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古代詩論中的詩學功能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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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15年第三期

在紛繁跌宕的文學長河中，彝族與中華各民族共同創造了豐瞻繁復的詩篇巨著，構建了枝葉繁披的華夏詩學理論體系。在彝族社會歷史文化進程中，畢摩不僅執掌著祭祀、祈禱、禳解等宗教儀式，還承擔著創制、教化、傳承彝族文化的重任，賡續著彝族文化的精魂。畢摩基于自身、歌者摩師以及廣大民眾的創作實踐，多采用“以詩論詩”的五言體式，撰寫了一系列精彩紛呈的彝文詩學論著。彝族詩學典籍源遠淵深，早在魏晉時期就有舉奢哲的《彝族詩文論》和阿買妮的《彝語詩律論》;南北朝至初唐年間即有布獨布舉的《紙筆與寫作》、布塔厄籌的《論詩的寫作》和舉婁布佗的《詩歌寫作談》;唐宋兩代主要有實乍苦木的《彝詩九體論》、布麥阿鈕的《論彝詩體例》和布阿洪的《彝詩例話》;明清年間有《彝詩史話》、《詩音與詩魂》、《論彝族詩歌》①和漏侯布哲的《談詩說文》等。畢摩不僅梳理了詩歌的題材和主題，歸納了詩歌創作的要素和技巧，概括了詩學的范疇和命題，還探討了詩歌的功能與價值取向。令人遺憾的是，這些論著宛若蒙塵之珠，沉潛于民間。20世紀90年代，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康健、王子堯、王冶新、何積全修訂整理的《彝族古代文論》，此書輯集了上文所提及的12本詩學經典，全面地呈現了彝族詩學的理論譜系與學理意蘊。彝族詩學的深邃內涵，激發了諸多學人的探究。何積全先生梳理了彝族古代文論的嬗變及理論內涵，并對詩文的功能作了粗略劃分;巴莫曲布嫫博士則對彝族古代經籍文學的價值進行了概括與提煉。諸位學人篳路藍縷，為后續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為后學留下了開闊的學術闡釋空間。筆者聚焦《彝族古代文論》，全面爬梳、鉤沉彝族古代詩學論著，并旁及彝族經籍文學文本和口傳詩歌文本，提煉演繹彝族古代詩學的功能和價值。

一、彝族詩學的反映功能:詩的作用大，詩的骨力勁

彝族是一個詩性的民族，他們“以歌代言，以歌明理，以歌抒情，以歌立法，他們的生活已詩化了，藝術化了”。浩渺的蒼穹、古莽的大地、逶迤的群山、錯落的村寨……皆可成詩，皆可入畫。魏晉時期，舉奢哲就明確提出“詩的作用大，詩的骨力勁”;阿買妮生發并強調了詩歌的“作用”與“骨力”:“萬事可入詩，萬象詩中出”。舉婁布佗亦表明“世間詩文多，萬物都可寫”;漏侯布哲深化了先賢的思考，概括了詩歌表現對象之繁復:“能表萬物影，能表萬物形，能表萬物美，能表花木盛”。這是一種審美化的藝術呈現，“可以有假想，夸飾也不妨”。彝族聚居于云貴高原和川西高原，這里山高谷深、地勢險峻，氣候復雜多變。特殊的自然環境，加之彝族信奉“萬物有靈”觀，使彝族對大自然有著強烈的親和力，他們與大自然共生共榮，自然萬物皆幻化為詩。阿買妮指出詩歌可以描摹天宇的澄明、大地的繁盛:“滿天星斗燦，遍地百花繁。艷陽當空照，青山綠水環。明月水中出，天宇何澄澈”。還能反映彝鄉巍峨的山岳、湍急的江河:“山呀山高大，倮恒大山呀，確實高又大。河呀河真長，仆黑大河呀，真是長又長”。漏侯布哲強調了詩歌可以呈現自然萬象的異彩紛呈:“有的是天景，有的是風景，有的是晚景，有的是星景，有的是云景，有的是早景，有的是火景，有的是物景，有的是男景，有的是女景，有的是花景，有的是林景……”布阿洪則闡發了詩歌如何聲色并茂地描摹大自然的藝術原則:“云彩的雪白，花朵的紅艷，樹木的碧綠，電光的閃爍，月亮的皎潔，太陽的燦爛……”畢摩敏銳地認識到，詩歌只有積極地表現社會生活，才能扎根于廣袤的大地，擁有勃勃的藝術生機。實乍苦木指出詩歌要反映彝地“金銀的增盈，牛羊的繁殖，禾苗的生長，莊稼的收成”。布阿洪揭示詩歌:“又是寫生產，又是寫生活”。故詩歌“在民眾當中，大多都會唱”。詩歌還應刻畫不同的藝術群像:“男女的勇敢，君長的殘暴，平民的聰明，工匠的巧妙，世人的勤勞”。

畢摩還深入地進行了理論開掘:詩歌因表現題材差異而呈現為不同的藝術類型，并對“歌場詩”、“酒禮詩”和“喪葬詩”等不同詩歌類型的創作原則與藝術風格展開探討。布麥阿鈕親撰“歌場詩”為范例，以總結其藝術實踐原則;《論彝族詩歌》恣意描摹了娶妻嫁女的場景:“馬有九十九，九十九接親;人有六十六，六十六接親;酒有三十三，三十三聘禮”。酣暢淋漓地凸顯了“彝族成親，石破天驚”的情狀。詩歌不僅要反映紛繁多姿的自然景象、生機盎然的社會生活，還應針砭時弊，直面社會現實生活中的苦難與不公，“君威怎么樣，它可詳敘論。為臣怎么樣，它可如實評。民情怎么樣，它能表白盡”。創制詩論的畢摩在彝族社會中的身份十分特殊:一方面，他們與民眾水乳相融，關注社會民生，并能站在民眾的立場上，運用詩歌對君長的殘暴無道進行抨擊，對民眾的艱厄困苦表達關切，體現“憫農”的民本思想:“君長專尋樂，大臣愛吃喝。可憐呀可憐，民人真可憐”;“世人誰辛苦?貧民實在苦”。另一方面，歷史上的一些大畢摩曾在政權體系中擔任一定的職務，他們是統治階級的維護者，難免會運用詩歌“唱來頌君長，唱來贊君長”，“君長的贊頌，來自詩歌中”。彝族擁有卷帙浩繁的歷史詩篇，《查姆》、《梅葛》、《勒俄特依》和《阿細先基》等四大創世史詩，重現了天地初辟、萬物伊始的波譎云詭;《尼祖譜系》和《彝族源流》再現了“六祖分支”的風起云涌;《指路經》追溯了彝族先民輾轉遷徙、艱苦卓絕的歷史進程。畢摩也深刻認識到詩歌具有承續歷史、反映史實的重要功能。“歷史”勢必成為彝族詩歌表現的重要對象。舉奢哲開宗明義地強調書寫歷史的“真實性”原則:“記錄要真實，鑒別要審慎”。布阿洪厘定了歷史書寫的主要內容:“一要抓主根，二要抓題旨，三要寫君長，四要寫平民，五要寫牛羊，六要寫金銀，七要寫地域，八要寫風土，九寫君臣間”。漏侯布哲再次重申了詩歌在反映歷史時，不僅“人物要寫清，世代要連緊”，還要“記錄要真實，時間要搞清，身世要寫明”。

只有這樣，詩歌才能真實地反映社會歷史的緣起、發展與變遷。“詩的作用大，詩的骨力勁”旨在強調詩歌的“作用”與“骨力”在于廣遠地反映客觀世界:幻化萬千的自然物象、生機勃勃的生活圖景、復雜多變的社會時事、曠遠遼闊的歷史畫卷等，皆在詩歌中得以藝術化審美化呈現。在中外文藝理論史上，諸多哲人均對文學藝術反映并再現客觀現實的功能進行深入探究。德謨克利特指出“藝術模仿自然”，亞里士多德也認為，藝術的起源和主要功能在于對客觀現實的模仿，詩歌應呈現客觀世界中具有普遍意義的東西;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人沿襲了藝術源于現實并反映現實的觀念，“它并不修正現實，并不粉飾現實，而是再現它，充作它的代替物”。卡西爾則道:“展示事物各個方面的這種不可窮盡性就是藝術的最大特權之一和最強的魅力之一。”彝族畢摩在豐富的文學實踐中，明確提出詩歌積極、全面、深刻地反映客觀現實的功能，不僅促使彝族民眾進一步認識社會現實，把握歷史規律，同時也增強了民眾對自然、社會和人生的感悟，豐富生活經驗，洞悉人生真諦。

二、彝族詩學的抒情功能:濃墨描事象，重彩繪心譜

詩歌是彝族文學中最具藝術魅力與藝術生命力的文學樣式，彝族的詩篇浩如煙海、燦若星辰。這些佳篇絕句無不包蘊著真摯而濃烈的情感，或直抒胸臆、或融情于景、或詠物言志、或述事達情。畢摩也著力探討了詩歌的抒情功能。舉奢哲強調了詩歌長于抒情，富于想象，蘊藉含蓄的審美特征:“濃墨描事象，重彩繪心譜，心情全表達”。濃墨重彩地描摹物象，恣意地揮灑心緒，以抒寫別樣的情思;實乍苦木也談道:“詩要有所感，寫詩須寫情。”布麥阿鈕則指出詩中“句句是真情，句句是真心”。詩是心底流淌的歌，情是歌中躍動的音符。詩論闡釋了詩歌抒寫多重情感的功能。抒寫生命中的喜怒哀樂愛惡欲。布麥阿鈕強調了詩歌可以表達飽滿多元的意緒，“是人都一樣，都有悲哀時，都有喜悅時，都有歡樂時”。布阿洪在一首敘事詩中，通過少年對自己成長歷程的追憶，唱出了童年夢幻的愉悅歡暢:“我就像小鳥，唱起三座山，把山唱個夠……三蓬青草呀，碧綠又悠長。我也同樣的，同樣把它唱，喜悅滿胸膛”。布阿洪還在對比中細膩地呈現了新嫁娘的復雜意緒:“她看娘家呀，娘家在平地，一片金晃晃;她看婆家時，婆家在平地，一片黑蕩蕩……”他梳理了詩歌的情感表達取向:“阿邁的深情，阿邁的苦悶……心中常思戀，思戀娘家人”。

布麥阿鈕探討了“悲哀詩”的創作要旨，凸顯、渲染了子女在父親病危時的焦灼與哀傷:“父親得重病。父病全家急……這家大姑娘，每天都是呀，守在父身旁，天天都這樣，日夜淚汪汪”。畢摩在開掘詩學的抒情功能時，認識到“百姓的苦水，要用詩來寫”，詩歌應表達“當奴的痛苦，當君的驕橫”，展現“民眾的憂傷、當奴的苦處”，用民眾的“痛苦”反襯君長的“驕橫”，體現畢摩體恤民眾的民本情懷。抒寫戀人間的相思之情，愛慕之意。舉奢哲明確提出詩歌是戀人“相知的門徑，傳情的樂章”;實乍苦木表示男女相親相愛之情“可用詩表述，可用歌傳唱”;漏侯布哲強調詩歌“多包含感情，多涉及男女……情真而語摯”;布麥阿鈕指出，詩歌傳遞著戀人間的愛戀纏綿:“相愛歌作媒，歌由情上起，戀人情上分。愛從情上起，歌場是媒人……歌從情上起，情在深處分，愛由忠誠生”。《論彝族詩歌》中描摹了小伙與心愛姑娘在歌場相聚時的甜蜜與歡暢:“姑娘到了場，小伙心歡暢。男女成雙對，情深意更長，歌聲更悠揚”。布阿洪在自己創作的詩歌中，以失戀者的口吻追憶往昔的甜蜜時光，抒發別離戀人后的憂郁心傷:“標致的小伙，孤呀孤單單，孤單留歌場。心傷呀心傷，小伙真心傷。回想春夜里，與妹在歌場……樂在一起樂，想往一處想”。

阿買妮在例詩中，刻畫了少女對愛情的渴盼與求之不得的幽怨:“阿妹呀阿妹……沒有郎來談，沒有哥來講;想郎郎沒有，想哥哥不來。就因這樣呀，阿妹才可憐!”畢摩論述了詩歌最基本最重要的特征“主情”，“使人心悲傷，使人心惆悵”，也能使“人人都歡暢，人人都高興”。畢摩還歸納了詩歌創作必須遵循義深、文雅、有韻且句句緊連的原則:“寫詩義要深;詩義若淺露，情文不相生”;“詩中文要雅，文雅情才生”;“詩歌無音韻，讀來不感人”;“句句連得緊，意遠情又深”。如此，才能臻于情景交融，余韻悠長之境。“濃墨描事象，重彩繪心譜”集中地體現了詩歌的抒情功能。蘇珊•朗格強調“詩歌總要創造某種情感的符號”，在詩歌中，“沒有不具情感價值的東西，也沒有無助于形成明確而熟見的人類情境之幻想的東西”。文學文本的生動氣韻正是源于情感力量的勃發。弗萊也認為“詩不是理性地描繪事物，那么它一定是對一種感情的描繪”。在詩篇佳構中，“一切情感形式都是重要的……生命的歡快節奏與最復雜的激情幾乎是同等重要的”。彝族詩歌正是彝人生命律動和豐沛情感的契合。彝人徜徉在詩意的世界里，或明快、或委婉、或深沉地流瀉自己的情感，歡愉之情得以傳遞，相思之苦得以慰藉，哀傷之意得以舒緩，他們用詩歌表達了對生活的熱愛與堅韌，走向更為高遠的天空。

三、彝族詩學的教化功能:書向眾人開，書義深又廣

彝族典籍多以詩歌的體式記載歷史、天文、地理、文學、醫藥、工藝制作等包羅萬象的知識，內涵深邃，形式豐贍。這些浸潤著民族智慧與民族精神的詩歌典籍不僅建構傳承著民族文化，也濡染教化著人們的心靈。布塔厄籌明晰指出“書向眾人開，書義深又廣”;實乍苦木也強調“詩為人指路，指路是詩歌”。詩論中呈現了詩歌多重的教育功能。第一，詩歌可以激發民眾對宇宙天地、社會人生的哲理思考。述源思維是彝族最基本的思維模式，“述源”旨在探究事物的根柢，重視對“世界本原”和萬事萬物“源頭”的尋繹。彝族的諸多詩篇都潛在地包蘊著這一理念，以引導民眾去探究宇宙、天地以及世間萬物的源起。阿買妮以“云彩”為萬物之“根”，呈現了天地的幻化:“在那古時候……到處霧濛濛，一片黑壓壓，混沌又昏沉。其后先有風，大風吹出云。云彩出現后，空中就變化，變出天體來。天體變出后，接著地又生”。實乍苦木在詩論中追溯日月、山河和人類的誕生:“古時天未產，古時地未生……其后有一天，宇宙的四方，生出了亮光。亮光是什么?亮光是日月……天也產生了，地也生長了……地上的男女，男女誕生了”。他還探究了彝族語言的濫觴:“天師吐實楚，他就來人間……教人們語言，教人們唱歌”。詩學中還飽含著對生命尊嚴以及社會人生的思考。阿買妮曾道:“是人有青春，光陰莫錯過。”人生韶華易逝，規勸人們莫要隨意辜負光陰;她還談道:“人要什么好?人要骨氣好。生來什么貴?生來生命貴。”頌揚生命的尊嚴與可貴;布麥阿鈕倡導民眾要勤于學習，強調知識之于人生的重要價值:“貧富古來有，強弱書中分。有智不怕窮，要富找書根”。第二，詩歌教化民眾樹立良好的道德品性。詩教是彝族最主要的教育方式，《瑪牧特依》、《勸善經》和《理朵蘇》等都是彝區最卓著的教育典籍。畢摩在詩論中不斷深化詩歌的教化功能。舉奢哲在《經書的寫法》中，著力強調應對亡故之人的一生進行不虛美不隱惡的書寫:“所有過往事，一一要講清;過錯也要講，教育后世人”。阿買妮也倡導長幼有序和家庭的親善和睦:“大小各不同，大者要寬容。小者要知敬，小聽長者命。長者終是長，長要有主張”。布麥阿鈕諄諄教誨人們:“對父的尊敬，對母的孝心，對子的愛護，對妻的真情，對老的敬重，對長的虛心。”他還強調社會交往中要待人誠懇、與人為善:“夫妻的和睦，青年的愛憎，朋輩的友誼，男和女之間，友好的來往，相互的真誠”。另外，畢摩探究詩歌的性質“有真善美好，有假惡丑壞”，他們將道德標準、價值判斷與取向內化到詩歌中，以教育民眾，摒棄假惡丑，追求真善美，恪守彝族社會的道德規范與行為準則。第三，詩歌可以傳錄歷史，深化民眾的歷史記憶。尋根敘譜的觀念使彝族尤為注重對歷史的探尋與傳錄。《宇宙人文論》講述了宇宙的起源、人類和萬物的產生和發展變遷;《西南彝志》敘寫了彝族數千年波瀾壯闊的歷史;《彝族源流》以譜牒為脈絡而敘述史事。畢摩也特別強調了詩歌記錄并傳承歷史的功能。舉奢哲以“六祖史”為例探討了史事的記錄:“說到六祖呢，六祖的上輩，上輩是篤米。篤米的后代，武乍是長房;次于武與乍，再把嘍、侯記。嘍與侯寫過，再來寫下輩”。

布塔厄籌以父子連名制的方式敘譜:“要探真歷史，先講古篤米。篤米子多少?父子名相聯，一說便知道:人人容易記，父子孫排好;支系有根生，講寫都明了”。《彝詩史話》明確指出舉奢哲和阿買妮的詩歌書寫了尼能家的家史:“尼能的來歷，尼能的變遷，尼家的發展，能家的牛羊，尼家的開親，能家的代數……”漏侯布哲強調了追溯歷史的重要價值:“不講古時事，世人不知情;講起古時事，事事都有根……古是歷史根”。另外，畢摩還總結了歷史題材詩歌創作的藝術原則:“記得要真實，寫得要恰當……不能靠想象”;“史事不能加，史實不能減，寫史要真實”，旨在為民眾鉤沉本真的歷史場景，傳承客觀史實。歷史題材詩歌追溯并記錄了家支族群的緣起與嬗變，培養人們勿忘根骨、探究本族根底的歷史精神，強化了對家支和族群的認同，“彝地讀書者，須知彝家事”。第四，“以詩教詩”。畢摩學習并撰寫了豐富的詩學典籍，并結合自身的寫作實踐，以詩體的形式指導詩歌創作。舉奢哲系統地論述了“歷史”、“詩歌”、故事和經書的寫作技巧，總結了文學創作的普遍規律，彰顯了不同詩歌類型的創作特色;阿買妮開創性地提出了“四十三韻部”，為詩歌寫作提供了音韻上的典范與規約;后續的畢摩學習繼承了舉奢哲和阿買妮提出的“扣”、“連”、“押”、“對”等創作技巧，并加以生發，“三段詩”的創作日趨圓熟，使之成為彝族文學中極具特色的范式;漏侯布哲融通前人詩論，一方面闡釋了詩歌的創作技巧與要素:“一要分主骨，二要分主根，三要立主腦，四要詩思靈，五要分詩影，六要審詩音，七要講聲連，八要寬窄分，九要立詩架，十要辯詩色”;一方面還強調了創作主體應具備的藝術素養:“一要書根深，二要文筆強，三要有識力，四要史事熟，五要詩藝精，六要諳民情，七要知君臣，八要知山名，九要知河道，十要有真才”。基于此，詩歌才能“詩思并詩影，影魂旨相連，思旨魂相生”。詩論還從接受主體的角度探究了詩歌的功能，布獨布舉指出:“詩文讀百本，熟讀自然明。”布塔厄籌也談道:“深研好學人，我言自心領。”漏侯布哲強調了讀者的閱讀體驗與心靈感悟:“凡此須意會，微妙難具言”。

這些皆可視為讀者接受理論的雛形。第五，詩歌還能教授生產生活技能和工藝制作。彝族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教育機構，民眾獲得知識的路向和方式不拘一格、靈活多樣。畢摩系統地總結了生產生活技能以及工藝制作的技巧，以詩體的形式向民眾傳唱，指導民眾的生產實踐。舉奢哲分門別類地敘述了房屋的建造與裝飾，石器的制作與運用，金銀銅鐵的開采與打造和雕繪刺繡的造型與功用等;布麥阿鈕強調詩歌教授了“蕎麥怎么種，蕎麥怎么收，牛羊怎么養，房屋怎么修……衣要怎么縫，線要怎么紡，布要怎么織”，這些知識的總結和傳播極大地促進了人們的生產生活。在談及工藝制作時，詩論不僅詳敘了不同工藝的制作技巧，還體現了彝族的審美趣味與審美取向:“屋角和房檐，雕龍又刻鳳;屋后和房前，虎形燕影動;大門和小門，千種萬樣形……萬物刻得有，百鳥棲樹中”，“衣裳前后襟，花色耀眼明。花色也多樣:有繡五彩云，有繡霍閃形，有繡龍鳳圖，有繡百花盛……”“書向眾人開，書義深又廣”總結了彝族詩歌所包蘊的多重教育功能，彰顯了詩歌的教育功能廣泛且深入地滲透、融會在彝族社會的各個層面。文學的“教化”功能歷來為古今中外的文論家所重視。《禮記》中就指出，詩歌能陶冶人溫良敦厚的品性;王充則論述了文人可憑借一枝丹青妙筆勸善懲惡;魯迅先生亦認為文學藝術是“指引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在西方，亞里士多德闡釋了悲劇的作用在于陶冶讀者情感，凈化讀者心靈;列夫•托爾斯泰探討了藝術家秉承著“使人熱愛生活”的理念，借文學藝術作品指導并影響民眾的思想與行為;車爾尼雪夫斯基直指文學藝術是生活的教科書，并強調了“詩對教育具有崇高的意義，它緊隨在教育之后改善風習和物質幸福”，“在讀者群中傳布了大量的知識”。彝族詩歌的教育功能具有豐富的社會價值取向并帶有美育的意味，影響了彝族民眾的思維方式、民族性格與社會活動，激發民眾對美的感知與追求，同時還建構、積淀、傳承了彝族的社會歷史文化與民族精神。

四、彝族詩學的宗教功能:記下作經文，超度死者靈

宗教題材詩篇在彝族典籍中占據很大比重。畢摩不僅撰寫了豐富的宗教題材詩歌，還自覺地進行了理論總結。畢摩主要以詩歌體式宣揚彝族原始宗教“萬物有靈”、“靈魂不滅”以及自然崇拜、圖騰崇拜和祖先崇拜等理念、教義和信條，使宗教精神得以更為廣泛久遠地傳播，強化宗教的功能。

畢摩詳實地論述了宗教題材詩歌的書寫內容以及“記下作經文，超度死者靈”的宗教功能，彰顯宗教題材詩歌取悅神明、祭禱祖先、禳解災難、慰藉民眾和溝通天地、神人的價值取向。阿買妮援引詩例探討了齋祭的起源與功用:“一切齋場歌，齋歌由此起。就從那時起，人死要唱歌”。布麥阿鈕指出“改錯經”“從生直到死，都能敘清楚”，并配合打牛、宰豬、殺羊等來祭祀神靈活動，以請求“神靈來庇護，幫助死者呀，知罪和改過”，告誡人們懺悔罪孽，棄惡從善;《論彝族詩歌》中，畢摩就“獻水經”刻畫了亡者飽滿鮮活的生命歷程:未生時，父母殷殷的期盼;幼年時，蹣跚學步，放牧山野;青年時，建房娶妻，養兒育女，孝敬父母，呵護族人;盛年之際，勤勉勞碌，為父母送終守靈，直至安然走向生命的終結，“好比果熟透，不摘也自落”。詩歌還告訴人們“生是如何生，死是如何死”，并強調要為壽元已滿的逝者做齋獻祭，以此獲得神明的庇佑，讓逝者的魂靈在另一世界安息:“獻水人命長，自身要增壽。獻水人富貴，自身要威榮……祈禱亡靈呀，安息在陰間”。漏侯布哲在“喪葬詩”中，以詼諧幽默的語言，妙趣橫生的情節，引領人們思考“人為什么會死”這一莊重玄妙的命題，訓導人們安然面對死亡。舉婁布佗厘定何為“經典”:“六祖的名書，六祖歷史書……彝家祭祖書，彝地歌場書，世間祭祀書……”旨在強化宗教題材詩歌的經典意味。畢摩還著重探討了宗教題材詩歌創作的技巧與手法。舉奢哲專撰《經書的寫法》，指明經書要真實地書寫逝者的生命歷程:“在寫經書時，必須要抓住:這個死者呀，在他一生中，做的一切事”。阿買妮強調經文傳世的根柢在于其蘊涵的力量，“敘事要真實，它才有骨力，下傳有根據”，并總結了經文音韻的基本規則“經文不押韻，經文不相扣，經文不諧聲”。阿買妮還專門探討了喪葬歌的音韻規則:“這類喪葬歌，多數是押韻，少數扣韻押。歌唱的時候，上下韻要合，處處都相扣。但是只扣韻，韻可不諧聲”。實乍苦木探究了經書的寫作技巧:“上句連下句，上聲連下聲。只要句間連，三之一要連，三之一要扣，還有三之一，不管它也行”。《論彝族詩歌》強調了“獻水經”的書寫要點:“句中要有扣，頭尾要有連。主干要抓住，主根要明確。凡事要有頭，說來有根源”。

這些理論探討都極大地豐富和促進了經書的創作實踐。畢摩創作了繁豐的宗教題材詩歌，并把抽象、深奧、繁瑣的教義教理寓于詩歌的形象化審美化表達中，使宗教題材詩歌更具感染力與生命力。彝族宗教題材詩歌多以五言體式為主，并依托不同的宗教場域、宗教儀式進行具有程式化特征的靈活創作。如《獻飯經》勸導祖先多吃子孫祭獻的飯菜，從而順利到達陰間:“吃了這頓飯，你走陰間路。莫戀人間事，跟隨祖宗去”。《斷氣下床經》勸導亡者要將象征著福氣的“床”留給子嗣:“死者你的床，留給你子孫，現在啊吉時，下床時刻到，你該下床了，下床輕松松，下床舒適適，下床莫驚怕”。整齊劃一、富于節奏感和韻律感的語句，不僅利于畢摩記憶、傳誦，還便于聽者接受與思考。宗教典籍借由此，逐步擴大了在彝族社會中對民眾的影響力。“記下作經文，超度死者靈”鮮明地體現了彝族詩歌的宗教功能取向。文學始終關注“人”的精神世界，提供給人在“生活最緊張、最重要的關頭使人和世界保持平衡的一種方法”。尼采曾道:“藝術本質上是對生命的肯定和祝福，使生命神性化。”畢摩雖未能從理論層面明確提出詩歌對心靈的療救功效，但在現實世界中，宗教題材詩歌通過在宗教儀式場域中的展演，已將宗教教義、教理潛移默化地深植于民眾心中。在蘊藉著神性的話語世界中，淡化了生與死之間的尖銳對立，為回歸“祖界”的逝者捎來安然的光芒，也為走向未來的生者增添樂觀的風彩，描摹并建構了一個超越現實的自由美好的精神國度。彝族的詩學功能理論是畢摩在彝族文化生態中，長期對自身、摩師和廣大民眾的創作實踐進行的藝術總結，其別具情態的表達方式，鮮活的藝術實踐方式，深邃厚重的學理意蘊，多元飽滿的功能價值，不僅廣遠地影響了彝族詩歌的生成與繁盛，也豐富了華夏詩學的理論內涵，彰顯了詩學理論的普遍意義與價值。

作者：龍珊 郭銳瑜 單位：云南民族大學 民族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