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人的精神困境探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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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界雜志》2014年第十四期

一、原因：導致媒體人精神困境的傳統與新興因素

美國中佛羅里達大學（UCF）傳播學院的FredFedler教授從歷史的維度，總結出導致媒體人精神困境的九種因素：“（1）媒體人的名譽及其影響；（2）為理想作出的犧牲和妥協；（3）工作導致身心俱疲；（4）工作時間長且不規律；（5）貧乏；（6）工作與職位上的激烈競爭；（7）不安全感；（8）目睹災難與不幸；（9）與領導及同事的沖突。”[7]應該來說，這九種因素較為全面地概括了轉型前媒體人傳統的壓力源。與此同時，職場心態的邏輯紊亂與外化也表現得非常明顯：（1）倫理沖突。是與非、該報與不該報、采訪是否到現場的抉擇，以及頻繁撤稿等非正常因素的影響；（2）利益沖突。廣告的新聞化以及分解廣告指標帶來的非業務性壓力，會讓媒體人心理上受良心譴責；（3）心理沖突。基于以上各種因素，人格高尚與卑下之間的搖擺，不正當手段與利益間的選擇，逢迎與不阿之間的矛盾時常煎熬著媒體人。在新的背景和形勢下，隨著傳媒轉型的深入人心和逐步推進，媒體人在新的形勢下還會產生新的焦慮，主要來自以下四個方面。

（一）價值焦慮：人事制度轉型中領導與員工價值觀的沖突在媒體的管理與用工制度轉型過程中，“領導要官要權，員工要利要錢”、“事業體制，企業經營”決定了報刊業領導與員工在利益期待上的沖突。過去，媒體人往往是具有政治身份的權利主體，擁有“國家干部”的身份，而到了2000年前后，媒體開始推行人事聘用制。因而，媒體現階段的人事狀況是，領導往往具有事業編制和行政級別，而員工多是聘用制和合同工。不能像政府機構那樣單純地做公共服務，也不能像企業公司那樣擰成一股繩地追逐利潤，許多媒體的領導想通過上繳利潤、擴容業務來獲得晉升，而普通員工沒有晉升的通道只能寄希望于薪酬、福利的提高。一方面形勢嚴峻很難盈利，另一方面盈利之后，領導想多交，員工想多發，這種矛盾沖突明顯。如果領導以犧牲員工福利待遇獲得職位上的晉升，員工的怨氣便日益高漲，領導與員工之間的積怨、矛盾重重，都難言和諧和幸福。這種現象并不鮮見。

（二）職業焦慮：工作流程轉型中時間全天化、節奏高頻化、輿論壓力常態化隨著傳統媒體向新媒體轉型，“7×24”（每周7天，每天24小時）成為一線媒體人所面臨的工作節奏轉變：從原來的月刊、半月刊、周刊、日報的流程和節奏，向以小時、分鐘甚至秒鐘為單位變化。飯還沒到一半，就要刷一下手機客戶端，刷一下突發事件，刷一下娛樂熱點，更新一下微博，檢查一下微信，唯恐慢人一拍。新媒體環境下全天候的工作時間要求，使得媒體人像待飛的“戰斗機”一樣隨時隨地準備出擊。筆者經常關注的手機新聞客戶端，僅在新聞頭條這一欄，幾乎是24小時不斷更新，24小時不斷發推送，很多重大新聞往往是在凌晨兩三點，可見，工作時間被高密度切割。據《每日電訊報》報道，研究者通過調查真實的網絡使用數據后發現，高頻率地使用互聯網是抑郁癥的一個關鍵征兆。特別是移動互聯網興起之后，被二十四小時綁在網上的媒體人，飲食不規律、睡眠不規律、生活不規律、工作壓力大，身心必然極度疲憊。此外，寫不出稿子、播不出新聞壓力大，寫出了稿子、播出了新聞壓力更大，怕得罪領導，怕出大問題，怕造成紕漏，怕捅婁子，媒體人要對自己的言行負責，擔心自己做出來的東西會不會影響到別人，會不會出什么后果，一不留神就被推至輿論的風口浪尖，擔心因揭露“爆炸性”新聞而“被拘留”、“被起訴”、“被毆打”、“被詆毀”。整個“采、寫、發”的過程都要承擔精神壓力和輿論壓力。這種職業焦慮中還包括一部分道德焦慮，就如同馬航事件中的“無意識假新聞”，信息全球化和媒介全球化必然導致引證的困難和失誤，信息過載導致難以捕捉真實信息，最終產生謬誤。這種“無意識假新聞”必然會給媒體人帶來職業道德倫理上的焦慮。

（三）職業焦慮：轉型加劇競爭，競爭推進量化，量化放大壓力當傳統媒體被新媒體擠壓的壓力越來越大，越來越多的傳統媒體加入、試水新媒體陣營，原來的壓力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因競爭更加激烈而增強。在原本“‘掙工分’的政治”[8]沒有絲毫改變的情況下，媒體人的工作又被賦予新的要求：適合新媒體傳播。所謂“掙工分”的政治就是低底薪加績效獎金，對于紙媒而言，績效就是稿費，稿費由發稿的質與量決定，這些都是量化的，“上封頂而下不保底”，且實行“末位淘汰制”。而為了適合新媒體傳播，轉載數、點擊量、評論數、稀缺性、編輯力度等等都成為量化考核的標準。以華中地區某都市類報紙為例，最初是以發稿量計算稿分，然后是稿分加稿件評級，后來引入各級各類媒體的轉載數、線索的稀缺度，最近又開啟評最差稿件模式，例會發言也要引入績效考核。而這種模式在整個傳媒集團應用廣泛，許多同類媒體紛紛效仿，競相引入這種考核量化模式。考核指標的量化不斷拓展和加強，給媒體增加的心理壓力被無限放大，可以說，神經時時處于緊繃狀態。

（四）身份焦慮：轉型方向不明朗，加劇媒體人的焦慮幸福是個比較級，恐懼源自無方向。傳統媒體一方面感覺到形勢嚴峻，不轉不行，另一方面又不知如何轉，怎么轉；一方面新媒體的巨大沖擊，另一方面又發現，轉向新媒體后，困境來得更快，微博熱鬧兩年后被微信取代，現在，很多人對微信朋友圈也開始厭倦。手機新聞客戶端，內容趨雷同，同質化嚴重。自媒體經歷一段迅猛增長期后，也步入瓶頸期，用戶增長緩慢，甚至下降。新媒體在沖擊傳統媒體后又很快受到新新媒體的沖擊。不確定性會加劇各類媒體人心中的恐懼和焦慮。此外，媒體人的勞動往往具有雙重屬性，一方面要“跑新聞”掙工分，這是體力勞動；另一方面要撰寫編改、策劃選題，這是腦力勞動。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必須兼顧，缺一則白搭，所以，勞心又勞力。與此同時，報業冬天、報紙停刊、廣告下滑等都是媒體人之間的日常話題，前途未卜、方向不明和未來不定必然加劇負面情緒的相互傳染，處處彌漫焦慮感。

二、對策：社會、媒體機構和媒體人合力對抗壓力

從歷史的維度看，重壓之下，媒體人大多疲于應對，有的奉行犬儒主義，力圖變得淡漠超然或鐵石心腸，意在避壓力；有的借酒澆愁，或煙不離口，以期麻痹精神或尋求慰藉；有的干脆轉操他業，新聞人才流失嚴重；還有的如前文所述，精神上不堪重負，甚至選擇輕生。針對這些情況，社會、媒體機構和媒體從業者三方都要行動起來，在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形成合力，才能從容應對傳媒轉型帶來的壓力，走出精神困境。

（一）分類管理媒體，規范人事體制“黨管新聞”和“市場配置”并行不悖才能保證媒體人在價值觀念上不沖突，在經濟收入上有保障，滿足其“生理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這就要求宏觀的傳媒體制上，“官媒梯隊”和“市場體系”分野，讓官媒當好耳目喉舌，讓市場化媒體充分市場化，取消行政級別，建立以職業技能為基礎、以業務表現為導向、以價值創造為準繩的人事管理體制，確保收入分配制度公平合理，優化人才、資金和資源的配置，最大程度地積累媒體經濟實力，最終實現媒體機構從“量”的競爭向“質”的競爭轉變。“不患寡而患不均”，在收入分配合理的基礎上追求經濟、社會效益，在物質基礎穩固的基礎上追求新聞理想，在實力資本雄厚的基礎上追求傳媒轉型，才不至于讓媒體人深陷精神困境鎩羽而歸。

（二）建立收入保障，改革績效考核從“吃大鍋飯”到“底薪加績效”固然是市場化的改革路徑，但是，新聞產品的物質、精神雙屬性決定了媒體人收入分配的復雜性，不可能設計出萬能的績效考核制度，更不可“一刀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首先就是要建立收入保障機制，即提高底薪以確保新聞從業者無后顧之憂，然后因地制宜地設計績效考核制度，方能實現專才專用，各盡其用，各美其美，優化配置人力和資源以創造更大效益。這是媒體機構可以逐步實現的。此外，媒體機構“設立專門的身體和心理健康咨詢室”、“建立人性化休假制度”、“定期組織員工外出旅游”、“舉辦心理知識培訓”、“定期進行心理普查”等，都能實時做一些心理疏導，讓員工有機會放松調整，緩解焦慮，釋放壓力，從而發揮最大的職業效能。例如，湖北日報傳媒集團有一個專供員工鍛煉、休息、娛樂的康樂中心，不僅配備各種運動設施，還設立一間心理減壓室。此外，集團定期請來一些醫科大學實習生做義診，應者云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三）發揮內因，自我減壓解鈴還須系鈴人，走出精神困境，施展職業抱負，媒體人終究要靠自己。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研究生院推出了一個名為“DartCenter”的項目，專門協助暴力、悲劇、沖突等負面新聞的報道，為緩解媒體人的精神壓力與焦慮，提出“PPES”四方面的建議[9]：身體上（Physically）：飲食健康、規律，睡眠充足，參與運動；心理上（Psychological）：記錄生活，緩解壓力，休閑閱讀；情感上（Emotionally）：常與好友小聚，與小孩子玩耍，適時放聲哭泣；精神上（Spiritually）：唱歌，冥想，與大自然相處，加入精神社區。此外，一項關于美國新聞從業者如何應對工作壓力的調查顯示[10]，與媒體朋友交談、娛樂休閑、運動鍛煉、興趣愛好位列前四，分別占比63.9%、60.3%、54.4%、51.6%，即一半以上的人選擇這些方式減壓。奇怪的是，“與非媒體人朋友交談”則是第五種選擇，由此看來，美國媒體人普遍認為與圈中人交談更減壓，大概是因為同命相連，惺惺相惜。此外，24.2%的人放棄媒體職業，轉操他業，另謀高就成為第六大選擇。具體的調查結果見表1。雖然中美的媒介體制不同，但兩國媒體人都感到“壓力山大”，壓力的程度與危害相差無幾。因而，美國新聞從業者應對工作壓力的方式可資借鑒。媒體人需要借助溝通交流分享憂樂，通過娛樂休閑放松心情，通過興趣愛好轉移注意力，通過閱讀冥想修身養性，必要時還應向心理專家尋求幫助。此外，有些媒體人在應對精神壓力時，有意無意采取一些效果有限的措施，如煙不離口、借酒澆愁、使用藥物等，這些行為的功能與危害尚不明確時，急需媒體人的克制。

三、結語

媒體人如何走出精神困境，是個行業難題。一則壓力的產生與行業的機制體制、發展趨勢有關，難以觸動其根基，也就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二則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新聞傳播行業的一個頂層設計問題，非一朝一夕、三言兩語能夠解決。而解決這個問題，急需在理論上做如下探討：（1）目前媒體人應對精神壓力的方法有哪些，且是否有效；（2）傳媒體制與媒體人精神壓力的關系；（3）新背景新形勢新技術新變化是否帶來新壓力？如有，那么主要體現在哪方面？此外，還有一些較為重要的相關問題也需要求解，主要包括：（1）與其他行業、職業的從業者相比，媒體人是否承受著更大的壓力？抑或是媒體人掌握著發聲的平臺，更易于抱怨和申訴？（2）每年各級各類院校培養的新聞傳播專業畢業生那么多，是否應該將媒體人心理輔導納入課程體系？在這個行業謀求工作和職業的人很多，而每年離開這個行業的人也很多，精神壓力是否是一個因素？如果是，是否是決定性因素；（3）為何有一些媒體人能夠忍受所有壓力而把一生精力奉獻給這個行業？他們是如何做到的？（4）媒體人在應對精神壓力時往往采取一些無效甚至有害的措施，如吸煙、酗酒、濫用藥物等，這些行為的功能與危害也應該成為未來研究的一個重要主題。

作者：江作蘇王敏單位：華中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