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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絡媒體與傳統媒體作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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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絡媒體與傳統媒體作用

      內容提要:新聞傳媒,從其最早的成員近代報刊誕生起,就在傳播近現代政治思想、參與政治革命、參與近現代政治民主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近代報刊于17世紀誕生后,隨即和印刷書籍一起,在近代文明的傳播和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的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近現代西方政治民主的思想根基,正是由啟蒙運動中的進步思潮奠定的。此后,隨著新聞傳媒的進一步發展,包括電子媒介廣播電視的興起以及當前網絡新聞業的興起,傳媒業始終以其掌握的采集、處理、信息的資源及其在溝通信息、傳遞信息中的獨特影響和作用,在現代民主政治進程中,充當著重要的工具。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因特網在世界范圍的迅速發展,網絡迅速向新聞傳播領域滲透,網絡媒體作為基于網絡技術的新聞傳媒崛起于當代傳媒的花園之中。網絡媒體興起后,也參與到當前民主政治加速化的進程,并與傳統的新聞傳媒產生互動。本文認為,可以把這種互動歸為溝通政治信息方面的聯系互動,聚焦公眾的注意力、影響輿論的形成方面的互動和充當輿論監督的中介方面的互動。關鍵詞:網絡媒體傳統的新聞傳媒政治民主I.新聞傳媒在參與現代政治民主中的作用以研究傳播政治經濟學著稱的英國學者戈爾丁和格雷厄姆·默多克在《數字鴻溝:通訊/傳播政策及其矛盾》一文中指出,“充分的公民權依賴于五種基本的文化權利:獲得同作出個人決定和政治抉擇相關的信息;獲得主要的知識框架以將信息整合成關于世界的清晰連貫的解釋;獲得對于相互競爭的解釋和政策的批評意見;獲得能充分而公平地反映所有社群的生活及抱負的表述;獲得作為參與者和旁觀者介入公共文化的機會。”[1]公民的這些基本文化權利同傳媒的傳播活動有密切的聯系。具體說來,新聞傳媒在參與現代政治民主中的作用表現為:傳媒可以充當公眾參與決策的工具,充當公眾參與評判決策及其后果、議論公共事務的工具,充當聚焦公眾注意力圍繞重大問題形成公眾輿論的工具,充當對于權力進行輿論監督的工具。傳媒是信息的職業機構。而政治信息的廣泛流通,是實現民主政治的重要前提。公民和公民團體的政治參與,是政治民主的重要標志。而政治參與行為,不論是參與政治決策、參與對政治決策及其后果的評論、參與對公共事務的評議,還是參與社會政治活動、運動,都需以獲取政治信息、了解政治情況為前提。政治信息,是新聞傳媒內容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新聞傳媒是現代社會溝通政治信息的主要載體。通過政治新聞、報道政治討論等溝通政治信息,是媒介作用于政治參與的方式之一。聚焦公眾的注意力,影響輿論的形成,是媒介作用于政治參與的另一方式。早在19世紀末,法國法理學家、社會心理學家塔爾德(GabrieldeTarde)即在題為《談話》(LaConversation)的文章中,研究過參與式民主中國家、政府、議會、志愿團體、談話地點、公共輿論以及社會行動等諸要素之間的相互關聯,特別強調了傳媒與公眾輿論。一個世紀之后,西方學者開始研究塔爾德的有關觀點,從中總結其關于公共輿論和大眾傳媒的模式。[2]美國著名傳播學者卡茨(ElihuKatz)指出,塔爾德的模式“集中于新聞報道、談話、意見與行動之間的關系,認為新聞報道給每天發生在酒吧餐館、咖啡屋、沙龍里的無數談話提供了話題。……塔爾德提出,這種意義上的談話是一種現代現象,即談話遵循著過程公開與平等的原則,它自身正是平等的培育者。由于有了新聞報道,談話的主題不僅全國統一,而且飛速變更。”[3]在塔爾德看來,談話的政治功能在于“滲濾”/“過濾”(percolate)觀點,即不斷精煉個人的觀點,使之顯得更為“深思熟慮”,并在不知不覺間圍繞某一特定主題形成一兩個全國性的觀點,而后,這種深思熟慮的觀點再一次被報紙加以報道,隨之成為個人行為的基準。塔爾德認為,這是現代社會中進行政治或經濟選擇(如選擇一位政治領導人或選擇一種商品)的主要途徑。[4]卡茨在歸納塔爾德的模式中指出,它“不僅將新聞報道、談話、觀點和行動系統連結起來,而且指出了‘線性序列’中的每一要素推動下一要素的方式,它還將這種關系聯系起來,強調內含于新聞獨立報道,某一事件以及傳遞輿論的反饋之中的社會控制”。[5]可以看出,塔爾德當初已經關注到了新聞傳播將公共場所的交談討論聚焦于一定的統一話題的作用,也關注到了在“公意”(輿論)從在大量的此類交談討論中會聚到最后成為個人行為基準的過程中新聞傳播作為中間環節的連結作用,指出了傳媒通過在聚焦公眾的關注點和輿論形成中的作用,對公民政治選擇——現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環節——等選擇行為的影響。他的關注點和觀點,同20世紀70年代美國著名傳播學者唐納德·肖(DonaldShaw)和麥科姆斯(MaxwellMcCombs)提出的傳媒“議題設置作用”論的研究焦點,可謂異曲同工,同20世紀40年代美國傳播學先驅拉扎斯菲爾德(PaulLazarsfeld)的“二級傳播”/“傳播的二步流程”理論指出大眾傳播與人際傳播的互動的觀點,也有相似之處。這些學者和其他進行類似研究的學者的成果,向人們展示了新聞傳媒通過充當聚焦公眾注意力的工具以及通過同人際、群體傳播相結合在輿論形成并成為個人行為的基準中的作用,能服務于民主政治。新聞傳媒因其傳播活動同輿論的聯系,還通過輿論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和輿論對權力的監督制約作用,服務于民主政治。傳媒提供了民意上傳的現代化工具,公眾成員及公眾團體可以通過傳媒圍繞其自身的利益等公開發出呼聲,以此影響輿論,從而使政府在決策過程中,參考各方的呼聲。這也是民主的一種體現。此外,現代傳媒對執政機構和官員的所作所為的報道,使公眾了解這些情況,這是使前者接受公眾輿論監督的重要條件。而現代傳媒作為面向公眾的傳播媒介,可以成為公眾論壇,將公眾對執政機構和官員的監督意見傳遞給后者。由傳媒作為中介的輿論監督,是現代民主政治中對權力進行制約的重要方式之一。在西方新聞傳播史上,美國對越戰爭期間傳媒的有關報道,對美國國內反戰浪潮的掀起產生過明顯的影響,后者在促使美國政府在尼克松執政期間將美軍從越南撤出、結束這場戰爭中,功不可沒;《華盛頓郵報》等率先對美國水門事件政治丑聞的揭露抨擊,是導致尼克松下臺的導火線。在我國,在近年來的反腐倡廉過程中,傳媒發揮了重要的輿論監督作用。英國著名社會學家吉登斯(AnthonyGiddens)指出,在今天的社會中,“樹立權威的唯一途徑就是通過民主”。[6]在當今社會,公民的政治參與體現權力屬于人民的原則,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和必然表現,也是使政治權力在公眾中享有權威的必然方式。因此,傳媒通過充當政治參與的工具,還能服務于增強公眾對政治權威的認同和自覺服從感,鞏固政治體系的合法性基礎,促進政治穩定。此外,通過為公眾的政治參與提供信息平臺、公共論壇,傳媒還能服務于強化公民的民主意識,提高其參與民主政治的自覺性,以此推進以民主政治為核心的現代政治文明的進程。當然,工具本身不能確保對工具的恰當使用。現代傳媒業固然可以在民主政治的進程中充當服務工具,發揮有助于公眾的政治參與、政治表達、民主意識培養、輿論的形成、對權力的輿論監督等作用,但這并不意味著傳媒業自然而然會在這些方面產生正面效應,自然而然會帶來福音。傳媒業作為民主政治的進程中的工具服務得如何,關鍵在于人類社會如何駕馭這一工具。II.網絡媒體對于社會政治生活的參與世界性的電腦互聯網絡因特網的崛起,是20世紀人類社會最令人矚目的發展之一。20世紀90年代以來,因特網在全世界走進千家萬戶,電子郵件往來、電子商務、電子政府、網上新聞傳播、網上游戲娛樂、網上教育、BBS電子公告牌、基于因特網的遠程醫療等,迅速得到了開拓發展,網絡的社會影響逐漸滲透到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就因特網對于社會政治生活的滲透而言,電子政府的興起和發展最突出地反映了這種滲透。但是,鑒于電子政府主要是通過政府建立網站在網上提供信息和服務來實現的,它不是本文此處討論的對象。(當然它同網絡媒體有一定的關系,如傳媒網站為電子政府作宣傳,提供通往政府網站的鏈接等,但從事電子政府服務的畢竟是政府網站。)本文此處要探討的,是網絡新聞媒體對于社會政治生活的參與的主要方式:時政/政治新聞、電子論壇、網上民意調查等。通過這些形式,網絡媒體作用于社會政治信息溝通和公眾的政治參與,從而服務于當前的政治民主加速化進程。首先,網絡媒體構成了政治信息溝通的新渠道,從而同政治信息溝通的新發展相聯系。在現代社會,新聞傳媒是溝通政治信息的主渠道。人們主要通過新聞傳媒,了解各類政治信息。對各類政治信息的了解和認知,是公眾形成自己的政治態度和采取政治行為的前提,是公眾參與政治的前提。而強調公眾的政治參與,正是現代社會政治文明進步的一個重要表現。網絡新聞業興起后,理所當然地成為溝通政治信息的新渠道。不論是傳媒網站,還是參與新聞傳播的商業網站,其日常的傳播內容中都包括政治/時政新聞等政治信息這一塊。其中有些網站的頻道/板塊名中即有“政治/時政(新聞)”頻道/板塊的名稱,有些網站的新聞頻道/板塊命名方法不同,并無這樣的板塊名稱,但其“要聞”、“滾動”、“國內(新聞)”、“國際(新聞)”等頻道/板塊中的信息主要是政治信息。例如,人民網有“時政”(新聞)板塊,專門提供時事政治信息,并在其“國際”板塊中,溝通國際時事政治信息。新華網的頻道/板塊名中并無“時政”/“政治”字樣,但該網站通過“滾動新聞”、“中國”、“國際”等頻道,同樣提供了大量的政治信息。同以往的傳媒渠道相比,網絡媒體作為溝通政治信息的新渠道由于其瞬時傳播的特點,能對一些動態性極強的時政新聞的報道采用“滾動”式,在溝通突發性時政事件的信息中優勢尤其凸顯,因而一些著名的傳媒網站的訪問率往往會在發生重大的、突發性政治事件時明顯上升乃至出現網上“塞車”現象。此外,與網上無盡的虛擬空間相聯系的網絡數據庫功能、超級鏈接、搜索引擎等手段的應用,使網絡媒體可以提供圍繞某些政治熱點、專題的大量相關信息。這就使這一新興的傳播渠道在政治信息溝通中在深度和廣度方面具有超越傳統新聞傳媒的能力,可以為網民通過檢索全面了解相關政治信息、研究時事政治提供很大方便。另外,由于因特網的全球性特征,網絡媒體的政治信息傳播具有跨國界傳播的外向型層面,這為網絡媒體在政治信息溝通中產生外向性影響提供了技術上的條件。對于網民來說,在政治/時政領域,因特網上數量巨大的網絡媒體構成的空前豐富的信息源在增加政治信息接收的選擇性的同時,也開闊了其政治視野,使其較之傳統媒體的受眾,更易在政治領域追求獲得來自多角度的報道、信息。前段時間,美國公眾曾依賴歐洲的一些新聞網站獲得關于美伊沖突的更加廣角和多角度的信息畫面,這一情況可以作為論證上述這一點的實例。根據歐洲新聞學中心網站([www.ejc.hl])上2003年2月24日的“歐洲媒體新聞文摘”以及英國“新聞界”網站([www.journalism.co.uk])上同日提供的有關信息,在當時美伊沖突局勢緊張、戰爭一觸即發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到國際新聞網站上去尋求更廣角度的信息。這兩家網站引用了尼爾森公司NetRatings當時提供的信息:2002年以來通往英國最大的新聞網站“BBC新聞在線”和“GuardianUnlimited”的“交通”量顯著增多,其中大量用戶來自美國。“GuardianUnlimited”網站的一位編輯稱,他們接獲了較多來自美國網民的電子信件,這些電子信件感謝該網站提供了以在美國傳媒上找不到的方式進行的世界新聞報道。顯然,在最近的國際局勢問題上,美國公眾并不滿足于僅僅獲得從美國立場、視角出發的報道等信息;他們到歐洲國家英國的網站上沖浪以尋求關于國際局勢的各種不同觀點的有關報道。[7]值得注意的是,網絡媒體的政治信息溝通的外向型特征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既意味著國際政治傳播中的新機遇,又意味著新挑戰。一方面,網絡媒體以這一特征為這些國家在國際政治中比以往更響亮地發出自己的聲音,提供了契機。另一方面,在實力不同造成的國際傳播嚴重不平衡、因特網和網絡媒體發展狀況不平衡的現實狀況下,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利用網絡媒體的能力更強、更具主動權,憑借其在因特網和網絡媒體發展中的優勢,更易使其網絡媒體制作的、反映其立場和選擇角度的政治信息在世界范圍流通并產生影響,這對發展中國家構成新的挑戰。但是,在信息傳播全球化、網絡化已成大勢所趨的今天,發展中國家要回避這種挑戰是不可能的,回避網絡媒體構成的空前豐富的信息源也是不可能的,將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網絡媒體提供的政治信息擋在發展中國家公民的視線之外也是不現實的,而這些信息反映的是西方的立場、選擇角度。因此,發展中國家急需因勢利導,做強自己的網絡媒體,并重視其對外傳播的功能,善用網絡新聞媒體以國際上公眾所習慣的信息表述形式向世界反映自己立場、觀點的政治信息。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的公民在信息來源多元化環境下政治視野開闊、信息接收選擇多種渠道、對政治信息的質量要求更高,這種現實情況也要求這些國家的網絡媒體從內容和形式兩個方面改進政治信息制作。聯系我國的網絡媒體實踐來說,從我國中央級重點傳媒網站和較重要的地域性綜合新聞網站的情況來看,我國對于網絡媒體的對外傳播功能是高度重視的。在中央級重點傳媒網站中,中國日報網站、國際在線網站和中國網直接使用外語為主要傳播語種,人民網和新華網開設了多種外語的版本,還有繁體中文。較重要的地域性綜合新聞網站也大都開設英文版本。這是利用網絡媒體加強對外傳播的重要一步。但是要使我國傳媒網站傳播的政治信息吸引大量外國網民的眼球并進而在國際上產生廣泛影響,光有這一步還是不夠的,還須在此基礎上再邁進一步,努力針對國外受眾所習慣的信息表述形式及他們的興趣等,改進我們的政治信息制作,使之真正在國際上產生我們所期望的效果。同時也要重視網絡化時代我國公眾對政治信息傳播要求不斷提高的現實,以我國網絡媒體的卓越工作,爭取使公眾將之用作首選的網上政治信息傳播渠道。其次,網絡媒體為公眾參政議政、行使其政治權利提供了具有互動、便捷等特點的新渠道,從而同公民參政議政的新發展緊密相連。現代政治文明的一個基本特征就是在權力歸屬問題上主張人民是權力的主體。在西方,“人民主權”/“主權在民”的思想,為西方現代民主政治體制的建立奠定了理論基石。在我國,人民當家作主是我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實質。以民為本、尊重人民的政治權利是我國政治制度的基石。人民就國際國內重大事件表達自己的意見,人民對政府工作進行評議、提出建議,參政議政,是人民行使其政治權利的重要表現。網絡媒體的出現,為人民行使上述權利,提供了具有互動、便捷等特點的新渠道。新聞網站開設電子論壇、民意測驗欄目等,是世界范圍的普遍現象。在我國,依托傳統新聞媒體集團的傳媒網站是直接納入國內新聞傳播管理體制的,傳媒網站理所當然地高度重視與黨和政府的工作重點保持一致。在當前我國政府高度重視執政為民,重視人民群眾的政治參與,重視其對政府工作的評議的形勢下,我國傳媒網站也就非常重視利用自身的優勢,為人民群眾提供一系列行使政治參與權的新方式——電子論壇、網上的政務工作評議類欄目、網上民意測試等。試以《人民日報》網站/人民網和東方網為例。《人民日報》網站在為公眾提供在網上表達意見的新天地方面,在國內傳媒網站中首開風氣之先。1999年5月9日,即北約空軍用導彈襲擊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的第二天,《人民日報》網站開設了“抗議北約暴行BBS論壇”,這是我國內地傳媒網站中首次開通電子論壇。該電子論壇開通后深受海內外中國人歡迎,短短一個月,上貼量達到9萬條。同年6月19日起,這一網上論壇改名為“強國論壇。”當年9月13日,該論壇上的帖數量躍居全球中文論壇第一名。此后,《人民日報》網站又陸續推出了讀書論壇、體育論壇、健康論壇等若干論壇。目前,人民網上已形成了以強國論壇為主的由10個論壇組成的論壇群。到目前為止,強國論壇作為政治性論壇的注冊用戶有8萬,每天上帖量在7、8千至1萬,在線人數最高達2萬。由于使用該論壇的網民的地域分布、行業分布和階層分布都很廣,論壇中能夠聽到各種聲音、各種觀點。強國論壇以強國與發展為主題,具有反映中國現實中的各種重大問題的特點。許多網民在論壇上就重大問題、特別是重大政治問題,建言獻策,提出新觀點、新思路、新建議。根據我國網絡傳播學者閔大洪的有關論文,有人把強國論壇經常性的主題進行了排名,排在前4位的是,中美關系問題、臺灣問題、民主問題和腐敗問題。[8]強國論壇作為反映民情表達民意的新渠道,起到了加強政府和公眾的溝通、促使基層社會成員遇到的問題獲得政府重視和解決的作用。例如,2001年3月24日,稱為“城山村人”的網友在強國論壇貼出《鐵路,你究竟怎么了?》,反映自己在重慶火車站購買車票時的不愉快遭遇。這一貼子很快被鐵道部領導看到,及時進行了調查處理。2001年4月11日,重慶車站致信強國論壇,稱對“城山村人”在重慶火車站所遇到的不愉快,表示深深的歉意。翌日,強國論壇刊出短評:指出“網友的一個帖子引起某部門乃至部長的重視,這在強國論壇還是第一次,這再次證明了網上論壇反映民情民意、實施輿論監督的功能。……”而“城山村人”2001年5月1日再次在強國論壇貼出貼子,稱:“4月22日,重慶站紀委陳書記、重慶分局路風辦王主任千里迢迢專程前來福建,登門道歉。至此,一個普普通通的乘客的一個普普通通的投訴,在引起鐵道部門上自部長下到站長的重視之后,有了一個告慰網友的結局。在此感謝《強國論壇》版主為跟蹤此事付出的努力!”閔大洪在引述這一事例后評論說,這件事充分反映了人民網強國論壇今天所具有的影響力。他在分析強國論壇的意義中指出,其設立是《人民日報》網站在發展過程中對網絡傳播規律和特性在認識上和實踐上的一大突破,也是中國新聞媒體網站發展中的一個標志性的事件,并且從中國社會政治生活的角度看,論壇“為民眾提供了言論空間、表達空間、話語空間,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化進程的一個有說服力的窗口。”[9]東方網在2003年的上海“兩會”期間,推出了“百姓議案”和“‘網議’人代會”欄目,為平民百姓傾吐自己的心聲和政府聽取民意開辟了更為直接的渠道。根據東方網提供的資料,“百姓議案”欄目開設后,很快在市民中引起積極反響。會議期間“百姓議案”共收到網友提出的意見和建議近2000條,廣大網友圍繞治理交通、科教興市、文化建設、醫療衛生等熱點話題建言獻策,參政議政,表現了廣大人民群眾關心國家大事,關心上海大事的熱情。“百姓議案”欄目作為平民百姓表達意見的新渠道,其設立使“兩會”會內會外更好地結合,有利于行使平民百姓的參政議政權利,有助于使上海的各項工作更堅實地建筑在民意的基礎上。“網議人代會”欄目是互動節目,每天中午邀請一位市人大代表參加與市民一小時的網上直接對話和交流。據東方網2003年2月23日傳遞的有關信息,市民在這一欄目中提出了300多條問題和意見。2000條百姓網上提的議案和300條同市人大代表直接對話中提出的問題和建議,這兩個數據說明“百姓議案”和“網議人代會”欄目確實被用作了平民百姓表達意見、議論的新渠道。可見其設立有利于激發平民百姓的參政議政的政治參與熱情,從而為政治民主作出貢獻。2004年上海十二屆人大二次會議期間,東方網再次設立“網議人代會”直播室,為市民通過網絡參與評論人大工作提供了橋梁。目前,東方網提供通往一系列政府部門機構網站的鏈接,其中包括上海市人大公共信息網,新版的人大公共信息網開設了“網上議政”留言板,以運用網絡加強人大與市民之間的隨時互動溝通。經常推出圍繞一定熱點問題的簡單的網上民意測驗/調查,也是我國傳媒網站中的一種常見實踐。雖然,由于目前這種網上民意測驗/調查因為難以做到按科學的數理統計原則抽樣,因而在采集到的信息的代表性上難以同嚴格按科學的抽樣程序抽出公眾樣本進行的民意調查相比,但是這種實踐畢竟也為網民表達自己的意見提供了簡潔的方式,其采集到的信息總是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本文的這一部分探討了網絡媒體介入社會政治生活的積極影響。當然,網絡新媒介對現代政治文明的進程帶來的并非都是福音。它也帶來了對傳統政治的挑戰。首先,網絡技術的廣泛應用導致社會傳播中把關人角色弱化,個人用戶可以在電子論壇上自行貼貼子等做法帶來內容控制的高難度,進而帶來對政治控制的新挑戰。而必要的政治控制對于政治體系的有效運作是必要的,對于發展中國家/后發展國家來說則更加不可或缺,這是同后者的“被動處境密切相關的,他們必須在公民的攀比、激進情緒和國家的實力之間找到合適的平衡點,既不能一味冒進,也不能止步不前。”[10]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曾經論證過后發展國家必須把政治參與控制在系統能夠承受的范圍內。當政治制度化還不夠成熟時,失去控制的政治參與必然導致政治動亂的來臨。[11]此外,從國際政治來看,由于網絡的全球性特征,網絡新媒介對政治生活的介入,必然會擴大不同國家的不同的政治制度、政治觀念、政治行為方式等之間的相互激蕩,從而給處于弱勢地位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帶來如何維護自己的政治獨立、維護自己的政治秩序方面的新挑戰。可以說網絡新媒介參與社會政治生活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帶來了對政治控制的雙重挑戰。但是,必須看到,網絡新媒介參與社會政治生活已是大勢所趨。面對它對政治控制的挑戰,不能采取停止使用網絡的因噎廢食的態度,而是應當因勢利導,重新調整通過傳播進行政治控制的方式。III.網絡媒體與傳統新聞媒體在參與政治民主中的互動美國著名新媒介研究專家羅杰·菲德勒(RogerFidler)在《媒介形態變化》中把“連接過去”視為新媒介成功進入社會應用的重要因素之一,把跨躍“熟悉”的橋梁,看作新媒介發展的必經過程。他指出:“在人類傳播系統歷史中,新的形式如果缺少同先前或現存的形式的密切聯系,就很少能得到采用。……傳播媒介的現代形式也表現出類似的模式。例如,照相術很容易就被采用了,因為它是基于人們熟悉的觀看和展示景象的方式。……起初,攝影術被看作是制作肖像和風景藝術的更有效和可靠的手段,一旦熟悉的橋梁被跨越以后,就需要更具創造性的運用。”[12]在他看來,“新媒介的成功形式就像新物種那樣,并不是無中生有地突然冒出來的。它們與過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新老聯系、新老互動也許可說是傳播領域發展中的一個基本特點。世界傳播發展史上的許多事實都可印證這一點,印刷同書寫的聯系,早期印刷報紙的樣式同手抄新聞信和新聞書式樣的聯系,影視同攝影、錄音、文字語音的聯系等,都展示了傳播系統、傳播形式沿革過程中的新舊聯系。網絡和網絡新聞業的發展也不例外。具體到網絡媒體滲透到社會政治生活后其同傳統傳媒在這方面的聯系、互動而言,筆者認為,可以把這種聯系互動歸為溝通政治信息方面的聯系互動,聚焦公眾的注意力、影響輿論的形成方面的聯系互動和充當輿論監督的中介方面的聯系互動。就溝通政治信息方面的聯系互動而言,網絡媒體在政治信息欄目編排、新聞價值判斷等方面顯然從傳統傳媒的經驗中吸取了大量東西。新老媒體的政治信息內容的常見型式(patterns)大致相同。我國的傳媒網站常常刊載來自傳統媒體的時政報道、評論等。與此同時,網絡媒體由于具有自身的一系列優勢,包括瞬時傳遞、全球流通、承載巨量等,在重大突發性事件發生時可能成為最先信息者(例如,伊拉克戰爭打響時,我國新華網就是最先報道這一事件的。),在重大新聞發生時通過超文本鏈接等方式有關信息組合成專題,成為整合資料的最佳渠道,從而為傳統傳媒的信息、素材提供參照源。此外,網絡媒體傳播政治信息的一些表述形式,也已開始對傳統傳媒產生影響。例如,網絡媒體所開創的相關報道/背景/資料“鏈接”的形式,已開始影響傳統媒體的報道方式,“新聞鏈接”、“資料鏈接”、“相關鏈接”等已悄然出現在一些報紙上,如《解放日報》、《新民晚報》、《浙江日報》、《新華每日電訊》等上。又如,網絡媒體的首頁匯集各種欄目、精彩圖片和重要標題的編排模式和多層式寫作、提供便捷的“導航”等方式,也已為傳統媒體在版面/節目安排中吸收。“內頁導讀”、“今日提示”、“本報近日推出”、“今日第x版”+標題或標題/標題+圖等形形式式的導讀,已在報紙中盛行。就聚焦公眾的注意力、影響輿論的形成方面的聯系互動來說,國內外學術界都已注意到,由于網絡通過電子論壇等提供了網民討論各種問題的公共空間,由于網絡媒體能夠迅速匯集圍繞特定話題的相關報道,網絡這一新興媒介正開始在議題設置過程中起到與傳統的傳媒一起影響公眾議程的作用。目前,其較為明顯的表現是:網民迅速在電子論壇中就傳統媒體的新聞報道進行討論或在論壇上轉貼傳統媒體的新聞報道,網絡媒體的有關板塊迅速匯集相關報道;網絡媒體通過超文本鏈接等對信息的匯集造成的信息密集度以及網上電子論壇討論中各種意見的迅速匯集和活躍交流,既同傳統媒體的后續報道發生互動,又加速了最初傳統媒體報道的事件/問題/現象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熱點的過程。也就是說,網上的這些相關傳播活動縮短了話題由媒介議程進入公眾議程的過程中兩者之間時間差。例如,在“洛陽大火”事件中,網民圍繞該話題在電子論壇中的迅速、大量的信息交流,網絡媒體對相關報道的匯集,都曾在這一事件很快成為公眾關注的熱點中產生作用,從而成為議題設置中的一環。當然,由于因特網匯集來自四面八方的信息的特征,最先在網上出現的話題引起傳統媒體關注、報道,再進而成為公眾議題,這種可能性也是開放著的,如果出現這種情況,那就是新老媒體在這方面互動的另一種序列圖。但是,由于網絡傳播中的信息泥沙俱下、電子論壇中的議論容易出現情緒化等問題的存在,在嚴肅的政治議題設置方面,新老媒體的互動一般表現為前一種情況。再就充當輿論監督的中介方面的聯系互動來說,通過充當公眾參政議政的具有互動、便捷等特點的新渠道,網絡媒體已經成為媒介表達民意、進行輿論監督中的一股新力量,本文上一部分談到人民網的強國論壇、和東方網的“網議政府”等欄目時,曾討論到網絡媒體在參與反映民情民意、實施輿論監督中的作用。在網絡媒體介入公眾參政議政、進行輿論監督的過程中,其和傳統媒體在這方面會產生網上網下的互動,網上的有關信息傳播活動往往同傳統媒體的相關信息傳播活動相互呼應,產生相互強化的作用。例如,以圍繞某些司法報道的輿論活動為例,網上曾出現信息匯集以及熱烈的網民討論,而這些又進一步加強了傳統媒體對此的關注。隨著網絡媒體的逐漸走向成熟,網絡媒體已經在吸收傳統媒體服務于政府與百姓的溝通、反映民意的做法的基礎上,設立一些服務于相同功能的創新的網上欄目/板塊。已有研究者注意到,近年來我國傳媒網站中已逐漸興起“熱線服務類板塊”,[13]此類板塊旨在發揮溝通政府與百姓、實現上通下達的職能,其特征為政府、媒體、受眾三方的網上互動。這類“熱線服務類板塊”的典型例子有人民網的“人民熱線”、東方網的“東方直通車”、千龍新聞網的“市民留言板”等。這些板塊是依托作為傳媒網站母體機構的傳統新聞機構設立的,其興起本身就是網絡媒體與傳統媒體相互聯系的反映。而這些板塊的運作中,也常常出現網絡與傳統媒體互動的情況。人民網上“人民熱線”2003年4月1日的“熱線回音:人民網質疑違章車停車高收費,北京市物價局出臺新規定”可以作為這種互動的一個實例。它敘述了這樣一件事例:2003年2月12日,人民網發表了署名為“草青”的“人民熱線:交警這樣拖車收費合理嗎?”,記述了當事人由于違章停車被交警扣車罰款的事。本來依規定只需罰5元,扣3分,但當事人與執法隊聯系后,卻被告知要交拖車費200元,罰款5元,扣3分,其中,200元必須交現金,5元到銀行交納,另外還需交40元的停車費。“人民熱線”發表這則網民的來稿后,引起極大反響,網友紛紛來信發表自己的看法和感想,人民網隨后編發了一期網友熱評。人民網上的這些傳播活動引起了傳統媒體的關注。2月13日,《中國青年報》對這篇“人民熱線”訊息進行了全文轉載,2月14日又發表了兩篇對此進行評論的文章。3月8日,《北京晚報》發表“違章車停車場為什么高收費”,轉載了該文并進行了評論。一時間,交警對違章車收取高額拖車費和停車費成了網上網下、媒體和市民紛紛議論的話題。在議論紛紛中,有關部分對有關現象作出了處理決策:3月19日,北京市物價局傳出消息:為進一步完善北京市停車收費管理,從3月20日起,經公安交通管理部門指定的機動車停車場停放交通肇事、違章車輛,經有關執法部門指定的停車場停放按照法律法規查扣的非法運營車輛,一律按現行正常車輛停放收費標準計時收費。[14]我們從這則網民通過“人民熱線”反映的問題經網上網下、媒體和市民的討論、最后由有關部門予以解決的例子,可以看到網絡媒體與傳統媒體的互動在輿論監督中的相互強化作用。又如,東方網上的“東方直通車”板塊下,不僅有“百姓聲音”、“緊急求助”欄目,而且還有“投訴回復”、“媒體互動”欄目。“百姓聲音”下情上達,市民通過它反映自己需要解決的問題,表達自己的看法。而“媒體互動”則既有媒體對網民提出的問題的調查信息等情況溝通,又將傳統媒體報道的一些問題搬上網,還包括這樣的內容:提出傳媒及其從業人員觀察到的問題,邀請市民發表意見,出謀劃策。例如,2004年4月13日,“東方直通車”下的“媒體互動”欄目上刊有題為“申城面臨交通發展7大難題盼市民出謀劃策”的文章。傳媒網站的這些實踐,可以說明網上網下、媒體和市民、網絡媒體與傳統媒體之間的多重互動,正成為輿論監督的一種新形式。網絡新媒介與傳統的大眾傳媒共同參與政治民主正成為信息化時代社會政治生活中的新現象。雙方在共同介入社會政治生活中在一系列方面產生互動。如何使兩者以有利于各自揚長避短的方式在社會政治生活中互動,發揮其推動政治民主、正確有效地引導輿論的作用,構成充滿現實意義的研究新課題。參考文獻:1.賴浩鋒《網絡媒體推動新聞報道“變臉”》,載《中華新聞報》2004年4月7日。2.李永剛《網絡擴張對后發展國家政治生活的潛在影響》,見鮑宗豪主編《網絡與當代社會文化》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05-213頁。3.閔大洪《黨與黨報網站(1)》,獲自“中國江蘇”網,2003年2月23日。(該網站網址:[])。4.王舒懷、張意軒《上通下達、三防互動——新聞網站熱線服務類板塊研究初探》,載《新聞記者》2004年第三期,第44-47頁。5.【英】安東尼·吉登斯《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中譯本,鄭戈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6.【美】羅杰·菲德勒《媒介形態變化》,(中譯本,明安香譯)華夏出版社2000年版。7.【美】塞·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譯本,劉軍寧譯)三聯書店1998年版。8.【美】伊萊休·卡茨《大眾傳播與參與式民主》,見【日】豬口孝、【英】愛德華·紐曼、【美國】約翰·基恩編《變動中的民主》(第六章),(中譯本,林猛等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121頁。9.Golding,PeterandMurdock,Graham.DigitalDivides:CommunicationsPolicyandItsContradictions.電子版本,由戈爾丁教授通過電子郵件系統傳遞。10.[www.journalism.co.uk/news/story576.html].11.[/GB/shehui/47/20030401/959462].注釋:[1]Golding,PeterandMurdock,Graham.DigitalDivides:CommunicationsPolicyandItsContradictions.電子版本,由戈爾丁教授通過電子郵件系統傳遞。[2]參見【美】伊萊休·卡茨《大眾傳播與參與式民主》,見【日】豬口孝、【英】愛德華·紐曼、【美國】約翰·基恩編《變動中的民主》(第六章),(中譯本,林猛等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121頁。[3]出處同上,第104-121頁。[4]出處同上,第104-121頁。[5]出處同上,第104-121頁。[6][www.journalism.co.uk/news/story576.html].[7]閔大洪《黨與黨報網站(1)》,獲自“中國江蘇”網,2003年2月23日。(該網站網址:[])[8]閔大洪《黨與黨報網站(1)》,獲自“中國江蘇”網,2003年2月23日。(該網站網址:[])。[9]李永剛《網絡擴張對后發展國家政治生活的潛在影響》,見鮑宗豪主編《網絡與當代社會文化》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05-213頁。[10]塞·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譯本,劉軍寧譯)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51頁。[11]【美】羅杰·菲德勒《媒介形態變化》,(中譯本,明安香譯)華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4頁。[12]王舒懷、張意軒《上通下達、三防互動——新聞網站熱線服務類板塊研究初探》,載《新聞記者》2004年第三期,第44-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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