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力過程研究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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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雜志》2014年第ZA期

一、概念定義和測量

壓力過程研究至今仍保有旺盛的生命力離不開它對于量化研究的重視，而概念的定義和測量又是后者得以科學的、系統(tǒng)的推進之基礎，所以理應成為本文對于壓力過程范式探討的起始點。

(一)壓力源(Stressors)一般地，壓力源被界定為對個人健康構成挑戰(zhàn)或威脅的潛在因素。壓力過程研究往往聚焦于以下三種壓力源:生活事件(LifeEvents)、慢性壓力(ChronicStrains)及日常生活煩惱(DailyHassles)。作為壓力源的生活事件。豪爾曼斯和瑞赫(HolmesandRahe，1967)將生活事件界定為導致行動者對自身行為進行廣泛調整的重大生活轉變。為了測量壓力水平，豪爾曼斯和瑞赫設計了一張由43個生活事件組成的量表，該表后來被人們稱為“社會再適應評定量表”(SRRS)或生活事件清單(Life－Eventchecklists)。SRRS主要用來衡量人們對重大生活事件需要進行何種程度的調適，該量表的內容涉及了人們社會生活的主要領域，包括婚姻、家庭、工作、教育、人際關系、宗教、財務和健康，其中所包含的事件也被賦予不同的分值。被試在填答完該量表后，研究者將各項分數加總，從而得出被試總體生活轉變程度的得分。豪爾曼斯和瑞赫的統(tǒng)計分析顯示，生活事件會使行動者因負擔過重而在面對生理疾病、傷害、死亡時變得更加的脆弱。盡管豪爾曼斯和瑞赫的研究結論在后續(xù)研究中得到了證實，但仍有學者認為“社會再適應評定量表”并沒有涵蓋所有重要的生活事件。為此，他們發(fā)展出了更為詳盡的量表(Dohrenwendetal．，1978;Tausig，1982)。另一些學者認為，在制定量表的過程中必須把生活事件對個體的意義納入考慮，那些對個體而言屬于“不合意的事件”理應更好地預測精神健康(George，1980;House，1981)。總之，生活事件具有如下特點:它們是離散的、可觀察的、具有相對清晰的始點和終點并且它們代表了個人日常生活的轉變。作為壓力源的慢性壓力。所謂慢性壓力指的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要應對的各種問題、矛盾和威脅。與生活事件不同，慢性壓力并非離散性地分布在不同的時間點上，而是在某一特定時間段內持續(xù)顯現。換言之，慢性壓力的發(fā)展較為緩慢且隱匿，因而成為一種長期植根于社會環(huán)境和角色之中的問題源。那么該壓力源又為何產生呢?泊林(Pearlin，1999)認為，不利的社會地位、角色規(guī)范的沖突或情境失調均可能成為誘發(fā)條件。有關慢性壓力的經驗研究亦如生活事件研究一般呈現出分化態(tài)勢。有的研究者傾向于考察某一特定類型的慢性壓力及其作用，如工作壓力、經濟壓力、人際壓力或社區(qū)貧困等(Krause，1987);而另一些人則采用了整體性的研究路徑分析各類慢性壓力對精神狀況所施加的總體影響(Ye，2000)。至于測量方法，有學者發(fā)展出了一種較為簡明有效的方法。打個比方，若研究者意圖測量被訪者所承受的“家庭生活壓力”，他可以讓被訪者對“家庭成員”“家庭生活”“鄰里關系”等作出滿意度評價。滿意度越低，則慢性壓力就越大?？傊?，鑒于慢性壓力與心理健康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將該領域研究從生活事件研究中劃分出來還是很有必要的。作為壓力源的日常生活煩惱。日常生活煩惱顧名思義指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讓人倍感壓力的事務，它們通常被視為一種長期的壓力源，但在強度上低于生活事件和慢性壓力。肯納(Kanneretal．，1981)率先發(fā)展出了日常生活煩惱量表。該量表由117個日常壓力項構成，內容涵蓋了家庭、人際關系、工作、環(huán)境等方面。在完成量表制定后，肯納訪問了100位中年男女，并要求他們報告自己是否在調查前一個月遭遇到117種壓力源。對該調查所進行的回歸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情況下，日常生活煩惱與心理癥狀之間存在正相關。盡管統(tǒng)計分析給出了鼓舞人心的信號，但其他同行認為該研究并不令人信服，因為日常生活煩惱量表中的諸多壓力項通常被研究者劃歸到生活事件或慢性壓力的范疇之中。若硬要把這些項目納入新的范疇，回歸系數難免有虛高的嫌疑。

(二)資源(Resources)在壓力過程范式下，資源被定義為那些能夠緩解壓力源對心理健康所造成的負面影響的因素。社會支持(SocialSupport)和應對(Coping)是資源的兩大構成要素。作為資源的社會支持。作為最早研究社會支持與心理健康關系的學者，柯布視社會支持為個人感知到以下三方面的信息的一種或多種:第一，使主體相信自己是被關愛的信息;第二，使主體相信自己是被尊重和珍視的信息;第三，使主體相信自己屬于某一溝通網絡并承擔其中的義務的信息。簡言之，社會支持即指個人明晰地感受到自己是被關愛、被珍視的并且自己有困難時候也能夠得到他人幫助的(Cobb，1976)。如今，多數學者認為社會支持是一個包括結構性和功能性面向的二維形構(Lin，YeandEnsel，1999)。所謂社會支持的結構性層面(StructuralSupport)即指，與個人相關的社區(qū)、組織、社會網絡或密友的特征。為了對結構性的社會支持進行測量，研究者發(fā)展出了“關系強度”“網絡密度”“同質性”和“離散性”等測量指標。對于功能性社會支持(FunctionalSupport)，它在內容上可以是“工具性”的，亦可以是“情感性”的。前者與一些物質幫助相關，諸如幫忙料理家務、照看孩子、借錢等;而后者則涉及了滿足情感需求的行動，例如交換意見、尋求理解、發(fā)泄情緒以及建立自尊等。進一步地，以上這些具體支持既可以是人們頭腦中構想的，也可以是實際獲得的。由此，我們又可以將功能性社會支持按照兩個標準劃分為四個子類型:感知工具性、感知情感性、實際工具性及實際情感性支持。總之，研究社會支持的不同面向有助于我們更全面地審視它所發(fā)揮的具體作用。作為資源的應對。這里的“應對”是一個復合性概念，它包括了“應對策略”(CopingStrategies)和“應對資源”(CopingResources)兩部分內容(PearlinandSchoo-ler，1978)。所謂“應對策略”意思是個體為了預防或避免壓力源及其后果所采取的相應行為。由于人們所面對的壓力源多種多樣，因此要將所有的應對策略一一枚舉出來是不切實際的，但我們至少可以辨別出以下幾種主要的類型:自我依賴、尋求幫助、控制性反思、情感宣泄、積極對比、斡旋、自作主張、選擇性忽略。相關研究表明，在遭遇高強度的壓力時，行動者往往采取多種應對策略以使狀況得以改善?！皯獙Y源”又被稱為“心理資源”或“掌控感”(Mastery)，它的意涵是行動者對自身在多大程度上具備控制外界壓力源的能力的一種主觀評估。特納通過研究發(fā)現，掌控感越高，則壓力源所造成了負面影響就越小(TurnerandNoh，1988)。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自證預言”使然。在概念測量方面，研究者往往以一組自我評價語句來表征自我效能感。

(三)后果(Outcomes)選擇什么樣的變量作為結果變量對于壓力過程研究而言顯得格外重要，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關系到其他兩個變量的預測效應的大小。除了理論上的考慮外，測量工具的可靠性和研究的可比較性是研究者在選擇結果變量時考慮的另外兩大因素。研究者不希望自己始終處于“發(fā)明輪子”的狀態(tài)，同樣他們也不愿意去研究一個讀者寥寥的議題。鑒于以上三方面因素的影響，我們不難發(fā)現:在壓力過程范式指導下的大量經驗研究將精神失調作為研究的因變量，而抑郁(Depression)又是最為研究者所“青睞”的一種失調癥狀(PearlinandBierman，2013)。對于抑郁的概念化和操作化存在兩種不同的方式。一種方式是測量抑郁情緒，也就是考察是否存在各種抑郁癥候;另一個辦法是用精神病學的診斷標準來衡量抑郁水平。大多數社會科學研究采用第一種操作化方式。在具體的測量過程中，研究者運用“抑郁癥自評量表”(CES－D)測定被調查者的抑郁程度。盡管這種測量法所得的數據十分便于進行統(tǒng)計分析，但因它所得出的結果尚未與臨床醫(yī)學的診斷結果進行互相對比而欠缺可信度。

二、壓力源與健康后果

在較為詳細地闡述了主要概念的定義和測量方法后，筆者將對概念之間的關聯模式進行深入探討。本文的第三部分即體現了這樣一種努力，它主要聚焦于以下幾方面議題:第一，不同類型的壓力源互相之間存在怎樣的聯系?第二，壓力源又是如何作用于心理健康的?第三，哪些壓力源對健康后果有著更顯著的影響?

(一)壓力源之間的相互聯系越來越多的研究已不再滿足于研究單一壓力源在某一特定時點的作用，而轉而探究不同類型壓力源之間的相互影響。壓力源之間的聯動作用被研究者們形象地稱為“壓力遞增現象”(StressProliferation)。嚴格地講，所謂壓力遞增指的是行動者在初始階段所經受到的“初級壓力源”增生“次級壓力源”的現象。這里的“初級壓力源”可以是不合意的生活事件，也可以是慢性壓力。失業(yè)往往是一種最為典型、最被廣為研究的“初級壓力源”。當行動者遭遇到失業(yè)以后，他的個人財務狀況將會陷入困境，甚至他的婚姻關系也會變得緊張。同樣地，離婚這一不合意的生活事件則通常導源于多種慢性生活壓力。而一旦男女雙方選擇結束婚姻關系，他們還會相繼遭受一系列額外的壓力源，諸如社會疏離、經濟窘困、單獨照料子女所產生的負擔等(PearlinandJohnson，1977)。除了可以沿著時間序列進行傳播以外，壓力源還可以在人際間進行傳遞。例如有研究表明，子女所面臨的生活困境同時也構成了威脅父親身心健康的壓力源，并且這一現象在非洲裔美國人家庭中體現的尤為明顯(Milkieetal．，2008)。此外，還有研究者發(fā)展出了更為復雜的研究框架，采用長時段的面板數據分析了位于不同時間點的壓力源相互作用的模式(Ye，2000)。該研究表明:第一，童年的生活事件與成年早期的生活事件、近期生活事件、不合意的生活事件、慢性壓力有著密切的關系;第二，成年早期的生活事件與近期生活事件、不合意的生活事件之間存在正相關;第三，近期生活事件、不合意的生活事件、慢性壓力之間亦存在正向關聯。壓力遞增現象是否在不同社會群體或社會階層中存在變異是研究者所關心的另一個話題。目前比較一直的看法是，那些處于優(yōu)勢群體或優(yōu)勢階層的行動者通常不為壓力增生所困擾。也就是說，社會經濟地位變量在某種程度上發(fā)揮了調節(jié)的作用。

(二)壓力源對精神健康的作用機制①如前文所述，壓力源與心理疾病之間存在正相關很早就被研究證實。然而，有關前者如何作用于后者的研究則是較為晚近的產物。概括地說，壓力源可以對健康后果施加三種不同類型的作用(如圖1－3所示②):獨立作用③(IndependentEffect)、中介作用(MediatingEffect)和交互作用(InteractiveEffect)。壓力源的獨立作用。威廉姆森及其合作者在一項縱貫研究中考察了生活事件、社會支持、身體狀況與精神健康之間的關系(Williamsetal．，1981)。在這項研究中，研究者運用38個測定焦慮、抑郁和積極性的相關條目來衡量精神健康水平。此外，生活事件的測量工具是一份包含20個項目的事件清單，而對于社會支持的考察則兼顧了社會交往和社會資源兩方面內容。為了收集研究數據，威廉姆森及其合作者調查了2234個被訪者，并要求他們分別在兩個不同的時間點(間隔一年)報告自己在生活經歷、社會支持、身體情況和精神健康方面的信息。最終的統(tǒng)計分析表明，無論社會支持是高是低，生活事件與精神健康之間的負相關強度始終保持不變。威廉姆森及其合作者之所以認定生活事件具有獨立效應基于兩方面理由:其一，社會支持回歸系數的絕對值僅是生活事件的一半;其二，交互分析表明在不同支持水平下，生活事件與精神健康的相關性沒有出現大的波動。壓力源的中介作用。當壓力源發(fā)揮中介作用之時，它與精神疾病之所以呈現正相關部分是因為壓力越高的個體其社會支持也就越少，而社會支持越少則精神失調水平也就越高。這里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者所謂的壓力源的中介作用是等價于社會支持的調節(jié)作用的，究竟采取哪種說法視研究需要而定。貝爾等人的研究證實了中介作用的存在(Belletal．，1982)。該研究的主要資料來源于一項樣本量為5000的截面調查，其分析單位為美國東南部的成年人。在概念測量方面，研究者采用抑郁癥候法評定被訪者抑郁水平，壓力型生活事件的測量則運用了經過改良的“社會再適應評定量表”，而社會支持水平主要由社會參與度來衡量。在具體分析過程中，貝爾等人為了驗證中介作用是否存在采用了“詳析模式”進行分析。結果顯示，社會支持每上升一個單位，盡管生活事件與抑郁水平之間的正相關保持不變，但后者的平均值會隨之下降。壓力源的中介作用由此得證。在《壓力過程》一文中，泊林及其合作者報告了同樣的發(fā)現，但他們采取了不同的分析方法(Pearlinetal．，1981)。在統(tǒng)計分析的開始階段，泊林等人首先對抑郁水平與破壞性工作事件作了回歸分析，后者的回歸系數為0.34。在隨后的分析中，他們又將心理支持和社會支持變量納入回歸模型，破壞性工作事件的回歸系數也因此下降為0.21。還有一些研究者報告了同樣的發(fā)現，鑒于篇幅所限，筆者就不一一報告了。壓力源的交互作用。壓力源對健康后果施加交互作用意味著那些在壓力源發(fā)生之前就掌握豐富心理、社會資源的行動者具有較低的心理不適感。對于該效應的研究更多的停留在理論演繹的層面(如Lin，1986)，而鮮有實證分析。塞繆爾•盧與阿維森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了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NohandAvison，1996)。這一研究以常住于加拿大的韓國移民為研究對象，意圖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對于韓國移民而言，來自本民族的社會支持是否比一般性的社會支持更有效?在筆者看來，該論文的立意遠不止于此。塞繆爾•盧與阿維森的研究在設計上擁有兩方面優(yōu)勢。首先，研究者測量了自變量的各個維度。具體地說，壓力源被分解為慢性壓力和生活事件兩個指標;同樣地，資源也涵蓋了心理資源(包括自尊和掌控感)和社會資源(包括本民族和一般的社會支持)兩方面內容。其次，研究者在兩個不同的時點上詳細地記錄了被訪者在壓力源、資源和健康狀況方面的信息。以上兩大特點使得塞繆爾•盧與阿維森能夠對各種作用模型進行逐一檢驗。在對交互作用模型進行檢驗時，他們首先對兩個時點下的所有自變量與健康結果變量進行了回歸分析，并以此為基礎依次考察不同時點的壓力源與資源的交互項的相對作用大小。數據結果表明，第一時點的掌控感與第二時點的生活事件的交互項與結果變量呈現負相關，壓力源的交互作用由此得到證實。

(三)各類壓力源的相對作用力相比前兩個議題，研究者對不同壓力源作用的孰重孰輕持有不同的看法。阿維森和特納(AvisonandTurner，1988)運用來自加拿大安大略的抽樣調查數據檢驗了生活事件和慢性壓力各自的作用力大小。相關統(tǒng)計數據顯示:第一，與生活事件相比，慢性壓力對心理癥狀有著更強烈的影響;第二，就不同性質的生活事件而言，近期經歷的事件的作用力大于早期事件。在《壓力源、壓力和精神緊張》一文中，惠頓及其合作者考察了相似的內容(Wheatonetal．，2010)。這項研究的數據資料分別來自于“壓力測量研究”“多倫多精神健康與壓力研究”“全國人口健康調查”。盡管這幾項調查的考察指標各有側重，但它們均將“近期生活事件”和“慢性壓力”包含在內。三份數據資料的統(tǒng)計分析結果均支持阿維森和特納的論斷，“近期生活事件”和“慢性壓力”在作用力上的最大差值為1.94倍，最小差值為1.47倍。由該研究可得到的另一個結論是，日常生活煩惱的作用力比生活事件和慢性壓力都要來的更小。然而，有學者得出了不同的結論(Ye，2000)。該研究發(fā)現，不合意的生活事件的作用力遠大于慢性壓力，兩者差距為4倍。但近期的生活事件仍被認為發(fā)揮著比早期事件更顯著的影響。

三、資源與健康后果

壓力過程范式的基本立論讓人一目了然，然而一旦我們逐條梳理具體的研究結論時就立刻發(fā)覺這其實是一種錯覺。本文第三部分的內容已經清楚地表明，不同壓力源互相之間以及它們與健康后果之間呈現出多樣化的關系模式。這一判斷同樣適用于這一部分的討論。

(一)資源之間的相互聯系壓力源是具有時間屬性的一種概念，有些類型的壓力源(如童年的生活事件)先天的就比其他類型(如慢性壓力)更早發(fā)端。故而壓力源之間的相互作用在某種程度上是沿著時間順序展開的，也較容易把握。與此相對，資源是一個時間屬性不那么強的概念，這意味著資源之間存在雙向互惠關系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譬如，應對資源和應對策略之間的關系就被認為是一種雙向關系。具體地說，那些自尊感、掌控感更強的人在遭遇到壓力時更傾向于采取“問題導向的應對策略”，而那些視外在壓力為不可控因素的人更易采用“情感導向的應對策略”。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應對策略是否有效也在很大程度上也反過來增強或減弱了行動者的自尊感和掌控感。同樣地，應對資源與社會支持之間的作用方式亦是互惠型的。例如，格林和羅杰斯(GreenandRogers，2001)對一項以美國低收入者為研究總體的縱貫調查數據資料進行分析后就得到這樣兩點發(fā)現:首先，初始階段掌控感越高的個體在后續(xù)階段會得到更多的感知的和實際的工具性支持;其次，早期獲得更多社會支持的個體在后續(xù)階段也擁有較高的掌控感。然而，不同類型社會支持互相之間則呈現出了單向關聯。林南等人(LinandWestcott，1991)通過研究發(fā)現，網絡規(guī)模越大，個人所獲得工具性和情感性支持也就越多;網絡中的密友數量越多，個體則更易獲得工具性支持。除了網絡規(guī)模和密友數量外，關系強度也被認為是功能性社會支持的一項重要預測指標。此外，還有研究者(Uehara，1990)指出，在無其他附加條件的情況下，實際獲得的社會支持越多會使行動者感覺自己能夠涉及更多的社會資源。

(二)資源對精神健康的作用機制大體地說，資源亦可對精神健康施加三種不同作用(如圖4－6所示)。它們分別是獨立作用(Independenteffect)、中介作用(Mediatingeffect)以及緩沖作用(Buff-eringeffect)。以下部分筆者將對三種作用進行界定并介紹相關研究。資源的獨立作用。所謂獨立作用是指無論壓力源存在與否，資源與心理疾患的負相關性始終不變。繼柯布之后，林南及其合作者所發(fā)表的《社會支持、壓力型生活事件和疾病》一文無疑又將社會支持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大步(Linetal．，1979)。該研究的意義在于“社會支持”變量被納入到傳統(tǒng)的“壓力源—疾病模型”之中;與此同時，社會支持與生活事件的作用效應孰大孰小的問題也得到了嚴格的統(tǒng)計檢驗。該研究的數據資料來源于1972年在華盛頓進行的一項針對美籍華裔群體的抽樣調查，該調查的樣本由121名男性和49名女性構成。在變量測量方面，壓力源被“社會再適應評定量表”衡量;精神狀況則通過詢問被訪者在過去半年中對24種精神癥狀的感受強度來加以評定;對社會支持的測量考察了被訪者社會參與和認同感兩方面內容。在統(tǒng)計分析方面，該研究首先采用逐步回歸法檢驗“婚姻狀況”“職業(yè)聲望”“生活事件”和“社會支持”的凈作用及其對模型的貢獻度。結果顯示，社會支持對模型的總體貢獻度最大，而且它對精神狀況的作用力大于生活事件。隨后，林南等人又分析了生活事件與社會支持之間的兩兩關系。詳析模式分析顯示:外界壓力每上升一個單位，社會支持與精神癥狀的負相關保持不變且后者的平均值也沒有發(fā)生顯著的變動。以上的統(tǒng)計結果證明了獨立作用的存在。資源的中介作用。當資源中介作用于精神疾病時，前者與后者之所以呈現出負相關是因為:資源越豐富，所經歷的生活事件也就越少;而那些不常為壓力事件困擾的行動者的心理不適水平相對較低。較少有研究者關注這一問題，前文所述的塞繆爾•盧與阿維森的縱貫研究是一個例外(NohandAvison，1996)。為了對這一效應進行驗證，塞繆爾•盧與阿維森采取了路徑分析法。具體的分析被分為兩個步驟。首先，研究者將第二時點的精神抑郁水平作為因變量對前后兩個時點所涉及的各資源、壓力變量進行了回歸分析。結果顯示，絕大多數第一時點變量的作用效應不顯著，而第二時點上的生活事件、來自本民族的社會支持、自尊感和掌控感對結果變量施加了顯著的影響。隨后，研究者又依次將作用顯著的這四個變量作為因變量對第一時點上的各資源、壓力變量進行了回歸分析。分析結果表明，前后兩個時點上的變量以錯綜復雜的方式相互聯系。最后，研究者用路徑圖表示出了變量之間多層次的作用模式。通過解讀路徑圖，塞繆爾•盧與阿維森發(fā)現第一時點上的民族支持減少了第二時點上壓力水平，而后者又進而降低了行動者的抑郁水平。資源的緩沖作用。若心理疾病的狀況并未隨著壓力源的不斷累積而發(fā)生惡化，那么我們一般認定這兩者之間存在資源的緩沖作用。與壓力源的中介作用一樣，資源的緩沖作用長期以來一直是壓力過程研究的一個熱點。盡管這方面的研究已有比較豐富的積累，后繼者們仍想方設法推陳出新，例如有研究者就試圖考察資源的緩沖作用是否在不同的性別和年齡群體中存在變異(Ye，2000)。該研究的數據資料來源于1993至1994年間在大紐約地區(qū)進行的一項針對當地居民的抽樣調查，該調查的樣本由936名33歲以上的成年人構成。對全樣本分析表明，感知性社會支持發(fā)揮了緩沖作用。具體地說，當感知性支持存在時，個體所遭遇到的不合意的生活事件越多，他的精神狀況并不會發(fā)生惡化。然而該論斷有相應的限制條件，它在不同性別組、老年人群體中成立，但不適用于年青人群體。

(三)各類資源的相對作用力對于各類資源作用力大小的探討既有爭議，也有共識。研究者爭論的焦點在于:究竟是社會資源還是心理資源有著更大的功效?以泊林為代表的一派學者認為心理資源的作用力更大。他們的研究顯示，社會支持的作用力不但僅相當于自尊感和掌控感的不到三分之一，而且它在統(tǒng)計上也不具顯著性(Pearlinetal．，1981)。然而，這一論斷受到了恩賽爾和林南的質疑。在1991年的一項研究中，林南等人發(fā)現，社會支持的作用力是心理資源的2．56倍，并且后者的作用系數在統(tǒng)計上不具顯著性(EnselandLin，1991)。在探討社會支持各子類別的凈作用時，研究者所持的共識則遠大于分歧。有相當數量的研究證明了感知性社會支持的重要性。它的相對作用力不但大于結構性社會支持的各個維度，如親密關系的數量(Lin，YeandEnsel，1999)，而且也勝過實際獲得的社會支持(WethingtonandKessler，1986)。

四、結語

至此，通過對壓力過程研究的理論淵源、核心論點、基本概念和作用機制的探討，我們從整體上把握了該理論范式的全貌。在筆者看來，作為一個已經主導了美國心理健康社會學研究30多年的理論范式，壓力過程研究之所以經久不衰有兩方面原因。首先，它所倡導的從行動者所嵌入的社會情境出發(fā)考察心理健康的理念是對病理學、心理學研究取向研究的重要補充;其次，它關注健康不平等的社會性根源，并試圖通過政策建議或實地干預改善底層群體的健康狀況。在國內社會學界，壓力過程研究長期以來一直被邊緣化。近些年來這一局面已有些許改觀，一些研究者開始涉足這一領域。然而，由于該研究領域在國內尚處于初創(chuàng)階段，因而存在三方面較為突出的問題。首先，主要變量的測量有失偏頗。以社會支持為例，國內相關研究往往只考察結構性社會支持(如社會參與水平、社會網絡特征等)，而對功能性社會支持只字不提。今后的研究不但要考察社會支持的不同維度，還需分析它們之間的邏輯關系。其次，研究設計缺乏時間向度。鑒于各方面條件的限制，國內的研究者對截面研究有著獨特的偏好。然而這種研究設計對于時間性較強的研究議題有著致命的缺陷。如前文所述，壓力源是一個時間性很強的概念，它對行動者產生何種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他所處的“生命階段”。例如，“親友亡故”這一生活事件在一個人的生命歷程中會出現多次，但此類事件在不同的時點上是具有不同意義的。為了突顯壓力源的時間屬性，有必要更多地采用縱貫研究設計。第三，作用機制揭示不夠充分。國內學者更傾向于將“心理健康研究”看成是“勞工研究”或“農民工研究”下所包含一個子領域，因而他們只滿足于解答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關系，而無視它們之間是如何相關的這一議題。在前文中，筆者曾較大篇幅地討論了主要概念之間的復雜關聯，其目的就是希望今后有更多國內學人在不斷完善統(tǒng)計方法的基礎上對這些關系的存在條件進行系統(tǒng)研究。

作者：葉子單位：上海大學社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