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存在及其存在的文學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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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文學越來越脫離大眾，我們卻如此喧囂，與寂靜越來越遠的時候，我想起2014年面對的一份采訪。在那份冗長的文字采訪稿里，其中的一個問題是：作為青年寫作者，你為什么寫作？當時，我說起了一個例子：作為南方鄉下一個天真的孩子，我曾經癡迷于飛馳的列車，多么想看清楚火車里的人們，他們在干什么，在想什么，借此來慢慢展開自己的文學想象。那時，我只不過十四五歲，卻由此開啟了艱難的文學夢想之旅。那是上世紀90年代，中國的鐵路上還是綠皮火車的年代。在農村，那是一個人人像樹一樣固守著家鄉的年代。現在，我們離開了鄉村，成為中國上億的流動人口里的一員，卻還是沒有改變事實：我們走到了三十歲的年輪，依舊像樹一樣。我想說的是，這樹眼睜睜地看著世界，如果從上世紀90年代末算起，時間還沒有完全走完二十年，我們卻像一棵討巧的樹、滄桑的樹，像一個油滑的官吏一樣，都老了。或者顯得老了。老得世故，老得速朽：從身心到肉體，從結構到思維，我們這些年輕的作家們，80后的作家們，正在快速地走向老齡化。至于童年時期的綠皮火車，現在看來，更像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童話。青年作家從骨子里蛻變，變得如此庸俗、油滑、世故，幾乎接近于舊時代對地主商紳的負面評價，天啊，作家們變壞了。因此，有一件嚴肅的事情誕生了，逼得我們得去認真思考：這樣的文學或者小說，它還有良心嗎？我們的雜志刊發了大量的小說，幾乎所有的小說都涉及到真善美。事實上，了解文學生態的人都承認，如果按照書法的標準來看，幾乎所有的作者都變成了六體皆能的“萬精油”。我們無奈地發現，生活在名利場里，作為一種來源于人際交往的藝術，表演是必要的；但在這里，表演成為文學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在各個層次的文學人物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表現。于是，文學創作中的一個詞，“敏感”置換成了“影帝”。對于文學，我們需要表演才能嗎？時代的文學到底應該怎么辦？我們的作者，年輕的作者在焦躁的氣氛中，變得越來越不能沉默了，這與社會的潮流相互關聯。現在的小說，需要在兇狠和尖銳下去刺痛人心，而且，希望小說只是一把鋒利的匕首，而不是其它。因此，這里不禁要問，文學還存在嗎？顯然，“文學的存在”成為我們的文學主體。

二青年作家面臨的生態和情緒，是這篇小文的基調。在這里，我要談談關系到文學的另一個詞語：話語權。這可以稱得上是文學領域的一個敏感詞。如果關心話語權，那就和社會乃至權力有關了。例如小說，我們很明顯地看到小說的讀者從歷史上一直在擴大。小說在中國遠古時期閱讀人數趨于零，唐代的知識分子創作了傳奇故事，能閱讀到它的，大概只有作者本人以及他周邊很少的一批知識分子。但是到了七八百年之后的明代，小說閱讀的人數增加了。還有，比如歐洲的中世紀時代，我們能夠相信文學的存在很少，但是到了19世紀的托爾斯泰時代，小說閱讀成為一種主流的充滿幻想的生活方式，發生在冬天、雪后、列車里，閱讀小說同時成為讀者身份的象征。現代以來，閱讀小說的人數增加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小說的閱讀量空前絕后，這得益于全球人口的爆炸性增長，以及全球文盲率的降低。但是，小說的存在感，也就是文學在社會上的存在感卻在嚴重削弱，這是為什么？這關系到兩種層面上的話語權：文學在人們生活中的地位，以及寫作者在文學中的地位。小說像19世紀一樣存在于人們的生活中，但是被談論的頻率大大減少，這方面證明人們的生活更加庸俗，以至于根本不需要本來就出自于庸俗的小說來裝點門面了（相比詩歌），而且，電影、喜劇、明星、緋聞、政治、經濟等等都可以取代它的地位，文學尷尬地存在于社會生活中，這導致兩種情況發生：一者，市面上充斥太多毫無意義的麻木的“文學”；另則，掩藏了那些等待挖掘的卓越的作家和作品。另一方面，創造者在文學中的地位。“圈子”，“文壇”，這些詞匯應運而生，在我們的作家中，這些詞匯看起來應該與文學毫無關系，但是，中國歷史上歷來都存在這個問題，現在只是重新回到我們身旁，經過“大佬”“文閥”的組織，油光粉面，招搖過市，大放異彩。這證明文學本來就有社會的階級性一面：在“文學的存在”里，文學劃分為精英文學和大眾文學，我們所說的文學更大程度上是指精英文學，但是，“文學的存在”的階段，在精英文學的創作中，所指精英很可能是與文學無關的社會精英。我們的時代，多數人是不能挪動的“樹”的時代，文學的精英很容易理解是哪些人，也很容易理解精英的所作所為，以及精英對于階級的固守，這和社會形態的變化緊密相連。

三很多人都談到了上面兩方面的文學生態，作為當今的文學生態，構成了后發達國家的文學形態。文學，從全球來看，可以劃分為“文學的存在”與“存在的文學”，前一種可以稱為后發達國家的文學，另一種則是發達國家的文學。我們的文學屬于哪一種文學，不言而喻。回想起來，我們的文學之路有過美好、幻想以及值得懷念的時代，也就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新時期文學，很多人稱它為文學的黃金時代。這段時間屬于50后與60后的作家。文學的前輩們向我們津津樂道地談論，他們營造了一種記憶：上世紀80年代，當年對于文學的朝圣中，為狂歡的年輕人開放，也為落伍者也就是更老的作家開放。那種夾雜著唾沫和熱情的文字狂歡，文學的思維都是開放式的，他們聚集在小飯館，就著泡饃、老酒，談論時臟話連篇，唾沫橫飛。在農民和青年的文學中，以為這樣的場景唾手可得：薩特和波伏娃在咖啡館里談論小說和寫作小說，總之，咖啡館會很快出現了，小飯館馬上會換成咖啡館；當然，那時我們也驚訝于在貝克特的沉默表演中，創造我們的后現代作品。但是，這樣的時間過得很快，還沒超過十年的時間，“存在的文學”就消失了，后來者沒能夠延續下去。我們的時代，薩特還在，貝克特還在，后現代的思維還在，甚至著名作家還在，但是，我們的文學越來越成為小眾行為，作家之間溝通成為困難，閱讀小說成為困難，而且，文學形態的僵尸式傾向表現出來了：沒有大眾再沉迷，也沒有真正的精英狂熱地加入行列。顯然，這更像是一個虛幻的想象。而且，倘若從根本上來說的話，其實，我們從來沒有自由地獲得過這樣的場景。今天，我們的生活水平確實達到了每天可以喝咖啡的程度，但是我們的作家坐在一起時，談論的是什么？已經不再是文學，所謂的作家們，歡聚一“團”，討論的很可能是熱門化的圈子、新聞、顏色笑話，乃至虛擬的殺人游戲。虛擬生活。一個關于想象的詞，大概就是我們唯一剩下的“存在的文學”，我們的文學只剩下一點還稱得上正面的標簽，說起來真是悲哀！因此，文學的傳說成了想象，文學長者對于自己的業績津津樂道，在文學教科書的排位里活著，因此，在我們中國這種從來沒有改變過的倫理綱常里，文學與小說根本談不上勝利，最常用的詞倒是“輪回”，在殘酷的“生死疲勞”中，倘若要誕生一部情感性質的“純真博物館”，談何容易！

四2009年，帕慕克在哈佛大學著名的諾頓講座做了六場講演，他以德國詩人席勒的論文《天真的和憂傷的詩人》為題，談及了“天真的和憂傷的小說家”，引申到討論兩種小說家的模式，有學生問他，最好的小說家是什么樣子的，他說，理想狀態是：小說家同時既是天真的，也是感傷的。純真的文學好像真的不存在了，這是令人感傷的，當然，“感傷”，在要刻意追求“喜大普奔”的時候，也成為現在的作家和編輯越來越不喜歡的一個詞。在作家已經丟失了良心的情況下，這提供了我們一個嚴肅問題：在“輪回”的文學里，到底將走到哪樣一個階段？我們的小說，到底應該往哪里走？青年的文學應該往哪里走？技術、生活對于我們，沒有絲毫困難，情懷對于我們，沒有絲毫阻礙，放大一點到比寫作更占有權重的人生中，作家到底該怎么辦？青年作家應該怎么去做？至少，看起來不應像是虛偽的表演，成為后現代的“天真的和憂傷的”小說家。這里遠遠不止于說文學了。可以用當下中國流行的黑色幽默來打圓場。因此，“文學的存在”本來不是一個問題，現在卻成為了一個重要話題。在帕慕克的記敘中，這種事情在土耳其一樣發生著，因此，這是在艱難的層面去討論文學，這讓文學要想成為真文學而必定受到懲罰，有點像西西弗神話里的巨人，他推著正義的石頭卻在受到“輪回”的懲罰，這也是吻合“存在的文學”中一種普遍模式；換句話說，我們的作家有一種加繆式的孤獨。如果說，做一個純真的小說家，假使要脫離文字和復雜的社交場合，在生活中只能承受壓力，保持清醒和距離。值得慶幸的是，好在民眾已經自詡社會多元化了，對于孤獨的方式選擇，成為一種可能的選擇方式———當然，它有被懲罰的代價，只是現在成為了一種隱形懲罰：經濟熱潮時代，更多地是被稱為“逃避現實的人”。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也可以玩一下黑色幽默：作家既然逃避眼前的現實，倘若能去青色的荒原看看，去陌生的田野和城鎮里走一走，該多好！即使置身“文學的存在”環境中，文學與小說脫離不了鐵箍般的話語權，但還是有其輕盈、靈性和自在的一面，有時間去參加一下公益活動，認認真真地去研究什么才是真實的小說；對于80后的青年作家而言，你哪怕變成一條自由的魚，該多好！

作者：葉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