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動通信業價格競爭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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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通信具有方便快捷的優勢，它不受地域的限制，可以實現消費者的隨地通話，是目前我國電信發展的主要熱點。中國獲得許可經營移動通信服務業務的只有兩家運營商，即中國移動與中國聯通。目前，我國移動通信服務行業已經形成了中國聯通與中國移動兩雄割據的局面，雙寡頭壟斷競爭格局已經形成，盡管時間較短，但競爭逐漸激烈。

1994年中國聯通公司成立標志著由郵電部獨家壟斷中國電信市場的局面開始改變。之后隨著中國移動通信從中國電信中分離并在香港成功上市，經歷了改革與重組、拆分與合并的國內移動通信市場目前已形成了中國移動與中國聯通雙寡頭壟斷的市場格局，即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分別提供差異化、個性化的語音和數據業務；在市場中通過價格、業務、品牌、技術、廣告展開全面競爭。由此可見，中國的移動通信市場是有差別和獨立行動的雙寡頭壟斷市場。這兩家服務商所提供的服務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價格便成為他們爭奪消費者最主要的手段。目前，中國政府對移動通信許可牌照的發放相當嚴格，移動通信市場的進出壁壘相當大，并且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信息可獲性是不均等的。由于移動通信屬于自然壟斷性的行業，而這兩家公司均有相當大的業務量能夠形成規模效益；兩家公司在基礎設施的配備方面擁有不同程度的控制力；政府的政策扶持使這種雙寡頭壟斷的局面得以存在和延續。根據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國的移動通信市場符合西方經濟學中的雙寡頭壟斷市場結構。

本文旨在通過對我國移動通信業之間價格競爭的博弈分析，論證各通信商在價格競爭問題上有選擇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從而為通信運營商處理好競爭與合作的關系，為我國移動通信業的良性發展提供依據。

一、我國移動通信業價格競爭結構

1994年中國聯通的成立標志著中國電信獨家壟斷時代的結束，從此我國通信業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通信市場由壟斷逐步走向競爭。1999年2月原中國電信被拆分為中國電信、中國移動和中國衛通，隨后，政府又給網通公司、鐵通公司和吉通公司頒發了牌照。2001年底中國電信被分割為南北兩部分：南部保留原“中國電信集團公司”名稱，北方與中國網通、中國吉通重組為“中國網絡通信集團公司”。至此，我國的通信運營市場形成了多家企業共同競爭的局面，移動通信市場的雙寡頭壟斷市場初步形成。其中，中國移動占有較大市場份額，即領導廠商。兩家運營商之間的競爭常常表現為價格戰，運營商之間的競爭也日趨激烈。國內外學者對我國移動通信市場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調查研究，學者們一致認為，目前我國通信運營商已經陷入了價格競爭的“囚徒困境”，這一困境使得運營商們把降價作為其競爭的主要手段，雖然降價擴大了通信業的整體市場，但由于ARPU（用戶每月平均消費值）的降低，運營商的總收入并沒有上升。針對這一問題，我認為在“囚徒困境”的博弈中，價格競爭并不是一定非合作狀態，在一定條件下，合作也是可能的。合作的結果顯然勝過不合作的結果，運營商之間應該合作。

二、價格競爭的博弈模型分析

“囚徒困境”是博弈論的經典案例，反映了個人理性和集體理性的矛盾。下面我將以“囚徒困境”模型分析我國移動通信業的價格競爭。根據一般看法，市場份額高的領導廠商由于銷量大，生產規模就大，平均生產成本可能更低，因此在競爭中會處于有利的、主動的地位，甚至可以以低價格將競爭者擠出市場。但中國移動通訊服務市場的價格戰卻與一般看法正好相反：處于弱勢地位的中國聯通往往主動降價，而中國移動則處于守勢，價格戰也因此呈現出“聯通挑起，移動跟進”的特征。雖然隨著移動通信市場的快速發展，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的用戶數都呈快速增長的勢頭，但雙方用戶市場份額的差距卻不斷縮小。運用博弈論方法可以對中國移動通信雙寡頭壟斷服務市場運營商之間存在的價格相互關聯性和依存性進行研究。博弈論起源于應用數學，它主要研究人們的行為發生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這種決策均衡問題，是一種關于決策和策略的理論。博弈論在商業領域中有著廣泛的應用，商業運作是和平的另一中表象，商業中的和與戰是合二為一的。單純的競爭只會破壞市場，只有通過競爭與合作，才會實現雙贏的效果。博弈論為雙方提供了嶄新的游戲策略。當人們的利益相互依賴時，博弈論就會通過系統的方式解決策略問題。策略和行為的博弈可以是不合作行為，也可以是合作行為。非合作型博弈行為表現為各自的獨立行動，而合作行為的具體表現是形成價格合謀。

圖1中國移動與中國聯通價格博弈模型

1、不合作競爭模型。圖1支付矩陣中的數據是根據兩公司的市場占有比例虛擬形成的。在此，我們采用劃線法，可以得到，（降價，降價）是一個占優均衡，即對于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來說，無論對方采用什么策略，降價都是其最優選擇。由于本博弈是一個非合作博弈問題，且兩博弈方會按照個體行為理性原則決策，因此雖然雙方采用降價策略的均衡對兩個博弈方來說都不是理想的結果，但因為兩博弈方都無法信任對方，都必須防備對方利用自己的信任謀取利益，所以雙方都會是無法實現的。即使兩寡頭都完全清楚上述利害關系和響應的效率意義，也無法改變這種結局。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正如兩個沒有條件串供的囚徒一樣，雙方都清楚地明白，如果雙方達成一致，形成協議定價，共同瓜分市場，在目前雙寡頭的市場形勢下，必將獲得最大的經濟利益。但是，這種協議注定是脆弱的，即使能夠達成，一旦有一家或幾家分公司在做決策時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慮而破壞協議，就會形成連鎖反應，“君子協議”必將蕩然無存。

2、合作競爭模型。從支付矩陣可以看出，如果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能夠合作，采用（不降價，不降價）策略，兩個運營商的收益都比惡性的價格戰高。其中，移動得到8000，聯通得到4000，這樣的結果應該是二者更好的選擇，合作的結果明顯優于不合作的結果，理性的企業應該選擇合作。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運營商之間惡意的價格戰頻頻發生，在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同時，也阻礙了行業的健康發展。因此，我認為運營商應該正確認識競爭與合作的關系，意識到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兩者實現合作是否有可能呢？下面我們來探討他們實現合作的可能性。

從理論上說，只要滿足以下三個條件，“囚徒困境”的博弈就可以實現合作：第一，無限次重復博弈。在無窮多次博弈中，選擇背叛者即使在第一次的投機行為中獲得利益，他也將會在以后的博弈中受到對方的報復。第二，參與博弈的人數少而穩定，每個參與者所感覺的風險減少，并在不斷的合作中將風險減少至最小。第三，有嚴格的外部約束機制，懲罰博弈中的違規者，如在“囚徒博弈”中，兩名嫌疑犯均受到威脅，如果選擇坦白，他們將會被判刑，那么兩個囚徒就有選擇合作的可能。

參與博弈的兩大運營商選擇合作能夠從中獲得極大的好處，反之，背叛將會招致打擊報復，他們誰也沒有勇氣去脫離這種合作的關系，因此，在無限次重復博弈情況下，合作是有可能實現的。對于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的意義就在于，兩者合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第一，在可預見期內，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之間的競爭關系要一直維持下去，而且，這種競爭基本等同于無限次重復博弈。因此，從雙方的長遠利益考慮，他們更愿意在博弈中選擇合作。第二，在移動通信業內只存在兩家運營商，他們相互之間容易達成一致的協議。第三，政府可以干預或限制運營商之間的惡性價格競爭。

三、小結與啟示

1、中國移動與中國聯通之間強勁的較量和施展競爭策略給我國移動通信市場撒了一把催化劑，使得這個市場的火焰已經燃燒到白熾化的狀態。價格戰沒有贏家，其最終后果往往是兩敗俱傷甚至傷害整個行業。無序的價格戰除了會使運營商的利潤下降和發展減緩外，還帶來了畸形的市場發展和扭曲的競爭心態。

2、根據“無限次重復博弈可能產生合作行為”可知，只要“囚徒困境”重復的次數足夠多，博弈雙方有共同的利益基礎，在一定條件下就可以選擇合作來獲取更大的利益。目前，我國的移動通信市場已經從數量型競爭向數量與質量并重的利潤型競爭轉化，市場已漸趨成熟，在這樣的寡頭壟斷市場中，任何試圖單方面對市場重新變價洗牌的行動都是不現實的。對市場份額的爭奪是一種零和博弈，有一個成功者就會有一個失敗者，而對利潤的追求則是正和博弈，可以通過合作達到雙贏。對我國的移動通信運營商來說，應該轉變競爭戰略，擺脫價格戰的泥潭，在價值鏈的某些環節上創造顯著的競爭優勢。

3、對我國移動通信運營商來說，構造差異化經營方式，注重品牌向導，進行品牌競爭，在品牌競爭中取得先機，更為上策。中國移動推出“動感地帶”、“全球通”、“神州行”三大品牌，進行品牌推廣，把競爭從價格戰的泥潭引領到品牌競爭的高層次，也為我國移動通信市場勾畫了一個值得借鑒的模板：發展品牌，做移動通信專家。而中國聯通也不甘示弱，大力推行“CDMA”、“新時空”等業務，創建屬于自己的品牌業務。同時，中國聯通開辟了電信企業聘請明星做代言人的先河，與姚明聯姻，聘請他做聯通“CDMA”的品牌代言人。

4、對待價格問題，既有實現合作的必要性，也有實現合作的可能性，從理性方面來說，合作應該是雙方的最優決策。現實生活中，運營商之間的價格戰時常發生，為什么實際情況與理論不相符合呢？我們認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們在得出運營商實現合作結論的隱含條件時，局中人都是“理性人”，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唯一目的。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雖然都已經在海外上市，但是其主體還是國有企業，在市場行為中就表現出很大的差異。

5、針對我國移動業狀況，體制改革深化需要適度理性的競爭和互助的合作。運營商之間進行廣泛合作，在競爭中合作，靠合作而競爭，不僅可以充分發揮通信網絡的整體效能，提高雙方通信網絡資源的使用效率，而且有助于共同擴大市場份額，提高各自的規模經濟效益，從而擺脫“囚徒困境”的困擾，實現雙贏的良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