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極控股與審計質管的關系剖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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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變量定義

1.被解釋變量。被解釋變量為債務期限結構，用Dm表示。基于數據的獲取情況，本文和眾多研究一樣，將債務期限結構定義為長期債務與總債務的比值。考慮到我國債務融資大量采用銀行借款，故本文進一步將債務期限結構定義為長期銀行借款與銀行總借款的比值。

2.解釋變量。解釋變量一：審計質量，用Aq表示。因此，本文以事務所規模大小來替代審計質量，將上市公司所選擇的會計師事務所劃分為國際“四大”/非國際“四大”，當屬于國際“四大”時，Aq取1；否則取0。預計正相關。解釋變量二：終極控制股東性質，用Uct表示。本文按照終極控制股東性質將樣本公司劃分為國有控股和非國有控股兩類。當為國有性質時，Uct取1；否則取0。預計正相關。解釋變量三：交互項，用Aq鄢Uct表示。該交互項用以反映終極控制股東性質對審計質量和債務期限結構之間關系的影響。預計負相關。

3.控制變量。控制變量一：公司規模，用Size表示。Jalilv和Harri（s1984）指出，大規模公司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和沖突相對較小，它們擁有較多的有形資產，破產風險也較小；而小規模公司的部分股份通常被管理者持有，激化了內部人與債權人間的沖突，且它們的破產風險較大。因此，大規模公司更易進入長期債務市場，且債務融資成本相對較低。預計正相關。

控制變量二：資產負債率，用Lev表示。Wiggin（s1990）認為，上市公司的財務杠桿較高意味著較大的清算風險，促使該類公司傾向于舉借更多的長期債務。預計正相關。控制變量三：資產結構，用As表示。Whited（1992）發現抵押資產的數量與債務期限結構顯著相關，上市公司擁有的抵押資產越多則獲取的長期債務越多。預計正相關。控制變量四：成長性，用Grouth表示。Diamond（1991）提出流動性風險假說，認為為防范流動性風險，具有長期投資機會的公司傾向于發行長期債務。預計正相關。各變量的定義如表1所示。

數據來源與樣本選擇

1.數據來源。上市公司的財務數據來自中國經濟金融數據庫（CCER）中的《一般上市公司財務數據庫》和《股票價格收益數據庫》。文中采用EXCEL和EVIEWS6.0軟件對相關數據進行處理。

2.樣本選擇。本文選取2007～2010年在我國深滬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并保證所有公司均在2007年12月31日之前上市，得到了原始研究樣本。按照如下原則進行篩選：①剔除金融、保險類公司；②剔除ST、PT類公司；③剔除發行B股或H股公司；④剔除終極控制股東類型不詳的公司；⑤剔除資產負債率、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大于1的公司；⑥剔除數據缺損、無法獲得相關數據的公司。為此，本文最終以2007～2010年連續4年均可獲得相關資料的858家非金融類上市公司構建的平衡面板數據（共計3432個觀測值）為研究樣本，經驗調查終極控制股東性質、審計質量與債務期限結構之間的關系。

3.描述性統計。表2是對模型中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從中可見，Dm1和Dm2的均值分別為16.25%和28.88%，表明樣本公司的長期負債（長期借款）在債務結構中比重較低，短期負債（短期借款）占主導地位；Aq的均值為3.64%，表明樣本中大多數上市公司選擇了非國際“四大”進行審計，反映出我國目前的審計市場較為分散；樣本中65.33%的上市公司終極控制權掌握在國有股股東手中；交互項的均值為2.48%（中值為0），表明聘請國際“四大”開展審計活動的國有上市公司數量較少。

實證結果與分析

1.實證模型的設定。為了綜合考察終極控制股東性質、審計質量與債務期限結構之間的關系，本文建立如下兩個模型來進行實證檢驗。各模型中加入了預先設定的被解釋變量、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以保證模型的完整性和結果的準確性。經驗模型構建如下：模型（1）和模型（2）中：茁0為截距項；茁1、茁2、茁3、茁4、茁5、茁6、茁7為回歸系數；γ和η為回歸系數向量；ε為隨機干擾項。

2.實證結果。本文通過對F統計量、LM統計量和Hausman統計量進行檢驗，發現樣本公司適合采用針對面板數據的混合模型進行估計。回歸結果見表3。由表3可見，本文控制了行業和年度虛擬變量，以反映行業類別和宏觀經濟因素給債務期限結構帶來的影響；F統計量說明本文所設置的兩個模型總體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兩個模型中調整后的R2說明本文的解釋變量和有關控制變量一同解釋了債務期限結構31.6794%和19.7392%的變異。模型（1）選擇Dm1（年末長期負債/年末總負債）來衡量債務期限結構。從表3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Aq的回歸系數為0.043363，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審計質量與債務期限結構顯著正相關，假設一得到驗證。該研究結果表明，高質量的審計可增加報表的準確性和可信性，它使內部人與債權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減小，有利于債權人防范投資風險，此時債權人愿意提供長期債務支持。Aq鄢Uct的回歸系數為-0.100228，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相比非國有而言，上市公司的國有性質使審計質量與債務期限結構之間的正相關關系減弱，假設二得到驗證。該研究結果表明，由于我國的銀行業主要以國有銀行為主體，它們在向國有上市公司發放長期債務時重點考慮的是相關政治目標、政府對銀行借貸行為的干預、國有上市公司特有的政策保護所帶來的較低的財務風險和經營風險以及更為軟化的預算約束，因而受審計質量的影響并不大。Dm1中指代的債務涉及金融和非金融機構提供的融資支持，考慮到金融機構貸款在我國債務融資中占據主要地位，本文又選擇Dm2（年末長期銀行借款/年末總銀行借款）作為債務期限結構的替代變量，進一步對上述結果開展穩健性檢驗。從表3中模型（2）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Aq和Aq鄢Uct回歸系數的符號和顯著性程度均未發生改變，證實以上結果穩健性較好。同時我們觀察到，不論是模型（1）還是模型（2），Uct的回歸系數均為正且至少在10%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國有上市公司相比非國有其債務期限結構較長。該結果與劉志遠、毛淑珍和樂國林（2008）一致，他們發現國有性質的終極控制人所控制的上市公司長期負債比例偏高；當這種終極控制是通過多層級控制鏈間接實現時，終極控制人的不同產權性質對上市公司長期債務選擇的影響更加顯著。p說明國有銀行對不同性質公司發放貸款的情況存在差異（BrandtandLi，2003）。

至于控制變量，模型（1）和模型（2）得到不同結果。在模型（1）中，公司規模、資產負債率和資產結構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與債務期限結構正相關，與理論預期一致；而成長性卻與預期相悖，表現為與債務期限結構負相關，但并不顯著。在模型（2）中，公司規模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與債務期限結構正相關，與理論預期一致；而資產負債率卻與債務期限結構負相關，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與理論預期不一致，導致該結果的原因可能是：債務期限結構主要是上市公司進行財務管理的一種手段，如我們前面提到的，當公司的財務杠桿較高時，為了規避風險而更傾向于運用長期債務融資。但是，債務期限結構還要受到公司外部因素的影響，比如本文中所說的由于公司自身的風險信息傳遞給外界所導致的潛在債權人對公司風險狀況的評價，這也會對債務期限結構產生一定影響。我們認為，公司自身風險的上升將使債權人越來越注重防范信用風險，因此在提供長期債務融資時更加謹慎。資產結構和成長性與理論預期符號一致，均為正，但并不顯著。綜上所述，假設一和假設二得到驗證。

3.穩健性檢驗。有關審計質量的度量指標是一個重點及難點問題。本文在前面的實證研究中，以會計師事務所的規模大小來審計質量，通過劃分國際“四大”/非國際“四大”來表示審計質量的高低。事實上，審計質量在實證研究中的替代變量多種多樣，比如盈余管理、審計意見、審計收費、資本市場的反應、事務所規模和聲譽等，但相關評價褒貶不一，單就事務所規模大小這一指標就又可細分為多種衡量標準，究竟哪種方法或標準在我國最具適用性，學術界并未得出一致結論。可見，本文選擇國際“四大”/非國際“四大”來描述審計質量帶有一定主觀性，結果也可能存在偏差。因此，為了獲得穩健的實證結果，本文又采用審計收費作為審計質量的替代變量，再次對上述模型進行回歸。考慮到審計收費通常是根據被審計公司總資產的百分比計算得出，本文在穩健性檢驗部分將公司規模（公司總資產的自然對數）這一項從模型中剔除，以避免審計收費（審計質量）與公司規模之間的多重共線性對實證結果產生影響。樣本公司同樣適合混合模型估計，回歸結果顯示，模型（1）中各解釋變量的系數符號與顯著性程度相比實證部分對應的回歸結果基本未變。可見，當Dm1作為被解釋變量時，無論是采用國際“四大”/非國際“四大”還是選擇審計收費來度量審計質量，均證實了假設一和假設二，結果較為穩健。模型（2）的回歸結果表明，審計質量與債務期限結構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正相關，假設一仍得到驗證；交互項的系數符號雖為負但t值并不顯著，假設二未得到驗證。可見，當Dm2作為被解釋變量且采用審計收費替代審計質量時，只有假設一得到驗證，結果不太穩健。可見，雖然公司的大部分借款來自銀行，但選擇Dm2（年末長期銀行借款/年末總銀行借款）來替代公司的債務期限結構還是存在著一定的缺陷。

研究結論

有關債務融資特別是債務期限結構的研究近來得到學者們的廣泛關注。本文在借鑒國內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內部人和債權人間存在的信息不對稱為切入點，考察能否利用高質量審計這樣的外部保護機制來減輕債權人利益受到侵害的程度，從而為公司帶來更多的長期債務融資。本文以2007～2010年連續4年均可獲得相關資料的858家非金融類上市公司構建的平衡面板數據（共計3432個觀測值）為研究樣本，在控制相關變量的前提下采用混合模型經驗檢驗了終極控制股東性質不同時審計質量與我國上市公司債務期限結構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審計質量與債務期限結構顯著正相關。這說明高質量的審計可增加報表的準確性和可信性，它使內部人與債權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減小，有利于債權人防范投資風險，此時債權人愿意提供長期債務支持。

進一步研究發現，相比非國有而言，上市公司的國有性質使審計質量與債務期限結構之間的正相關關系減弱。這說明由于我國的銀行業主要以國有銀行為主體，它們在向國有上市公司發放長期債務時重點考慮的是相關政治目標、政府對銀行借貸行為的干預、國有上市公司特有的政策保護所帶來的較低的財務風險和經營風險，以及更為軟化的預算約束，因而受審計質量的影響并不大。本文研究不僅為債權人保護的相關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還強調了作為獨立第三方的外部審計在公司債務融資活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上市公司可通過該外部監督機制來調整債務結構，從而優化資源配置。

作者：黃璜梁耀輝單位：西南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西南財經大學會計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