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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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何尋找對話點

筆者評論過的一篇文章以重大體育賽事對地方經濟發展的影響是正的或負的為對話點，從方法學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見解：爭論源于計算經濟影響的方法不同，解決了為什么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問題。王巖的博士論文《職業聯盟的經濟分析》以前人用交易費用解釋職業體育聯盟的源起、存續及發展問題為對話點。作者提出交易費用的理論將人與人之間發生的一切關系都視為一種“交易”關系，運用交易費用理論去討論職業體育聯盟源起涉及到兩個基本原則：第一個原則是，交易費用是職業體育領域內參與職業體育活動的人與人之間交易產生的成本；第二個原則是，為使交易費用達致最低，參與職業體育活動的各方會尋找產生最低交易費用的制度（組織）形式。根據此邏輯，由兩家職業體育俱樂部共同組成的聯盟并向消費者提供體育產品其制度運行的費用較低，因此會形成聯盟。但實際上這樣的聯盟從來都沒有出現過。應如何理解職業體育聯盟的源起和發展？作者認為，聯盟的組織形式除了受到“交易費用”的影響外，還涉及到“聯盟剩余”問題。所謂的聯盟剩余，是指職業體育聯盟產生后給聯盟帶來的價值和財富。聯盟剩余正是在交易費用一般化前提下具體替代交易費用的因素，也正是理解職業體育聯盟的源起、存續、發展及擴張等問題的關鍵所在。盡管以聯盟剩余補充或替代交易費用的解釋的嘗試的論述尚有待完善，但是這種對話對知識積累是有益、可取的。

2問卷的信度問題

問卷的信度往往是研究結果是否合理的前提基礎。它是指采用同樣的方法對同一對象重復進行測量時，其所得結果相一致的程度（風笑天，2001：109），并可具體劃分為再測信度、客觀性、內部一致性等多項內容。在目前體育社會科學的領域內，一些相關研究并沒有對問卷的信度進行考察與驗證。例如，2005年《南京體育學院學報》研究居民體育參與的一篇文章沒有做信度檢驗。2013年《北京體育大學學報》一篇研究鍛煉與心理健康的文章運用折半信度（Cronbach’s）進行信度檢驗，做得不錯，但仍然不夠充分。因為折半信度僅為衡量問卷內部一致性的指標，信度的測量還包括前述的多項內容，以多重的指標反映問卷的信度更為可靠。

3抽樣方法的選取

社會科學研究要從樣本推斷總體，抽樣方法的選取十分重要，只有運用隨機抽樣的方法，才能知道每個個案被抽中的幾率，并據此推算總體情況。可能受制于調查成本和追求操作便利或對抽樣知識的把握不夠，一些體育社會科學的研究并沒有采用隨機抽樣的方法，至少在文章敘述中并無交代調查的抽樣方法。例如，2013年《體育科學》中研究運動員心理和2008年《和田師范專科學校學報》中研究大學生體育興趣的兩篇文章便存在這樣的問題。不是隨機抽樣，研究的結論只適用于樣本，不能推論到總體。更進一步的要求是在定量研究中，研究者需要根據自己的研究目標和總體特征，慎重地選擇適當的隨機抽樣方法，例如，當組間差異大，組內的差異小時，選用分層抽樣方法更恰當；當組間差異小，組內差異大時，選用集體抽樣方法更適合。最后，樣本獲取后需要評價樣本的代表性，分析樣本與總體的吻合程度。研究者可以根據總體的某項指標，諸如年齡、性別等常見的人口特征變量，來檢查樣本與總體的情況是否一致。在已發表的涉及抽樣調查的體育社會科學的文章甚少見到有評價樣本代表性的環節。

4統計推斷的謬誤

統計推斷謬誤主要源于混淆研究的分析單位，錯誤地將某一層次的行為模式和研究結果推廣或嫁接到另一層次。其中，根據集合單位的分析結果作關于個體的斷言，被視為生態學謬誤（郭志剛，2009：11）。這些統計推斷的錯誤在于將宏觀層次的分析結果運用到微觀層次上。例如，如果我們通過對不同省份的統計年鑒數據分析發現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公眾的體育消費呈現正向關系，研究者因此得出“個人的收入水平越高，他們花費在體育方面的消費也越大”的結論，就有可能產生生態學謬誤。雖然我們不排除宏觀層次的現象與微觀層次的行為模式出現一致的情況，但由于我們沒有證明解釋宏觀與微觀層次的連接路徑和通道，這種根據宏觀統計結果推斷微觀層次的行為是有風險的。如果以低層次研究單位的分析結果推斷較高層次單位的運行規律，則是還原論謬誤（郭志剛，2009：12）。這種情況在體育社會科學的研究中并不少見。例如，2003年《西安外國語學院學報》和2013年《北京體育大學學報》的兩篇文章，就將片面地將某個區域大學生余暇體育現狀和大學生運動員應對壓力方式的研究結果推廣到更高層次、更大層面，產生還原論的謬誤。

5統計方法的運用

社會科學的研究可分成三類：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和解釋性研究。探索性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研究者對現象與問題有一個初步了解，并為今后的研究打下基礎；描述性研究經常用于描述某些現象，并試圖從雜亂的現象中找出一些事物聯系的特征。解釋性研究通過嚴密的歸納和演繹過程，挖掘行為、認知以及現象發展的深層原因，尋找影響事物關聯性的因果規律，是社會科學最高層次的研究。（風笑天，2001：66－67）遺憾的是，目前體育社會科學解釋性研究尚不多見。例如2012年《當代體育科技》和2004年《天津體育學院學報》研究大學生休閑體育和居民體育消費的兩篇文章只是描述現象和問題的表征。并未深入探究影響事物發展的關鍵實體。即便部分學者試圖尋找事物的發展的規律，但也并未運用科學的方法，更多是基于個人的主觀臆斷。例如，2012年《北京體育大學學報》研究網球運動的文章，作者有探索因果關系的意識，然而，在分析網絡運動對完善體育管理制度的影響時，單靠詢問被訪者的認識感知，而不是通過建立兩個變量的分析模式，從統計角度加以考察與驗證。此外也有學者運用相關分析來研究變量之間的關系，例如，2004年《北京體育大學學報》研究大學生體育大學學生生活滿意度的文章做了兩變量的相關系分析。社會現象是錯綜復雜的，兩個變量之間的關系可能受到其他變量的影響（李沛良，2002：211）。單純的相關分析只能確定兩個變量X和Y之間相關程度或正負，在沒有控制任何變量的情況下，僅僅運用相關分析無法判斷和排除變量之間是不是虛假相關。如果體育社會科學的研究能夠在條件的情況下運用多元線性回歸、logistic回歸和因子分析模型，甚至結構方程、路徑分析等方法，我們的研究才會更準確和客觀。

6邁向綜合性的分析

個人的認知與行為受制于個人本身以及外在的環境。一方面，外在環境是先于任何個人而存在，并是既定的社會事實，所以人們在社會化過程中均生活在一套難以改變的約束系統下。另一方面，個人的自主性也決定著人們絕不是任由環境、秩序和結構擺布的“機器”，行動主體的認知觀念和意義建構影響和形塑著行為本身。這種融合了個人特征與社會因素的分析視角已經成為社會科學各分支學科（特別是社會學）的研究思路和分析路徑（吉登斯，2003；杜瓦斯，2011）。目前體育社會科學采取綜合的分析視角的研究難得一見。多數的研究要么偏重于從個人的人口特征、社會特征的歸因，要么單純從宏觀的制度背景、結構因素和文化影響對個人的體育認知與體育行為進行分析，并且往往忽視了諸如組織、社區和家庭等中觀層面的因素。假如我們認同上述的趨勢和主張，則可以考慮搭建一個整合微觀、中觀和宏觀層次的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框架供研究者參考。以體育鍛煉為例，在微觀層面，個人從事體育鍛煉有可能出于自己的喜好，并與年齡、性別、教育程度等個人人口社會特征密切相關。在中觀層面，選擇體育鍛煉也有可能受到同輩群體、家庭環境或者學校規定等影響。在宏觀層面，國家提倡的“全面健身運動”與學生升學、畢業相掛鉤的體育政策也會促使個人加強體育鍛煉，提高身體素質。研究框架如下上述的分析、觀點和主張只是一家之言，受個人的訓練背景、研究經歷的影響，帶有個人的經驗色彩，絕非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律則，僅供參考，敬請批評。

作者：丘海雄于永慧單位：中山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