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網絡輿論司法監督治理問題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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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網絡輿論監督是互聯網時代背景下興起的一種社會監督方式，逐漸成為社會監督司法的主要形式。有著獨特優勢的網絡輿論監督是必要的，但由于網絡輿論中存在非理性內容，一旦被聚焦放大必定有損司法權威。因此，立法規制；建立完善輿情應對機制；加強司法宣傳教育工作；注重培養司法工作者職業素養，對網絡輿論的司法監督治理工作尤為重要。

【關鍵詞】網絡輿論；司法監督；輿情治理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互聯網普及程度和社交平臺用戶數量也隨之迅速提高、增加。這一背景下，網絡輿論能夠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形成并發揮巨大的影響力。當網絡輿論與司法活動進行互動時，社會監督司法的新形式隨即產生。但由于互聯網用戶的法律素養參差不齊，其中夾雜著非理性的聲音，一旦被聚焦放大，將有損司法權威。因此，對網絡輿論監督進行完善和規范工作不容忽視。

一、網絡輿論監督概述

（一）網絡輿論監督的概念輿論監督，是社會監督司法的重要途徑，而隨著信息化的發展，網絡媒體及社交平臺的興起，網絡輿論成為了輿論監督的主要形式。首先對輿論作出定義，“在我們看來，輿論是一種暫時的，或多或少符合邏輯的一連串判斷，這些判斷是對現實問題作出的回應，是生活在同一時期、同一國家和同一社會里的人們作出的相同判斷”[1]這是塔爾德對輿論所下的定義。在互聯網時代，由于互聯網中網民身份的匿名性、參與的開放性以及表達的互動性與便捷性，人們在作出判斷后更傾向于通過互聯網表達自己的觀點，相同的判斷交織聚合，網絡輿論由此形成。司法監督通常被理解為，司法是監督的客體，即由各種監督主體對司法活動進行約束和限制。由此可以對司法監督的概念進行界定，國家機關、社會組織或公民等一切主體，為保障司法權的正當運行，對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員的司法活動以及與之相關的行為進行的評議、監察、約束和控制活動。[2]本文所研究的司法監督僅針對公民通過網絡輿論形式所進行的社會監督。綜上，網絡輿論監督即社會公眾借助網絡媒體及社交平臺等渠道對司法活動所作出的相同或相似判斷，期望通過輿論給司法機關造成壓力，以督促司法機關改正或調整公眾所認為的不適宜的司法行為、司法程序和裁判結果甚至是法律規范。

（二）網絡輿論監督出現的背景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2018年7月的第四十二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止2018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為8.02億，手機網民規模達7.88億，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高達98.3%；在各類互聯網應用使用率上，網絡新聞和社交平臺微博的用戶規模分別為6億5688萬和3億3741萬，使用率分別為82.7%和42.1%。全國共有3596家法院和3725家檢察院開通了政務微博。[3]很多法院主動提供其官方微博、微信公眾號二維碼，方便來訪民眾掃碼關注法院信息。智慧法院的建設，為公民了解司法活動動向提供了便利渠道。這些數據及事項表明，在互聯網幾乎全面普及的背景下，我國公眾隨時隨地都能通過這些新聞應用或社交平臺上的政務微博等途徑獲取有關司法活動的相關報道及信息，并附上評論來發表自己的觀點，以期通過司法監督實現司法公正。

二、良性網絡輿論監督的必要性

“在民主之信仰日益深入人心的時代，法律活動之結果必須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社會的呼聲，滿足社會多數人在特定時期的某些具體要求，即使這些具體要求有時過份化或情感化。否則的話，審判機構就會失去合法性，以至于最終完全失去其獨立性”。[4]同時，法律機構與社會之間要建立必要的阻隔，因為“輿論監督實際上是要司法活動和司法機關服從輿論”，從而有損司法權威，也有損法制。[5]但本文仍然要表明，基于司法監督的實際情況和一些法學理論以及公民民主、法治意識的提高，良性的網絡輿論監督是非常必要的。

（一）社會監督方式變遷的順應用科爾曼的架構來分析網絡輿論監督的必要性。在圖1中，科爾曼用“宏觀-微觀-宏觀”的過程來描述社會變遷的過程。即在t0時間段，宏觀層次上的社會制度、風俗習慣和思維觀念等條件，會影響t1時間段公眾在t1時間段的行為，這些微觀層次上的行為匯總聚集，又會影響t2時間段在宏觀層次上整個社會的典章制度。如此“宏觀-微觀-宏觀”的過程循環反復，實現了社會的變遷。通過圖1，對變遷的過程又可以用“均衡-變遷-均衡”的過程描述。一種體系，在t0階段出于均衡狀態，當t1階段出現了新事物對原有體系造成沖擊并打破了均衡，通過適應調整后又達到了t2階段的新的均衡。[6]由此，將此架構移植于社會監督機制中。在t0階段，傳統的社會監督主要通過新聞媒體的報道對司法活動進行監督；到了t1階段，在互聯網時代的大背景下，網絡輿論監督突破了傳統的社會監督受制于信息獲取來源較少、信息傳播能力較弱和信息反饋效率較低等缺點，人們不再僅是通過報道來單向地接收有關司法活動的資訊，而且主動通過各種渠道獲得相關信息，并發表觀點進行反饋評論，以形成輿論壓力對司法活動進行監督；隨之發展來到如今的t2階段，網絡輿論監督將會逐漸發展為社會監督的一種常態并成為主要形式。

（二）憲法法律的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建議的權利……”，即我國憲法賦予我國公民可以通過言論對司法機關在內的任何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進行批評、監督的權利。除了憲法賦予了公民監督司法機關行為的權利，最高人民法院也了《關于人民法院接受新聞媒體輿論監督的若干規定》、《關于司法公開六項規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進一步深化司法公開的意見》等文件，以保障公民知情監督的權利，并要求各級人民法院接受來自社會的輿論監督。值得一提的是，《憲法》、《刑事訴訟法》等法律法規均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等司法機關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等職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在這一點上，輿論監督飽受詬病，許多學者認為輿論監督對司法獨立造成了消極的影響。筆者認為，良性的輿論監督非但不會干涉司法獨立，反而會維護司法的獨立性。

（三）法治意識的道德培育輿論監督源于社會公眾心中的道德倫理觀與實質正義感，人們用道德準繩約束自己的同時又用行為維系道德禮義，尤其是當某些法律案件涉及道德、輿論等領域時，看到與道德情理有出入的司法活動便從道德角度做出判斷，通過網絡媒體、社交平臺表明觀點，這些立足于道德倫理立場的判斷匯聚交織，形成網絡輿論，并對司法活動進行監督。法律最初同樣源于風俗習慣、道德倫理以及宗教信仰等價值觀念，因此法律規則與道德規范顯現出較高趨同性。兩者相輔相成，互相促進，但兩者具有的功能并不盡相同，不可相互替代。社會公德的培育離不開道德教化，也需要法律規則的保障；[7]同樣，法治社會的建設自然離不開法律制度的完善，也需要通過道德教化來提高公眾的法治意識。因為保持一定高度的社會道德和輿論的壓力在迫使人們不敢違法犯罪和有效改造罪犯和違法者等方面起著促進作用。[8]人們在出于社會道德進行輿論監督的同時也因此了解相關法律，從而提高自身的法治意識。網絡輿論監督能夠以道德培育法治意識，增進人民群眾對法律設定、司法程序等理解認同，維護司法權威，提高司法公信力，進而強化全民信法這一法治建設的社會基礎。

（四）司法監督效益的追求市場交易要在市場機制中進行，而市場機制的運行會產生費用，即交易雙方由于搜集交易信息、談判、訂立契約并檢查、監督契約實施等原因會產生費用，這些費用即交易成本。要使社會資源配置達到最優點，法律便要在權利設定上使社會交易成本最低化。這便是科斯的社會成本理論。[9]同樣，司法監督的過程也會產生費用，不同的監督方式的成本亦有高低分別。在網絡輿論監督中，公民僅需通過司法機關官方網站的信息、新聞媒體的報道及當事人的陳述等渠道獲取信息，并能夠借助社交平臺等發表觀點，以其便捷性迅速造成輿論壓力并達到一定的監督效果，成本極低。如此，若法律給予公民輿論監督的權利，能夠以極低的監督成本進行司法監督，從而使司法監督資源的配置達到理想狀態。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了“看不見的手”這一經濟學上的概念，即市場主體的自利行為，將會由市場上這只看不見的手進行引導，從而促進總體的經濟福利。凱恩斯則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提出“看得見的手”，強調政府政策有時可以改善市場結果。“看不見的手”是強有力的，通常能使市場有效配置資源，但由于外部性或市場勢力等原因，市場失靈的情況仍會發生；這時就需要“看得見的手”來提高經濟效率。[10]“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司法活動在司法體系內自主獨立地運行，在法官的主持下，原被告雙方對簿公堂，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抵御不當的外界干擾，依據法律法規、證據鏈條等作出裁判，實現司法公正。這也正符合了斯密的觀點。而法院的裁判仍然會由于法官適用法律及事實認定等偏差或是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在搜集證據等環節存在有瑕疵而致使冤、假、錯案的發生。網絡輿論監督的介入能夠提供矯正的機會，這里的“看得見的手”雖然并不具備強制性，但卻能造成輿論的壓力，從而督促司法機關糾正錯誤或是履行相應職責以確保司法公正。綜上，從成本效益的角度分析，網絡輿論監督能夠以極低的成本進行司法監督，并且能夠通過輿論壓力在一定程度上督促司法機關矯正差錯和失誤，提高司法監督的效率，為確保司法公正又增加了一層保險。

（五）矯正功能在司法活動中的體現如前文所述，司法活動會由于某些原因而出現差錯和失誤，網絡輿論監督可以通過輿論壓力督促司法機關自查自糾。盡管輿論可能并不一定公正，但當其引起足夠多的社會關注時，司法機關亦會有所注意，在必要之時通過審級監督和檢察監督等訴訟程序系統內的監督制度完成對差錯和失誤的矯正。也就是說，本身并不具備強制力的網絡輿論監督在發揮其自身優點之時，可以配合訴訟程序系統內的監督制度來達到其對司法活動的矯正目的。

三、輿論監督的域外治理經驗

在面臨保護言論自由與維護司法權威的價值選擇時，各國的做法并不相同，了解各國對輿論監督的相關態度，有助于為我國網絡輿論監督的治理問題提供經驗上的幫助。

（一）英國《藐視法庭法》英國法曾幾乎絕對禁止媒體對陪審團的審議情況向公眾進行披露，對言論自由施加限制，以保障司法公正及獨立。1981年《藐視法庭法》則推翻了這一先例，認為只有當披露行為會危及陪審團的判決結果或將影響未來陪審員的態度時才為藐視行為。此外，攻擊法官、披露可能影響刑事審判及對民事案件有損害的信息也將構成藐視法庭罪。2005年修訂的1981年《藐視法庭法》對于藐視法庭罪的構成，將“可能影響”的標準修改為“嚴重妨礙或誤導”。[11]意味著，在實行陪審團制度的英國，為保障司法公正及獨立，對言論自由可施加一定的限制。

（二）美國法“明顯而即刻的危險”標準在這一問題的立場上，美國法的態度與英國法大相徑庭。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對言論自由給予了高度的保護，國會不得出臺限制言論自由的法律。對此，霍姆斯大法官提出了“明顯而即刻的危險，巨大而潛在的禍害”的標準對言論自由是否需要被限制進行判斷。即根據當時的情況，若言論明顯將造成即刻的危險或是存在巨大的潛在禍害，可以對言論自由進行限制。這一標準也獲得聯邦最高法院的認可，在判斷煽動性言論時進行適用。[12]當司法權威被煽動性言論所損害，并達到“明顯而即刻的危險”標準時，輿論也需要被治理。

（三）《歐洲人權公約》的相關規定對于言論自由的保護及限制，歐洲大陸國家的態度介于英美之間。《歐洲人權公約》在其第十條第二款中規定，盡管人人享有自由表達的權利，但為維護司法官員的權威與公正，言論自由應受到限制和約束。盡管以上經驗道路幾乎均由英美法系國家所開辟，但在中國，由法官及人民陪審員組成的合議庭亦無法避開網絡輿論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因此，在網絡輿論監督的治理問題上，我國仍可借鑒域外經驗，以實現網絡輿論監督與司法活動之間的良性互動。

四、網絡輿論監督的治理建議

“法律在變得無所不在，因此也越來越重要的同時，也變得越來越技術化和疏離個人社會經驗”[13]。這就使得出于風俗習慣、實質正義和道德倫理等價值觀來評價司法活動的公眾無法準確地對其進行理解，以至于不良輿論及侵權行為泛濫，妨害了網絡輿論監督的正常運行并有損于司法權威。因此，若要實現網絡輿論與司法活動的良性互動，避免在上文中提到的一些學者認為網絡輿論監督有損法制的情況，對網絡輿論監督進行必要的治理是不可或缺的。對網絡輿論監督進行治理，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到公權力對公民監督權和言論自由權的干預問題。我國憲法賦予了公民言論的自由、監督公權力的權利，在這一點上，治理輿論似乎與其相悖。筆者認為，治理輿論絕非對公民監督權和言論自由的干預，而是要將網絡輿論監督導向能夠與司法活動進行良性互動的理想狀態。

（一）立法規制網絡輿論監督羅馬法是將傳統習慣或已存在的社會現象條文化編撰而成。盡管我國已頒布施行了《網絡安全法》等法律法規對網絡平臺秩序進行規范，但關于網絡輿論監督的相關法律法規并不完備，而網絡輿論監督作為現今社會監督的主要方式已然發揮著作用。因此對網絡輿論監督的治理，首先需要法條化加以規范，完善我國法律監督制度。近年來，因我國互聯網的高度普及而形成了規模巨大的網民群體，這一背景條件催生了“網絡水軍”這一受雇于人特定信息并從中謀取非法利益的群體的出現。由于社交平臺的開放性和匿名性，當網絡水軍被為達成某些特定目的之人所雇傭時，假借“輿論監督”之名，迅速充斥在各大論壇、社交平臺，并形成輿論壓力。當網絡輿論與司法監督相聯系時，社交平臺用戶會持續的關注、輕信這些不良輿論，并加劇其影響。這些別有用心之人將部分符合司法程序的正在調查中的案件或是仍未立案的情況推到臺前，從而導致侵權行為泛濫，并使司法權威受到損害。盡管對于網絡水軍已有《刑法》等法律法規的約束，但罪名多為非法經營、誹謗、尋釁滋事等。由此看來，針對危害網絡輿論監督、損害司法權威的法律規制并不完善。借鑒2005年修改的英國1981年《藐視法庭法》對于輿論監督的規制，“只有那些有嚴重妨礙或誤導司法程序危險的言論才構成藐視罪”。[14]在關于網絡輿論監督的立法工作中，可吸收國外的有益經驗，借鑒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則，在維護司法權威的同時最大限度的保障公民的監督權和言論自由的權利。

（二）建立完善輿情應對機制隨著司法公開的進一步深化，司法活動更加透明公正，網民可以隨時從司法機關的官方網站或各大媒體處獲取司法活動的相關信息，這也助推了網絡輿論的形成。而當網絡輿論已然造成壓力時，相應司法機關卻未能及時應對輿論，使得輿論進一步發酵，并逐漸醞釀出不良輿論，最終導致司法威信受損。對照國務院辦公廳的《〈關于全面推進政務公開工作的意見〉實施細則》，各政府部門在對應重大突發事件輿情時，最遲要在5小時內權威信息，24小時內召開新聞會，并在后續工作中持續相關信息。司法機關亦應如此，建立完善輿情監控、應對機制，時刻監測輿論。在面對案件的相關輿情時，能夠及時核查相關問題，回應公眾對案件的關切，信息的同時引導輿論向利于良性互動的方向發展。當輿論指出的問題被核實時，應積極主動地以司法程序系統內的監督機制矯正差錯和失誤。在回應網絡輿論時，可借鑒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在各司法機構中設立新聞發言人，以法律規范、司法程序及法理依據等回應公眾關切。進一步加強司法公開力度，保障公眾知情權，促進公眾對司法程序的認同。例如，從案開始的全國微博直播大要案審理工作得到了輿論的高度贊揚，努力做到讓每一位人民群眾感受司法的公平正義。在不影響司法程序有序進行的情況下，及時公開案件各階段進程及結果，將不良輿論扼殺于搖籃的同時，也能夠讓公眾認同司法，更好發揮網絡輿論監督的優勢實現網絡輿論與司法活動的良性互動。

（三）加強司法宣傳教育工作在問卷調查的受訪者中，很大一部分是在訪談中形成的觀點，這些觀點形成的根據是被問卷問題或選項等凸顯出來的觀念，并非是他們的“真實態度”。[15]這也就意味著公眾是易輕信和易受迷惑的。在強調依法治國的今天，公民的法治意識大幅提高，但許多公民的法律素養仍然較低，對司法活動不能準確地進行理解，以至于在社交平臺上盲目輕信不良輿論并跟風發帖，使得不良輿論持續產生影響，最終危害司法權威。這不僅需要司法機關在輿情發生時采取有效的應對機制，更要有效利用司法機關在各大平臺開通的社交賬號來加強日常法制教育和法治宣傳工作，將公眾對于司法活動的關注度從更多偏向審判活動引向程序活動。讓司法文化與大眾文化接軌，培養公眾的法治意識，提升其法律素養，讓公眾能夠理解司法活動、相信司法權威。

（四）注重培養司法工作者的職業素養法律是具有“僵硬性”的，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下，將高度抽象概括的法律規范適用于具體的特定案件時，可能會產生與法律規范設立原意相違背的結果。這就要求司法工作者在日常的執法、司法工作中，要保持高度的專業素養，不僅要牢記法律法規的條文，實現法律上的正確；更要理解法律設立的出發點，結合社會經驗，根據認定的事實謹慎地適用法律，做出合乎法律且又合乎法理而能讓社會公眾接受的司法決策。當應對輿情時，能夠對已作出的司法決策進行合理解釋。在很多引發輿論關注的案件中，都涉及到了法與情的關系問題。在處理這一關系時，司法活動可體現出一定的人文關懷，通過法與情的良性互動，建設一個充滿人情味而又崇規尚法的社會。[16]司法工作者在法律給予的自由裁量權的范圍內，適當參考輿論，對于利于弘揚社會正氣、倫理道德的案件給予一定程度的理解，體現出民眾能夠理解的法律所追求的正義價值，從而提高司法的公信力。

五、結論

網絡輿論監督，在互聯時代興起并以其匿名性、開放性、互動性和便捷性等特點逐漸成為社會監督的主要形式。盡管網絡輿論監督有損害法制、損害司法權威之嫌，但通過治理可實現網絡輿論監督與司法活動的良性互動，并發揮其特有的優勢推動司法監督制度的發展，培養公民的法治觀念和法律素養，最終提高司法公信力，維護司法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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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金林 荊珍 單位：東北林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