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話與歷史題材的科幻小說創作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神話與歷史題材的科幻小說創作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中國比較文學雜志》2015年第三期

將神話、歷史與科幻融合一體，這樣的敘事模式在世界科幻創作圈里并不鮮見。①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也有少量歷史科幻，如《史前世界旅行記》(徐青山，1958)、《古峽迷霧》(童恩正，1962)、《三種政體》(嚴家其，1980)等，但多限于科普考察，且處于零散分布的狀態。1991年起，更名改版的《科幻世界》突然集中發表了一批神話歷史題材的科幻小說，如《霧中山傳奇》(劉興詩，1991)、《女媧戀》(晶靜，1991)、《持琴飛天》(資民筠，1991)、《一個戊戌老人的故事》(姜云生，1991)、《長平血》(姜云生，1992)等。據筆者不完全統計，1991－1995年間這類作品的數量有近20篇。數字雖不大，但參考科幻小說的發表總量，仍是個頗值關注的創作現象。①90年代中期之后，這類創作驟然減少，1996－2000年僅有4篇發表。是什么導致了這種創作現象的發生?又是什么讓它迅速消退?這類創作有怎樣的風格特征?對于科幻文學史有什么價值意義?接下來本文將就以上問題，選取相關典型文本個案，結合時代背景展開探討。

一、全球化下民族認同的焦慮之一:東方魅力的呈現與“回頭看”的時間旅行

1990年，在世界科幻協會(WSF)要求變更1991年年會舉辦國的壓力下，《科幻世界》②主編楊瀟決定遠赴荷蘭海牙，說服WSF主席團成員堅持原議，把年會地點定在中國成都。面對競爭對手波蘭，楊瀟采取的策略是用“四川旅游名勝風景區和成都風情彩照剪輯”等富有中國特色的物品，“把遠在東方的神秘古國拉到老外面前”?；貞洰敃r場景，楊瀟寫道:“藍眼珠、灰眼珠們都著了迷，在《二泉映月》、《春江花月夜》的旋律中墜入東方文化的神秘、高邈、睿智和恬淡”［1:18］。東方特色是吸引西方科幻作家、讓他們最終堅持中國為舉辦國的原因，因此如何在科幻創作上呈現出東方特色，也是這一時期的《科幻世界》及國內科幻作家們考慮的重要方向。1991年2、3、5期的《科幻世界》上接連出現的中國神話、歷史科幻，可看成是在向歐美科幻界呈現獨特的東方魅力。③但一種創作現象出現的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東方魅力的展示不過是推動創作發生的外部因素之一。下文將以具體作品為例展開進一步探析。

1991年第2期《科幻世界》上發表了劉興詩的短篇小說《霧中山傳奇》，講述的是考古學教授曹仲安駕駛外星人留下的時間飛行器回到古代考察南方絲路，向全世界證實始于中國成都的南方絲路是溝通中西文化、經濟最古老的通道的故事。作者創作這篇小說是為好友童恩正的旅美之行被人誣指“叛國”做辯護，①但小說的意義卻并不止于塑造了一位充滿愛國精神的考古學家形象。故事中回溯歷史的“時間旅行”手法更值得我們關注。作為科幻小說最經典的敘事模式之一，“時間旅行”早在科幻舶入中國之初就被作家們習仿。然相比西方過去→現在→未來→現在→過去三態往復的“時間旅行”，中國的“時間旅行”敘事基本以過去→現在→未來的單向為主，鮮有反向的時間敘事。②究其原因，筆者認為與晚清西方科技帶來的歷史觀變革有關。鴉片戰爭之后，在“進步”、“發展”的“科學主義”價值觀念下，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線性時間觀取代了中國沿襲千年的循環時間觀，而這種時間觀又通過民族危機下盛行的“進化論”思想、在意識形態推動下成為主導的馬克思歷史發展觀得到不斷強化。舊有的文化傳統被定義為“落后的”、“愚昧的”、“保守的”、“過時的”，與“先進的”、“文明的”、“開放的”、“發展的”的現代性形成二元對立，“向前看”成了“時間旅行”的唯一方向，無論是晚清時期的烏托邦藍圖還是當代中國少年兒童的未來漫游，傳達出的都是被時間的單向性、不可逆性催生的現代性焦慮。與現代性焦慮相伴發生的，是現代“中華民族”國家觀念的逐步建立。作為中華民族認同精神基石的文化傳統，被梁啟超、嚴復、章太炎等思想家作為“國性”予以尊重和體認。③這種“文化中國”的認同在無產階級政權確立、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地緣政治與階級話語成為民族認同新的支撐后，一度被“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人民/國家”認同取代，直到1980年代以來在階級政治逐漸消隱與中國以第三世界國家身份加入全球資本主義市場的新時代語境下，才再次回歸主位。

于是，1980年代的民族身份思考再次回到晚清的原點。相隔了半個多世紀的知識分子面臨著同一個問題，即中國一方面需要“在現在/過去、傳統/現代的時間維度上確立其作為現代國家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需要“在中國/西方的地緣文化差異的維度上確立其‘民族’性”［2:216］，文化的民族主義話語與時間的線性發展維度如何能夠取得統一?從文學的角度講，這是個現實主義文學難以解決的問題，明顯的案例就是“文化尋根”小說在對待傳統的態度上始終被認同與批判兩種相反的價值取向所糾纏，鄉村與都市形象分裂，民族主義話語與啟蒙主義話語沖突，迫使尋根小說最終不得不采取“通過‘非規范’的民族文化傳統的重新挖掘，來建構新的文化共同體想象”［2:218］。在科幻書寫中，消弭二者緊張狀態的方案，便是“回頭看”的時間旅行?！鹅F中山傳奇》里，在推測外星人為什么會駕駛時間飛行器來到地球時，作者指出，是因為南方絲路“引起了當時到地球訪問的外星人的注意。他們察覺這條綿亙萬里的古道，聯系了地球最燦爛的一個文明地區，對此加強觀察研究”［3:15］。如果把南方絲路僅作為地區性文明來看待，它所能代表的只是中華民族的過去，但若把它當成外星文明認識、了解地球文明的唯一觀察點，其意義就一下子上升到了整個地球文明的中心，從而超越了過去與現在，成為永恒的經典。①此外，曹仲安駕駛外星人的時間飛行器穿越時空，這本身就是一個遠超人類現有文明的科技行為，且他借助這樣先進的科技器物做出的南方絲路歷史考證“結束了古典考古學時代，在新的世紀即將來臨的門檻上，開創了人類直接進入歷史考古的新篇章”［3:15］，其現代性意義不言自明。由是，現代性與民族傳統之間的關系不再對立緊張，而是完美統一。在這一時期，雖然精英文學中已有“新歷史主義”流派出現，但由于科學性被視為科幻的靈魂，因而歷史真實對于科幻創作依然是一個被審慎對待的話題。《霧中山傳奇》盡管使用“時間旅行”的手法進入歷史，卻沒有試圖干預歷史。故事中的曹仲安只是歷史的觀察者，作家的歷史想象基于嚴密的科學考證。同樣，在姜云生的《長平血》(1992)、韓建國的《淚灑鄱陽湖》(1995)等作品中，歷史被作為檢驗人性、重審歷史的試驗場，沒有人試圖對歷史本身進行或然性的嘗試，這種嘗試直到90年代后期才在王晉康等人的多部小說中出現。相較而言，神話雖是人類早期歷史的敘事形態，但由于其本身就擁有極大的想象成分，這給了作家們更多的創作自由和嘗試空間，重述便成為可能。

二、全球化下民族認同的焦慮之二:神話的科幻式重構

在創作神話科幻小說的作家里，晶靜應該說是貢獻最大的一位。1991到1994年間，她先后寫下了《女媧戀》、《織女戀》、《夸父追日》、《盤古》等多篇神話題材的科幻小說。把這些小說放入20世紀中國文學的歷史中，可看成是魯迅開創的《故事新編》模式的延續。與魯迅在《故事新編》里創造性地運用多種現代小說的表現形式，“對中國古代神話、傳說和歷史人物進行再敘述、再評價，并在這種再敘述、再評價之中巧妙地滲入自己對當下現實生活和思想文化的思考與批判”［4:22］一樣，晶靜的“故事新編”系列也是通過中國古代神話的科幻式重構這種獨特的表現形式，傳達出自己的現實思考。這些小說有一個共同的敘事模式:將遠古時代中華民族的誕生、發展與發達的外星文明聯系起來，或講述民族祖先與外星人相遇，或把外星人想象為民族祖先。以《女媧戀》為例，中國神話里的女媧是摶土造人、煉石補天的中華民族人文初祖，在文本中她被想象成了一名從Y星來的女孩阿丫。阿丫原本是來考察地球是否值得殖民，卻被伏羲當做女媧娘娘下凡，請求她幫助族人度過連綿陰雨、莊稼無收的難關。答應了伏羲請求的阿丫不顧同伴勸告留在了地球，幫助地球人用光子炮驅散烏云，帶領大家開山鑿渠，還和伏羲結婚生子，繁衍后代。同樣的主人公身份轉變還出現在《織女戀》、《盤古》等小說中，如來自W星和Z星的牛郎、織女，用導彈開天辟地的智能機器人盤古等。從外星殖民者、智能機器人到中華民族的創世者，這些主人公的身份轉變極具意味?！鹅F中山傳奇》中曹仲安借助的外星人時間機器象征著未來的高科技文明，晶靜的創世神話系列里，這些人本身就是先進技術文明的化身。他們與曹仲安的歷史旁觀者姿態不同，以創世者的身份參與中華民族歷史的創造與發展，從而更直接地將民族傳統與現代性勾連一體。

1983年旅美時期的王安憶面對代表著現代化歷史頂端的西方文明感慨，那“人類的背景”不過是“人家的山頭”:“前人們沒有給我們留下一點插腳之地，我們在人家的山頭爬上爬下”［5:274－275］。如果說文學的“尋根”是“從鄉村生活中看見了中國”，“為知青一代人構筑了一種超越性的精神歸屬”［2:177］的話，那么外星文明主導的創世神話，則是在超越人類現代性的科技想象中繪制了遠古民族歷史，所構筑的精神歸屬與“尋根”是類同的。用科幻想象重新演繹古老的神話傳說，并非中國獨有。1988年，巴西作家PauloCoelho在TheAlchemist里重寫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之后，印度作家SaladinAhmed在RuinedManWhoBecameRichAgainThroughaDream里也對同樣的故事進行了科幻重述。類似的作品還有北愛爾蘭作家IanMcDonald的印度神話重述RiverofGods，牙買加裔作家NaloHop-kinson的BrownGirlintheRing，以及中加混血的美國作家LarissaLai的SaltFishGirl等等。這些作家族裔身份的共性在于多屬于后殖民國家或地區，這使他們的書寫很自然地帶上了后殖民主義的文化抵抗色彩。如AmalEL-Mohtar在她的小說Apex中曾這樣寫道:“我們會用你們的語言、你們的技術講述我們自己的故事，把我們的生活用你們能理解的方式表達出來，告訴你們你們是不可能讓我們沉默的”［6:129］。盡管中國沒有經歷這樣的殖民史，但如杜贊奇所言，中國自五四以來形成的民族主義話語，實質是“在缺少與自我直接對立的‘他者’的情況下，自我得以把‘他者’內化，其方式似乎使之從‘他者’獲得某種獨特的自治”［7:269］。因而，我們依然可以從“全球化”進程下中國產生的應激性民族主義反應的角度，把中國科幻的神話重述放在世界后殖民的文化語境中展開探討。關于如何將神話與科幻結合起來，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思考方式。在IanMcDonald的RiverofGods中，未來印度分為若干個區，其中Awadhi和Bharat兩個區選擇用他們自己的文化方式接受新的科技，從而保留民族的記憶之根;在NaloHopkinson的MidnightRobber里，DryBone的傳說在女孩TanTan的現實生活中發生，成為女孩TanTan弒父后濃重心理陰影的隱喻，與整個“失樂園”式的敘事一體，表達了作家對后殖民語境中種族平等問題的關注和焦慮。晶靜的外星創世神話則是用另一種方式來彰顯民族主義。神話往往被視為民族歷史的起源，然而在神話之前，歷史是怎樣的?那些造人的民族先祖，他們是從哪里來的?當作家用科幻的方式把他們想象成億萬年后外星先進科技文明的代表時，我們突然發現，我們自己就是我們膜拜的對象，我們就是自我創造的神話。處于歷史最前端的遠古中國文化與處于歷史最末端的未來文化合二為一，時間不再是線性的了，它和空間融為了一體，成為空間的另一重維度而存在。于是，西方文化意識形態體系內的線性發展維度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循環往復的閉合之圓。類似的時間維度改變，也出現在RiverofGods、SaltFishGirl等小說中。然而，吊詭的是，在后愛因斯坦的時代，人們對時間是空間的第4個維度這一觀點的普遍接受，恰是以西方為主導的科技發展的結果。并且，通過外星創世神話進行民族自我的強調，固然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對西方式現代的反抗，但另一方面，這種“現代”仍是以科技為中心的西方價值主導，因此，其“自我”主體性的實現是在西方科技進步的價值觀體系范圍內的，從這個角度來說，二者間內在的“臣屬”結構并未被打破。

①1980年代末國內的重大風波和緊接著的蘇聯東歐劇變，使一些政治上敏感的知識分子的民族主義情緒隨即被觸發?！氨黄纫庾R到中國匯入‘世界文明主流’其實是以冷戰結束為條件”［8:18］的知識分子，發現了一個“充斥著帝國和帝國主義的統治、民族和族裔的沖突以及資本主義內部的對抗”［8:18］的世界。不少學者、文化人開始在報刊、雜志上宣揚愛國主義。②劉興詩、晶靜(原名張靜)、資民筠都是成長于新中國紅旗下的老一輩科學家，青少年時期飽嘗了民族危亡恥辱的他們，擁有強烈的科學興國的使命感和憂國憂民的赤子之心，這使他們無論是從事科學研究還是科幻創作，民族、國家始終被放在首位。晶靜在創作外星創世神話系列之前，她的報告文學《冰海中國心》塑造了一位為祖國科學事業奉獻青春的中國船長形象，表達了作家強烈的愛國熱忱;劉興詩也曾說過，少年時的救國夢想，是他此后生命歷程的基調［9］。因此，用科幻的方式重構文化傳統、表達民族主義的訴求，對他們來說是很自然的行為。

三、詩學想象的科普再造及科幻美學空間的新拓展

除卻上述或潛或隱地體現民族主體意識重建的創作外，1990年代初期的神話、歷史科幻還有另外一種類型:對時空本身的介紹和思考。根據量子論的“多世界解釋”(ManyWorldsInterpretation)，我們生活的空間里存在多個平行世界，即“平行宇宙”(ParallelUniverses)，每個世界中，由于每次量子力學測量的結果各不相同，不同的歷史就會發生在不同的平行世界中，于是，時間旅行、時空穿梭都成為可能?？苹眯≌f中來自未來或現在的人能夠通過時空隧道或是時間機器進入神話、歷史時空，就是基于這樣的科學原理。在經歷了1980年代初期的“姓科”、“姓文”之爭及清污運動后，科普型科幻比文學型科幻經受的打擊還要慘重，80年代后期為數不多的科幻作品里，文學型科幻占了很大比重，人性人情成為科幻關注的中心，如李毓瑜《在愛的后面》(1987)、繆士《代價》(1987)、海子《怪笑》(1988)、洪梅《倩女還魂記》(1988)等，科普型科幻僅有描繪量子世界的《金色迷幻城》(黃海，1988)、談常溫超導材料制造磁懸浮有軌飛機的《中子流轟擊地球》(魏雅華，1987)等少數幾篇。正因如此，1990年代初期神話、歷史科幻創作中出現的一些科普型科幻尤為可貴。先來看朱海龍的《夢斷敦煌》(1993)。小說主人公龍翔宇在敦煌考古時發現了一個不存在于任何時代、卻又活在每個時代的武士。他費勁功夫，終于弄明白武士的護心鏡可以用電子流沖擊，從而開啟時間大門。為了探究時間流的秘密，龍毅然走入時間大門，回到了公元887年的敦煌，成功推斷出電磁波導致時間序列發生錯亂和偏轉是“不死的武士”和“時間之門”的秘密，并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夢斷敦煌》中的時間流想象，依據的正是量子力學中的“平行世界”學說，作者通過一個時空穿梭的故事，將時間流的物理學原理簡單、清晰地呈現在讀者面前，無論從科普性還是文學性來說，都具有較高的創作水平。此外，還有從消逝的摩訶衍那寺歷史中，推斷出朔日三點一線的天文現象是導致地震發生原因的《古剎之光》(綠楊，1993)、在一個未來人和古代女孩凄美的愛情故事中，穿插大氣折射形成太陽光影的科學道理的《平行》(何宏偉，1994)等作品，也同樣是以神話、歷史為依托，用文學的筆法講述科學現象的科普佳作。這些故事延續的是1980年代《珊瑚島上的死光》(1979)、《莫名其妙》(1980)、《冰冷的世界》(1983)等小說的價值理念，即把嚴謹的科學知識作為創作的基石，用富于創造力的科學幻想塑造勇于探索未知、甘愿為科學事業奉獻生命的科學家形象，將讀者導入充滿無限想象空間的未來科技之門。而它們更具價值的所在，是用神話的浪漫與歷史的宏闊，為科幻創作打開了新的美學生長空間。如《夢斷敦煌》的起筆“狂風呼嘯、黃沙漫天。龍翔宇在冰冷的沙礫上艱難地爬著，……鮮血滲透了破碎的鎧甲和戰袍，在他身后留下一片染紅的沙土”，“身后，如血的殘陽‘轟’地墜入蒼茫的群山，天地陷入死一般的黑暗”［10:4］，用電影鏡頭式的場景呈現手法，將讀者帶入蒼涼厚重的歷史之中。摒棄了1980年代科幻小說慣用的二元對立敵我斗爭模式，《夢斷敦煌》將遼遠的歷史畫卷作為科學幻想的建構背景，一方面使作品擁有了超越現實的開闊視野和莊重氣象，另一方面也帶給讀者陌生的驚奇和審美的喜悅。相比神話文本、《故事新編》里的肆意想象，科幻小說的想象因為有了“平行宇宙”學說的物理學基礎而更富于理性，但這樣的理性并不影響文本的感性表達。影壁上的持琴飛天畫像畫的是智星的信號智能人3號(《持琴飛天》，1991)，東方大地上的三皇五帝都是外星人的后代(《憶秦娥》，1993)，古壁畫上會有飛碟，而這個飛碟是未來地球遭核戰毀滅后飛到天龍α星的人的后代所乘坐的(《飛碟白梅花》，1995)……與上古神話中人、神、獸異類相生帶來的怪誕效果一樣，上述科幻小說里作為異類存在的外星人成了人類的祖先，同樣也帶給讀者類似的思維變異產生的夸張、驚奇感。但正如蘇科•達恩文指出的，盡管神話與科幻同樣將陌生化作為形式手段，用怪異、變形的想象物讓讀者產生驚奇、興奮的閱讀感受，兩者在審美認知上卻有根本不同:神話傳說構筑的是“一個無視認知的可能性的封閉的平行世界”［11:8］，想象力的伸展是為了自我滿足，而科幻則與現實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想象力是它用以“理解現實中潛在的傾向性的手段”［11:8］，無論是穿越時空的武士，還是外星人祖先，這些科幻世界的超自然想象雖然極致張揚，但其根須依然深扎在現實的經驗世界之中。想象與現實間的巨大張力，不僅增強了美學的表現力、想象本身的神秘與怪誕，還為以精確、清晰、嚴謹的技術之美為主導的科幻美學空間增添了不確定、難以捉摸的詩學魅力。這些科幻小說選取的神話原型蘊含著一種神秘的生命情結，而這種生命情結，又恰好與這些科幻小說創作的現實焦慮———民族文化傳統的焦慮相呼應。對種族繁衍的思考，使神話與歷史在科幻中變得格外有分量，現實的投射也格外分明。

進入1990年代中期以后，神話、歷史題材的科幻創作數量銳減。筆者認為原因有二:一是科幻創作興趣的整體轉移。1997年北京國際科幻大會和四川國際科幻夏令營召開，太空的主題及俄羅斯、美國宇航員們的參與，在科幻作家與讀者群里掀起了一股宇航熱。查閱這一時期的《科幻世界》、《科幻大王》及《科幻世界畫刊》等科幻刊物，可以發現外太空題材的作品明顯增加，成為創作的主流。二是新老作家的交替。1990年代中期后，晶靜、劉興詩等把興趣更多轉回到了原來的兒童科幻創作，姜云生則轉向對宇宙空間的思索。這一時期走上創作舞臺的新生代科幻作家，一方面缺乏一定的歷史及文學功底，另一方面由于與國際科幻接軌迅速，題材的選擇更為廣泛，使他們很少會有興趣嘗試神話、歷史題材的創作，除了潘海天、曹毅等個別作家嘗試過一兩篇神話、歷史題材的創作外，再無其他。直到進入新世紀后，夏笳、錢莉芳、燕壘生、長鋏等作家的加入，才讓這類題材重新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

作者：詹玲 單位：杭州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