含著龜茲樂在傳播的過程中與當?shù)貥肺杷囆g互有影響、有所融合的一種規(guī)律。北魏時期盡獲龜茲樂,但是這種龜茲樂已經(jīng)不同于呂光通西域時期的龜茲樂,因為隨著前秦的覆滅“,原汁原味”的龜茲樂一度失傳,散落民間。在散落民間的過程中,與當?shù)氐臉肺璋l(fā)生了一定程度的交融,使得這種“原汁原味”的龜茲樂失去了其自身的一些風格和特點。但是這種失去也是一種融合與交流,在與其他樂舞接觸的過程中,會產(chǎn)生一些新的樂舞類型,同時也是對龜茲樂自身的一種風格的改變,使龜茲樂能產(chǎn)生一些新的意義與特點。正是這多樂種不斷的影響、吸收、融合、漸變的“創(chuàng)造性”的產(chǎn)生,使得龜茲樂得到一定的發(fā)展,豐富了其內(nèi)涵與風格。到了隋朝,龜茲樂已發(fā)展成為有“西國龜茲”“、齊朝龜茲”“、土龜茲”三種不同風格的龜茲樂。這三種不同風格的龜茲樂,顯然是龜茲樂自身的一種進步與增值。從“呂光滅龜茲,因得其聲”,直到隋朝的建立,這200年間,龜茲樂在長期的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在中原地區(qū)不斷傳播與擴大影響,最終與中原文化交流融合而成,是龜茲樂在傳播中與傳播地樂舞藝術之間的相互影響和融合的結果,是西域樂舞在傳播過程中的衍變或“變異”。
2.西涼樂的形成和傳播中西域樂舞的文化增值。與龜茲樂在中原的傳播相關,吸收龜茲樂中的西域樂舞因素而形成的一種具有獨特藝術風格的中原樂舞,就是西涼樂。據(jù)《隋書•音樂志下》和《舊唐書•音樂志二》記載說,西涼樂的形成,與涼州地區(qū)“中國舊樂”和龜茲樂的傳入有關,是吸收龜茲樂的因素,摻雜有“涼人所傳中國舊樂”而形成,反映了龜茲樂進入中原,被改造和利用的史實。西涼樂的淵源有三個方面,包括西涼本地樂舞、中原傳統(tǒng)樂舞及龜茲樂。這三種風格各異的樂舞在長期融合的過程中,產(chǎn)生了新的樂舞種類。西涼當?shù)貥肺柙诋敃r是比較繁榮豐富的,本地樂舞構成了西涼樂舞的基礎。當龜茲樂傳入西涼之后,在西涼地區(qū)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改造了其一定的形態(tài)與特質,雖然這種改造是一種被動的依附,但是更能使其與西涼本地樂舞融合。而“中國舊樂”本身在西涼地區(qū)一直是處于較為重要的地位,在龜茲樂傳入以前與西涼本地樂舞成為西涼樂舞的主導,當龜茲樂傳入之后,三種不同風格的樂舞彼此之間相互借鑒、吸收與融合,最終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西涼樂。因此,從這點上就可以看出,西域樂舞的傳播效應還是較大的,能夠促使一種新的樂舞類型的產(chǎn)生,這本身就是一種增值的過程,不但體現(xiàn)了其在中原地區(qū)增值的效應,也體現(xiàn)了在傳播意義上效應的增加。
3.隋唐“七部樂”“、九部樂”和“十部樂”中西域樂舞新的文化價值與意義。隋唐“七部樂”“、九部樂”和“十部樂”的主要內(nèi)容是西域樂舞,西域樂舞成為這些官方樂舞的主體成分。隋唐政權本身帶有胡人血統(tǒng),這種外來樂舞文化與中原漢族樂舞文化的交融,促進了隋唐時代多元樂舞文化的整合與發(fā)展,此時的西域樂舞文化在傳播的過程中,價值觀念發(fā)生了改變,具有了新的價值與意義。隋唐“七部樂”“、九部樂”和“十部樂”,是在西域樂舞傳入中原的積淀上,吸收多種不同樂舞文化而形成一整套制度化表演組織形式。《隋書•音樂志中》記載說,隋開皇初年下令設置七部樂。這是官方正史中以皇帝命令的形式設置樂舞,七部樂構成了一套正式的表演體系。這種程式化、固定化的表演體系經(jīng)過官方的改造已經(jīng)制度化系統(tǒng)化了,在組織形態(tài)上也比較穩(wěn)定。可以說七部樂是此后官方樂舞的基礎,是在前期傳入的大量西域樂舞的基礎上形成的部樂制度的萌芽。
“七部樂”“、九部樂”和“十部樂”中西域樂舞所占據(jù)的比重,很難從單純的數(shù)字上來考察。部樂制度的形成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不是一兩個朝代就能形成的,是從魏晉南北朝以來歷代樂舞長期交融、傳播的結果,也是西域樂舞在中原地區(qū)與中原樂舞融合、整合的結果。西域樂舞大量傳入中原,對中原地區(qū)的漢族樂舞來說,顯然是一種新鮮的事物,為中原樂舞輸入了新鮮的血液,客觀上促進了中原傳統(tǒng)樂舞文化組織形式與結構的轉變,這是一種全局性整體性的轉變,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文化的轉變。這中文化轉變在“七部樂”“、九部樂”、“十部樂”中,都有所體現(xiàn)。可以說,從隋代的“七部樂”到唐代的“九部樂”“、十部樂”,其中的西域樂舞已經(jīng)成為主體文化的一部分登堂入室,進入大雅之堂。西域樂舞的傳播,在唐代的主體文化中達到了其文化傳播的最高效應,唐代樂舞的發(fā)展也因此進入到一個“集大成”的時代。
作者:武佳單位:陜西廣播電視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