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學視界中的文化生產思考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人學視界中的文化生產思考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西部學刊雜志》2014年第八期

在馬克思看來，雖然在資本主義之前，文化生產者為了維持物質生活也需要通過精神性勞動來獲得收入，但絕不是僅僅為了累積財富，而是為了生產“自在之物”。可是，在資本主義階段，我們卻不能如是理解文化生產。因為，工業化、現代化、市場化的社會進程，既推動了文化生產的產業化形式萌發，使人“通過這種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變自然時，也就同時改變了他自身的自然”，由此進一步延伸了人的本質存在與創造性力量。但是，一旦文化生產被納入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和生產體系，文化生產者淪為非人的被雇傭者，直接同資本相交換時，它便不再是為精神（文化）而生產的“自由勞動”，而成為一種為創造剩余價值而生產的異化勞動。正是基于這種洞察，馬克思方才做出“資本主義生產與某些精神生產部門相敵對”的精辟論斷。不過，雖然無利害的審美愉悅在商品化的過程中成為可以消費的東西，文化生產的異化也以商品化為必要前提，但具有這一特征卻不完全意味著異化。因為，文化生產之所以會呈現出商業性邏輯，肇因于“商品首先是一個外界的對象，一個靠自己的屬性來滿足人的需要的物。”亦即是說，首先源自這種勞動及其產品能滿足、提升人的精神文化需要。歸根究底，判斷的關鍵尺度在于它是否作為資本增殖的附庸手段。而作為異化的雇傭生產，文化生產滿足人的生活需求同時，它的“對象化表現為對象的喪失和被對象奴役。”相應的，所有的社會關系都轉換為物與物的關系，文化產品則成為資本所控制的商品，并且“作為一種異己的存在物，作為不依賴于生產者的力量，同勞動相對立。”毋庸置疑，這種生產實踐不僅異化了文化生產的精神特性，也褫奪了人自身的感性存在及其自由自覺的本性特征，將人演繹成為資本欲望——商品與利潤——邏輯的工具，由此造成了人與外在自然、內在自然的多層面對象化關系的全面異化，導致了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文化與產業、文化產品作為公共服務的精神性—文化價值與作為私有物的商品性—商業價值之間的沖突矛盾。在這個意義上來說，馬克思之所以強調文化及其生產、組織、產物的萌發衍變同人的現實存在與“兩種生產”相關聯的人學維度，否定與批判的并非是文化生產產業化的歷史趨向，而是介入、操縱文化生產運作的資本主義社會體制、工具——目的理性與資本積累邏輯。所以，在馬克思那里，文化生產的基本內涵是在一般層面的人類生產、自由的精神勞動與異化生產所構成的辯證關系之中被界說的。它和完整的人及其本質力量、存在形態與歷史進程相交織，兼具精神性與商業性、自由性與異化性雙重屬性。

雖然馬克思的相關論述是主要針對早期資本主義的社會現實，但其中卻蘊含探討這一問題的辯證途徑。那就是，只有從特定的社會結構和歷史語境中人所進行的實踐活動出發，審視由此形成的各種社會、生產關系，方能獲得關于特定時期文化生產的科學認識。以之為視界來進行考察的話，我們會發現：在當今中國的文化領域中，也存在著不同形式的資本運作于之中的市場化、產業化、區域化的空間現狀。在這種特殊的經濟場域中，文化生產“是什么”則表現為：異化生產與自由勞動、商業性與精神性二重性質以鏈條化、層級衍生的拓撲形態相互糾纏、交融于文化生產的整個過程中。從整體上來說，文化生產的運營以相當規模的產業鏈或集群形式出現，一方面它的產品生產及其流通、交換、消費方式與資本/市場的關聯度日趨濃厚，非常接近馬克思所批判的作為商品資本的“異化勞動”。譬如說，一些動漫、影視媒體行業，創作與傳播的以曖昧敘事為誘導點、以盈利為旨歸的快感宣泄類節目，就是深受資本—商業邏輯戕害的典型案例之一；另一方面，雖然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領域中幾乎無處不在，生產——消費存身于其中的市場也滲透了金融與資本的邏輯，它也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資本增值的市場規則。但是，由于中國的特殊社會結構與“天人合一”傳統的規約，它亦能充分張揚文化作為生產要素在促進社會主義文化、實現人的自由本性方面的價值導向。首先，就文化生產的產品而言，它的使用價值與商品交換價值之間不是完全等同的，文化的精神屬性決定著文化產品的社會用途，它的商品性并不能去除這一內在基質。同時，它還可以以活的勞動或服務形態的感性形式出現，使文化藝術由精英取向的抽象哲學層面回歸日常現實的大眾生活體驗。當與人求知、求美、求悅的高層次精神需要不可分割之時，即便作為商品在市場上買賣、流通，文化產品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貨幣資本宰制下的需求意愿，重新與文化生產者的生理自我與異化交換相分離，并為自己創造具有審美品味、文化素質與藝術素養的接受對象。其次，文化的生產與消費雖然是兩種不同的社會行為，但它們卻又是建構同一與差異的辯證體，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對面。因此，對于文化受眾而言，雖然所能得到的任何“美”基本都來自消費市場，與大眾化聯系。但是，他們絕不僅僅是受動的接受者，更是積極主動的參與創造者。即便他們購買的是商品意義上的文化產品，但這不影響他進行滿足自身精神需要的文化活動，甚至他還可以反過來作用于文化生產的各個步驟，使之不得不重視消費者提升文化品質的人性需求。同樣，對于文化生產者來說，雖然他的勞動在市場交換中不可避免具有商品性，但是，只有當他生產活動直接同貨幣資本交換時，文化生產才是將“勞動的生產條件和一般價值即貨幣或商品”轉換為資本的“生產勞動”。而當他基于人自由的生存、生活需要時，文化生產作為人的本質力量顯現方式的精神性也就得以彰顯。在這樣一個辯證層面，商業性是精神性實現的保障，精神性是商業性實現的前提，二者以雙向互動的形態和諧發展。所以，在當下，我們既無需基于純藝術的立場對文化生產的產業化、市場化而過分悲觀，更不能罔顧歷史與現實的必然律而人為劃定鴻溝，低估乃至否定資本和市場配置之于文化生產的意義。否則只能適得其反，不利于文化生產向新的更高層次的發展。事實上，這只是隨著人的需求結構與生產形式的現代化變革，文化生產的存在形態和組織、運作機制在具體語境中發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歷史性轉型而已。但是，我們亦需時刻明確地意識到：馬克思在生前無法全面體驗并深入辨析的這種變化不僅為人類創造了新的勞動對象，改變了文化生產的屬性特征，更影響著當今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乃至生活生存形態。因此，這個“做什么”及其下轄的“如何做、有何影響”，不僅是意識形態領域迫切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也是我們如今研究文化生產的基本目的之所在。

在20、21世紀之交，與消費時代、文化市場的跨國化、新興知識經濟、數字化技術、新傳媒形態相關聯的中國文化領域實際發生的劇烈變化，不僅遠遠超越了阿多諾、霍克海默從藝術的模式化復制、傳播層面所批判否定的“文化工業”，更使得文化生產的對象、類型與特征，以及產品的文化功能，發生了一系列的縱深改變。首先，在當下的歷史進程中，生活活動的主導逐步由傳統的“生產型經濟”為主轉向以“消費型經濟”為核心，這使得中國的文化生產不再僅僅停留在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所側重的、相對自治的上層建筑頂端領域，而是表現為某種人工之“物”，并以此游走于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滲透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這種狀況則不僅使得大眾的消費需求結構日趨具有生產性，也使得文化生產的消費性更加濃厚，在國民經濟與社會生產中的位置與作用日益重要。由此，“人的生產”的諸種形式間的外在區別也愈加模糊，這則讓經濟日益成為一種符號學意義上的文化事實。第二，現實事物則變成了媒介化的文化對象。隨著當代傳媒與信息化傳播的普泛化，文化生產的存在、組織形式轉向跨行業的文化產業。一方面，在這種幾乎“消滅”了傳統分工的混合體生產形式下，文化生產不再局限在某一精神部門，而是處于由多種生產形式空間集聚所生成的融合區域內；另一方面，產業化的文化生產不再如同工業時代那樣，集中于勞動密集型的流水線經濟，以生產屬于經濟基礎層面的、同一性的實體商品為主，而是表現為后工業的知識密集型勞動，以生產體現異質性、排他性的創意構造為主，產品的價值是在文化要素、服務或對象的差異性流動中得以附加。而在以創意作為產業運作核心之時，文化生產的邏輯由再現現實轉向動態制造“物”的真實。由此，“符碼與現實、觀念與事物的距離和界限被逐步消弭，不僅符號擬像本身變成了物，物也被擬仿變成了符號。”在這個意義上，文化生產是一種虛擬仿真生產與傳播的符號經濟，它主導了大眾認知對象世界的基本途徑。其后果正如馬克思人所言，“它不用想象某種現實的東西就能現實地想象某種東西。”也就是說，作為媒介聯系的聚合體，文化產品的意義不僅在于物品的實際使用或對之進行的商業買賣上，其存在價值更在于品牌符號之于人精神需求的差異性形塑上。這就意味著，使用價值和商品屬性是文化產品自身的內在物理，品牌符號的象征價值則不是產品本身的固有屬性，而是一種被層疊附加的體驗屬性。因此，經濟價值的流通則成為象征物的時空壓縮與對話。被消費者追求、占有與消費的其實不只是文化產品的物化形態，更多地恰恰是滲透于其中的、不具形體的社會象征性結構與符號能指圖景。

比如說，商標設計、圖像呈現、廣告傳輸、欲望投射等象征符號，而與之嚙合于一起的則是階層、性屬、地位、族裔、品味以及身體身份認同之類的審美政治因素。第三，這種經由商品化帶來的進一步物化與表征形式的隱蔽修辭，以及生產與消費的對象由實體物到虛體符號的流動轉變，既從總體性層面上使文化藝術與流通商品、生活需要和他者欲望、精神需求與物質占有之間的傳統疆域日益崩潰，又使得“文化的傳統意義的情境被消解了，它被模仿、被復制、被不斷地翻新、被重塑著風格。”換言之，一度與人的主體性聯系在一起的、相對自律的文化和所有其他商品一樣，變成符號象征的實現即作為生活要素的傳媒消費文化。因此，作為一種構造對象、生產意義與他者欲望的對象化實踐，文化生產在運作上是三重價值雙向交互的符號生產活動。這使得文化產業在滿足中國大眾多元多樣的文化需求，推動社會文化消費及其市場結構的同時，也與一定意識形態同謀共存，帶來了種種增殖的社會象征符號與消費政治意指。這種發揮著微觀意識形態效應的深層運作不僅意味著以商品—資本邏輯為核心的市場經濟規律對于文化實踐的制約，也展現了符號消費的象征邏輯對于文化生產的全方位滲透。它不僅體現在人的集體性生活秩序與社會生產關系之內，對大眾理解日常生活的思維方式、倫理態度與價值立場，以及文化生產、消費群體（企業或行業）乃至整個產業的民族意識、社會記憶和國家形象的認同產生規約，也以不易察覺的審美化形式體現于個人的現實存在與延續自身的生命活動之中。顯而易見，這種在特定社會階段出現的文化生產的高層級形式，涉及的不再只是文化自身與精神性、商業性之間的范疇關聯、自由自覺與異化病態之間的矛盾相遇，更包含文化性與政治性之間的屬性膠粘，直接關聯著社會經濟體制、國家機器等外在因素的規約同人的本質存在、生產—消費的選擇之間的錯綜糾纏。就此而言，在特定的民族、地域、國家之中，意識形態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其實是文化系統對“個人與其實在生存條件的想象關系的‘表述’。”

一方面，意識形態依存于通過語言符號進行的物質、精神交往實踐之中，是在一定的個人生活中產生、并涉及處于具體社會歷史內的這個“一定”中的每個個體的“意識”；另一方面，如同人的感官知覺一般，符號性的語言則是這種社會意識的最高形式以及物質體現之一，展示了人真正的感性存在與創造力量。而作為后工業消費社會的高級動物，當代人在同時與自然和社會結構發生關系的生活活動過程中，為了制造和使用某種文化符號，為了維系一定的文化形態與現實生存，就必然需要某種思想、意識形態作為認同基礎，以進行并肯定自身獨特的社會實踐行為。在此時，文化生產所具有的意識形態性，所起到的社會影響是雙重的。它的消極一面誠如馬克思所批判的，帶來了不符合事物本真的階級性幻想、超驗玄想與本末倒置的曲解，使人受制于“錯誤意識”或社會關系的束縛。與此同時，正如詹姆遜在論及西方跨國壟斷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與狀況時所指出的，它的積極性方面則在于它帶來了群體性活動的共同確認，使人在生產自身與他人生命與生活的活動過程中，獲得“在現實的世界中并使用現實的手段才能真正實現的解放。”

就此而言，馬克思主義針對新的現實問題所具有的、與時俱進的批判精神，既是對它的諸種對立面的辯證分析，也是爭取包括文化生產在內的諸種實踐活動從意識形態的消極、負面影響，尤其是異化效力中解放出來，從而回到人類“童年時代”的努力。同時，更是把它作為引導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產業和諧、有序發展與良性持續演變的理論依據。根據這種認識，如果說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生產是以人及其生產、本體生存的全面異化為統治策略與歷史代價的，那么，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語境中，即便它不可能符合每個個體、企業乃至行業鏈的特殊經濟目的或消費需求，但它仍舊是一種獨特的“普遍利益”。在國家治理、戰略安全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層面，文化生產理應以人自身的自由解放及其勞動創造、生活水平和需求結構的全面進步為價值導向與核心旨趣。事實上，也唯有如此，文化產業才能既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在文化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效能，又實現文化生產及其產品在商業性與精神性、經濟利潤與社會公益、自由性與政治性之間的動態和諧。

作者：王丹單位：華中師范大學文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