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故事研究綜述及前景展望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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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論叢》2016年第1期

摘要：曹操故事具有文本豐富、內容復雜、傾向鮮明、影響深遠等特點。20世紀以來，曹操故事研究主要是從歷史人物形象、文學人物形象等角度來展開的，雖然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但由于受到學科、文體、材料的限制，以及以人物為中心的研究思路的束縛，還存在許多問題。以中國敘事文化學的方法思路研究曹操故事，具有廣闊的學術前景。

關鍵詞：曹操；研究綜述；學術前景；中國敘事文化學

生前叱咤風云，死后毀譽不斷的歷史人物很多，但曹操絕對是最典型的一個。無論是“超世之杰”[1]55“奸雄中第一奇人”[2]3，還是“民族英雄”[3]10，曹操故事的每一次被講述，都有其鮮明的時代文化特色；而“帝魏”“寇魏”的爭論，“英雄”“奸雄”的爭論，則代表著不同時代不同階層的思想意識與文化意蘊的“對話”?？梢赃@么說，曹操故事的流變，儼然是觀察中國歷史文化變遷的一個側影。無論是作為歷史人物的曹操，還是作為文學形象的曹操，在中國歷史文化的長河中，已經變成了一個“刺眼”的文化符號。之所以稱為“刺眼”，是因為在這個文化符號身上，國人往往沒有了那種一貫的平和中庸態度，而是在褒貶態度上表現得尖銳而極端。20世紀以來，曹操研究的核心問題是對曹操其人的評價，其中不乏極端之論。然而，執著于以人物為中心的曹操研究，顯然會忽視曹操故事的豐富性，遮蔽曹操故事被講述時的時代文化因素。以中國敘事文化學的方法視角，將曹操作為一個文化形象、文化符號，將曹操故事的每一次被講述視作文化現象，從曹操故事的流變中探察其蘊含的文化意義，探索曹操故事流變的歷史脈絡和文化邏輯，對于深化、推進曹操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一、曹操故事作為研究對象的基本特點

所謂曹操故事，即是與曹操有關的故事。無論是史書的記載，還是小說戲曲的塑造，散文詩歌的論嘆，繪畫藝術的表現，凡是與曹操有關的帶有故事性質的文本，都涵蓋在曹操故事的研究視野里。故事的內容情節、人物形象以及講述故事的主體（作者或講述者）、對象（讀者或聽眾）、意圖（思想意蘊）等，則是研究曹操故事需要關注的要點。由此來看，曹操故事的流變概況大致如下：魏晉南北朝時期，作為一代雄主的曹操，其事跡主要出現在史書（正史、野史）中，情節豐富、意蘊復雜；唐宋時期，在文人的詩文及重新編修的史書中，曹操故事情節內容雖然變化不大，但曹操形象開始由雄向奸轉變，講述故事的意圖漸趨鮮明；元明清時期，戲曲小說中的曹操故事情節內容嬗變巨大，詩文中的曹操故事雖然沒有情節內容上的巨大變化，但與戲曲小說一起，完成了曹操“奸雄”形象的定型，講述故事的意圖更趨單一甚至僵化。總體來看，作為研究對象，曹操故事具有以下特點：第一，故事文本的豐富性。記錄曹操故事的文本極大豐富，史書方面，《三國志》開其端，其后《后漢書》《資治通鑒》《通鑒綱目》陸續出現，宋元以來，還出現了一大批重新修撰的三國史著，如南宋蕭常的《續后漢書》、元代郝經的《續后漢書》、明代謝陛的《季漢書》等；詩文方面，自晉代以來，詠嘆曹魏遺跡的詩歌、評論曹操的文章層出不窮，尤其是宋代以來，評論曹操、荀彧等曹魏集團的人物似乎成了文人熱衷的活動；戲曲小說方面，元代以來三國戲層出不窮，從雜劇、傳奇到地方戲，大多數三國戲均有曹操出場，而元末明初的《三國演義》則是曹操故事最成熟的作品；此外，鼓詞、子弟書等民間文藝形式中也存在著大量三國題材的作品，其中大多數有曹操出場。第二，故事內容的復雜性。從情節內容來看，曹操故事的情節內容極為復雜，既有表現曹操功過是非的故事，如史書中記載的軍國大事；也有表現曹操性格、情感的故事，如野史、筆記小說中記載的故事片段；還有表現文人趣味、宗教文化、市井意識的故事，等等。作為一代雄主，無論是他的親身經歷，還是后人追加于他的故事，曹操的故事必然是極為復雜的。此外，許多故事雖然和曹操有關，但并不是以曹操這個人物為中心，這也增加了曹操故事的復雜性。第三，故事講述的選擇性。雖然曹操故事內容情節極為復雜，但這些情節在講述中，明顯受到講述人主觀選擇的影響，使得不同文本的故事呈現出不同的思想意蘊。比如《三國志》中的曹操故事與《通鑒綱目》、蕭?！独m后漢書》中的曹操故事在情節上已經有細微的不同，思想意蘊的區別更大；而《三國志》中的曹操故事與戲曲小說中的曹操故事情節內容差別更大，思想意蘊也完全不同?？傮w而言，宋代以后的曹操故事明顯對魏晉時期曹操故事的情節進行了選擇，突出了曹操“奸”的一面。第四，故事影響的長遠性。自魏晉時期以來，曹操故事對中國語言文學、中國傳統文化甚至中國人的文化心態產生了巨大影響。以曹操故事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層出不窮、流傳至今，影響了人們對曹操的認知、對歷史的認知。曹操故事的講述對于正統觀念的傳播、憎恨奸惡心態的形成產生了巨大影響。正是在曹操故事的講述中，人們對篡逆、奸賊的認識得到了深化。

二、20世紀以來曹操故事的研究現狀

關于曹操研究的情況，前輩學人已有多篇研究綜述①，涉及文學家曹操、歷史人物曹操以及文學形象的曹操等方面。就曹操故事而言，20世紀以來的研究主要是將其作為曹操功過評價以及人物形象分析的材料進行研究。

（一）曹操功過評價研究

大體上說，20世紀以來的曹操研究，首先是從糾正《三國演義》及三國題材的戲曲等文學作品對待歷史人物曹操的偏頗開始的，思路是以《三國志》等史書為材料，論證歷史人物曹操的功績，對其重新評價。這種研究在20世紀40年代就已經頗有氣候，代表性成果有金性堯的《談曹操》（《萬歲》1943年第1卷第5期）、祝英俠的《論劉備與曹操》（《大千》1943年第1期），王璞的《認識曹操》（《人物雜志》1946年第5-6期）、王明的《曹操論》（《中國青年》1947年第7期），需火的《論曹操》（《南風月刊》1948年第2期）等文章。新中國成立以后，重新評價曹操的討論再掀高潮。1959年，中國大陸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替曹操翻案”的大討論，郭沫若的《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光明日報》1959年1月25日）、《替曹操翻案》（《人民日報》1959年3月23日）以及翦伯贊的《應該替曹操恢復名譽》（《光明日報》1959年2月19日）三篇文章成為“替曹操翻案”大討論的導火索，僅1月到7月，見于各種報紙雜志的有關曹操評價的文章有150多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等許多大學和一些科研院所組織了專門討論會，爭論非常激烈，各有會議綜述見諸報刊。這種研究的文章一般都會提到《三國演義》及系列戲曲對曹操的歪曲、貶低，如需火在《論曹操》一文中稱曹操建立了不朽的勛績，卻遭受了后世人們莫大的誤解和污蔑，“最重要的原因，是受到了《三國演義》的歪曲”[4]19。郭沫若稱：“自《三國演義》風行以后，差不多連三歲的小孩子都把曹操當成壞人，當成一個粉臉的奸臣，實在是歷史上的一大歪曲。”[3]10因而史書中所記載的曹操故事，自然成為重新評價曹操的材料依據得到重新研究。20世紀80年代以后，曹操的研究逐漸擺脫了翻案式思維，呈現出全新的面貌，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等各個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突破，研究的角度與方法也漸趨多樣，限于筆力，筆者暫不評述專業的史學研究。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史書中的曹操故事仍然是這種研究的主要材料，而各個領域內的曹操研究，與評價研究并沒有絕對的割裂，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二）曹操形象研究

曹操形象研究主要分為作為文學形象的曹操形象研究和曹操形象生成史研究兩個部分。

1.文學形象的曹操研究

作為文學形象的曹操形象研究，主要是以《三國演義》為主體的曹操形象研究。這種研究早在20世紀初就已經開始，但僅有魯迅、胡適、張冥飛等人的一些只言片語論及曹操形象，他們認為《三國演義》中的曹操并不是簡單化的，而是性格復雜的豐滿的人物形象。新中國成立之初，典型理論、階級理論被運用到《三國演義》曹操形象的研究中，人民性成為評價古典文學作品的標尺之一，如周立波的《談〈三國志演義〉》（《文藝學習》1955年第9-10期）、顧學頡的《試談〈三國演義〉的人民性》（《光明日報》1954年8月8日《文學遺產》）、魯地《我對〈三國演義〉人民性的幾點理解》（《光明日報》1956年2月28日《文學遺產》）、李景林《對〈三國演義〉傾向性的初步探索》（《東北人民大學人文科學學報》1956年第2期）、董每戡《三國演義試論》（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等論文論著均論及《三國演義》中的曹操形象，認為曹操是暴虐的封建統治階級的代表，是否定的典型。在1959年“替曹操翻案”的討論中，古代文學研究領域的學者對“翻案”的回應，也是以典型理論、階級理論等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分析曹操形象的典型意義與認識價值、鞭撻作用，如李希凡《〈三國演義〉和為曹操翻案》（《文藝報》1959年第9期）、袁世碩《試論〈三國演義〉中的曹操》（《山東大學學報（中國語言文學版）》1959年第2期）、王永生《試論小說里的曹操以及〈三國演義〉的思想傾向》（《復旦》1959年第8期）、蘇興《〈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曹操是成功的藝術典型》（《吉林師大學報》1959年第4期）等文章。這些文章最早將《三國演義》中的曹操形象作為專題進行論述，成為以《三國演義》為中心的曹操形象專門研究的肇始。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術研究逐漸擺脫了“左傾”思想的束縛，《三國演義》曹操形象研究進入新的時期。隨著政治生活中的“平反冤假錯案”、否定“”及以前的“左傾”錯誤等活動的開展，古代文學研究界急于反思1959年的“替曹操翻案”的大討論，出現了一批肯定《三國演義》以及曹操藝術形象的文章，意在消除“替曹操翻案”給《三國演義》帶來的負面影響，將《三國演義》及曹操形象的研究拉回到正常的學術研究上來。如劉敬圻《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中的曹操》（《文學評論》1980年第2期），陳鐵民《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所塑造的曹操》（《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6期），李慶西《關于曹操形象的研究方法——兼談如何看待毛氏修訂〈三國演義〉》（《文學評論》1982年第4期），沈伯俊、胡邦煒《略論“為曹操翻案”》（《社會科學研究》1982年第5期），黃鈞《曹操形象辨》（《文學評論叢刊》1982年第16期）、《真假曹操辨》（《北方論叢》1982年第3期）等。1983年，第一屆《三國演義》學術研討會召開，標志著學術界對1959年的“替曹操翻案”的全面清算。清算文章中，學者們普遍認為1959年的“翻案”混淆了史學與文學的界限，《三國演義》中的曹操是一個成功的、個性鮮明的藝術典型。代表性文章有程一中《重提舊案說曹操》[5]153–174、黃鈞《我們民族的雄偉的歷史悲劇——從魏、蜀矛盾看〈三國演義〉的思想內容》[5]30–34、吳紅《古典文學形象的藝術穩定性和變異性》[5]361–375等。此后，仍有反思“翻案”的文章出現，如王志武《〈三國演義〉中的曹操是如何對待人才的？——為小說人物曹操翻案》（《唐都學刊》2003年第1期）、沈伯俊《再論曹操形象》（《中華文史論壇》2007年第3期）、《重提舊案論曹操》（《明清小說研究》2010年第4期）等。

20世紀80年代，隨著思想解放的不斷深入，各種西方思潮、西方文藝理論不斷涌入中國，以西方理論研究中國文學成為學術界的潮流，而《三國演義》曹操形象研究也隨之呈現出多樣化的局面。文藝美學、“性格組合論”、系統論、管理學、人格心理學、文化價值論、文化心理結構等理論方法都曾被運用到曹操形象研究中。從文藝美學的角度對《三國演義》曹操形象研究的成果主要有李厚基《曹操——一個丑轉化為美的不朽的藝術典型》（《社會科學研究》1982年第5期），馬寶記、朱雨生《“英雄”與“奸雄”——〈三國志〉與〈三國演義〉中曹操不同形象的美學內涵》（《許昌師專學報》1994年第4期）等。從性格的角度研究《三國演義》中的曹操形象，應該是脫離功過評價而回歸人物本身的一種研究嘗試。許建中運用“性格組合論”[6]13–19，劉上生運用系統論[7]97–101，對曹操形象研究進行了有意義的嘗試。王理從人格心理學的角度探討曹操的性格與行為[8]68–70，董保中以小說人物與權力關系作為分析與解釋原則分析《三國演義》中曹操的復雜性格與行為[9]16–27，也是曹操形象研究中較為新穎的方法角度。此外，對于《三國演義》中曹操性格的研究，還有鄧玉景《〈三國演義〉中曹操性格探析》（《鄭州大學學報》1994年第3期）、楊仲義《曹操并非奸賊的典型——談〈三國志演義〉中曹操性格的復雜組合》（《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1期）、陳繼征《論曹操的“奸”與“雄”》（《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3期）等論文。從文化角度探討《三國演義》中的曹操形象，也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曹操形象研究中較為新穎的一個角度。雷勇《曹操形象的文化意蘊》即從文化的角度，分析曹操從歷史人物到藝術典型的過程[10]54–60。李靜《曹操生命價值得失淺探》從文化價值論的角度探討《三國演義》中曹操的追求、行為、成就及羅貫中書寫曹操的尷尬[11]87–89。賴志明《對〈三國演義〉中曹操文化心理結構的探討》則從文化心理結構的角度，分析評價《三國演義》中的曹操形象，并探討其文化心理結構的主要成因和內心文化架構[12]132–135。關四平《曹操與謀士關系新論——〈三國演義〉君臣關系管窺之三》以曹操與謀士的關系為個案，分析《三國演義》中君臣關系的文化內涵[13]1–9。此外，還有學者從管理學的角度研究曹操形象，如張靜河《從現代管理的角度論諸葛亮曹操決策之得失》（《海南大學學報》1988年第3期）、丘振聲《論曹操的用人之道》（《海南大學學報》1988年第3期）等，這一角度的研究后來蔚為大觀，出現了一大批以《三國演義》和三國人物為范例的管理類通俗暢銷書。

2.曹操形象生成史研究

進入敘事文學以后，曹操的形象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是曹操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事實，也是之所以出現“替曹操翻案”的討論以及對“替曹操翻案”反思的一個重要原因。所謂曹操形象生成史研究，即是將曹操形象在歷史上的變動看作是一個形象生成的過程，勾勒這個過程并分析探討變動的原因。這種研究范式實際上將歷史上的曹操形象與文學上的曹操形象聯系起來。自1985年陳翔華寫成《諸葛亮形象史研究》以來，形象生成史的研究范式在學術界產生了重大影響，被用到諸葛亮、趙云、貂蟬、白娘子、楊玉環等眾多人物研究上，當然也包括曹操，出現了何文《從〈三國志〉到〈三國演義〉曹操人物形象流變研究》（西北大學2007年碩士學位論文）、凌云峰《正統觀念與曹操形象的變化》（華中科技大學2007年碩士學位論文）、閆立綱《〈三國志通俗演義〉中曹操形象源流探析》（曲阜師范大學2013年碩士學位論文）、曹龍《曹操形象演變研究》（渤海大學2015年碩士學位論文）等文章。這些論文對曹操形象流變雖有大體脈絡的勾勒，但普遍有淺嘗輒止的遺憾?？傮w而言，無論是作為歷史人物的曹操的功過評價研究，還是作為文學形象的曹操人物形象研究，許多曹操故事的相關材料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和深入的研究。但是，相關研究仍有一些問題值得注意：一是由于學科、文體、材料的限制，研究的視野不夠廣闊，材料不夠豐富，有可能出現偏頗。比如“替曹操翻案”之所以受到學者的詬病與反思，很大程度上就是研究者受到了學科的限制：以史學的研究方法與評價標準，粗暴地對待文學的曹操形象，混淆了史學與非史學的界限。而對文學形象的曹操的研究，又出現了小說戲曲各行其是的局面，以小說《三國演義》為中心的曹操研究熱鬧紛呈，戲曲或其他體裁作品中的曹操研究異常冷落。形象生成史的研究總算突破了學科、文體的界限，但僅以部分材料做形象生成流變過程的勾勒，不免有偏頗之嫌。

總體而言，歷史人物的曹操研究偏重史書中的曹操故事，文學形象的曹操研究偏重文學作品中的曹操故事，沒有充分考慮到曹操故事的完整性。二是以作品尤其是經典作品為中心，既忽略了相同題材的其他作品，更忽略了相同題材的故事在不同作品之間的聯系。比如作為文學形象的曹操研究，經典文本《三國演義》成為研究的中心，數量龐大的其他小說戲曲文本受到了忽視，一方面，研究路徑上未免有“以偏概全”之憾；另一方面，忽視了相同故事在不同作品之間的互動。三是偏重以人物形象為中心，忽視與人物形象關系不大的材料；偏重對人物形象的抽象概括，忽略對故事所包含的元素和內涵的解讀。無論是對歷史人物的曹操的功過評價研究，還是對文學形象的曹操的研究，都是以人物形象研究為中心。以人物形象為中心的研究本無可厚非，但存在的問題是，材料方面，偏重與人物評價相關的以及與形象相關的表現人物性格品質方面的材料，這樣容易忽視與人物評價或者人物形象關系不太緊密的材料；研究方式方面，偏重對材料進行抽象概括，做出對人物形象的善惡是非、功過得失的判斷，而忽視對故事本身的意義和內涵的解讀。這些都充分說明，曹操故事的研究還有廣闊的空間值得開拓，而研究方法思路的更新勢在必行。中國敘事文化學，恰恰為曹操故事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思路。

三、中國敘事文化學視野下的曹操故事研究展望

中國敘事文化學為寧稼雨先生吸收西方主題學的合理內核，結合中國敘事文學的實際情況而提出的一套視野開闊、操作性強的研究思路與方法。寧先生針對近百年來中國學術深受西方學術體系影響、左右的問題，撰寫了多篇文章論述中國學術體系的重建問題②，明確提出了“以中為體，以西為用”的中國敘事文化學。在研究范式上，中國敘事文化學有兩大特點：一是以故事主題類型為中心，擺脫了以往敘事文學研究中以單一的作家作品為主體的束縛，“故事主題類型屬性的最大特點就是對于文體和單篇作品范圍界限的突破和超越。它的視野不再僅僅局限于小說、戲曲、詩歌、散文這些文體樊籠和單個作品的單元壁壘，而是把故事主題相關的各種文體、各樣作品中的相關要素重新整合成為一個新的研究個案。同時，以故事類型為核心，牽連各種相關文學材料的集結方式具有明顯的中國敘事文學呈現特征”[14]133。二是關注故事的流變，擺脫以往研究中“源流論”的影響，公平地看待每一次流變，既把握每一次流變的“個體”，又宏觀地統攝歷次流變的“總體”，從中分析歸納故事流變所蘊藏的歷史文化內涵。以中國敘事文化學的方法思路來看，曹操研究存在著廣闊的前景，主要表現如下：一是突破學科、文體的界限，以更廣闊的視野搜集更豐富的材料，實現更為全面、系統的研究。

突破學科、文體的界限是中國敘事文化學的理論創新之一，具體到曹操故事研究方面，舉凡與曹操有關的故事，無論是史書、小說、戲曲，還是散文、詩歌、繪畫藝術，只要與曹操有關的故事，都應該進入研究的視野，既不能放過對《三國演義》等經典文本的研究，也不能忽視眾多的知名不知名的、藝術層次良莠不齊的故事文本的存在，應該在努力挖掘，確保品目齊全的基礎上，盡力呈現這些作品中的曹操故事的文學文化意義。二是拋棄以人物形象為中心的研究思路，以故事情節主題單元為中心，關注故事的流變，解釋其中所蘊含的文化內涵。根據內容情節來分，曹操故事大體可以分為與曹操評價有關的故事、曹操征戰的故事、曹操愛才與忌才的故事、曹操“多智”的故事、曹操“好色”的故事以及充滿神異色彩的曹操故事，這些故事單元與中國文化中的人物評判、正統觀念、君臣遇合、崇尚智慧、君主女色、神秘文化等元素密切相關，故事情節的流變與文化主題的關系值得深入探索。三是將曹操作為一個文化形象、文化符號，將曹操故事文本、故事流變放在文化研究的視野下，將曹操故事的被講述看作一個文化命題：在每一次曹操故事的被講述時，曹操都不再僅僅是歷史人物或文學形象，而是作為文化形象、文化符號出現在故事中，無論每一次講述曹操故事的藝術成就高低如何，都是不可忽視的文化現象，深入挖掘這些文化現象背后的歷史成因與文化邏輯，有助于探索曹操故事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層互動。

作者：李萬營 單位：長江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