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作家詩詞創作的變化傾向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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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雜志》2015年第四期

滿蒙八旗，浩浩蕩蕩，鐵騎入關，勢如破竹，最終踏平中原大地，建立起了遼闊的大清帝國。作為我國漫長封建社會的最后一個封建王朝，在二百多年的漫長歲月中，清朝既為中華民族作出了超越前人的重大貢獻，也為中華民族留下了屈辱不堪的辛酸歷史。目睹著它的滄桑巨變，從萬眾矚目的輝煌，到四面楚歌的悲愴，清代泰州女性作家的內心自然也是波瀾起伏，經歷了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從而使她們的詩詞創作呈現出不同時期的變化傾向。

一、風云變換中的凄涼苦吟

明清鼎革，滿清王朝為鞏固政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禁錮漢族思想，扼制漢族文化，漢族處于飽受歧視、深受壓迫的社會最底層，這引起了民族志士的強烈不滿。為喚起民族意識的覺醒，他們奔走呼號，體現出昂揚的反抗斗志，洋溢著濃厚的愛國熱情，但時代環境的冷酷，人生境遇的凄苦，卻讓他們的理想趨于幻滅，心靈飽受創傷。清朝前期涌現出了很多遺民作家，代表性的有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他們記錄抗清斗爭，表達故國之思，抒發功業未就的悲憤，感嘆歲月蹉跎的無奈，風格沉雄悲壯，筆調哀婉凄清，體現出那個時期的創作主調。在當時的泰州文壇上，也活躍著這樣的遺民作家群體，代表性的作家有冒襄、鄧漢儀、黃仙裳等，受他們的影響，清朝前期泰州女性作家詩詞也呈現出這樣的主旋律。如女性遺民作家蔣葵和蔣蕙，她們遠離塵世，飄然歸隱，以決絕的態度表達自己的故國之思、亡國之恨。蔣葵，字冰心，法名德日；蔣蕙，字玉潔，法名德月，暗寓不忘故國之意，以表冰清玉潔之心。兩姐妹，因遭家難，同入空門，伴一生古佛青燈，守一世晨鐘暮鼓，世事不聞，纖塵不染，坐化之時，僅留下了數冊詩詞，成就了佛門的一段千古佳話。翻開她們的詩詞佳作，詩學取向以韓孟為宗，風格凄清蒼涼，愁悶冷澀，充滿苦吟之聲。如蔣葵的《暮春苦雨即事》和蔣蕙的《秋夜聞蛩》，兩人皆取清寒蕭條之景，抒寂寥愁苦之情，這種愛禪喜靜的個性滲入其詩，深刻影響著詩風，帶有鮮明的遺民特色，體現出佛教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對“人生無常，一切皆苦”的體認。

大家閨秀季嫻，字靜姎，號元衣女子，喜為詩，兼工長短句，著有《雨泉龕詩集》。女詞人偏愛寂靜、黃昏，喜好深夜、秋冬，詩集中有很多此類的作品，如《晚晴》《望遠》等，少暖色調，多冷色調，蕭瑟凄清，飽含深沉的滄桑感和悲咽跌宕的唱嘆之音，以助成清冷苦寒的詩歌意境。王睿，性情淡泊，志趣高雅，與吳嘉紀結為夫婦后，衣食不周，朝不謀夕，但相濡以沫，患難與共，曾留下“大義歸夫子，饑寒死不怨”的蕩氣回腸之句。受丈夫影響，女詞人常借助詩詞抒發自己的悲憫情懷，如《清平樂•柳絲》，通過啼鶯、斜陽、飛絮、浮萍等意象，串聯起清貧生活的點滴，意境冷峭凄清，格調纏綿悲愴，這種風格與其抑郁苦悶的生活境遇、淡泊閑靜的個性才情是密不可分的。清朝前期泰州這樣的女性詩詞作家有宮婉蘭、徐幼芬、鄧繁禎等，大約十多位，占總數的七分之一左右，人數并不是很多。因為漫長的封建社會里,向來以男性為中心，女性處于被壓迫、被歧視的地位，封建宗法制度更是嚴酷異常，對女子進行文化奴役，道德鉗制，馴化其性情，愚化其思想，從而把“男尊女卑”“三從四德”等奉為天經地義的信條，構筑起封建社會所謂的正統意識形態。這些陳規陋習扼殺人性，束縛才智，使得清朝前期的女性在創作道路上步履維艱，能留下些許足跡的只能寥寥數幾。

二、太平盛世里的性靈之音

清朝到了康熙時期，為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通過一系列的文治武功，促進了經濟、文化的發展。雍正帝在此基礎上進行了一些重大改革，到了乾隆時期，大有建樹，成就輝煌，出現了康乾盛世的繁榮景象，這樣的局面一直延續到嘉慶時期。這段時期國泰民安，文風昌盛，袁枚是當時最負盛名、最有影響的詩人，居“乾隆三大家”之首，他提倡“獨抒性靈”，認為“詩者，人之性情也，性情之外無詩”，在當時備受女性青睞。[1]于是東皋女詩人熊璉在《淡仙詞話》中也提出了與袁枚相似的見解：“詩本性情，如松間之風，石上之泉，觸之成聲，自然天籟”。[2]受這種思想的影響，清朝中期泰州女性詩詞作品不再表現悲苦失意的情懷，而是致力于藝術技巧的追求，傳達出很多自然清新的性靈之音。泰州陳氏家族中的才女陳傳姜，著有《得山樓詩稿》，其夫朱澤況，監生，工詩畫，她與丈夫經常談詩論畫，可謂志趣相投，琴瑟相諧。正是在這樣詩情和畫意的互相交融和滲透中，陳傳姜的詩詞創作才得到了不斷的豐富和發展。陳傳姜特別擅長寫景，不事雕琢，隨性而發，靈動清雅，自然閑適，正合于袁枚“性靈”之主張。如《中庭》，以女性特有的敏銳纖細，抓住“梧桐”這一具體意象，時而粗線勾勒，時而精雕細刻，可謂有聲有色，有動有靜，文筆優美，意境獨特，詩情畫意盡顯其中。她的題畫詩也是揮灑自如，很有特色，如《題清泉石上圖》等，作者善于選擇富有典型特征的景物進行具體描摹，從而創造出一種幽深寧靜的詩歌意境，體現出女性詩詞特有的體物入微、明凈流麗的清綺之美。清代中期，女性活動較宋明以來較為自由，一些家庭開明、思想解放的女性嘗試著走出閨閣，投入自然，這使得女性文學視野更加開闊，筆觸更加自由，呈現出多樣化的發展態勢。仲振宜、仲振宣姐妹曾隨父親仲鶴慶遠游至四川，她們飽覽壯麗山河，游歷名勝古跡，塵封的心靈猶如打開了一扇明窗，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生命體驗，于是情感涌動，文采飛揚，寫下了很多膾炙人口的清新之作。為豐富閱歷，開闊眼界，趙箋霞曾隨丈夫仲振奎行至太行，一路的所見所聞，使她心生感悟，文思泉涌，于是真情實感自然流淌于筆端，讀之令人耳目一新，仲振奎稱贊道：“溫潤以澤，務使宮商應節、聲律和諧?！盵3]清朝中期泰州這樣的女性詩詞作家有石學仙、洪湘蘭、仲蓮慶等，大約三十多位，占總數的七分之三左右，人數相對較多。因為這段時期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經濟繁榮，文化昌盛，一些開明家庭開始讓女性識文斷字，從而使女性和文學創作產生了更多的聯系。在這種濃厚氛圍的感染下，泰州眾多的女性詩詞作家開始大膽嘗試，沖破傳統思想束縛，擺脫正宗格調限制，以才運筆，直抒胸臆，可謂是信手拈來，渾然天成。

三、風雨飄搖時的現實寫照

清朝到了道光時期，國力開始衰落，到了咸豐時期，已是國庫空虛，危機四伏，內部爆發了太平天國的大規模農民起義，外部帝國主義列強虎視眈眈，長期停滯的中國封建社會陷入到了內憂外患之中，滿清王朝風雨飄搖，岌岌可危。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龔自珍、魏源等開風氣之先，開宗明義地直陳社會劇變給敏感士子造成的心靈震撼，闡述了“經世實學”興起的歷史必然性,他們的詩文見解精辟，文筆曲折，飽含著豐富的社會歷史內容，蘊含著強烈的時代憂患意識。[4]在這種濃厚氛圍的感染下，清朝后期的泰州女性詩詞作家開始嘗試突破“小我情懷”，放眼現實社會，作品取向有所變化，悲苦凄涼的生存境遇、漂泊流離的亂世感受、苦難深重的社會人生成為了她們觀照的主體。李國梅，字芬子，興化人，李瀚女，解舉鼎妻，《重修揚州府志》載其著有《林下風清集》一卷，《然脂集》載其著有《芬子集》。她生活在清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心系蒼生，胸懷國事，其詩詞多涉及社會動蕩、政治黑暗、百姓疾苦，如《秋感》，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戰亂場面和蕭條景象，表達了崇高的儒家仁愛精神和強烈的社會憂患意識。再如其《水退伐樹》，雖論古人之事，實抒今人之懷，暗喻本是同根一體，不應骨肉相殘，而應榮辱與共，同仇敵愾，體現了對國計民生的關注，對理想社會的渴求，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高佩華，字素香，葉雨樓妻，工詩，著有《芷衫吟草》，其中《巫山一段云》，作者并不單純專注于景色的細膩描繪，而是托物言情，寓情于景，通過景物描寫滲透主體精神，從而影射苦難深重的社會現實，寄托驅云見月的美好心愿。張蘭，字素香，泰縣人程紹安妻，守節撫孤，擅長詩詞，著有《馀生閣詩抄》。其中一首《讀李太白集》，著眼現實社會，關注民生疾苦，寫得酣暢淋漓而沉痛雋永；另一首《落葉》，筆鋒犀利，深刻尖銳，真實反映了社會動亂，黎民疾苦的社會現狀，尤其最后一句“倘遇桓司馬，金城恨愈多”，更是毫不留情地指出造成這種社會狀況的內在根源，作為女性詩詞作家能夠具有這樣獨到深遠的眼光，針砭時弊，憂國憂民，實在難能可貴。清期后期泰州這樣的女性詩詞作家有朱均、任香尉、張粲等，大約二十多位，占總數的七分之二左右，人數不算太多。因為時局動蕩不安，社會危機四伏，人們為了維持生存，到處輾轉漂泊，顛簸流離。生存的困境帶來精神的痛苦，一些女性作家經常會對社會問題、性別角色、情感出路等進行尋根問底的深刻思考，于是不再簡單地停留在具體的生活表象，而是理性地將目光投入到社會現實，感受時代跳動的脈搏，從而形成對于社會時代的密切關注與深切憂患。但在這樣內外煎熬的生存境遇中，能夠超越自我，心系蒼生，憂國憂民的女性畢竟不多。

四、列強入侵后的愛國情懷

鴉片戰爭以后，西方國家公然入侵，在中國瓜分勢力范圍，強占租界地，中國主權嚴重喪失，陷入極度屈辱的深淵。清政府懦弱無能，喪權辱國的行徑，激起了愛國志士的強烈憤慨，也點燃了愛國作家的創作熱情，以黃遵憲、康有為、譚嗣同等為代表的改良派紛紛口誅筆伐，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激烈的反帝情緒，形成了洶涌澎湃的愛國熱潮。作為中國改良主義運動的代表性作家，他們批判封建統治的腐朽，揭露封建社會的沒落，期待改革風雷的到來，呼喚個性思想的解放，他們的砰然一擊，驚醒了很多世人的沉夢，促使人們奮起還擊，絕地求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報效祖國，巾幗不讓須眉。泰州女性詩詞作家在強烈感召下，愛國熱情空前高漲，興化的劉韻琴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她志向遠大，立志報國，從小仰慕古代女英雄，在《木蘭從軍》中慷慨激昂地寫道：“一朝戰罷回東閣，千古風高花木蘭?！睈蹏畟b秋瑾不幸慘遭清政府殺害，劉韻琴義憤填膺，不顧自身安危，毅然決然地寫下了著名的七律詩《吊秋瑾》，最后一句“恨煞東瀛初反棹，秋風秋雨送蘿蘭”，更是態度明朗，語氣堅定，鮮明地表達了對清朝政府黑暗統治的切齒憤恨，對革命烈士獻身精神的熱情謳歌，具有廣闊的社會歷史內容，富有豪邁的巾幗英雄氣概。劉韻琴一生都在實踐自己的崇高理想：“開啟民智，教育救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她所處時代，能有如此表現，實在令人欽佩，讓人嘆服。

女性作家曹湘浦才情流溢，視野開闊，她飽含愛國熱情，體察百姓疾苦，以女性獨特的視角、特有的筆觸抒寫自己的悲憫情懷。翻開她的詩集《繡余吟草》，關注黎民生活之困頓，百姓勞作之辛苦的詩篇隨處可見，如《少婦愁》和《蠶婦吟》，字里行間浸透著對戰亂中百姓凄苦生活的深切同情，對列強犯下滔天罪行的滿腔憤恨。還有一些女性作家的詩詞作品，一掃閨秀詩常見的纖弱低迷之風，洋溢著一種慷慨激昂，奮發向上的豪氣，讀之令人振奮。如錢荷玉的七律《登岳墩》，通過將民族英雄岳飛與賣國奸臣秦檜形象的對比，形成強烈反差，表達出自己鮮明的主體意識和獨到的思想領悟，由此可見她的腹笥之寬與眼力之遠。清朝末期泰州這樣的女性詩詞作家有陸椿長、陳佩章、韓佩芬等，大約十多位，占總數的七分之一左右，人數相對最少。因為婦女解放運動，經過了艱苦的摸索和實踐，直到五四時期才找到真正的解放道路。在這個過程中，雖然一些有識之士已經關注到婦女的生存狀況，以“自由”“平等”“天賦人權”等西方女權思想為武器大聲疾呼，堅信深受壓迫的中國女性一旦覺悟，必將成為中國反帝反封建的重要力量，但畢竟沒有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可。[5]在根深蒂固傳統觀念的統治下，在強大社會輿論的壓力下，能夠真正沖破世俗偏見，掙脫重重藩籬，以天下為己任、走在時代前列的女性畢竟是少數。

綜上所述，我們已經能夠清晰地看出泰州女性作家詩詞在清代的發展軌跡：從女性意識的最初覺醒，到勇敢地沖破傳統羈絆，掙脫宗法制度的統治；從思考女性的存在價值、主體意識，到追求人格獨立和精神自由；從局限于自我的性別意識，到帶有自覺色彩的國家“興亡意識”和社會“憂患意識”；從初具感性的愛國憂思情懷，到有了強烈的“參與意識”，并付諸理性實踐。[6]所以從清代泰州女性詩詞的發展軌跡，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一代女性艱難地尋找著自己角色定位的過程：探尋自我、思考自我、發現自我、彰顯自我，借助詩詞這種相對獨立的文學樣式，全方位地展示自我，從而使清代泰州女性詩詞呈現出多樣化的發展態勢，體現出女性自我精神風貌的完整性，為清代文學的發展增光添色，在泰州地方文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作者：沈輝 單位：泰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