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驅動下的人口省際流動探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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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對象、數據與方法

我國省際流動人口主要來源于中部地區。安徽省人口眾多，緊鄰長三角地區，同時安徽省內部發展差異明顯，包含了不同層次和階段的城市，可以作為研究的典型區域。由于不同區域、城市、縣(縣級市)之間的發展差距較大，為保證研究單元內部的均質性和不同研究單元之間的差異性，以縣（縣級市、地級市區）為基本研究單元是十分必要的。本研究數據包括各研究單元的流動人口數據、各研究單元和流出地的經濟數據及其他相關數據。流動人口數據來自于安徽省人口計生委提供的2001-2012年全員流動人口統計報表，經濟數據和其他相關數據來自安徽省和蘇、浙、滬歷年統計年鑒。研究數據涵蓋安徽省56個縣、5個縣級市和17個地級市市區，共78個研究單元，時間跨度為12年，總體規模為936，剔除沒有統計和無效的數據，有效數據占比為95.9%。本研究主要采取回歸分析法，選取人均GDP作為反映驅動人口流動的經濟因子，為了消除量綱，采用凈流出地與凈流入地的人均GDP比值作為自變量，各研究單元跨省凈流出（入）人口占總人口的比率為因變量，通過回歸分析構建定量模型（式1-3），進而做歷史分析和斷面分析判斷經濟因子對人口流動影響的時空差異。式中，Y1、Y2分別為研究單元的跨省凈流出人口和戶籍總人口，X1、X2分別為跨省凈流出地區的人均GDP和流入地的人均GDP。若研究單元出現人口凈流入，則將其作為人口凈流入地區，其人口來源地作為人口凈流出地。

二、安徽人口省際流動特征

經過分析，發現安徽流動人口呈現以下幾個特征（一）跨省流動人口先快速增加后平穩增長，流量規模巨大就全省來看，2001年以來，安徽省人口流動趨勢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如圖1所示，2001-2004年為快速增長期、2004-2009年為穩定期，2009年以來為穩定趨降期。在快速增長期，2004年，全省流入人口、流出人口、凈流出人口分別較2001年增長37.8%、93.1%和98.9%。在穩定期，全省跨省凈流出人口規模處于1033.0萬至1076.5萬之間，各年跨省凈流出人口規模均占全省戶籍人口規模15.0%～16.5%左右，2009年凈流出人口規模超過全球140多個國家和地區①。在穩定趨降期，2009-2012年全省跨省流出規模逐年緩慢下降，跨省流入規模則緩慢上升，凈流出規模平穩下降，顯示一定的回流趨勢。

（二）人口流向相對集中，以流向發達地區為主在京津冀、滬寧杭、珠三角三大傳統流動人口匯聚地（朱傳耿、馬榮華、甄峰，2002）中，滬寧杭城市群是安徽省人口省際流動的第一流向。根據統計數據，以2009年為例，全省各地市流向江浙滬的人口比例均超過50%，長三角是吸引安徽人口流動的第一磁極，其他人口也紛紛流向經濟水平近似的京津冀地區和珠三角地區。

（三）各地區人口跨省流動差異明顯受安徽整體發展階段影響，大部分研究單元屬于人口凈輸出地，尤以皖西、皖北為主。有部分研究單元出現人口跨省凈流入，主要是合肥市區、蕪湖市區，馬鞍山市區等。在人口跨省凈流出的地區，其規模和比重均存在很大差異。2001年、2004年、2009年、2012年人口跨省凈流出規模最高與最低的比值分別為547、713、220、409倍。將各研究單元跨省凈流出人口除以該研究單元戶籍總人口得到各研究單元凈流出（入）率，2001、2004、2009、2012年合肥始終是人口跨省凈流入率最高的城市，在人口跨省凈流出的地區，凈流出率最高的研究單元與最低的研究單元的比值分別為415、568、374、351、452。以上分析表明各研究單元人口跨省凈流出（入）規模差別很大，其影響原因有兩個：第一，人口基數的差異帶來的人口流動規模的差異，稱為規模差異；第二，由于發展水平不同導致的跨省凈流出（入）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的差別，稱為平均差異。關于規模差異的研究已比較廣泛，本文重點研究平均差異。

三、經濟因子對安徽人口省際流動的影響

（一）經濟因子對人口省際流動的基本影響人均GDP是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中衡量生活標準的關鍵指標之一，較好地體現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生活質量。流出地較低的人均GDP是人口流動的推力，流入地較高的人均GDP是人口流動的拉力，利用流出地與流入地人均GDP之比可表達影響人口流動推拉力的合力（下文用X表示人均GDP比值）。同時歷年各研究單元凈流出率反映了各研究單元的省際流動差異（下文用Y表示各研究單元凈流出率）。通過對2001-2012年的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反映X和Y的回歸模型中確定系數R2最大的為指數模型（見圖2），R2為0.883，F統計量為3809.755，顯著性水平為0.000，回歸方程為：方程表明，各研究單元凈流出率隨著人均GDP比值的提高而呈指數形式降低，當X=0時，亦即研究單元人均GDP為0時，Y=1，表明人口全部流出，當X趨向1時，亦即研究單元人均GDP與流入地相等時，表明各研究單元凈流出率趨向0。

（二）經濟因素對人口省際流動影響的時間演變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環境、技術條件、社會背景等諸多因素都將發生改變，因此同類現象的發生過程會變化。根據歷年的數據，選取2001年（起始年份）、2004年（轉折年份）、2009年（轉折年份）、2012年的數據分別進行回歸，結果如表1，回歸曲線如圖3。表1顯示，歷年的回歸模型的回歸系數在上升，回歸系數絕對值下降表明G值對Y值得彈性在減弱，說明其他非經濟因素對人口流動的作用在慢慢變大。

（三）經濟因素對人口省際流動影響的空間分異安徽省空間結構的劃分一直處于動態變化之中，從歷版城鎮體系規劃空間結構看，1995年版城鎮體系規劃提出了“二帶二群一組團”的城鎮體系格局，2004年版調整為“兩線三片多極”。此后安徽省內又分別提出了“沿淮城市群”、“淮蚌城市群”、“皖東北城市群”、“皖西北城市群”、“皖東城市群”、“合肥經濟圈”、“馬蕪銅城市群”以及“銅池組合城市”、“蕪馬組合城市”等城鎮組合方式，而最新版的安徽省城鎮體系規劃提出了“兩圈兩帶四極”和“一帶一圈一群”的雙方案，以體現城鎮體系規劃的靈活性。盡管安徽省城鎮體系的空間結構長期以來處于非穩定狀態，但是它們都體現了內部的均質性和內外之間的差異性，同時安徽省南北差異在歷版空間結構中都得到體現，本研究基于此將安徽省劃分成南部和北部兩大片區分別進行對比研究，南部片區包括蕪湖市、馬鞍山市、安慶市、銅陵市、池州市、滁州市、宣城市、黃山市、原巢湖市、合肥市，北部片區包括六安市、淮南市、蚌埠市、阜陽市、亳州市、淮北市和宿州市。通過分析得到結果見表2，回歸曲線見圖4。表2顯示南部地區的案例大多X值大于0.2，北部地區則多在0.2以下，回歸模型中的回歸系數是南部地區低于北部地區，表明經濟欠發達的北部地區X值對Ln（Y）值的影響敏感性高于經濟發達的南部地區。（四）經濟因素主導下跨省凈流出率標準值根據公式4，可以得出不同X值對應的Y的標準值，各個不同的地區可以據此進行參考（表3）。在X值較小時，這個模型的應用效果較好，但X值達到0.8時，Y的標準值為0.0022，數值較小，人口對流特征相對于人口單向遷出更加顯著。

四、結論與對策建議

本研究通過回歸分析，研究了流出地與流入地人均GDP比值與跨省凈流出率的定量關系，回歸函數的解釋量超過85%，表明經濟發展差距是人口跨區流動的關鍵影響因子。研究單元凈流出率與流出地和流入地人均GDP比值呈指數遞減關系，這種關系無論在時間尺度還是空間尺度上都體現出隨發展水平的提高而減弱的趨勢，進一步說明隨著發展水平的提高，人口流動受到的非經濟因素影響開始增強。本研究啟示我們，跨省流動已經成為我國人口流動的主要形式，人口政策必須在區域層面進行統籌考慮，在人口聯系密切的省份之間建立省際聯合管理機制是完善流動人口管理的必要條件。本研究進一步啟示我們作為發展的第一要素，人口流動意愿并不會隨規劃的主觀意愿而改變，各地要達到規劃所預定的人口發展目標，吸引人口集聚，防止人才外流，必須采取強有力的措施切實縮小區域發展差距。當今中西部地區輸出的人力資源掌握了一定的工業化生產方式和技術，積累了投入再生產的資本，回鄉創業的意愿日漸強烈。同時發達地區由于資源環境的緊約束加強，發展門檻不斷提高，部分發展機會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兩者合力給中西部地區發展帶來了極大機遇。為充分把握這一機遇，中西部地區必須突破財政、土地、基礎設施、政府服務、公共管理方面的劣勢，創造產業發展所需要的硬件和軟件條件，一方面吸引跨省流動人口回流，另一方面讓人口與轉移過來的產業協同作用，帶動當地由外出打工經濟向產業發展型經濟轉變，實現要素回流與加速縮小區域發展差距的良性循環。

作者：易斌翟國方丁琳單位：南京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