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信息制造行業改進措施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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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廣東省電子信息制造業快速發展，已經形成了具有一定規模、產業配套齊全的產業群，成為全球最重要的電子信息產業制造基地，臺式計算機產量占世界產量50%以上。微機、彩色電視機、激光視盤機、彩色顯像管、組合音響、電子元件等主要產品的產量均名列全國首位。在電子信息制造業的帶動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成為廣東的重要支柱產業，2009年電子信息產業實現銷售產值16439億元，占全國總量的32.7%，工業總產值連續19年居全國第一。涌現出了華為、中興等一批國內外知名品牌，開始占據國外重要的通信和消費類電子市場。同時，我們應該看到，廣東省電子信息制造業仍然存在著以下兩大突出問題:第一，結構方面:產業層次低，對外依存度高，出口加工模式占主導地位。一方面，長期形成的加工組裝生產模式使得廣東電子信息制造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同時也造成了產業發展對外依存度過大，對國外市場的過度依賴嚴重威脅到產業的可持續發展，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出現的出口減少、代工廠商倒閉的現象是一次深刻的警醒。另一方面，廣東電子信息制造業以代工生產為主，缺乏自主品牌、缺乏核心技術、缺乏銷售渠道，處于微笑曲線的最低端，因而總量巨大的背后是經濟效益的低下，從出口代工模式(OEM)向擁有自主創新能力和自主品牌的自主品牌制造模式(OBM)升級成為廣東電子信息制造業的迫切需求。第二，技術方面:研發不足，技術發展落后，自主創新能力弱，技術發展大多停留在模仿與“山寨”的低級階段。電子信息產業作為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信息技術和產品創新需要持續的研發投入作為支撐和保障。數量眾多的廣東省電子信息企業多為代工企業，創新意識薄弱，研發投入嚴重不足。即使是研發投入最多的華為公司，2009年研發投入也僅為20億美元，與微軟、IBM等企業的年研發投入經費60億美元左右相比，研發投入差距仍十分明顯。針對上述問題，本文將利用制度經濟學中的路徑依賴理論和制度變遷理論對其成因進行解析，并以此提出制度層面的改進措施。

2相關理論研究回顧

2.1路徑依賴理論的主要思想

路徑依賴思想來自物理學和數學，后來一些經濟學家將其引入到制度經濟學研究當中。對路徑依賴理論貢獻最大的是PaulA.David和W.BrainArthur。David(1985)在《ClioandtheEconomicsofQWERTY》一文中關于QW-ERTY鍵盤的歷史發展過程的描述使得路徑依賴的概念被正式引入到技術變遷的分析當中，他揭示了偶然的小事件對技術變遷的影響:最初由于打字機設計問題，不得不降低輸入速度而使用QWERTY鍵盤，后來問題得到了解決，人們仍繼續使用這種鍵盤，而不是使用打字速度更快的鍵盤。Arthur(1989)從技術的相關性、規模經濟和投資的準不可逆性闡釋了路徑依賴的機理。Arthur的路徑依賴理論建立在收益遞增理論基礎之上，他認為現代技術經濟的發展顯示了報酬遞增的特性，一旦某種隨機事件選擇了某一路徑，這種選擇就可能被“鎖定(lock－in)”，而不會選擇其他更為合理或者先進的路徑。20世紀90年代，路徑依賴理論逐漸被引入到制度變遷研究當中。North(1990)認為Arthur提出的技術變遷的機制也同樣適用于制度變遷。他認為，制度的路徑依賴主要是由于現存的制度框架和網絡外部性以及學習效應，通過合約與其他組織和政治團體在互補活動中的協調效應，以制度為基礎增加的簽約由于持久而減少了不確定性的適應性預期，制度變遷受到制度重新建立時的建設成本制約。

2.2外向型產業結構的路徑依賴

廣東省電子信息制造業選擇代工生產這樣的模式，采購與供應鏈中國市場2011年第10期(總第621期)是廣東乃至中國的資源稟賦的自然選擇，然而經過了幾十年的發展，廣東電子信息制造業亟須從代工生產(OEM)向自主品牌制造(OBM)轉型升級。由于技術能力不足以及國際銷售渠道被跨國公司控制，廣東電子信息制造業向自主品牌制造模式升級十分困難，價值鏈難以得到延伸，因而長期“鎖定”于代工生產模式。于明超等(2006)指出，如果中國本土企業滿足于從事簡單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無法獲取或掌握核心技術，在技術上易形成路徑依賴。張杰、劉志彪等(2008)指出，中國社會信用體系缺失導致技術能力較低(規模較小)的企業偏好于代工或貼牌方式的出口加工貿易;在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缺位的條件下，從事構建自主品牌且銷售于國內市場的高技術能力企業的生存空間受到“擠壓”。盡管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給廣東電子信息制造業造成了不小的沖擊，但是廣東電子信息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動力仍然不足，首先是以代工模式為基礎而增加的簽約或訂單由于持久而減少了不確定性，其次是模式轉換成本太大，這些都使得廣東電子信息制造業形成了長期的路徑依賴。

2.3技術模仿與“山寨”的路徑依賴

從模仿到創新，從引進、消化、吸收到改進、再創新，是發展中國家走向自主創新的必由之路。從掌握成熟技術生產能力，到產品設計能力，再到最終形成基礎研發能力，這是后發國家技術進步的階梯。廣東省電子信息制造業經過了多年的發展，亟須由依賴技術模仿的模式升級為依靠自主創新的新道路。當前，“山寨”現象很好地體現了廣東電子信息制造業在技術模仿中所出現的路徑依賴問題。“山寨”一詞出自廣東話，有占山為王、不受政府管理的意思，其流行始于深圳的“山寨”手機市場。其實，“山寨”現象早已有之，但是近幾年來以電子制造業為代表的“山寨”產業鏈迅速膨脹。這些企業以極低的成本模仿主流品牌產品的外觀或功能，以低價格取勝主流產品。“山寨”現象是廣東電子信息制造業“模仿—套利—低成本競爭”模式的真實寫照。當然，“山寨”是一個很復雜的現象，不能簡單地肯定或否定。廣東電子信息產業底子薄，如果不顧現實條件和國外主流大品牌硬碰硬，那么為數眾多的民營企業無法生存。可以說，“山寨”模式是后發國家技術追趕的最經濟路徑。但要實現技術趕超最終還是必須要走自主創新以及品牌化的發展路線。華為等通信設備制造商起步于模仿，但是注重研發，依靠自主創新實現了超越。然而對于為數眾多的中小民營企業來說，一旦選擇了“模仿—套利—低成本競爭”的發展模式，就會產生了創新的惰性。因此，技術模仿與“山寨”模式轉型為自主創新需要依靠和建立良好的創新激勵制度。

3宏觀制度層面的原因分析

3.1信用體系不完善

民營經濟在廣東電子信息制造業中占主導地位，然而我國民營經濟生存發展中一直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收賬難和貸款難的問題。這兩個問題主要是由于中國社會信用體系不完善造成的。由于銀行等信用機構的資源主要投向國有企業和大型企業，貸款難一直是困擾著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民營企業發展的問題。另外，在內需市場上，企業間的相互拖欠和“三角債”問題普遍存在，在外部融資難的情況下，這會嚴重干擾企業現金流運轉和正常組織生產。而在代工模式下，以代工模式為基礎增加的簽約由于持久而減少了不確定性，另外在國際貿易中有信用證等貿易方式的保證，企業更傾向于選擇國際市場。這樣，雖然利潤比內需市場低，但由于訂單穩定并且能在一個確定的預期期限內收回賬款，總體來看，企業的選擇出口的利潤要大于在內需市場的利潤，因此，其選擇出口的動機就更為強烈。

3.2市場競爭環境欠佳

首先，從全球范圍來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主要動力是來自民營企業，但是當前我國民營企業受到的條條框框束縛仍然太多，其活力沒有爆發出來。民營企業所受的待遇不平等，首先表現在市場準入問題，由于市場準入問題，民營企業只能從事技術含量較低、市場充分競爭、依賴勞動密集型要素的制造業和服務業;其次是融資待遇問題，由于擔保體系不完善，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民營企業從銀行融資困難;另外人才問題也比較突出，民營企業需要人才，但沒有轉人事檔案權，人才不能落戶，社會保障問題難解決，因而民營企業普遍存在人才缺乏問題。再次，以GDP為核心標準的官員績效評價標準和地方政府GDP競賽強化了中國在國際分工中扮演著低端制造業的角色。由于企業以出口代工對地方GDP增長拉動最快，這就使得地方政府扶持出口代工企業，人為扭曲土地等要素的價格，強化了中國制造業在國際產業鏈中低端制造業的角色。最后，地方保護主義破壞了有效的資源配置，不利于公平公正的國內統一、開放的大市場的真正形成與優化。

3.3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低效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基本上建立了符合國際規范的關于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體系，但是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沒能高效運行，導致“模仿—套利—低成本競爭”模式和“山寨”現象盛行。模仿者無須高昂的前期研發投入就獲取了新產品的技術與工藝，與研發者進行低價惡性市場競爭，導致研發者無法實現創新投入的充分補償和收回，嚴重降低了企業的創新積極性。

4制度層面的改進

要改變廣東省電子信息制造業出口代工模式和技術模仿的路徑依賴，就必須克服“鎖定(lock－in)”效應，主動偏離現有路徑，從中“解鎖(lock－out)”，實現“路徑創造”。而這依賴于對現有制度環境進行改進。第一，完善信用體系。首先要完善征信系統，建立全國性質的征信網絡，大力發展信用中介和評級機構。其次是健全失信懲戒制度，加強執法，使得違約成本增加，從而達到鼓勵和尊重合規守信行為的目的。第二，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首先要不斷宣傳知識產權意識，在全社會形成“保護知識產權光榮，侵犯知識產權可恥”的氛圍。其次是要建立知識產權服務體系，實現知識產權信息服務聯動，建立全國性質的知識產權數據庫。再次是要加大知識產權執法力度，有法必依，執法必嚴，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效率。第三，優化市場環境。一方面，給予民營經濟以更為平等有利的市場地位，放寬市場準入，完善鼓勵民營企業和高新技術發展的金融支持體系，在政府購買等方面給予民營企業更大的支持。另一方面，打擊地方保護主義，真正建立起高效運行的國內大市場。誠然，上述制度環境的改善需要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制度環境的改善不僅對本文所分析的廣東電子信息制造業的健康發展有利，更有利于國民經濟發展效益的提高，有利于產業轉型升級和在國際分工中地位的提升，有利于加強中國的自主創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