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后社會城鄉結構的變遷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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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探索雜志》2015年第六期
城鄉結構是社會結構的重要子結構之一。“城鄉關系的面貌一改變，整個社會的面貌也跟著改變。”［1］(P175)陸學藝將社會結構定義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占有一定資源、機會的社會成員的組成方式與關系格局”，包括五個核心要素:社會成員、資源、機會、組成方式、關系格局。作為子結構，城鄉結構當然是以追求社會資源在城鄉社會成員的配置中獲得社會資源的機會(公平性)的結果為目標。結構化的研究是要說明這些規則和資源如何在日常慣例中相互交織在一起以及如何將社會整合和社會系統聯結起來。［3］(P9)英國著名社會人類學家利奇(Edmund•R．Leach)在其名著《緬甸高地諸政治體系:對克欽社會結構的一項研究》中，對社會人類學的平衡論提出了批判，他通過對社會發展動力的探討，強調社會結構并非有一致的連續性，社會間不僅是一種裂變和融合，也包含結構性的變遷。［4］隨著全球化和現代化的不斷深入，片面強調經濟發展而忽視社會進步成了發展中國家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城鄉差距不斷拉大是單方面強調經濟發展所呈現出的后果之一，城鄉資源和機會配置不平等導致城鄉結構失衡。社會資源配置過度集中于城市(如城市化、工業化等)，農村社會成員獲取資源的機會大大降低(如受教育機會、就業機會、向社會上層流動的機會、獲取財富和收入的機會等)，必然導致城鄉差距過大，城鄉結構失衡。緬甸城鄉結構的失衡主要體現在特權階層與普通民眾之間的巨大差距，雖然有些方面有所改善，但總體而言，緬甸城鄉結構的轉型沒有擺脫獨立后逐漸建構的框架。
從蒲干王朝到1885年以前的緬甸為緬王時期，政治制度表現為封建君主專制政體，社會結構表現為貴族與政權相結合的封建等級制度。國王是“大地之主”“全部水和陸地之主”“萬物的所有者，水和大地的主人”，該時期全國的土地均視為國王的財產，在土地王有的原則下，緬甸歷代國王又實行了一套土地分封制度，國王只是直轄部分地區，其余地區均以采邑的形式分封給王室其他成員、貴族、官吏或寺院。分封與行政區劃相結合，以“謬”為單位，一個“謬”包括一個中心城鎮及其所管轄的諸多鄉村。國王對廣大勞動者的統治主要有勞役和物租兩種表現形式，一類叫作“阿姆丹”(意為服役者)，一類叫作“阿臺”(意為普通農人)。緬甸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制度萌發并形成于殖民時期，殖民時期的緬甸政治體制經歷了三個階段，即以印治緬時期(1885～1922年)、二元政治階段(1922～1937年)、印緬分治階段(1937～1942年)，殖民者為滿足其統治需求，隨著政治制度的變遷改變了緬甸傳統的土地國有制度。緬甸社會城鄉結構的顯著變遷也是開始于近代殖民時期。人是社會的主體，是各種資源和機會的基本載體，城鄉結構的特征主要是由城鄉人口的比例確定的，而城鄉人口的比例，又為產業化的發展程度所制約。英殖民者為填補緬甸勞動力的不足，從印度移入大量勞工，導致緬甸城鄉結構發生變化，開始了緬甸的城市化進程。緬甸印度勞工的數量從19世紀末的數萬人增至1927年的400，000人，其中350，000人留在了上緬甸。
人口流動是城市化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20世紀30年代每年有20～35萬人進出緬甸，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往返于大城市之間。同時出現了大批緬甸農民移居的現象。緬甸三角洲的開發在整個19世紀后半期吸引了來自干旱地區的大量人口，1901年下緬甸410萬人口中10%來自上緬甸，這成了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區“緬人化”過程中的重要因素。隨著商業化步伐的加快和基礎設施的改善，也出現了周期性和短暫居住的人口遷移，如大量來自上緬甸呵叻高原的農民進入緬甸三角洲從事水稻收割。人口流動使英國人深感不安，用“都基”的當地世襲酋長來對農村居民強化管理，村社和農村成了受英國影響的經濟發展區，更為重要的是成了產品和原材料的產地。在西方生產和貿易制度的推動下，城市的商業和地域管理兩大職能在緬甸被有機地結合了起來，城市人口增長速度遠快于其周圍的農村地區，在1872年到1921年年人口增長率為3.5%，城市規模迅速擴大，然而城市的地域空間主要是被英國人占據，其功能只是將緬甸產品輸往世界市場和將西方產品輸入緬甸國內的通道，并未促進工業的發展且造成“首位城市”現象，成為獨立后緬甸城鄉結構發展的巨大隱患。
(一)吳努執政時期的緬甸社會城鄉結構(1948～1962年)吳努執政時期緬甸的城市化在東南亞地區處于較高水平，且城市人口增長較快，而影響緬甸城鄉人口分布的主要因素是產業結構(城市化)的相對優化和國內政治形勢。吳努執政伊始，緬甸經歷了社會結構的改造，表現為吳努政府在發展國家、集體所有制的同時，允許私有制的存在，大力發展農業，實行土地國有化政策。獨立之初，由于緬甸大部分財產由國外壟斷資本家所控制，緬甸對所有制結構進行了相關調整，土地國有化政策由于受到各種阻撓，于1959年宣布放棄。吳努試圖在綜合佛教和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建立佛教色彩濃厚的政治結構，但迫于各方挑戰最后失敗，實行西方式的議會民主制，是他對于國內政治形勢的無奈之舉。由于共產黨被宣布違法而轉入農村從事武裝斗爭和少數民族的分離運動，使得該時期緬甸城鄉結構的變化深受國內戰爭的影響。獨立后緬甸的首個城市化高潮出現在1950年左右，由于國內戰亂，農民大批遷入城市，城市人口劇增，給城市的住房、就業、基礎設施造成很大壓力。1950年，緬甸的城市化率為16.2%，城市化水平在獨立之初為中南半島第二高的國家，僅次于泰國。據有關資料估計，1954年緬甸人口約為1900萬。以仰光為例，1958～1960年的看守政府在郊區建立了一批衛星城，以安置難民并減輕仰光的壓力。衛星城的建設，使仰光的城市不斷向東、南擴大。當然，吳努時期的經濟計劃比較注重結合實際，自獨立以來緬甸就已經為實現工業化進行了努力，1950年到1962年，緬甸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5.6%，部分工農產品恢復到戰前水平，工業化的發展也帶動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吳努執政時期的1950年到60年代初，緬甸城市化水平提高了大約3%，但城鄉體制導致城鄉社會地位的不平等問題同樣突出。
(二)奈溫執政時期的緬甸社會城鄉結構(1962～1988年)城鄉體制的構建是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重要內容，奈溫執政時期緬甸城鄉結構呈現出緩慢發展的、固化的特征，固化主要體現在城鄉人口流動和社會經濟交流。1962年，奈溫發動軍事政變，軍人掌權，緬甸開始了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即大幅調整經濟所有制結構、推行并實行農村合作化政策，取消市場作用，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這樣的城鄉體制，不但將已經存在的城鄉二元經濟固化，且嚴格管制城鄉之間的社會經濟交流，將城鄉差別演變成社會地位的差別。奈溫時期緬甸實行農業集體化、資產國有化，通過計劃經濟的發展促進工業化。奈溫時期實行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工業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城市化的發展，但過于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閉關鎖國的政策導致了緬甸的工業化成果有限。緬甸的城鄉結構在奈溫時代的1973～1983年呈現出，緬甸的城市化速度有下降的趨勢，直至1990年仍為24.8%，二十年增長了2個百分點。考慮到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長、城市的擴張、70年代中期緬共勢力減弱后的緬北大移民，總體而言緬甸在該段時期農村向城市人口的遷移幾乎是停滯的。從1950年到1970年緬甸的城市化水平從16.2%提高到22.8%，而1970年泰國的城市化水平僅為20.9%。［10］1983年人口統計結果顯示，全緬人口總數為35，313，905人，城市人口占全國人口的23.95%，農村人口為76.05%，全國人口最多的三個城市人口數量為:仰光245.8712萬、曼德勒53.2895萬、毛淡棉21.9991萬。這一城鄉結構奠定了今日緬甸城鄉結構的基礎。80年代中期緬甸經濟迅速衰退，失業率迅速上升，城市和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均受到嚴重影響，80年代末，緬甸的人口死亡率仍在15‰左右。
(三)新軍人政府執政時期的緬甸社會城鄉結構(1988～2011年)1988年以后隨著緬甸政府的改革及民族和解的逐步展開，工業化和城市化逐漸加速，城鄉結構發生了現代轉型，城市化水平從1990年的24.8%增至2000年28%，2010年達到33.9%。1988年新軍人政府上臺后，放棄奈溫時期的計劃經濟制度，逐步實行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發揮市場作用。［12］(P199～200)實行鼓勵私人和外資發展出口導向和進口替代工業的政策，私營經濟、外向經濟發展起來，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城鄉結構轉型進入新的階段。市場經濟體制的實行帶動了城鄉結構的變動，打破了城鄉二元產權制度的束縛，1988年起緬甸對農業政策和分配逐步改革，1988～2003年，調整配給制度，減少配給受眾和糧食數量，農民積極性有所提高;2004年以后取消大米配給制度，農民的自主性進一步增強，糧食盈余逐漸增多。1988年開始進行國企改革，90年代開始，政府將一些國企租給外商經營或合作建立合資企業，1995年1月，緬甸成立私有化工作委員會和資產評估委員會，首批私有化的企業有30多家，截至2004年，緬甸共興建了18個工業區，吸納9191家企業，這些措施的實施增加了城市就業人口，降低了緬甸城市貧困人口率。2004年工業產值占GDP的10.5%，2005年工業產值為17.5%，2006年工業產值約占GDP的19%，直到2009年農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為43.2%，工業產值占GDP的比重為20%。工業化的低水平成為限制城市化水平提高的最主要因素。(四)新民選政府執政時期的緬甸社會城鄉結構(2011年至今)2011年新民選政府上臺，加大民主改革力度，放寬了經濟政策。對緬甸社會城鄉結構的不合理性、不公正性問題，全社會有了廣泛的共識，緬甸政府重視民生問題。政府計劃在2015年將農村貧困人口比例從26%降至16%。根據2014年人口普查的初步結果，當前緬甸總人口約為5140萬，產業的發展帶動了人口向城市轉移的步伐，農村人口仍然約占總人口的70%，但城鄉一體化是一個系統的過程，需要理性的反思，緬甸城鄉結構已經在向一體化這一方向行進。緬甸的城市化比之20世紀80年代提升了約6個百分點。但緬甸貧困人口基數大，工業化基礎薄弱與城市化的結構性錯位并沒有得到完全改觀。
二、緬甸社會城鄉結構的現狀及問題
(一)城市化雖有進展但發展緩慢緬甸城鄉結構的形成和變遷，造成了工業化水平大大落后于城市化水平。城市不僅展現了權力和秩序，更是一個社會關系與問題的復雜場域。［15］經濟發展的社會代價就包括農村人口和資源向城市的轉移，工業化成為現代化的必經之路，但工業化卻沒有與城市化同步，明顯滯后于城市化的發展。截至2012年，根據緬甸政府的統計，在區域內經濟體中，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比例最小的就是緬甸，僅26%，而其他國家如老撾31.7%，越南41.1%，泰國45.6%，印尼46.4%。［16］該年緬甸農業產值卻占到36.4%，由于緬甸特殊的國情，統計結果和方式也不盡相同，普華永道在2012年8月出版的《緬甸商業指南》中的統計結果為2010年農業產值占GDP產值的43.1%，工業為20%，2011年農業為38.2%，工業為18.2%。①只就2011年的工業產值來看，緬甸政府和普華永道在農業所占比重的統計上差距懸殊。2010年緬甸的城市化水平為32.58%，低于2010年世界50.9%的城市化平均水平，而工業化水平為20%左右。工業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城市化是現代社會發展的體現。缺乏工業化的城市化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工業化的發展有賴于城市聚集效應的發揮，缺乏城市化的工業化會喪失發展的基礎，難以為繼。從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來看，工業化與城市化存在著良性互動的關系。顯然，緬甸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沒有形成這種良性的互動。
(二)居民總體生活水平較低，首位城市獨大的情況呈現出城市發展的不平衡緬甸是坐在“聚寶盆”上的幸運兒，自然資源豐富，二戰前，緬甸曾是東南亞的“經濟明星”，20世紀80年代卻淪為“捧著金碗要飯”的世界最窮國之一，1987年被聯合國評估為“世界最不發達國家之一”，1988年的人均GDP是200美元，明顯低于低收入國家的平均370美元的水平，2013年人均GDP為869美元，是東南亞地區收入水平最低的國家，普通階層的人均收入只有2～3美元，60%以上的收入用來滿足日用消費，農村情況更糟，貧困人口占總人口數的26%。［17］城鄉結構問題表現出城鄉之間的嚴重失衡和不公平，實質是就業結構的非農化滯后于產業結構的非農化、城市化滯后于就業結構的非農化。西方依附論認為，剩余價值的轉換和不平衡交換導致了社會剩余價值在第三世界大城市地區的集聚。［18］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和城市化是城鄉關系最為實質的部分，正常情況是三者相互協調和匹配，其中城市化高于工業化水平，非農就業比例與產業的非農化水平相一致。緬甸的城市化的確是高于工業化水平，但差距過大，其工業化水平為區域內最低，即便按緬甸官方公布的數據來看，只達到26%。工業化帶動農村人口的遷移從而實現更高的城市化，但百分之二十多的工業化水平不可能帶動高水平的城市化，除非是像新加坡這樣的城市國家，而緬甸是中南半島領土面積最大的國家。與其相對應，2010年城市化水平約達34%，這就不難理解城市居民生活整體貧困，原因在于過低的工業化水平無法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緬甸工業化水平嚴重滯后于城市化，盡管其城市化水平與世界平均水平相去甚遠，但緬甸的城市化水平不可能在近期內有大的改觀。城市化嚴重滯后于工業化意味著產業結構的非農化進程十分緩慢，農業產值至少占GDP總產值的35%以上，農村人口所占比例過大，就業結構的非農化也就十分緩慢，無論是第二產業還是第三產業，對勞動力的非農化轉移的影響十分有限。從表中可以看出，2007年緬甸第二、三產業人口占從業總人口比重僅為31.9%，而農業占到68.1%，緬甸就業結構和產業結構的非農轉化任重而道遠。最近幾年公布的工業產值占總產值的比重仍然為25%左右，中產階級處在萌芽階段，城市化的低水平及城市居民的貧困導致非農非城困局出現，成為緬甸社會發展的重大隱患。首位城市現象主要是國內經濟發展不平衡所致。國內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導致了首位城市的優勢明顯，而政府的平衡政策也會由于首位城市的優勢引發各種阻力。像仰光這樣的大城市人口由社會方面的優勢，如教育、醫療等，城市人口增長迅速，1953年仰光的城市人口為82.6萬人，而1989年緬甸政府公布的人口數為540萬。這主要是由國家經濟狀況造成城市經濟狀況不佳所致。2000年仰光城市人口占城市總人口數的30.8%，而近年下降至28%左右。緬甸的城市化水平雖然不高，但仰光占全國0.09%的國土面積上聚集了全國8%的人口，占全國城市人口的近30%，人口規模過大造成城市的畸形發展，邊緣地區的貧困進一步加深。仰光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垃圾和廢水被集中處理，其余為非正常循環，倒入溝渠、河流或簡單堆放腐爛，對城市環境造成了很大的壓力，“使仰光在尚未實現真正的現代化之前就已染上了‘現代病’———公共設施嚴重落后于人口的增長比例”［21］。城市單極化成為制約緬甸城鄉結構轉型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城鄉二元結構問題突出從農村和城市居民擁有的耐用資產來看，仍然是城市擁有水平高于農村，據世界銀行統計數據信息，1997年緬甸城市家庭擁有和獲得收音機、汽車、摩托車、自行車水平為35、8、6、54，而對應的農村為24、1、1、38。①從城鄉居民享受到的公共資源來看，存在一定差距，如醫療、教育、交通等。從基尼系數來看，農村的基尼系數為0.41，城市的則為0.56，當然基尼系數并沒有反映出農村的貧困，只是反映了城市貧富差超出合理范圍，緬甸的城鄉差距主要體現在權貴與平民之間的差距，城鄉二元經濟反映了經濟發展的分工和水平的不同，城鄉社會結構體現的是城鄉社會地位不平等，如權利不平等、資源配置不平等、發展不平衡等。2012受罷工等影響，緬甸工人最低工資從此前的8000～30000緬元漲至56700緬元，即最低工資額度為56700緬元。農村基本上沒什么變化。2001年，全國平均250人一部電話，大部分農村甚至沒有一部電話同外界聯系。2014年之前官方公布的數據顯示，由于電信基礎設施不發達，緬甸的手機覆蓋率不足8%，2014年2月，吳登盛政府啟動電信改革，大幅降低話費收費標準及手機SIM卡，但由于SIM卡的投放數量有限，只能采取抽簽的形式發售。［23］大多數城市人口只能望“卡”興嘆，農村更是無從談起。“久居緬甸的人都會對當地的電力短缺有深刻的感受，從城市到鄉村，停電司空見慣，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曼德勒、仰光等大城市的供電設施也十分落后，難以滿足居民的正常用電。截至2012年7月，緬甸失業人口約900萬～1000萬，失業率為28.4%，貧困率為23.6%，在廣大緬甸農村，26%的農民仍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農村和城市的不平等不僅表現在權利的不平等，資源配置的不合理同樣明顯。緬甸農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但城市是國家的利益核心，1971年度工業投資占公共投資的40%，農業投資不足導致農業增長率落后于人口增長率，工業投入大、產出小，投入工業的投資主要從農村攫取。2011～2012年度投入在石油、電力、天然氣三大產業的投資總額占總投資的93.08%。雖然緬甸的城市化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約70%的人口生活在農村，過去十年，城鄉人口分布格局改變緩慢，由于工業化水平較低，城市失業問題、農村流動人口市民化問題較為嚴重，城市化高于工業化水平。整體而言，緬甸的城市和農村發展均相對落后，富有的只是城市少數的特權階層，緬甸幾乎不存在中產階級，至少是中產階級所占人口比例幾乎可以忽略。從基尼系數來看，農村的平等處于合理狀態，但這一合理是極度不發達狀態下的平等，城市貧富差距較大，且大多數居民還在為解決基本生存而奔波的階段，這樣的城鄉不平等格局，造成城鄉發展的“多重困局”。
三、緬甸社會城鄉結構的未來走向
社會結構是對社會做靜態分析的終點，也是做社會動態分析的起點，通過對社會結構變遷的分析可從本質上把握該國家或地區的社會變動的狀況和趨向，法國著名社會學家迪爾凱姆更是斷言:對社會結構的分析，是理解一切社會現象的出發點。社會結構包含以下十個方面的內容:人口結構、家庭結構、就業結構、收入分派結構、消費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組織機構、社會階層結構、社會流動。城鄉結構是社會資源和機會在空間配置上形成的最重要的結構狀態之一，是串聯社會結構其他九個方面最為重要的一環，社會結構的其他方面均必須基于城鄉結構這一空間分布結構。“城鄉分離—城鄉對立—城鄉融合”是城鄉關系發展的歷史過程，城鄉關系不僅是人類歷史發展史上長期存在的一個重大問題，而且是錯綜復雜的社會生活中影響全局的環節。
(一)緬甸城鄉結構短期內無法發生較大改變城鄉結構變遷首先表現為城市化，伴隨著工業化的進程，農村人口轉變為城市人口成為發展中國家城鄉結構變遷的一種趨勢。盡管緬甸從1980年到2005年人口增長率以每年大約0.4%的速度下降，但2005年到2010年呈現上升態勢。②從緬甸人口密度來講屬于人口稠密區，農村人口數占總人口數的約十分之七，為名副其實的農業國，緬甸城鄉結構的形成與人口結構的現狀關系密切。據2008年的統計結果來看，緬甸城市戶均人口數為4.9人，農村戶均人口數則為4.7人，家庭結構呈現出與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不同的態勢，即城市人口戶均數大于農村人口戶均數。就業結構、收入分配結構、消費結構在上文中已經有所論述，主要體現在特權階層與普通民眾的差距上。而緬甸的社會階層結構的特點是中產階級并未真正形成，特權階層的大量存在也導致了緬甸社會流動性極小，不同產業之間的人員流動緩慢，絕大部分人口只能聚居農村。城鄉結構的變遷是一個過程，需要假以時日。
(二)從自身實際出發，建構城鄉一體化制度體系對緬甸政府而言，最能著力且有效的措施就是城鄉體制改革，目前的城鄉結構導致了緬甸城鄉之間的嚴重失衡。當然，城市化絕非簡單的人口遷移、城市規模擴大等，城市化進程并非一個城市建設、經濟發展、人口聚集的簡單過程，而是融合了國家意識形態、民族主義、政府管理人口分布、規劃權力、族群關系、社會層級、空間生產等多因素的實踐體系，因此，所產生的社會后果也顯得動態、復雜。緬甸城鄉結構的不合理性自獨立以來就已經顯現，緬甸政府一直在強調農業的重要性，事實上卻是通過對農業產值的“掠奪”支持工業發展。從結果來看，農業產值高居不下，工業產值卻仍舊極其低下，隨著文人政府的上臺，緬甸實行了大刀闊斧的政治改革，但政治改革明顯快于經濟改革，人均GDP仍是東盟諸國中最低，民眾生活改變并不明顯，尤其是農村，“農村基本上沒什么變化”。緬甸受西方民主化思想影響較深，從政府來講，不敢將民主化步伐邁得太大，否則導致更大的內亂甚至分裂，而對部分民眾而言，“民主”和“自由”高于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甚至是國家的利益。事實上“利益蛋糕”的重新分割肯定需要時間，誠如前文所述，緬甸社會經濟發展真正的受益者是約10%的特權階層，隨著改革的推進，這些形勢也在逐漸發生改變，但并不明顯。城鄉結構以追求社會資源在城鄉社會成員的配置中獲得社會資源的機會(公平性)的結果為目標。農村人口中有近26%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那么現代化國家的建設也就無從談起。關于緬甸社會未來的改革和發展趨向，受到國際社會的密切關注，從認識上把握緬甸的社會結構，就可以從根本上認清這個緬甸社會變遷的原因和趨向，而城鄉結構是社會結構最直接的體現，緬甸政府已經認識到這一問題，結合自身情況的城鄉一體化建構將會是其社會發展的主要方面。
(三)工業化與城市化的結構性錯位，可能會導致城鄉差距的進一步拉大緬甸的歷史發展進程導致了城市化和工業化之間的脫節，使緬甸的城鄉結構陷入結構性困局。緬甸工業化水平過低限制了城市化的進程，城市化的低水平使工業化的發展缺乏基礎，緬甸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都處于較低水平，無法接受大規模的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工業化初級階段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要階段，只有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良性互動才能真正解決緬甸農村的貧困現象，而緬甸工業化嚴重低于城市化的格局，使得工業化水平的提高迫在眉睫。緬甸政府也注意到這一問題，政治改革快于經濟發展的速度，從其對第二產業統計所占比例較高就可看出端倪。而緬甸產值的工業化并沒有帶動勞動力的非農化，不但增大了第一產業的勞動力負荷，降低了農業的勞動效率，農業的產量也得不到較快提高，同時增加了農村的負荷水平，導致經濟結構的變化無法帶動社會結構的變化，城鄉之間的發展水平自然無法縮小，反而不斷擴大。
(四)農村人口將是緬甸中產階級壯大的主要來源緬甸中產階級的力量過于弱小或只是萌芽。盡管波士頓咨詢公司對緬甸中產結構的成長給予了樂觀的估計，認為到2020年，緬甸將會有1000萬的中產階級出現，但就目前情況來看，中產階級力量還極其弱小。現代化國家的一個核心是階層結構的現代化，即要培育出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緬甸除軍事利益集團外，還形成了一個與政府關系密切的商業精英階層。但一些商業精英本身就是由政權高層子女蛻變而來，這一特點，注定了它與政府具有密不可分的血緣關系，從1988年至今，商業精英集團已逐步形成了相對穩固的共同利益，他們在各個經濟領域的壟斷排擠了中小民營企業的空間，對緬甸現代化進程造成了不利的影響。緬甸商業精英的特權特點明顯。緬甸的弱小的中產階級大都生活在城市，而緬甸大學講師的工資每月僅為80美元左右，隨著經濟的發展，歐美國家制裁的放松，情況肯定會得到改觀，但大量人口生活在農村，農村人口只有通過進入城市、城市化才能源源不斷地為中產階級提供新的成員，才能使緬甸的中產階級的壯大成為可能。城鄉結構不合理不只會導致農村居民的利益受損，城市的發展也會受到極大限制。
作者：劉軍 單位：云南大學 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