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電影中中國紅元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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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拳文通過分析張藝謀電影中的女性形象，來探討他用紅色構筑的野、柔中蓄剛，意象合一之美。

關鍵詞：張藝謀電影中國紅

中國電影在世界上開始產生影響，始于“第五代導演”。以張藝謀、陳凱歌、田壯壯等人為代表的中國“第五代導演”，力圖革新“第四代導演”電影創作單純的道德教化，大膽追求形式突破，其中以張藝謀最為突出。觀看張藝謀的電影，從《紅高粱》到《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秋菊打官司》再到《我的父親母親》、《英雄》，帶來強大視覺沖擊力的，引起心靈震撼的，永遠是那抹不去的“中國紅”。本文試圖以紅色為主心軸。以電影中的女性形象為依托，探尋張藝謀電影中以紅色構筑的野性之美，柔中蓄剛之美和意象合一之美。

一、源

中國紅氤氳著古色古香的秦漢氣息；延續著盛世氣派的唐宋遺風；沿襲著燦爛輝煌的魏晉脈絡；流轉著獨領風騷的元明清神韻。以其豐富的文化內涵，盤成一個錯綜復雜的中國結，高度概括著龍的傳人生生不息的歷史。

從朱門紅墻到紅木箱柜；從孩子的貼身肚兜到以中國紅為主題的婚禮；從本命年的腰帶、佩玉的流蘇到壽星的壽服壽桃；從添丁進口時門楣上掛的紅布條到孩子滿月時做的“滿月圓”；從舞龍燈的繡球到鑼鼓嗩吶的飾物；從深閨女兒的紅頭繩、香囊到扭秧歌的舞綢；從開張大吉的剪彩到恭賀新禧的賀卡；從銘刻著權力的印泥到記錄著功勛的錦旗；從過年過節懸掛的燈籠到家家戶戶張貼的春聯、倒福和窗花，從“壓肚腰”的壓歲紅包到除舊迎新的爆竹；從聞名遐邇的“紅、綠、黃”唐三彩到景德鎮最負盛名的“祭紅”瓷……紅色，這一顏色已然深深鐫刻于華夏民族文化之中。

生活中，人們也習慣用紅色來裝點喜慶。這種熱情、赤誠、向上的民族性格和熱愛生活的民族傳統經過歷史的承啟、沉淀和揚棄，逐漸演變成中華民族的靈魂，這種性格和精神是祖先留給我們寶貴的精神財富，是代表民族意識和情感的載體。

從導演本身來看，張藝謀說：“我是陜西人，陜西的土質黃中透紅，陜西民間就好紅，秦晉兩地即陜西和山西在辦很多事情時都會使用紅顏色。他們那種風俗習慣影響了我，使我對紅顏色有一種偏愛，然后我又反過來去表現這種紅顏色。”正是深深銘刻在內心深處的民族圖騰，使張藝謀在他的電影中一如既往地渲染紅色，以個性化的造型語言隱喻出對劇作的獨特理解和對生活的獨特感受，將造型設計與影片的全部元素完全融為一體，形成獨特的心理與精神空間的民族心靈圖騰的呈現。“它以獨特的思想和藝術感悟力，用寓意的視覺語言把感覺的思想表達出來，并在其中體現出作者與作品感情與生命的全部。”

二、野

《論語，雍也》篇，孔夫子講“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野”與“文質彬彬”形成鮮明對比。隨著歷史的演變，這種對比成了“文”、“野”對舉，成為兩種完全不同的美學風格。

然而，天然的野性始終潛藏在人們的軀體之中，靈魂之內。在人類數千年的繁衍發展中，野性又不斷地受到歷史的鍛冶，由原始的野性演變而為文明人人性中不可或缺的內容。而紅色是生命張力的最佳表現方式之一。

這種野性發揮到極致的則是《紅高粱》。它以獨特的電影語言，較新的造型意識，可觀賞的活動音像，體現出不可阻擋的生命活力和民族精神，令人心曠神怡。

當我們面對《紅高粱》時，就會感知全片完全被輝煌的紅色所浸透。紅色是太陽、高粱酒、血的色彩。因為電影色彩絕不只是影片中某一個畫面和鏡頭的色彩是否好看，它必須融入影片結構內部并形成電影劇作的色彩結構和節奏，才能體現出其存在的意義。影片一開頭就是年輕漂亮、靈氣逼人的“我奶奶”那張充滿生命的紅潤的臉，接著就是占滿銀幕的紅蓋頭，那頂熱烈飽滿的紅轎子，野合時那在狂舞的高粱稈上閃爍的陽光，似紅雨般的紅高粱酒，血淋淋人肉，一直到那日全食后天地通紅的世界……，整部影片都被紅色籠罩。導演對這種基調的選擇幾乎完全剝奪了我們對戲劇情節的關注，而進入一種對一個特定的造型空間的純粹情緒性體驗了。這是一種對完美、自由的自然生命的渴望與贊美。特別是“野合”一場。“我爺爺”跪倒在張成一個“大”字的“我奶奶”面前，表現最原始的生命形成，欲望被徹底的釋放與還原。狂舞激動的高粱，在鮮紅余暉下，漫天血紅，襯以生命力熱烈躁動奔放的音樂，最有力地體現出生命情愛的自由歡樂。影片中描寫的是偏僻山野，接近原始意味的、粗獷的生命精神，較少文明禮節法規束縛。正如張藝謀所言：“高粱與人接合為一體，這里沒有扭曲的心態，沒有女人的重負或男人的萎縮，有的是熱血沸騰的活力。中國人應該活得舒展些。我們祖上曾經是有聲有色的，活得灑脫，死得痛快，近幾百年快折騰沒了。”片尾打擊日本侵略者一段尤其突顯了中國百姓對生命的愛，對踐踏生命者的恨。鮮血、紅高粱酒、紅高粱、霞光，影片結束在神秘的日全食中，紅色的擴張力獲得了一種凝固的近乎永恒的沉寂效果，黑紅色的高粱舒展流動充滿了整個熒幕空間，極為輝煌、華麗、壯美，呈現內在生命力的精神外化，生命得到了熱烈、自由自在、痛快淋漓的洗滌。

三、柔中蓄剛

剛柔，作為天地萬物的基本屬性，一直被人類所感知。剛柔的觀念與陰陽的觀念又始終緊密聯結，以陽者剛，陰者柔，則男為剛，女為柔。王廷相曾說：“過陰過陽則不和而成育，過柔過剛則不和而成道。故化之太和者，天地之中也。”(《慎言·問成性篇》)可見無論人生或藝術，在保存各自的剛柔本性的前提下，使剛中蘊柔，柔中蓄剛，應是理想之人性。

在張藝謀的電影中，女性常常是第一位的，她們往往既承襲了傳統精神又接納了現代意識，或是剛強，或是執著。突破了中國傳統的女性審美，突破了傳統的柔弱順從的女性形象。而在所有色彩中，刺激幅度最強的是紅色，它能喚起人的情緒，在視覺上給人以感染力。紅高粱、紅燈籠、紅染坊、紅棉襖、紅辣椒、紅肚兜、紅衣女等無不立即移情于觀眾。

在《菊豆》中，張藝謀塑造的菊豆是個具有強烈反叛精神的女性。面對強大的封建勢力，她敢于抗爭。當她不能忍受楊金山的虐待時，她敢大聲疾呼：“你叔可算個人?我實在受不了!”隨后。菊豆公開勾引楊天青，并懷上天青的孩子。當“老東西”癱瘓后，菊豆更是公然與天青調情。并當面罵他：“臭癱子，你還想欺負我。”當她發現老東西要掐死自己與天青的兒子天白時，她怒不可遏。對天青說：“毀了他，毀了他老不死的。”菊豆身上所傳達出來的沖出“鐵屋子”的憂憤意識。通過紅染池(菊豆與天青偷情之地)，紅染布(“嘩啦啦”地上下翻飛)，得到痛快淋漓的詮釋。

《紅高粱》中，面對嗜錢如命的爹，九兒沖出家門，發誓再也不回來。在紅花轎里，甩開紅蓋頭(被認為不吉利)，用腳撩開轎簾看那結實壯碩的顛轎小伙，這些舉動看似逾越傳統卻又合乎人性。面對搶匪，她絲毫不見慌亂，甚至喜悅地笑了笑。面對“我爺爺”的搶奪，在紅高粱地里與之野合，被摧殘的欲望和原始的生命進發出驚世駭俗的力量，于是她“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面對日寇，她活力四射，精神抖擻得就像一匹桀驁不馴的野馬，號召男人們向鬼子開炮，最后倒在紅紅的鮮血和高

粱酒中。

《大紅燈籠高高掛》中，從頌蓮直視觀眾說出自己出嫁當妾的無奈，到對著迎親花轎的輕蔑一笑；從對來者不善的丫環雁兒來個下馬威，到洞房花燭夜老爺被喚走的淡然置之：從次日領教陳宅老規矩的不屑不恭，到受到梅珊的冷落后拂袖而去，都有著強烈的自我意識和反叛精神。而后點燈受寵的虛榮，點菜捶腳的享受，使她于壓迫中漸生希望的夢幻，不自覺地匯入爭寵奪愛、日漸炙熱的權力斗爭中。變本加厲地成為封建制度的堅決維護者。這一切都圍繞著紅燈籠，點燈、滅燈、封燈，紅得吸人血，紅得發冷。

《秋菊打官司》中秋菊不滿于代表著權力的村長的不公，腆著大肚子，裹著紅頭巾，穿著紅棉襖，拉著一車又一車紅辣椒，重復著蜿蜒的羊腸小道，一次又一次走進政府的大門，把官司從村里打到鄉里，從鄉里打到縣里，由縣里打到市里。她向權威發出挑戰，找村長說理不卑不亢，執著地“要個說法”。

《我的父親母親》中母親對愛的執著與忠誠尤為動人，如特意穿父親最喜歡的大紅棉襖去聽他上課；幾天圍著山轉，找父親送給她的紅發卡；為著父親能天天看見，精心編織掛在教室房梁上的紅；等待父親歸來時，她還是紅棉襖、紅圍巾、紅發卡，等到白雪蓋滿了全身；在尋找父親的路上，暴風雪最終壓倒了那一抹紅。

四、意象合一

色彩感知是人類共同的心理感受，它不受地域、民族、國家、文化、年齡、性別等因素的影響。色彩是一種文化，對色彩的感知就是一種文化現象。中國藝術追求把握體現物象生命本體的“意”。中國電影色彩往往通過色彩在情與景的交融中，追求超越畫內有限空間以達到畫外無限空間的哲理意味，在以象寫意，以象達意中，獲得“意象合一”的藝術境界。意象意境是中國傳統美學的一個重要范疇，為中國電影注入了民族特色。在張藝謀的作品里，紅色以少有的大面積的高明度和絕對的純度，來營造了“張氏”獨特意象，建構整體意境。

《紅高粱》中的紅高粱是影片的重要形象，隨著影片戲劇情節的深入發展和人物命運的神奇變化，最后高粱由大片綠色變為一片紅色，與劇中的故事和人物的命運有著情與景、血與肉、生與死的密切聯系。熒幕色彩(狂舞的紅高粱)在影片中呈現出來的，此時的紅高粱升華為一種以象寫意，以象達意，意象合一的境界。“我爺爺”和“我奶奶”在那片野高粱地里，以天地為證，在高粱的維護中開始生命力的蘇醒，舒展的高粱為之熱舞，為之歌唱。作品結尾，“我奶奶”死于侵略者的炮火中，悲壯地倒于血泊中，此時“日食”不期而至，染紅了大地，染紅了高粱地，也染紅了那壯美的御敵戰場，但很自然地構造出一幅“天人合一”的絕妙意境：“我奶奶”死得其所，感天動地；“我爺爺”內心悲傷，日月動容；“我爹”悲歌情深，響徹云霄。這種“意象合一”的境界，產生于象內之境和象外之境的融合，通過這種現實中的自然色彩同情節與人物的融合，達到情景交融，使影片產生富有思想內涵和人生哲理的意境，以此顯現出影片的藝術感召力量及其審美價值。

在《英雄》中，作為倒敘中虛擬的“紅色”，是無名欺騙秦王的謊言，是飛雪對殘劍的愛情虛擬的背叛。在艷麗濃厚的朱紅色裝點下，飛雪手持如月的彎刀，上下翻飛于金黃色的胡楊林中，整個畫面既有中國民間藝術的濃烈艷麗，又兼有西方油畫的厚重感。在大片金黃色中又鑲嵌兩點朱紅，動中有靜，空靈剔透，氣韻生動。

五、結語

綜上所述，電影本身的存在意義之一是盡其所能地去感動觀眾，帶動觀眾思維的延伸。色彩作為電影藝術的一種不可或缺的表現形式，往往通過對人物場景空間的色彩布局和構成、視覺氣氛的渲染、畫面構圖的經營、色彩運用的變化使觀眾感受某種超出故事情節之外的內容。張藝謀用自己與眾不同的色彩語言，尤其是用紅色贊美女性，用紅色謳歌生命，用紅色表現人性。一句話，用紅色構筑電影。紅色與人物命運、人性善惡相聯系，共同參與情節，構成了作者整體的熒幕視聽的邏輯結構。他以“民族神話”為載體塑造了一個抽象、奇異、隱喻性的“中國”。他一直用電影來詮釋著中華民族文化的深層內涵，在這個特定的領域，他為西方呈現了一個古老、神秘、蒼茫的東打。而如何以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以不同目的將中國文明展示于世界人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每一個中國人值得思索和追尋的問題。這一命題在當下消費主義文化泛濫的背景下，尤為重要與急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