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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客觀原因
(一)我國近幾年頒布的政策、法律、法規(guī)等很多都是關心流動人口的基本權利、物質利益、社會保障等方面,對流動人口的道德教育這一方面關注的比較少,對流動人口道德教育的“目標、內容、任務究竟應該是什么,沒有明確的規(guī)定,導致對流動人口的道德教育工作缺少權威的、合法的支持與依據。沒有形成良好的道德秩序和社會風尚和建立有效的道德控制機制。
(二)缺乏流動人口的組織管理力度。流動人口“進城打工,在農村的時間比較少,農村基層組織把握不了他們的思想,管理很難到位;雖在城里打工,但是沒有城市戶口不屬于街道辦、社區(qū)、工會管理的范圍;企業(yè)老板們“只管手腳,不管頭腦”,對他們來說賺錢才是硬道理,對流動人口的道德狀況視而不見。再者流動人口屬于分散流動狀態(tài)的社會群體”,[4]更增加了加強道德教育的難度,是道德教育工作中的薄弱點。
二、主觀原因
(一)被剝奪意識感較為強烈剝奪感是個人將自己的地位與別的地位的人做了比較之后所產生的情緒體驗。十幾年來,流動人口為中國的城市化、工業(yè)化、現代化建設作出了非常大的貢獻,創(chuàng)造了不可估量的財富,提供了多樣化的服務,但卻未能享受與群體同樣的待遇。以農民為主的流動人口是具有勞動能力的弱勢群體,文化水平不高,他們大多從事著城里人不愿干的苦、臟、累、險行業(yè)工作。在許多工廠里,他們不僅不能享有應有的權利、當家作主的地位,而且還遭遇到非人的待遇。流動人口處于相當艱難的生存狀況之中。農民工相對剝奪感的產生,一方面容易加重他們的自卑心理,另一方面也很容易滋長他們對改革的不滿,導致他們對“共同富裕”政策的懷疑。
(二)法制觀念薄弱,總體文化素質不高流動人口由農村到進入城市打工,工作和生活的環(huán)境發(fā)生了轉變,即使進入了城市卻無法真正融入到城市的主流社會。流動人口進入城市后,感到城鄉(xiāng)、工農之間的懸殊,遭受到了許多不公平待遇,但卻沒能力改變現狀。他們渴望在城市里發(fā)展下去,通過自己的勞動快速致富,但由于缺乏規(guī)范的就業(yè)市場,而且普遍勞動技能不高,大多難以實現愿望,再加上貧窮、地位低下和歧視,難以被城里人接受,誘發(fā)他們的自卑心理,導致他們對城市產生疏離感和缺少責任感,而產生心理失衡和敵對情緒。這種情緒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出現違反城市秩序和社會公德的行為,甚至會轉化為違法犯罪行為。流動人口整體文化素質不高,缺乏城市文明和生活的必要常識。一些流動人口在生活中不遵守社會公共秩序,不講究衛(wèi)生,不愛護公共設施,一些人缺少最起碼的法律常識和社會公德,抱團結幫現象嚴重,城市法規(guī)對于他們來說形同虛設。
(三)城市融入意識受到打擊城市對于流動人口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流動人口在進城務工之前就向往城市,時間久了對城市也很依戀。正是這種心理預期與向往,使他們盡管在城鎮(zhèn)的生存發(fā)展遇到種種困難,盡管受到種種歧視、偏見,仍然堅持在城市打工甚至是長期定居。但由于他們的身份,使他們至今還不能融入城市社會,不被承認為城市的居民,因而也享受不到應有的權利,以至于很多流動人口發(fā)出了“城里何時才能容下我們”的感慨。流動人口強烈的城市融入意識在遭到冷遇后,很容易產生孤獨心理,淡化融入城市意識,把自己看成“打工仔”、“外來人”,對城市缺少愛心,逃避管理,不服從管理,還有的產生了強烈的反城市傾向。
(四)精神生活貧乏,引發(fā)家庭危機為了維護安定團結的穩(wěn)定局面,在穩(wěn)定是發(fā)展的前提下,城市政府對流動人口的管理采取了一些帶有歧視色彩的行政干預與防范措施,甚至進行“封閉式管理”。因此大多數的流動人口只能處于與城市社會相對隔離的亞環(huán)境中,接觸最多的文化媒體是錄像點放映的錄像和車站碼頭兜售的不太健康的期刊、小報等不良文化。他們在工作之余主要以“看電視、電影”、“讀書看報”來打發(fā)時間,精神生活極度貧乏,尤其是遠離親人,獨自在異鄉(xiāng)工作和生活的流動人口,孤獨寂寞容易使一些人誤入歧途,出現了一些非法同居、重婚、性病等社會問題,引發(fā)家庭危機。
(五)自我保障意識的淡薄,缺乏維權意識改變流動人口的邊緣人現狀。一方面要呼吁社會重視,促進流動人口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另一方面流動人口要積極爭取自身的權利。而讓人十分吃驚的是,流動人口對改變自身的保障狀況甚為麻木。流動人口進入城市做工大多是通過同鄉(xiāng)介紹而來,加上勞動崗位競爭激烈,他們往往因信任同鄉(xiāng)和確立勞動關系心切,很少事先考慮如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甚至毫無考慮。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很容易陷入那些善于坑騙的雇主所設置的侵權陷阱,等發(fā)覺上當為時已晚。還有些人本想維護自己的權益,但面對雇主的蠻橫兇殘只好忍氣吞聲。如今,流動人口尚未被納入城市社會的保障體系之中,無法培養(yǎng)起他們對城市社會的利益共同體意識,更多的是將自己作為一個過客,在城市中只為賺錢,既不關心也不愿意承擔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義務。
(六)急切的謀富心理流動人口中大多數人因生活所迫出來謀生。城鄉(xiāng)物質生活、精神文化生活的反差,使他們有一種急切的謀富心理,產生快速擺脫貧困的欲望,因此他們在工作中看重的是獲取利益的多少,而對自己的生活環(huán)境、身體健康、基本權益往往不予重視。他們最大的希望就是老板能按時發(fā)放他們的工資,不要出現拖欠現象。但當他們的希望破滅,工資拖欠現象出現在自己身上時,難免產生焦慮心理,而且,這種焦慮感也會隨著工資拖欠問題的解決與否而加重或減輕。當然,也有一些人在快速致富心理的驅使下,當“淘金夢”無法變成現實時,往往會走向極端,為了利益和財富而搞歪門邪道,甚至不擇手段。
(七)對道德觀的認識障礙對進入城市中的流動入口往往缺少包容之心和寬廣的胸懷。加上流動人口涌入城市后,一般都會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尋找各種機會務工經商.一方面固然提高了他們自身的收入,帶來了諸多的社會便利性;但如果在城市經濟得不到快速發(fā)展的前提條件下,另一方面這實際上也壓縮了城市市民的就業(yè)渠道、降低了市民的收入,加之一些邊緣性的媒體的誤導——似乎城市中目前存在的較高失業(yè)率、犯罪率和城市環(huán)境的臟亂差等,流動人口相關。從而引起城市市民的不滿。從更深層次的角度來說,城市市民對他們的偏見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公共管理者的決策,更何況有的決策者自身也對流動人口的市民化問題存在著矛盾的心理甚至是種種思想誤區(qū),結果勢必造成城市居民對農村流動人口的歧視。在這樣的心理與社會氛圍下,流動人口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種與城市居民甚至整個城市社會相對立的情緒,成為自身的道德缺失的誘因。同志指出:“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各項事業(yè),我們進行的一切工作,既要著眼于人民的現實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同時又要著眼于人民素質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進人的全面發(fā)展。”
這既著重指出了德教育與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fā)展的密切關系,也向思想政治道德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歷史任務。人的道德素質的形成,在根本上依賴于各種類型、各種方式、各種層次的思想政治道德教育工作。處于相對“管理中空”地帶的流動人口的道德教育更顯示出重要性,所以我們要充分發(fā)揮思想政治道德教育的四大功能,為流動人口的全面發(fā)展提供前進方向和精神動力保障。
作者:王麗娟單位:牡丹江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