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媒體傳播對社會政治影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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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媒體傳播使社會分化進一步加劇

現代社會，信息已經成為社會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信息能力的強弱，信息質量的好壞、信息效率的高低都直接影響到人們的社會利益和社會地位。隨著自媒體的發展，不同受眾群體間的信息差距日漸凸顯，造成其社會差距進一步拉大，使得整個社會結構的分化進一步加劇。

1．自媒體傳播使社會群體間的“數字鴻溝”進一步凸顯。自媒體的出現在賦予人們更大的信息自由和信息權利的同時，也形成了巨大的“數字鴻溝”。自媒體技術的擴散和使用造成社會信息資源分配的進一步失衡，弱勢階層對于自媒體技術的運用遠不及強勢階層，這種矛盾與沖突突出表現為地區之間和城鄉之間在信息資源的使用和分配上的巨大差距。一是由于自媒體傳播的技術手段和物質平臺等“硬件”建設發展的不均衡，造成了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間的“數字鴻溝”。比如，截止2012年6月全國城市網民的比例為72.9%，農村網民的比例僅為27.1%；而IP地址數量分布比例北京為25.60%，廣東為9.61%，浙江為5.31%；而西部欠發達的省份如甘肅為0.48%，貴州為0.44%，寧夏為0.24%，青海為0.18%，西藏為0.13%；二是由于人們在自媒體傳播技術的掌握運用等“軟件”上的差異而造成的“數字鴻溝”。在2012年的《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中指出，目前54.8%的非網民不上網的原因是因為“不懂電腦和網絡”，相比2010年6月，比例上升近十個百分點，信息技能的缺失仍然是阻礙自媒體深入普及的重要障礙。而信息技能的差異往往又與人們的受教育水平和社會地位密切相關，自媒體的出現實際是將人們的社會差距反映并放大了出來。正如德國學者海因利希·施萊曼認為：“當一個社會體系中的信息流增長時，社會中那些具有較高社會經濟地位并受過良好教育的群體的人在接受信息方面要比社會地位和教育水平較低的社會群體強。其結果是信息的增加反而擴大而不是縮小了這些社會群體之間的差距。”

2．自媒體的“圈子化”傳播態勢使社會分化進一步加劇。在自媒體傳播過程中，人們根據自己價值觀念、行為習慣、認知理念、興趣愛好而自由地進行信息選擇，在選擇過程中文化背景、價值取向、行為習慣、興趣愛好相同或相似的群體會逐步形成一個“圈子”，正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自媒體“圈子化”的傳播態勢可以幫助人們在虛擬網絡中跨越現實關系的羈絆，在更為廣泛的世界里找到可相互擁躉、彼此取暖的友人、強化著個性和自我。當前，社會進入轉型期，人們的利益訴求千差萬別，自媒體的出現為這些利益訴求表達提供了便捷的通道，人們在利用自媒體表達意愿的同時也在尋找并聚合著相同或相似意見看法，以壯大自己的聲勢，強化意愿表達。自媒體的“圈子化”傳播實際上是一種信息助推下的互利性的社交關系，是人們出于自身的需要而結成的交往方式，而無論這種需要是一種利益還是情感。需要指出的是，自媒體的“圈子化”傳播在促進互利性的人群交往的同時，也在客觀上排斥或阻礙了與其他社會人群的交往，即圈子內的人群交往相對固化，而與圈子外人群則相對割裂，隔離了圈外信息、隔離了異于自己的社會觀點和價值取向等，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不同利益人群間的信息交流和人際交往，甚至會產生對立和沖突，加劇社會分化。

二、自媒體傳播使社會政治生態日漸呈現公民化態勢

1961年美國學者阿爾蒙德和維巴首次提出了“公民化政治”的概念，強調“公民化政治”是公眾對統治權力依附程度的降低以及公民政治參與的增強。自媒體傳播的出現賦予了民眾高度的話語權，這種話語權表現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就是個人意愿的自由表達和對整個社會的關注，這極大地釋放了普通民眾參與社會政治生活的熱情和動力，使整個社會政治生態日漸呈現公民化態勢。

1．自媒體傳播使民眾的主體意識顯著增強。自媒體削弱并分享了傳統“主流媒體”的媒介權力。所謂媒介權力即選擇、加工、突顯框架的權力，在傳統媒體時代，從信源到成品的新聞報道存在著重重把關，每一道把關流程都會篩選掉一部分信息，這種篩選甚至可能變成斷章取義。但自媒體的出現取消與顛覆了傳統媒體對話語權和解釋權的壟斷，傳統媒體無法再對信源加以任意裁剪，打破了管理者的嚴格管制。自媒體打破了不同主體間的權力界限，拉近了精英與平民、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距離，最大限度地實現著傳播平等。自媒體作為現實社會的延伸，其公開、便捷和互動的特點更強化了民眾的這種平等性與自主性。通過自媒體，參與者可以根據自己的立場，選擇自己所關心、喜愛的場域投入對話和溝通，自由、廣泛、充分地交流和發表意見、建議，而不論社會背景、階級或理念觀點的差異，可以隨時加入，也可以隨時退出，地位平等，行動自由。在自媒體的世界里“我”就是主角，“我”可以有所作為。這種主體意識的增強使民眾感到自己對國家和社會是可以有所作為的，直接影響到公民的政治功效感，從而提高政治參與的積極性。

2．自媒體傳播為民眾的政治參與提供了有效渠道。自由而廣泛的政治參與是公民政治的重要內容，自媒體的出現使其成為現實。一是自媒體傳播在技術上使人人參與成為可能。傳統媒體條件下很難做到讓每個公民都參政、議政，只能靠推選人民代表商議國事、討論政治問題。自媒體的出現在技術上賦予了所有社會公眾發表意見的機會，互動式的媒體環境也極大地強化了各個社會階層和群體表達思想觀點的能力，它給每一個民眾提供了更為開放的釋放自我的空間，是真正意見的“自由市場”。二是自媒體成為公民利益訴求表達的重要手段和民意的釋放出口。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轉型，社會矛盾凸顯，各種利益主體不斷分化，由此導致民情民意呈現多元化和多樣化的發展趨勢，這些利益訴求如果被壓制或者得不到順暢的表達，將會影響到社會的穩定與和諧。自媒體的出現和發展為人們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討論，表達自己的利益和要求，提供了嶄新而便捷的路徑和平臺。三是自媒體強化了民主監督的功能。作為一種新的監督形式，自媒體監督實現了現代信息技術與民主監督的有機結合。與傳統輿論監督相比，自媒體監督主體分布更廣，監督形式更加方便快捷并且產生的輿論壓力更大。可以說自媒體中的每個民眾都握有一把“利劍”，可以隨時隨地向黑暗現象和腐敗勢力開刀。比如：南京江寧抽天價煙戴名貴表的“史上最牛房管局長”周久耕事件，“表哥”楊達才事件等等，都是自媒體在其中發揮了巨大監督作用。

3．自媒體傳播成為改進社會公共管理的有效手段。

現代政治學認為，良好的社會公共管理依賴于全面有效的信息占有和高效順暢的溝通交流，自媒體的出現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一是自媒體使每個民眾都有自主發表意見的機會和場所，這使得社會政治信息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其全面性、完整性和真實性得到了有效提升，打破了以往社會政治信息僅在科層體制內部流動的缺陷，有效地克服了政治決策的封閉性與政治服務開放性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為政府決策提供了充分的信息參考，為科學決策科學管理奠定了基礎。二是自媒體改變了政府工作的方式方法，使社會管理變得更加高效和諧。一方面自媒體實時互動溝通的方式一改以往政府管理生硬的話語體系，以平等的姿態和口吻面對民眾，拉近了政府與民眾的感情距離，提高了認同度，促進了社會管理的和諧。比如，北京市政府新聞辦新聞發言人王惠在其微博“北京王惠”中寫道：“我是北京的新聞官。我開微博的原則是不當僵尸不作秀，要的就是一個真誠。我知道的信息會趕快，能回答的就馬上回答，實在不知道的也請原諒。來當惠粉吧！”這種生活化的表述吸引了大量民眾的關注，微博開設僅三天后她的粉絲數已達到14156人，而像“成都”、“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等熱門官方微博的粉絲則達到了500萬人以上。正是這種人性化生活化的溝通方式吸引著眾多的民眾參與到社會管理中去，充分體現了民眾政治參與的廣泛性。另一方面，自媒體為政府工作聚合了大量社會力量，為改進工作作風、提高工作效率提供了強有力支持。比如，公安部打拐辦主任陳士渠就開設了“打拐微博”，借助社會力量參與公安部的打拐行動，目前他總共擁有470余萬粉絲，正是在廣大粉絲提供的線索幫助下，一大批被拐兒童得以解救。他的微博被評為全國十大個人政務微博之首，贏得了“微博最具影響力公務員”的名號。再比如，從2013年新年伊始，網絡發起了“豪華軍車隨手拍”行動，全國各地網友紛紛響應，用自媒體手段將違章違紀的豪華軍車紛紛曝光，為相關部門查處軍車亂象提供了廣泛線索，也為落實中央規定厲行清正廉潔之風開了個好頭。

三、總結

總之，自媒體的出現深刻地改變著人們的行為方式，并且正在以更加迅猛的勢頭改變著我們的社會生活，正如傳播學者麥奎爾指出的那樣：媒介技術不只是一種傳遞符號內容或者在某次交換中聯系參與者的應用工具，它同時也包括一套與新技術特質互動的社會關系。盡管自媒體僅僅是提供了一種技術潛力，并且受制于現實的體制環境，但必須看到的是，自媒體憑借所擁有的廣泛民眾基礎以及強大的影響力必將成為未來推動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的強大動力。

作者：湯凌飛單位：解放軍西安政治學院政工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