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國際推廣中的文化自信問題探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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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離不開語言的支撐，更離不開漢語的國際推廣。在推廣過程中，面對大國間的激烈競爭及沿線復雜的國際環境，不僅推廣主體需要高度的文化自信作為精神支柱，推廣內容及推廣方式也要體現文化自信，才能確保推廣工作順利進行。文化自信的提升，需從創新師資培訓模式；從教材突破，打造文化品牌；增強文化話語權三方面著手。

［關鍵詞］“一帶一路”；文化自信；漢語國際推廣；文化話語權

2013年9至10月，主席在出訪哈薩克斯坦及印尼期間，先后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重視。該倡議的提出，不僅順應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而且加強了與沿線各國間的貿易往來與文化交流，促進共同繁榮與可持續發展。然而，無論何種項目合作還是貿易商談，都離不開語言的支撐，由于“一帶一路”覆蓋區域較廣，涉及到的官方語言數量將近五十多種，漢語作為一種主要合作語言，在沿線各國的推廣也就顯得尤為重要。在漢語推廣過程中，我們該抱以怎樣的文化自信，無疑是一個值得關注和思考的問題。縱觀以往的研究，學術界對文化自信問題的關注點多集中在它的內涵、功能、對民族復興及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等方面，鮮有與具體問題結合起來的研究。本文試圖將文化自信與“一帶一路”倡議下的漢語國際推廣結合起來，作一個專項研究，在已有研究成果上，實現從宏觀的理論論述轉向具體問題的實踐，以期有所收獲。

一、文化自信的提出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起至鴉片戰爭前，儒學在中華文化中始終居于核心地位，歷代統治者以“天朝上國”自居，逐漸形成了很深的華夷觀念與文化自負心理，即排斥外來文化，認為只能“以夏制夷”。鴉片戰爭的爆發所帶來的不僅僅是國土的淪喪，而是西方文化隨之涌入使得儒學的顯赫地位被動搖，一場“文化危機”一觸即發。有識之士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國人對于本土文化的自信完全被摧毀。“五四”前后至新中國成立，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開始無情地批判傳統文化及“國民的劣根性”，掀起了一場新文化運動，鼓吹“個性解放、科學與民主”，對西方文化盲目推崇，致使國人文化自卑心理滋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傳統文化面臨著向現代轉型，主席在如何繼承民族文化遺產上指出，不能全盤否定，也不能照單全收，要用馬列主義歷史的、辯證的哲學眼光和態度，去批判地吸收。中國人民在其正確思想的指導下，建立起了文化自信。盡管“”予以傳統文化空前的浩劫與摧殘，但在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春風沐浴之下，中國經濟發展勢頭迅猛，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第三世界國家，備受矚目。越來越多的人迫切需要了解中國，先后掀起了“漢語熱”“孔子熱”等，與此同時，國人也開始重拾文化自信。2011年，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任務。2014年兩會期間，在論及到文化軟實力時，指出：“我們要堅定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還要加一個文化自信。”［1］可見，國家對于“文化自信”問題是高度重視的。具體到“一帶一路”建設中，文化自信對于“絲路精神”的傳承發揚、中華文化能否成功地“走出去”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何謂文化自信？學者們從不同視角對其進行了界定。熊曉梅認為：“文化自信，主要指一個民族、政黨能夠站在世界文明視域下，對本民族文化價值產生文化認同感和歸屬感。”［2］廖小琴從主體心態、價值訴求和精神生活質量三個方面來定義文化自信，提出：“文化自信是文化主體在精神文化需求滿足后的狀態，同時也是一種價值訴求及衡量精神生活的質量標志，是人在文化上擴展自我的表現。”［3］劉士林從哲學的角度來定義文化自信，認為：“文化自信是人類特有的一種具有超生物性的、超現實性的文化生命機能，是人類主觀能動性和文化創造性的具體表現。”［4］云杉則認為：“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黨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對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堅定信念。”［5］總之，文化自信體現的是文化主體對自身文化價值的認同，且文化主體敢于積極地去推廣、宣揚自身的文化，但絕不是盲目地文化自負，排斥一切外來文化，是一種基于理性認識之上的心理表現。

二、文化融通需語言先行

通過加強與沿線國家的合作，實現“五通”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內容。而“五通”中，最為根本的還是民心相通。國之交在于民相親，若是民心達不到共識，談何貿易往來、經濟融合、政治互信。所以，關鍵還是要通過文化交流與融通來構建聯通民心的橋梁。因為文化的感染力、融合力能跨越時空與國界，具有潛移默化的效果，從而拉近民心的距離，增進理解與共識，減少分歧與偏見。語言作為人類社會最重要的交際工具，其文化職能決定了它在交流中的作用舉足輕重。只有語言相通，交流才得以展開，才能互相了解，增進彼此信任，構建文化認同，促進文化包容與互鑒，為經貿合作與政策互聯互通搭橋鋪路。由于在“一帶一路”沿線的眾多國家中，并非以英語為通用語，加之古絲綢之路時期起多接觸漢文化，在兩千多年的經易往來中，漢語至始至終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基于歷史因素及現實的需要，將漢語確立為絲綢之路帶的通用語言，能喚起沿線各國民眾深層文化心理，為沿線國家的文化交流、融通架起橋梁。故而漢語的學習及在沿線各國的推廣也就應運而生。由此可見，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文化的融通必不可少，而語言則是實現文化融通的先行工程，漢語作為主要的通用語言，其國際推廣刻不容緩。同時我們還應注意到，漢語在“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推廣，不僅僅只是語言的推廣，因為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在文化的構建、傳承等方面，發揮著其他因素無法取代的作用。正如蘇新春先生所說：“在語言身上，記載著一個民族的生存歷程，侵透著一個民族的文化精神，語言成為反映民族文化的窗口。”［6］基于漢語與漢文化的密切關系，漢語的國際推廣中也會不可避免地滲透著文化。關于此點，從不少其他學者的觀點中也可得到映證。張德鑫認為：“對外漢語教學的最佳模式就是語言文化一體化教學，將文化教學滲透、融化在語言教學之中。”［7］林國立認為，在對外漢語教學中，要建立“文化因素大綱”。實質上“它要解決的是‘中國人為什么這么說’和‘這么說的含義是什么’的問題”［8］。也就是漢語之所以會形成其獨特的表達方式及語言習慣，背后到底蘊含著使用者怎樣的思維過程、心理活動、生活方式及哪些風俗文化等。總之，語言與文化的依附性決定了語言教學與文化教育也應是融會貫通的。因此，漢語的國際推廣，不單只是推廣語言，也應包括漢語所包孕的博大精深的漢文化的推廣。我們當抓住“一帶一路”建設這一良好契機，通過漢語推廣，向世界充分展示自身所取得的文明成果，讓沿線各國更好地了解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以增進其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提高其對中華文化的鑒賞能力，打造文明互鑒、互融共生的文化共同體。

三、文化自信在漢語推廣中的基本要素

“一帶一路”覆蓋區域廣，地緣復雜，民族眾多，宗教混雜，各國在文化、政治立場等方面差異較大，再加上一些歷史因素的影響及復雜的國際輿論環境，漢語在沿線各國的推廣，也同樣面臨困難和挑戰。這就需要我們以強大的文化自信作為精神支柱，以傳統文化中“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思想為根基，以特有的方式自覺地展現中華文化的魅力，從而增進文化的認同與互鑒互信，讓中華文化真正“走出去”，讓那些曲解“一帶一路”倡議意圖及“中國威脅論”持有者改變對中國的看法。因此，文化自信在漢語推廣中應正確把握如下基本要素。

（一）推廣主體推廣主體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推廣主體即凡從事到漢語國際推廣事業中來的個人或群體，狹義的推廣主體主要是指從事到具體對外教學中的教師。這里主要關注的是狹義的推廣主體。在漢語國際推廣過程中，推廣主體的文化自信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自身語言文化素養的高低。由于漢語推廣所涉及到的知識面較為寬泛，包羅了歷史、地理、宗教、哲學等跨學科領域的內容，這就給推廣主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外漢語教師除了具備良好的漢語言知識與技能外，還需具備一定的人文素養，對中國的歷史文化、哲學宗教思想、民俗文化、基本國情等方面應有所了解。然而實際情況卻不容樂觀，面對西方文化思潮對本土文化的沖擊，在一些好萊塢大片及高科技產品的“洗腦”下，不少中國民眾產生了盲目崇拜心理，甚至認為中華文化具有劣根性，與西方文化比起來格格不入，進而滋生“文化自卑”，即“一種在對待自身文化價值上的輕視、懷疑乃至否定的態度和心理”［9］。這便導致推廣主體文化素養極度缺乏，僅懂得最基本的漢語知識，對傳統文化知之甚少，甚至采取漠視的態度。尤其在中亞地區，梁云、陳東芳通過對哈薩克斯坦23所高校的漢語教學師資情況進行調查發現，擔任哈國漢語教學主力軍的多為新疆地區的哈薩克族教師，國家公派教師和孔院志愿者所占比例很低，且后者大多以俄語為專業背景［10］。由此可知，前者以哈語為母語，從小就較多地接觸哈薩克族的文化習俗，后者在學習生涯中，更多地涉獵到的是與俄羅斯文化及價值理念相關的內容，對漢民族的傳統文化卻不大涉及，久而久之，難免對傳統文化產生疏離，缺乏足夠的認同感。而中亞作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核心區域，歷來也是各種文化勢力角逐的戰略要地，受前蘇聯時期同宗關系影響，俄語及俄羅斯文化在當地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為了與俄抗衡，美國很早就通過各種渠道進行文化滲透以擴大在中亞的影響，蘇聯解體后，伊斯蘭文化在中亞地區也開始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面對大國間激烈的競爭及復雜的國際環境，漢語在當地的影響力遠不及俄語，地位也不高，漢語的推廣也面臨著受排擠的危險，這個時候，推廣主體的文化自信會顯得尤為重要。推廣者只有對自身文化充分肯定、認同，心懷敬畏，才能不被外界環境所動搖，以堅定的文化自信，不斷地去尋求漢語在當地的推廣機會，展示中華文化的無窮魅力，從而吸引更多的中亞人民來學習漢語，提升漢語在當地的影響力。若是教師自身對本民族的文化都漠不關心，文化素養不高，何談文化自信。沒有了文化自信，也很難確保漢語推廣工作的順利開展及取得成效。可見，漢語推廣要想在沿線國家獲得長足發展，推廣主體的文化自信是強大的精神保障。

（二）推廣內容在漢語國際推廣過程中，對于內容的選擇，如何去粗取精，同時又能更好地展現當代中國的成就與自信，也是極為重要的。目前，盡管“語言教學中應該融匯文化教學”的理念已在對外漢語教學界形成，但在實際操作中，文化部分的導入與安排隨意性較大，也相對零散，缺乏一定的體系性。在海外，雖然不少孔院都設置了與中華文化相關的課程與活動，但大多千篇一律地介紹長城、故宮、茶葉、餃子、剪紙、中國結、旗袍等，僅拘泥于文化的表層，缺乏對深層文化的挖掘。有別于古絲綢之路時代的文化傳播，多停留在絲綢、瓷器、漆器、茶葉等器物文化層面上，儒家思想卻在沿途一帶影響力甚微，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文化推廣則應由表及里，加大對精神層面文化的推廣力度。在文化點的選取上，應選取有生命力的文化點即對當代社會仍具借鑒意義及普世價值的文化點，才更能彰顯文化自信。例如，儒家的“以和為貴”思想，對世界和諧發展及人與人之間的友好相處提供了借鑒；“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當今同樣規范著人們的行為，也告誡我們對待不同文化應采取包容的態度；道家“天人合一”的觀點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處理上提供了很好的思路；還有“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等思想，能加深沿線國家人民對“一帶一路”倡議意圖的理解，即提倡多元文化并存，打造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化格局。正因為這些精神層面的文化思想不但凝聚著中華文化的精髓，而且豐富著全人類社會的人文資源，同時也折射出一個民族對自身文化的認同與自信，所以才理應當去推廣，只有這樣才能讓沿線國家更深入地了解傳統文化的內涵，不斷提升其對中華文化的吸引力。另外，漢語的國際推廣也應與時俱進，中國古代的燦爛文化固然重要，但是也不要忽略對現當代文化的推廣，應予以更多的關注。這也是由中華文化的延續性所決定的。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歷史，孕育了璀璨的華夏文明。所以我們在把這份文化推介出去時候，也應囊括古今，而非厚此薄彼。某種程度上說，推廣傳統文化可以幫助世界更好地解讀現當代文化，了解其中的來龍去脈，但同時我們更要立足當下，在古絲綢之路文化情結的推動下，將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文化成就與翻天覆地的變化、社會的核心價值觀、當代中國人的精神面貌、生活狀況、以高鐵技術為代表的高科技文化等介紹給沿線各國的漢語學習者，使其在感受到一個民族對自身文化自信滿滿的同時，也加深其對中華文化的認同。

（三）推廣方式采取怎樣的方式進行漢語推廣實則體現的是推廣主體的態度問題。所謂推廣主體的態度即推廣者以何種立場來處理推廣過程中出現的跨文化差異與沖突，同時推廣主體的文化自信度也由此體現出來。由于學習者所處的社會背景、文化心理、宗教信仰、思維方式、價值觀等方面與我們迥然相異，以致在對待同一個問題時，評判標準、處理方式上往往也會存在一些差異。在對外漢語教學中，因跨文化差異帶來的理解上的分歧也是時有發生的。有這樣一則教學案例：在學完《誰當家》①這一課后，師生們進行了討論。老師比較同意課文中的做法，認為男女應該是平等的，夫妻雙方都有當家的權利，合理分工會比較好。而來自中亞地區的學生則很不贊同，他們說在他們國家都是男人說了算，一切事情均由男人當家作主，甚至認為什么事情都和妻子商量的男人沒主見，怕老婆。接著學生又問：“老師也是這樣的人嗎？”老師答道：“家是由夫妻雙方共同維護的，如果事情重大，我會和妻子商量并聽取意見。”學生聽完一臉茫然與驚訝，認為老師這樣不太好。案例中師生之所以對“誰當家”各持不同的見解，是由師生雙方所處的社會環境、生活方式及宗教信仰上的差異所致。中亞地區多生活著一些游牧民族，以畜牧、狩獵為生，因此男性被賦予了相對重要的角色，是典型的男權社會。男人是一家之主，大大小小的事都由男的決定，女人的任務是負責照顧孩子、做好家務。并且該地區以信仰伊斯蘭教為主，在穆斯林教義中有明確規定，妻子需服從于丈夫。所以中亞的學生難以接受女人也可以當家。而在我國，改革開放以后，人們不斷解放思想，“男女平等”的思想已經深入人心，更多時候都是夫妻雙方共同經營家庭，共同決策。以上教學案例告訴我們，漢語推廣其實就是一個多元文化互動的過程，即便是針對同一文化現象，由于教師和學生的文化背景各不相同，會形成截然不同的看法，產生文化上的碰撞。作為推廣主體的教師，應以理解、包容、平等為原則，不要用自己的文化規范去評判學習者所持文化的好壞對錯，充分尊重對象國的文化及習俗，不要輕易否定學生的觀點，并與其發生爭執；再則要采取多元文化的立場，求同存異，不排斥文化差異，保留學習者的意見或看法，不把自己的觀點強加給學習者，這才是文化自信的體現。盡管“文化常有本民族文化優越感的傾向。每個人一出生，就會潛移默化地形成以自己文化標準去衡量一切的思維定式”［11］，我們倡導推廣方式要體現文化自信，并不意味著要高居古絲綢之路上國的心態，大搞中華文化優越論，相反要去克服這種傾向。若是過分強調自身文化如何悠久，如何燦爛輝煌，則會引起沿線各國人民的反感與警惕，有礙推廣的順利進行。另一方面，也沒必要過度謙卑，把自身文化說得一無是處，要學會用中國話講好中國故事，倡導文明寬容，不排斥不同的文化形態，在推廣的過程中，與其他文化兼容并蓄、取長補短、共生共榮，打造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相借鑒的世界人文格局。

四、提升文化自信的策略

自張騫出使西域起，就把漢文化連同絲綢、瓷器一起帶到了中亞、西亞及歐洲，漢語在“一帶一路”沿線的傳播由來已久，有著深厚的歷史積淀，地緣上也具備一定優勢，盡管如此，漢語在沿線的推廣，要想在與大國的競爭與角逐中占有一席之地，若是沒有文化自信作為支撐便會功虧一簣。因此，注重策略提升文化自信至為關鍵。

（一）采取分層分流的師資培訓模式推廣主體文化自信的提升，源于對主體文化素養及多元文化意識的培養。前者能使其對中華文化產生敬畏與認同，后者能使其懷有包容的文化心態，不盲目自信，同時也不排斥其他文化形態。這就需要我們在師資培訓方面進行大膽的嘗試與革新，不斷開拓思路，構建出更具實效性、針對性的師資培訓模式。近些年，國家漢辦也一直在此方面積極地探索，不斷改善，尤其在新疆地區，利用地緣優勢，充分發揮民族語言文化相通的特點，于2010年設立了漢語國際推廣中亞基地，成功舉辦了多期赴中亞國際漢語教師培訓班，既滿足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漢語教學的需求，又為高質量的師資隊伍建設打下基礎。但其中，也存在著一些問題。正因為意識到漢語國際推廣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師資水平的高低，無論是公派教師還是志愿者，國家漢辦都會按照慣例對其進行崗前培訓。為期一個月左右的培訓，往往會照搬同一模式，從對外漢語教學理論、教學法、漢語語法教學、當代中國國情、中國文化、跨文化交際理論等幾個大的方面展開，無疑這類培訓會對教師今后的教學起到指導與借鑒作用。但同時也因培訓模式過于單一，培訓所涉及內容過于寬泛而顯得重點不夠突出，針對性不夠強，起不到提升推廣主體文化自信的效果。我們認為，可以根據即將赴任教師的專業背景及工作經驗，對其進行有側重的分層分流培訓。例如，針對專業背景為中文類的赴任教師，在漢語基礎知識及中國文化等方面本來就已具備一定的基礎與素養，而在多元文化意識方面相對欠缺，不妨嘗試多開設一些跨文化交際類的課程，對于教師文化包容心態的形成、以及在教學中通過文化差異的比較解決問題來說，是有益的。針對專業背景為外語類的赴任教師，在多元文化意識及跨文化交際方面會較為突出，但在漢語基礎知識點及中國文化方面，則會相對欠缺，不妨多開設一些漢語語法教學、中國文化方面的課程，使其對中國文化有更深入認識，不斷提高文化素養，建立文化自信。我們相信，只要我們放開思路，在培訓形式及內容上不斷創新、完善，采取分層分流的師資培訓模式，對于推廣主體文化自信的提升是有幫助的。

（二）從教材突破，打造文化品牌漢語在“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推廣中，學習者對于語言文化產品例如教材、教輔、文化知識讀本、詞典的需求也是不容忽視的一個問題。這些由中國所制的文化產品，不同程度地體現著中國文化的特色，也會影響著其對中國形象的解讀。尤其“當我們不顧中國產品和中國服務的品質表現，只是一味地醉心于所謂推介自己的文化產品，以至于輸出的文化產品質量與世人對中國人、中國產品和中國服務的總體評價大相徑庭的時候，它就會使大部分世界人對中國產生模糊甚至糟糕的印象”［12］。因此，我們應當注重文化產品的品質，使其所代表的中國文化的價值與理念被世人所理解、認同，從而在國際市場上形成良好的口碑，不斷增強中國文化的競爭力與吸引力，這是提升文化自信的關鍵所在。較之其他文化產品，學習者接觸更多的是教材，故先可從教材入手，打造文化品牌。在中亞地區某些國家，由于缺乏針對哈語語種的漢語教材，致使不少高校直接從俄羅斯訂購教材，張麗娜通過對哈薩克斯坦高校漢語教材使用情況調查發現，使用俄版漢語教材的不占少數。其中最為普及的俄版《實用漢語課本》實則也是根據北語社80年代出版的同名教材翻譯過去的，該教材的弊端在于內容嚴重老化，很多課文、詞匯已經與當今中國社會脫軌、缺乏實用性［13］。加之蘇聯解體后，中亞各國也都不同程度地采取措施以鞏固本民族語言的地位，俄語作為通用語的地位發生動搖，必將導致俄版漢語教材需求量減少，針對本民族語言的漢語教材需求則會增加。如果我們抓住這一契機，充分借用古絲綢之路的歷史資源與地緣文化優勢，尋求到中亞文化與中華文化的契合點，編寫出適合中亞各國國情、貼近中亞人思維方式、較為“接地氣”的教材，將能填補教材市場上的這一空缺，進而形成自己的口碑與品牌，提升文化自信。截至目前，由國家漢辦和中亞漢推基地共同規劃的“絲綢之路學漢語系列教材”之《新絲路漢語》的哈薩克語、吉爾吉斯語版已在相關高校試用，并得到好評［14］。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也制定了“一帶一路”立體化品牌產品建設策略，針對沿線不同國家，研發多語種新品牌漢語教學產品，并計劃逐步推出針對希伯來語、土耳其語、匈牙利語等10個語種國家，從幼兒園到大學的全年齡段漢語教材，以覆蓋中亞、中東、東歐等絲路重點區域。有需求就有市場，目前這一市場還有很大的潛力，我們在以教材為突破口的基礎上，不僅能實現漢語國際推廣教材的區域化、本土化，同時也必將帶動更多文化產品的研發，屆時中國的文化品牌則會在“一帶一路”沿線各國遍地開花。

（三）提升文化話語權“話語權”是指話語所包含或體現的權力，即權力是“話語”的目標，“話語”是權力的一種載體和表達方式［15］。所謂文化話語權則是話語權力在文化領域的集中體現，即一國通過話語表達的方式，使自己的文化理念、文化主張為他國所接受、認同，進而成為一種世界性的理念或主張，并影響到世界文化的走向。一個國家的文化話語權越強，也就意味著其對世界文化的影響力越大，文化的影響力越大，推廣主體的文化自信也就越高。然而，在當今文化領域，以歐美為主的西方文化仍占據著主導地位，在話語權的分配上，中國相對較弱。中國要想在文化話語權的激烈角逐中，爭取更多的話語地位，需先發展好自己，建構好內部話語體系，以提高文化抗壓力。首先，在話語表達上要避免引起誤讀。國內有些報刊媒體經常把“一帶一路”背景下的文化推廣、交流活動戰略化用一些軍事術語來作為標題，以吸引眼球。例如：“推進‘絲路’文化交流和創新爭當‘一帶一路’建設排頭兵”，“打造‘一帶一路’文化‘橋頭堡’”等，“排頭兵”“橋頭堡”這樣一些充滿進攻性的字眼，難免會引起國際社會的疑慮，認為中國是在對沿線各國進行文化入侵。然而歷史證明，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海外開拓與資本擴張，中華文化在古絲綢之路上的傳播就是友好與和平的，并不具備侵略性。當今“一帶一路”倡議下的文化推廣，同樣是秉著“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理念，來傳承絲路精神，打造人類文化的共同體，并非奉行文化霸權主義。對此，應該“系統整理關于‘一帶一路’建設的關鍵性詞語，有針對性地優選詞語，調整不適合表達，避免歧義和誤解，以求最佳表達效果”［16］。其次在表達方式上，要學會“國際范兒”的表達，不能自說自話。要充分兼顧沿線國家在政治、文化宗教上的差異及語言表達習慣，正如所說，要用受眾者“樂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語言，講述好中國故事”［17］。始終遵循“我要說的正是你想聽的”原則，圍繞一些關注度較高的文化議題，講好中國故事。多用具體、生動的事例去闡釋，減少抽象概念的表達，這樣才能吸引更多的海外受眾，贏取其對中華文化價值與理念的認同。最后，應改變以往單向的傳播方式，這種以自身視角為中心的傳播模式，難免會夾雜過多的政治意識形態，致使“‘一帶一路’所潛在具有的文化功能被人為地割裂與剝奪，淪為一個硬梆梆的帶有強烈社會意識形態的工具，阻礙了它在全球的傳播認同度”［18］35。為此，可以加強與沿線各國的文化對話，從中發現不同文化間的共通之處與普世的價值觀，以增進中國與沿線各國的共識，少提“崛起”，多談“共生共享”。通過類似“絲路書香漢語影像展映”“‘孔子與中國’文藝演出”“歡樂春節”之類的文化交流活動，讓更多的國家參與到其中來，共同理解“一帶一路”的文化內涵，體驗中華文化的魅力，因為“促進傳播效果最重要的途徑莫過于通過共同體驗產生具有廣泛認同性的‘通感’”［18］34，從而達到潤物細無聲的效果。只有這樣，才能傳遞出中華文化與世界文化兼容并蓄、共生共榮的美好愿望與聲音，才能有效提升文化話語權，增強文化自信。“一帶一路”倡議是一項以經濟建設為主導，促進沿線各國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共同繁榮與發展的偉大事業。該倡議的推行，離不開語言的支撐，更離不開漢語的國際推廣。這就需要我們不斷創新師資培訓模式，培養出具有高度文化自信的推廣主體；從教材突破，不斷完善推廣內容，充分彰顯文化自信；不斷改進推廣方式，采取多元文化立場及包容的文化心態，充分體現文化自信，傳遞中國好聲音。只有這樣才能確保推廣工作順利進行并取得成效，才能更好地弘揚“絲路精神”，促進“互融互鑒、共生共榮”世界人文格局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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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筱杉單位：武漢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