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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攝影在藝術的范疇之外不斷衍生,隨著人類社會施加以配合理解的產物,攝影逐漸開始被賦予了社會學的意義。在藝術轉變過程中,隨著某些當代性和新潮意識的對沖,疲倦感帶來了對于無限感的絕對需求,作為表達方式的一種,圖像與所有敘述者想要表達的內容一樣,生來就是要被質疑、誤解、和駁斥的,被誤解同樣也是圖像的宿命。
關鍵詞:攝影;表達方式;符號誤讀
對于攝影而言,從主題到最終呈現的內容,都是一場內涵與外延的生長過程,而以符號學為代表的諸多文化界巨擘,便將攝影又開始的過程等同于一種符號的創立,萬物解釋也逐漸可以被符號化,來抵抗時間無可抵賴地消亡,而攝影內容的豐滿則是不斷給予符號意義的一個過程,使內容的價值更為敏感卻同時更為精確。在觀察符號的過程中,符號也不斷釋放信息,并且在不同個體的理解下變得更為復雜多元,由參與者與被參與者所組成的主體和客體不斷的進行著身份的轉換,尤其是被參與者在圖像中釋放出的信息成為了焦點,刻意構建的表情可以被視作真實,而真實本身又容易因為捕捉的瞬間不到位而隱匿了意義。而經由攝影產生的符號意識,也在不同的藝術領域內產生回響,不同于資本主義生產流通過程中逐漸出現的精細化分工,表達的渠道變得四通八達無遠弗屆,但攝影的出現作為工業產物卻一定程度上反其道而行之,將藝術這個廣闊的大概念在一定程度上革新而合而為一。近現代的分工細化催生的是體驗方式的革命,新舊媒介的交替也成為了時代的新命題。瓦萊利和波德萊爾的攝影觀中就涉及了諸多對于新技術產生可能對于表達方式產生的影響,由此引發一系列現代性的焦慮。
羅蘭•巴特在《明室:攝影縱橫談》中談到的攝影的內涵包括著純粹的技術性與通識認識下的。而攝影的出現在藝術社會溝通性的鑒賞之外,是否也存在著革命的意義,人類世界的斗爭經驗便是通過有限的力量來創造無限的意義,以此來抵御短暫的肉身面臨消亡的事實,稍縱即逝的瞬間因為意義而變得雋永,世間萬物的偶然性的珍貴與罕見性逐漸被技術削弱,攝影的意義就由此凸顯出來。歷史學家布羅代爾在他的理念中提出過關于短時段的概念,也就是我們當下所定義的“事件”本身,攝影對于圖像的捕捉提供了追蹤溯源的可能性,一切都可以在被推進暗房體驗黑暗的反轉之后,被放到光天化日之下被客觀檢驗。三島由紀夫認為:“因為好奇心是沒有道德的,也許這就是人類可能擁有的最不道德的欲望。”想象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機制,人類社會在壓抑的“長時段”中對于外部環境的好奇心不減反增,而原始的對于私人生活的了解被視為一種禁忌的不可明言的窺伺意圖,而此時,攝影已經脫離了藝術這一層高雅明亮的外殼,歷史通過攝影圖像來獲得印證,法律通過圖像來獲得關乎犯罪的細節信息,在攝影變成變成了一種直觀且正大光明的檢驗手段之外,又潛移默化帶有了一層不可捉摸的懲戒意味。
而攝影者作為一個客觀的記錄者,也搖身一變成為手持解剖刀的歷史工作者,甚至可以達到哺育偏見的效果。傳統經典世界中天命背后的德行被釋放,不在相信神明的召喚,神龕下的擁躉被事件所稀釋,尼采所謂的“自我之古老的絕對權力”成了一種啟發性因素,真實與虛幻之間原先的模糊邊界就被逐漸銳化與放大,上升構成現實與理想的二元對立,原先被高度捆綁的民眾也開始釋放道德緊張感,身份意識也開始扭曲。資本運作邏輯帶來的出版業的興旺,檔案學以及印刷業的時代就此開始了新的篇章,藝術的服務性處境被改變,從前三緘其口或奉做神明的內容因出版印刷的便利而唾手可得,某些不可言說的神性和禁忌感被興致勃勃地暴露于天日,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另一次的人性解放的信號。
社會的每一次改弦更張,本源也是人性出于想要獲得松弛的渴望。攝影帶來的私人生活的曝光以及被檢驗性,致使攝影的主觀性開始被強調。除了一種打破禁忌的公開性之外,也提供了沉默的大多數的以發聲和自我辨白,讓他們自由地闡述自身的喜好和偏愛,不被公開或不便言明的特殊趣味可以通過這樣直接的載體被熟知,并用新潮的姿態半強迫性地要求被接納,并令人樂此不疲地去解剖與分析。“圖像最常見的體制是將可說物到可見物的關系推向前臺,這種關系既在兩者的類似上進行游戲,也在它們的不相像上做文章。”在攝影流通的年代,也是私人趣味和個性被放大的黃金年代。比起說個人的脾性與任性逐漸被成熟的攝影體系包容,更多在于背景的所謂的一套審美的固定“公序良俗”也變得漸漸無關緊要,革命性的時代促使普通年輕人擁有了自我解釋和自我釋放的權利,反而是這樣千變萬化的精神趣味之于攝影之上,使得整個社會的多元性和天性解放成為了可能,并且脫離個人愛好研究的個案,演化成為群體心理研究的領域范本,而氣氛引出的不僅僅是攝影氛圍,推演出的也同樣是社會環境的氛圍,曝光也不僅僅是攝影用語,更是一種個人特質的曝光,而藝術體驗在這樣的過程中又變為了哲學實驗,所謂手法,實則也是多重投射。
作者:施小軍 單位:上海工程技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