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自然科學與地方志轉型發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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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近代中國地方志編纂的歷史進程中，自然科學的作用日益增強，深刻影響了地方志的發展，促進了中國地方志的重大轉型。其中，近代自然科學技術在我國地方志編纂中的廣泛應用，推動了方志編纂技術與方法的革新。自然科學人才對修志工作的積極參與，加強了地方志編纂人才隊伍的建設。自然科學方法對修志工作的大力指導，實現了方志體例、類目、內容等的創新。而在自然科學理念的深刻影響下，方志學的重心從重視“編纂之學”向以“專門學問”為旨歸轉變，從而有力推動了方志學學科的構建。

關鍵詞：自然科學；中國地方志；方志學

近代以來，隨著自然科學技術的廣泛應用、自然科學人才的積極參與、自然科學方法的有力指導，以及自然科學理念的深刻影響，中國地方志在編纂技術革新、修志人才隊伍建設、方志體例結構調整等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與發展，這為方志學學科體系的構建奠定了重要基礎。可以說，近代自然科學在地方志編纂中的作用日益增強，深刻影響了地方志的發展，實現了中國地方志的重大轉型。本文以自然科學在近代地方志編纂中的應用為切入點，探討自然科技手段、自然科學方法在修志中的應用，以及西方自然科學觀念、分科治學理念對傳統修志的指導，旨在揭示近代自然科學對中國地方志的重要影響。

一、自然科學技術在地方志編纂中的應用

當論及早期自然科學技術在中國地方志編纂中的應用，首先想到的是清朝初年中外人士共同編纂的《皇輿全覽圖》。作為地方志的重要體裁之一，“圖”具有直觀、形象、鮮明等特點。由于大量采用西方科學測繪技術，《皇輿全覽圖》中的地圖精確度極高，這得益于清政府重金聘請國外地理學專業人士，通過精確測量經緯度，再依據形成的坐標系統繪成地圖，此舉可謂開創了自然科學技術廣泛應用于地方志編纂的歷史先河。值得注意的是，清朝皇帝康熙親自參與指導編纂。為了編修一部精確度極高的地方志，康熙力排眾議，率先倡導實測經緯度、校勘繪制地圖等舉措，由此在自然科學技術應用方面，為全國地方志編修做出示范。1708年7月4日，康熙命令在全國廣泛開展地圖大測繪工作，期間首次采用投影法繪制地圖，《皇輿全覽圖》即是這次測繪工作的一項重要成果。據統計，該志書含有測量經緯度數的地點600余處，其測繪范圍之廣泛、數據之精確，堪稱當時亞洲之最，即使在世界范圍亦具有領先水平。英國著名科學家李約瑟甚至認為，志書中依靠自然科學技術測繪而成的地圖，“比當時所有的歐洲地圖都更好、更精確”。

近代以來，隨著西學東漸歷史進程的演進，西方自然科學技術源源不斷地引入中國，至民國初年，測繪技術與圖表技術在地方志中的應用日趨頻繁，這進一步提升了地方志的科學內涵與實用價值。以陜西通志館為例，在館長宋伯魯主持下，該館修志人士采用科學儀器繪制地圖，使志書中有關地理的數據更為精確。與此同時，該館人士注重“圖表并重”，不僅將地圖置于志書的卷首，“城鎮、鄉村、驛站、河渠一一繪列”，還對“田賦”、“營汛”、“水利”等設施，通過“科學測算”之法“分別編纂，以歸翔實”，從而使志書與舊志相比“煥然改觀”，其整體質量亦大幅提升。自然科學理念的轉變還有力推動了地方志體例、篇目、內容等的革新。而在自然科學理念的影響下，廣東通志館館長鄒魯秉持“編纂適應時代的省志”的宗旨，在《廣東通志稿》地理篇中，分別采用手描、藍印、石印、油印、彩印等技術繪制地圖，實現了傳統工藝與近代科學技術的有效結合。云南通志館根據編纂人員的科學技能與特點，統籌協調修志工作與任務。如該館張芷江、方國瑜兩人，在自然地理學方面頗有造詣，他們在承擔《地理考》編纂工作之時，還致力于云南自然地理科學的考察與研究。作為近代云南氣象、天文、地震學科研究的開創者，陳一得在修志時承擔《天文考》和《氣象考》等編纂工作。在陳一得的主持下，大家廣泛采用自然科學儀器和技術觀測天文、氣象等，所獲得的有關云南氣象的數據豐富而精確。而依據這些天文與氣象資料，該館人士在編纂《新纂云南通志》時，大膽刪汰舊志“星野”、“祥異”等不符合科學要求的門類，增加有關經過精密儀器測量的氣溫、濕度、風向、風速、降水量等精確記錄，這些舉措無不體現近代自然科學技術改進背景下，方志體例與內容革故鼎新的重要特征。無獨有偶，浙江、綏遠、河南等省方志編纂人員，亦憑借自然科學技術革新修志手段。針對舊志涉及“迷信”的內容，浙江通志館編纂者提出“概應刪除”的方案，并且建議采用“科學方式”加以記載，以使志書內容“合理明了”。

《綏遠通志稿》凡例則明確表示：“大多方志稿首述星野之說，各省舊志多與疆域沿革并載，蓋以示天文與地域之關系，本志稿視其實無科學根據，故只述疆域，不涉星野”，為此該志書刪汰舊志“星野”等不符合“科學要求”的部類，設立工業、農業、牧業、礦業、林業、商業、關稅、金融等社會新興門類，以期詳細記載“地方發展之實況”。河南通志館編纂蔣藩因應于自然科學技術的進步，著力改變舊志中不合時宜的類目，不僅刪除“星野”等非科學的內容，廣泛采用新式測量工具精確繪制地圖，還基于“國體既更，史例宜變”的宗旨，提出方志體例宜謹嚴、考證宜精確、引文宜詳注、采訪要正確等要求，由此實現修志理念的創新發展。而在科學技術廣泛應用的推動下，該館編纂人員對流過河南省境的黃河水文特征，做了科學地測量與記錄。如《河南通志稿•輿地志稿》記載“黃河水系”時稱：黃河“在本省境（自金陡關至銅瓦廂）計長九百二十九里，兩岸自武陟、滎陽以下有堤，水面寬約一二里至三四里不等，水底深約一二丈不等”。尤屬難能可貴的是，該志書梳理了河南省境內黃河決口與泛濫的歷史，總結出“河水勢益橫故泛濫潰決之患亦愈多”的自然規律，這對后人治理黃河水患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隨著自然科學技術在地方志編纂中的廣泛應用，志書體例與類目等也不斷革新。奉天通志館編纂人員在志書中設立“交通志”，專門記載近代新式交通工具的產生，以及代表西方工業文明的輪船、火車、汽車等交通工具引入中國后所造成的社會巨大變革，借此反映“近世科學發達之效”。[9]《江西通志稿》亦是一部匯集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信息的大型文獻資料，其體例包括紀、表、考、略、錄、傳、征、志余八大門類，志稿“門類繁多，內容豐富”，其中收集了當時由專業人士撰寫的《江西地質工作之回顧》《江西之鎢錫礦》《冰期之廬山》等自然科學專論，由此使志書的自然科學價值得以彰顯，此舉可謂是為“保存江西地方文獻史料作出應有的貢獻”。

二、自然科學人才對修志工作的參與

時至20世紀20至30年代，中國自然科學技術與人才培養進入快速發展時期，尤其是近代自然科學學科的創建，有力促進了包括物理學、化學、數學、地質學、氣象學等在內的眾多學科的長足發展，涌現出一大批著名的科學家。為加強修志工作隊伍建設、不斷增強修志工作的科學性，南京國民政府內政部于1929年12月頒布《修志事例概要》，要求各省市設館修志時，“志書輿圖應由專門人員以最新科學方法制繪精印、訂列專冊”。隨著國民政府以訓令形式將這一要求下達全國各地，各省市紛紛以此為依據廣泛聘請自然科學技術人才參與修志工作。在政府官方大力推動的背景下，全國方志界頗為重視自然科學技術人才在地方志編修中重要作用。江西通志館館長兼總纂吳宗慈在《論今日之方志學》中，將學術分為精神與物質兩個層次，認為“大抵學術之應用，有屬于精神者，則哲學之范圍。有屬于物質者，則科學之范圍也”，而方志則兼具精神和物質兩個方面的作用。因此在修志人才選拔上，吳宗慈主張“須有科學常識”。為此，江西通志館公開招賢納士啟事，廣泛聘請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實地調查江西省內地質、生物、氣象等屬于自然科學領域的內容，調查工作借助科技儀器，數據收集務必翔實可靠，以供志稿編纂之用。江西通志館聘請自然科學人才之舉并非個案。河北通志館以“科學昌明”為宗旨，聘請“有專門技術與知識者”修志，尤其是涉及地圖精確繪制等工作，須由“測繪專門人員”等科技人才承擔。誠然，近代自然科學人才對修志工作的積極參與，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修志人才隊伍建設，而在這一時期自然科學人才參與修志工作的案例中，中國著名氣象學家、地理學家竺可楨參與《浙江通志稿》編修工作，頗值得做一專門探討。1943年8月16日，浙江省通志館正式成立。館長余紹宋認為，近代以來修志理論知識欠缺，其原因是修志實踐尚未完全開展，亟須社會人士的廣泛研究與討論，為此他通過主辦刊物、互通信函、傳送電文等方式，積極呼吁“熱心文獻人士”提供意見。上述倡議一經刊發，便引起社會各界人士的廣泛關注，大家積極建言獻策，為《重修浙江通志稿》編纂提供思想源泉與智力支持，而修志者與學界人士的函電往來，形成了研究和探討包括方志體例、內容、修志方法等在內的修志理念的良好氛圍。在當時，以著名氣象學家、地理學家竺可楨為代表的自然科學界人士，通過信件、函電等方式積極建言獻策，并圍繞浙江省志編修問題提出富有針對性的意見和建議。

如前所述，舊志“星野”篇的設立，反映了特定時代背景下人們認識的局限性，這與近代自然科學發展的要求顯然不相符合。對此，余紹宋撰寫《略評舊志浙江通志兼述重修意見》一文，對舊志“星野”是否刪除問題提出“須請天文學專家研究其有無價值”的建議。而在當時，身為浙江大學校長的竺可楨是公認的“國內天文學家中最有權威者”。為此余紹宋專程致函竺可楨，就方志“星野”篇的存廢問題相請教。需要指出的是，1944年初，竺可楨因戰亂避居內地，他于1月11日收到余紹宋來信后，因忙于浙江大學校務事宜，未能及時回復，故在2月14日的復函之端稱：“比自歸渝，獲誦手翰，于役陪都，已將經月，致稽復候，甚歉于中。”在對上述問題分析研究后，14日，竺可楨以《論通志星野存廢問題》為題，回復余紹宋稱：“修葺通志，實為整理文獻之基礎”，關于舊志“星野”存廢問題，應從“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入手，“求之科學，全屬誕妄，即稽古籍，亦多自相舛誤”，即認為“星野之說不合科學”，應當予以刪除。顯然在自然科學家竺可楨看來，判斷舊志篇目存廢問題，應當以“自然科學”的標準來加以衡量，尤其是“近代科學日昌，方志期于致用”，更應注重自然科學知識的應用。在竺可楨的建議下，余紹宋強調自然科學知識在修志中的重要作用，并且以“科學之整理方法”為宗旨，將“星野”篇等不符合近代科學的內容，論近代自然科學與中國地方志的轉型發展以及“與時代不合的記載”，從志書中全部剔除，同時大量增加有關自然科學的內容。據曾在浙江省通志館中擔任編纂的阮毅成稱：“凡今日已有科學根據的資料，如天文、氣候、地質、礦產資源及各種統計，均用圖表方式”增入志稿。誠然，在近代西學東漸的背景下，西方自然科學技術源源不斷地傳入中國，這對地方志編修實踐產生了重要影響，由此推動修志理念的革新、修志宗旨的演進以及志書體例、篇目、內容和技術手段的變革。就此而言，竺可楨《論通志星野存廢問題》一文所蘊含的“科學”思想，反映了近代中國知識與制度鼎革所帶來的時展變化，彰顯出自然科學人才積極參與修志工作，促使修志人才隊伍建設，進而助推近代中國地方志轉型與發展的歷史邏輯。

三、自然科學方法與方志學理論的創新

近代西學東漸背景下自然科學知識的引入，推動了中國傳統修志理念的變革，時人在修志中頗為注重自然科學方法的指導，這為方志學理論的創新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這一時期，隨著西方自然科學技術不斷傳入中國，包括傅斯年、顧頡剛等人在內的學界人士的思想理念發生重要變化，他們在接受自然科學技術的同時，相信分科治學是以學為本，并且認為這是天下之公理，故視分科治學為科學規律，由此主張以學為單位開展學術研究。在此背景下，自然科學方法指導修志實踐的現象屢見不鮮。如國立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館長鄒魯制定修志計劃時，強調“合乎近代精神，運科學之方法以求古今變遷演進之文化”。安徽通志館編纂人員則指出，“考歐西史志，類以科學方法，取政治變革之交割分時代”，為此在修志過程中，他們頗為注重自然科學方法在制定志書綱目以及編纂資料匯編中的作用。事實上，當時方志學界關于“自然科學方法”的理論探討由來已久。早在1928年，著名方志學家傅振倫主持編纂《新河縣志》時，即已注意到方志“近世且有科學化之趨向”，認為將來修志方法必然面臨一大變革。1931年，傅氏撰文探討編纂《北平志》的重要意義時，對志書門類和科目應“注重自然科學方面”作了專題闡述，稱“自唯物史觀之說興，歷史始可以一定之法則解釋之，而史學遂成專門之學。唯歷史之科學化也”。為此，他提倡修志者必須探索自然科學規律，“又須兼重科學之記錄。”顯然，傅振倫不僅倡導自然科學方法在修志中的應用，而且主張志書的體例、篇目與內容等均應體現“自然科學”屬性。值得一提的是，傅振倫的上述主張得到了近代著名學者王重民的贊同，兩人在擔任河北通志館編纂之時，曾聯名上書時任河北通志館館長的瞿宣穎，向他提出編修《河北通志》必須“注重在科學方面”加強方志學理論研究的建議。無獨有偶，1931年顧頡剛、朱士嘉撰寫《研究地方志的計劃》時，指出研究包括地方志在內的學問，必須“用科學的方法，把東鱗西爪的材料蒐集攏來，加以整理、比較、分析、歸納……方才有相當的成績。”徐征則以“怎樣編纂新方志”問題立論，旨在對地方志編纂中“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門類劃分問題的考察，稱：“方志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都有相當的關系，因為它所賅括的門類很多，所記載的范圍也很廣”，因此編修方志時，應當擴大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門類，注重相關門類的調查與研究。

可見，近代方志界關于運用自然科學方法指導修志的主張較為普遍，而這一局面的出現與19世紀初期興起的整理國故運動不無關聯。事實上，早在“五四”時期，由胡適等人發動的“整理國故運動”已肇其端。由于運動所倡導的整理國故“四步曲”聲勢浩大，其第三步即“要用科學的方法，作精確的考證，把古人的意義弄得明白清楚”，這與方志編修的考證之法不謀而合，故而能夠影響到余紹宋等一大批民國修志人物。自然科學方法的應用與推廣，受整理國故運動的影響頗為深遠。對此，張師惠在《關于方志之我見》中表示，“方今各部門學術，均須要以科學方法整理之”，尤其是與方志直接相關的地理學、考古學、氣象學等均已步入自然科學的軌道，方志的科學化趨向亦是顯而易見的。誠然，關于“方志果為說明之科學乎”的問題，張氏自稱“未嘗深究”，但他仍旗幟鮮明地提出：方志作為地方之全史，尤須注意自然科學方法的應用。抗日戰爭爆發后，黎錦熙在《經世》雜志的“戰時特刊”發表《方志今議》，該文從近代自然科學方法問題入手，深入詮釋革新修志思想的要求，并且提出：地方志編纂須“悉遵科學之準繩”，尤其是面對當時我國自然科學尚不發達，工業尚不振興，“而提倡科學與職業教育，又僅稗販而不切合本國環境者”等問題，更應當注重自然科學資源的深入挖掘與合理利用。值得注意的是，與民國初期方志界從“方志學”理論上對“自然科學方法”的探討不同，抗戰后期處于恢復重建階段的修志人士，更多是從修志實踐中探索“自然科學方法”的應用之道。從理論探討到實踐應用，這既是方志理論經過充分研討后不斷沉淀和升華的結果，亦是自然科學方法指導下修志實踐深入開展的必然要求。以浙江通志館為例，在館長余紹宋的主持下，編纂人員將“自然科學方法”置于修志實踐的指導地位，他們共同對傳統方志編修思想予以揚棄，“既保留了舊志有用的東西，又在體例上更多采用新法，強調科學性和時代精神。”對此，阮毅成亦稱：“舊志中各項虛偽、荒誕、迷信的記載，全予刪除。凡與時代不合的記載，如烈女、節婦等篇，亦予刪去”。1945年8月15日，余紹宋以《答修志三問》為題，公開發表有關他與讀者的往來信函，這進一步表明余氏以“自然科學方法”為指導，以“求其有裨于實用”為根本，在追求方志創新的實踐中，通過“客觀”求實的歷史態度，辯證運用史志關系，“因時制宜”地構建了獨特的方志革新理念，從而深入解答了來函者的提問。如果說余紹宋在修志理念的突破與創新，是提倡舊志革新與注重自然科學方法的結果，那么《重修浙江通志稿》在體例、體裁、內容、注釋、征引文獻及文體上的變革，則反映了近代方志轉型與發展的歷史邏輯。而將《浙江省通志編纂大綱草案》《重修浙江通志稿》等相互比較，考察其調整與修改的歷史過程，可以窺探“自然科學方法”理念指導下，近代方志學理論因革、創新與發展的歷史面相，進而揭示方志學理論創新發展的內在理路。

四、自然科學理念與方志學學科的構建

近代自然科學廣泛應用于修志實踐，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方志學理論的發展，而在自然科學理念的影響下，修志者頗為注重“方志學科”的構建，由此促使方志學重心從重視“編纂之學”向以“專門學問”為旨歸轉變。在方志學學科構建的過程中，安徽方志界發生的一場有關方志學科屬性的大討論頗具時代意義。1930年9月19日，安徽通志館正式成立。不久，館長江彤侯向社會各界廣泛征求修志意見，時有安徽學人凌純池來函稱，“方志為專門之學”，不應僅僅視為“地志”或“類書”，而應當保持“方志之獨立性”，即構建“確定之立場，自成一精密之系統”。顯然，凌氏鑒于近代科學日益昌盛，包括地理、生物、地質等均發展成為初具體系的“獨立之科學”，而在自然科學理念的影響下，史學亦“以科學方法整理史料，確立體例”，通過史籍之纂輯“指陳社會進化之跡象，并闡明其因果關系”，因此認為“方志學亦當藉史學之助，而成一專門之學”。需要強調的是，凌純池在上述信函中之所以提出“方志學”應當成為一項“專門之學”的觀點，其意旨是記述“社會進化之跡象”，其關鍵在于確保方志學學科的“獨立性”，并且強調“其體例亦當另行確定”，這些觀點既涉及方志的性質與功用，又為《安徽通志》編纂在體例、門類、內容與編纂方法上的革新提供了借鑒與參考。對此，館長江彤侯復函時從方志性質的角度立論，認為“方志之綜合性，似為任何學術所未有”，故其是否為一“獨立學術”，尚待考究，若以學科論之，則或可稱為“綜合科學”，“或稱其為近代社會學之鼻祖亦可也”。盡管江氏將方志學歸入“社會學”仍有可探討之處，但他明確提出“采取自然科學方法”修志，應是可取之舉。江彤侯強調說：在修志資料的收集與整理、方志體例的擬定與修改等方面，均要“具有自然科學眼光；而修志者亦應保守客觀以志載，而切忌主觀以評判。”可見，江氏作為安徽通志館館長，并不回避近代自然科學對修志的重要影響，故在回信中針對方志學科屬性問題作了深入地闡述。

隨著信件內容在《學風》雜志的公開發表，有關自然科學理念與方志學科屬性的關系問題，逐漸成為時人關注的焦點。頗為湊巧的是，就在安徽方志界發起上述探討之時，正在主持編纂《北平志》的傅振倫對方志學的學科屬性問題作了具有開創意義的探索。在《編輯北平志蠡測》一文中，傅氏基于對方志學史的深刻把握，以及通過對修志實踐的深刻總結，敏銳地捕捉到“歷史之科學化”背景下，方志編纂學所發生的新動向，遂就方志“專門之學”的淵源流變問題作了理論闡發，借以厘清方志學學科的源流，闡明其演變的規律，進而構建方志學“專門之學”的學科地位。而在自然科學理念的影響下，方志學界在構建方志學學科之時，逐漸重視“科學方法”的作用和影響。1934年，張樹棻致力于清代方志學家章學誠論著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張氏表示，梁啟超之所以提出“方志學之成立，自實齋始也”的論斷，顯然是“以今日所謂科學方法，用以治史”的結果；而在“自然科學理念”的影響下，方志界人士“以史學之大，以治方志之微，至方志學說，大放光彩。”顯然，張樹棻基于對章學誠以“科學之目光”治方志之學的深入考察，強調“自然科學”在近代“方志學”轉型與發展歷程中的重要影響，但不可否認的是，“反復展讀”章學誠方志學理論的張樹棻，在探索方志學淵源流變之時，尚未顧及學科構建這一重要歷史趨向。事實上，隨著近代以來西方自然科學技術的傳入，包括方志學界在內的中國學界人士深受西方“自然科學理念”的影響，尤其是熱衷于修志理論探索的編纂者，在致力于方志學理論建設之時，已初步涉及“方志學學科體系”構建這一重要議題。如193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傅振倫所撰《中國方志學通論》一書，1936年王葆心所撰《方志學發微》一書，以及1938年甘鵬云撰寫的《方志商》一書，均從不同角度、以不同篇幅，深入探討了方志學的學科屬性、學科地位、學科特征等問題，這在當時“各部門學科，均須以科學方法整理之”的學術背景下，為構建方志學學科體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隨著方志學學科體系的逐步構建，在修志實踐的不斷推動下，方志學學科的重心發生根本性變動，即由注重“編纂之學”向以“科學”為旨歸轉變。時任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的莊為璣，在《方志研究芻議》一文中指出，“理想中的新方志”應當具有新體例、新宗旨和新內容。具體而言，一是體例上“必有劃一之體例，以便修行編纂”；二是編纂宗旨上順應“目前科學日進，史地遂以分家”的時勢；三是志書內容上應當“合來原演變分布聯系為一之科學，非如昔日附庸于歷史之書也”。與莊為璣將新方志編纂納入“科學”范疇不同的是，胡行之在《論方志的編輯》一文中，闡述自然科學理念與地方志編纂之間的內在關聯，強調方志學是一項兼具專業性和科學性學問，并認為方志學的這一屬性決定了修志工作須由“通曉自然科學理念之人，才能勝任”。

換言之，修志者必須同時掌握“形而上的科學”和“形而上的制度”，方可“擔當編輯之任”。需要補充的是，胡行之上述關于自然科學理念與方志學學科性質的探討，對近代方志學學科的構建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對此他還曾就自然科學理念與方志學的關系作了精辟的概括，即：具有“自然科學理念”的方志學，“方是嶄新的方志學。”值得注意的是，“自然科學理念”推動下的方志學學科構建，使近代方志學呈現出獨立的學科面貌。在此背景下，一些具有修志實踐經驗之士紛紛在大學開設方志學專業課程，由此進一步推動了方志學學科建設的步伐。如瞿宣穎主持編纂《民國河北通志稿》之際，曾在南開、燕京、清華等學校開設“方志學”或“方志概要”課程。1933年朱希祖、羅香林編纂《廣東通志稿》之時，均在國立中山大學講授地方志研究課程。曾于抗日戰爭期間主持編纂《北碚志》的顧頡剛，在復旦大學史地系講授“方志實習課”。國內各大高校開設方志學課程情況不一而足，這反映了近代西方“自然科學理念”深刻影響下中國方志學學科構建的客觀需要。1943年前后，正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由戰略相持階段轉向戰略反攻的關鍵時期，舉國上下正集中一切力量支援抗戰，方志界人士亦加入抗戰建國的戰線，掀起了一場關于戰時是否要修志、編纂什么樣的方志以及如何編纂方志等問題的爭鳴，由此使構建方志學“獨立學科”的呼聲日益高漲。如盧建虎在《東方雜志》開宗明義地提出“大學設志學系”的主張，提出“各大學文學院增設志學系，延聘深通志事者為教授，獎勵青年，專習方志之學，俾造就專才，以備他日分纂志籍之需。”毋庸置疑，在修志實踐與方志學理論雙重推動下，近代方志學“專科化”已是大勢所趨，伴隨著方志學學科體系的逐步構建，方志學“獨立學科”的地位日益凸顯。總之，近代自然科學在地方志編纂中的作用日益增強，深刻影響了地方志的轉型發展。尤其是近代自然科學技術的廣泛應用、自然科學人才的積極參與、自然科學方法的有力指導，以及自然科學理念的深刻影響，促使中國地方志在編纂技術革新、修志人才隊伍建設、方志體例結構調整等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與發展，這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方志學學科的發展，彰顯了自然科學在近代中國地方志轉型發展中的重要影響。

作者：曾榮 單位：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