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推廣論文：古代信息推廣對媒體的影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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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黃春平單位：深圳大學傳播學院
如果以古代新聞事業發展的特殊性標志———邸報為參照物的話，我們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不同時期的三大帝國分別代表了我國古代新聞事業發展的三個標志性階段:早期———漢帝國時期，為我國封建社會新聞事業的孕育期———無邸報時期;中期———唐帝國時期，為我國封建社會新聞事業的萌芽期———邸報的出現期;后期———清帝國時期，為我國封建社會新聞事業的成熟期———邸報的成熟期。嚴格來說，可以將早期的時間跨度進一步上推到秦帝國以前的各個時期，這樣的話時間跨度很大。只不過是我們考慮到漢帝國集秦帝國以前各個歷史時期的所有傳播成果，并在此基礎上有所超越和突破，所以將其視作古代新聞傳播事業的孕育期。漢帝國以前的各個時期可以視作古代新聞傳播事業的醞釀期。另外，古代新聞傳播史的分期到目前為止尚無統一的界定和標準，此處分期純屬一家之言。分期的判斷標準是以古代報紙這種標志性的媒介為參照物。其中的宋代和明代是古代報紙發展的重要階段，我們可以視作古代報紙的發展期。唐代為報紙的萌芽期，此時報紙出現，但還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古代報紙。
唐代以前的一切信息傳播雖然在很多情況下都帶有一定的新聞傳播性質，但它畢竟還只停留在傳播活動的基礎上。唐代以后的新聞傳播活動中因為有了進奏院報狀的正式出現，所以才真正揭開了我國古代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序幕。這一點在某種程度上正好契合了李彬先生所認為的我國的傳播事業隨著文明史相應的經歷了信息傳播———新聞傳播———大眾傳播三個階段說①在中期———唐帝國時期，我國古代封建社會新聞傳播事業取得了重大的發展，邸報首次出現，“唐玄宗開元年間出現的開元雜報，不僅是中國新聞史上最早的報紙，也是世界新聞史上最早的報紙”。
開元雜報的出現，它代表著我國封建社會新聞傳播事業發展的新階段。此前，封建朝廷很多的信息都是以官方文件的形式來、傳播和流通的，而到了唐代，這種情況有了改變，封建地方軍政官員獲取朝廷信息的渠道不再只是唯一的———官方文件，而是有了新的媒介———報狀。新聞史學家方漢奇先生認為，這種報狀是“一種從官文書游離出來的原始狀態的報紙”，“這種報狀雖然還殘留有某些官文書的痕跡，但已不同于官文書，反映了官文書向早期官報轉化的歷史痕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十分接近于16世紀誕生于歐洲的新聞信?！?/p>
值得指出的是，我個人認為，方漢奇先生所說的這種“接近”最多只是中外報紙在發展階段和歷程上的一種近似而已，這兩類不同時期的新聞信根本不能完全或部分的等同。因為它們出現的時代和社會背景完全不同。唐代的新聞信是為了適應政治的需要而出現的，16世紀歐洲的新聞信則完全是當時商品經濟繁榮發展所形成的產物。所以就新聞信這種傳播媒介本身而言，他們之間毫無可比性。但就其發展階段和歷程來說，倒是可以參考的。由此可見，報紙雖然在此時已經出現了，但它還只處于一種脫胎于官文書的原始狀態，還算不上真正嚴格意義上的報紙。據現有的研究成果《宋代新聞史》和《中國明代新聞傳播史》，我們可以了解到，至宋代和明代，我國封建社會的新聞傳播事業在唐代的基礎上已經取得了進一步的發展，這兩個朝代可視作古代報紙的發展期。宋代除了邸報之外，小報也開始出現，到了明代，民間報房《京報》開始問世。報紙在這兩個朝代開始逐漸向真正的古代新聞紙狀態發展，徹底走出和擺脫了官文書的原始狀態。因此單從古代報紙是如何逐漸從官文書游離出來并逐步發展成為嚴格意義上的信息傳播媒介這點而言，我們可以把唐代界定為封建社會新聞傳播事業的萌芽期毫不為過。在晚期———清帝國時期，我國封建社會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已經走向成熟。此階段代表著我國古代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高峰。
在清代前中期，封建社會的新聞傳播事業有著不同于宋代和明代的幾個特點，官報、小報、報房京報三者并存;發行規模很大，傳抄和發行體制更加完備和嚴密，印刷技術已經得到普遍的使用，新聞傳媒及其所傳信息越來越具有新聞性質等等。這些都代表著古代新聞傳播的最高水平。而《京報》報頭和出版日期的出現、民間報房的商業化運營以及當時公開的、自采自編新聞活動的出現，又展現著中國古代報刊開始向近代化過渡和邁進。因此，從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新聞傳播事業發展的歷史來看，清帝國時期(前中期)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成熟期。它一方面將封建社會的新聞傳播事業發展到了極致，另一方面又在此基礎上孕育和綻開了中國近代化報紙發展的新篇章。另外，漢代的信息傳播事業繼承了先秦以來的既有成果，有著先秦以來雄厚的積淀與基礎。由兩漢上推到先秦以前，此前的通信系統、傳播方式等盡管早已存在，但由于歷史的原因，它畢竟不成體系，更難以形成漢代那樣的規模，因此比較而言，只有到了漢代，國家形成了統一，疆域出現了空前的廣大，這時出于政治、軍事方面的需要，更出于當時中央集權的需要，帝國的信息傳播迫切要求在原來秦帝國的基礎上擴大和增強，于是其系統和規模在這個時候才有機會發展得更加完善。這種完善是建立在先秦以來已有傳播事業基礎上的進一步充實與完備，它形成了我國古代封建社會有史以來第一個完整的信息傳播體系。后來古典封建社會的信息傳播機制基本上都是對漢帝國的一脈相承。以致有論者認為:“它在世界上算是較為發達的。只有個別古代強大的王朝，擁有較暢通的信息傳遞系統，才能維持這種成本較大的官方新聞信息傳播”。這個古代強大的王朝就是古羅馬。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可以說，漢帝國奠定了我國古代封建社會信息傳播事業的發展基礎。
因此，結合漢代信息傳播活動發展的前后歷史來看，它在先秦與盛唐之間承前啟后，既集先秦以來信息傳播事業的已有成就于一體，又開啟了唐代新聞傳播事業發展的先聲。而唐代又是我國古代邸報的發展源頭，因此如果單從傳播媒介邸報的角度來考量我國古代社會新聞事業的歷史發展脈絡的話，將兩漢時期作為我國邸報史的孕育期，是完全符合古代傳播媒介自身發展規律的。那么，兩漢時期是如何孕育出古代新聞事業的標志性起點———邸報的?下面是我們要分析的第二個問題。
漢代信息傳播活動的特征
結合我們已有的漢代信息傳播媒介的很多論斷，并管窺漢帝國時期信息傳播事業的整體情況，盡管我們至今沒有找到漢代存在邸報的文獻記載和確切證據，但我們仍然可以發現其信息傳播活動對古代新聞事業產生的影響卻是非常深遠的。它為后來邸報的產生準備了充分的條件，并提供了有史以來最早的信息審查模板。具體表現為:
(一)漢代邸置的建制
古代邸報的孕育和發展，和當時京師的邸存在著密切的聯系。漢代的邸，它是郡國、諸侯在京師的駐扎機構。據我們已有的考證，它當時主要是郡國諸侯通奏報時的朝宿之所，并不是專職的傳抄機構，更不是專門的信息傳播機構。諸侯郡國在京師有邸，但邸并不能如唐代一樣給地方公開傳報、抄錄京師消息。當時一些時政信息被嚴禁傳播，否則將被冠以誹謗、刺探、漏泄之罪而受到嚴懲。在這種政治傳播環境下，更不要奢談什么邸報了。
后來唐代藩邸的設置，就不排除和漢代邸有著一定的直接淵源關系。如唐代的地方節度使在京師設邸，代宗大歷十二年(公元777年)改稱進奏院。進奏院的負責人為進奏官，他代表地方長官呈遞章奏，下達文書，辦理各項交涉事宜，也為地方了解、搜集和通報各項政治信息。它當時向地方下發報狀的這種傳播職能不能說和漢代的邸沒有任何關系。漢唐之邸都有用作朝宿之舍的功能，但漢代朝廷并不允許“留駐京師的藩邸享有公開發行邸報的特權”。而且漢帝國中央也嚴禁中央的高級官員向地方郡國諸侯傳報或泄露朝廷消息。如果單從漢、唐邸的基本功能來說，兩者是相同的，這是歷史制度在某一方面的一脈相承。但如果從古代信息傳播機構的角度來考察的話，唐代邸具有報狀職能，似可認為它是在漢代邸的功能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和突破。因此，從古代信息傳播機構的角度而言，漢、唐之邸是存在著一定的親緣關系的。
(二)漢代新聞信的成熟
古代報紙的孕育和發展，和新聞信的成熟存在著密切的關系。有論者認為，從報紙的演進過程來看，中西新聞史的發展都呈現著一條共同的軌跡，即最早出現的新聞信(newsletter)，繼而是新聞書(newsbook)，最后才是新聞紙(newspaper)。如早在公元前500年，古羅馬就開始將新聞信用于交流、傳播信息，直到西羅馬滅亡(公元476年)，新聞信的應用還相當普遍。當時羅馬的一些政界要人、社會名流甚至也廣泛地使用新聞信來傳播消息。但直到公元前59年羅馬才出現世界上最早的報紙《每日紀聞》。中國古代社會的報紙演進過程是否完全和西方的軌跡相同，對此我們可以不置可否。但有一點不容置疑，即新聞信是前報紙時期的重要信息傳播媒介，只有新聞信發展到相當成熟的階段后才會有報紙的出現。如果結合我國古代新聞傳播發展史來看，從唐代的進奏院報狀到宋代的正式官報出現之前，此間是新聞信階段，那么由漢至唐，此間新聞信的發展狀況如何?在這兩個朝代之間新聞信有何微秒的變化?
新聞信作為一種重要的信息傳播媒介，在漢代比較發達，而且也發展得相當的成熟了。當時郵驛系統為新聞信的傳播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條件，新聞信作為一種信息交流媒介，其使用之頻繁和活躍，可從當時的私驛來窺其一斑。西漢時期王侯或地方官吏個人有權私設郵驛，用以及時傳報信息。史載上官桀、上官安和桑弘羊等人為了策劃謀反，“與燕王通謀，置驛往來相約結”，燕王則“與驛者書相報”，這些謀反者之間“旦置驛書，往來相報，”?？梢姰敃r的謀反集團曾經有過利用私驛互通信息有無的情況。地方官吏有時也為了迅速、及時地傳報信息而私設驛置。王溫舒為了懲治河內豪奸，贏得下情上報的時間，曾經私設驛置，爭取趕在郡中豪滑的前面將情況奏報朝廷，及時得到了上面的批示，鏟除了那些豪滑，從而讓河內“怪其神速”。這種私設驛置的情況，只見于西漢，東漢尚未找到這樣的史料。是否有可能是后來的朝廷為了削藩集權，加強對信息傳播的控制而不再允許設置私驛或取消私驛?只是通過這些事實我們可以知道當時的郵驛已經非常的發達，它不只有官設，也有私人設置的情況。這些私驛既然可以利用來為謀反提供信息服務，為地方官私下通報緊急政務信息，那么我們可以反觀和想象當時新聞信的傳播是何等的活躍。
事實上，我們在漢代邸報的考論中已經論證過漢代盡管沒有出現邸報，但當時新聞信這類傳播活動是非常活躍的，其發展程度幾乎已經漸趨成熟。再具體到唐代，它在漢代的基礎上有進一步的突破。如唐代進奏官們可以經常以進奏院報狀的方式，向地方上的藩鎮長官傳報與本地區無直接關系的其他朝廷政事要聞。這種報狀殘留有某些官文書的痕跡，但已經不同于官文書，呈現出現代報紙的原始狀態，如它在廣泛采集新聞、先于官文書傳布消息方面具有報紙的性質，但在定期和公開發行方面卻又并不具備正規報紙的要素。這些因素卻是漢代新聞信不曾具備的。“唐代的進奏院狀是不是報紙其實無關緊要，其意義在于它是官報的源頭，也是綿延近千年的中國新聞事業的先河”。如果說這一點不容否認的話，那么我們就要思考，唐代進奏院報狀的源頭又在何處?事實上唐代原始狀態的報紙也是屬于新聞信的范疇，不過它較漢代新聞信而言，已經具有很多的演繹與進化。反過來說，假如沒有漢代新聞信的發達與成熟，又豈能有后來唐代原始狀態的報狀的出現?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正是漢代成熟發達的新聞信才構建和形成了唐代原始狀態的報狀的根基和源頭。
(三)漢代紙張的出現和傳抄的職業化
古代報紙的孕育和發展，和成熟的信息復制技術不無關系。而造紙和印刷是信息復制技術的兩大決定性因素。它對古代報紙的孕育和成熟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唐、宋、明三個朝代的報紙都以紙張作為基本的傳播材料。唐代已經具備印刷報紙的條件，但當時的報狀仍然是手抄的，宋代邸報主要以印刷為主，明代邸報卻主要以手寫抄傳為主，外地官府一般在京城專門雇用能干、懂行的書手，由他們負責抄寫邸報。然后在下達的過程中再層層轉抄。據此，我們能否判斷紙張是否為古代報紙成熟的一個必備因素?唐代的報紙既然是手抄傳播的，那么印刷技術沒有出現之前的漢代在信息的復制方面是否為后來唐代邸報的出現準備了一些充分的條件?
兩漢時期盡管笨重的簡牘是主要的書寫材料，但它也因此已經正式形成了成熟的信息復制制度———傳抄制度。當時出現了專門以傳抄為職業的文士階層，在東漢甚至還有以此致富者。這些文士要么受雇于私人或官府，從事專門的文字抄錄工作;要么將自己所抄錄的東西作為勞動成果拿到市場上去從事交易，或以抄錄為自己的特長而專門從事這方面的經營。總之，我們發現，到了漢代尤其是東漢中后期，傳抄已經職業化，不過這個職業在當時還只是一個有利可圖的薄利行業。另外，就漢代的傳播材料而言，紙張的發明和改進是中國傳播史上一件大事。尤其到了東漢末期，紙張已經成為一種僅次于簡牘的大眾化傳播材料而得到了廣泛的使用。東晉時期紙張徹底取代了簡牘，成為專門的傳播材料。漢代在信息復制方面所形成的傳抄制度以及紙張的發明和逐漸用于信息傳播之中，大大加快了帝國政治傳播的速度和效率，有利于帝國事務的處理，為其穩定提供了條件。這一點也為后來唐代邸報的出現提供了基本的、必要的物質和技術準備以及傳抄制度上的商業化先例。
(四)漢代信息的審查
和古代報紙的發展與成熟相伴而生的是新聞信息審查機制的誕生。一般認為我國最早的新聞審查制度是宋代的“定本制”，這幾乎已經成為學界的定論。我們發現，更早的時間定位應該是漢代。宋代所謂的“定本制”，即各種發報材料在之前一般要送請樞密院或當權的宰相進行審查，審查通過后才能發報。其作用在于它能迫使進奏官們按照當局允許的內容進行傳報活動，使朝廷的邸報能夠更好地貫徹皇帝和重臣的意圖。漢代盡管沒有邸報，但它有信息公報式的布告，用來傳報朝政新聞。這種新聞在之前有著嚴密的新聞審查制度。相比而言，漢代的新聞審查似乎比宋代邸報還要嚴厲。它經過三道程序，除了有類似于宋代的丞相審查之外，漢代還有皇帝、九卿直接參與布告內容的審查與把關，其具體過程如下:第一道是文字審查，由尚書臺負責。尚書臺專門負責布告的起草、審核、改定，謄寫、校讀、審核，以確保文字無誤。第二道是內容審查，由皇帝親自負責。尚書臺將布告草擬初審后交由皇帝審查，以確認是否按照其旨意擬寫和有無技術上的錯誤，皇帝認為沒問題以后一般畫朱勾表示同意批準施行。然后由尚書臺重新繕寫一份，加蓋尚書令的封印頒行。
第三道是政策審查，由御史、丞相、九卿負責。加蓋尚書令封印的布告在正式頒行天下之前還要由御史、丞相再次對其內容進行審查與把關，以考察它與國家固有的法令制度、大政方針有無沖突、是否履行了皇帝本人的真正意圖，等等。“丞相掌丞天子助理萬機，御史大夫是副丞相，他們當然有一定權力對國家所頒布的新政令是否合適預作審查，丞相以外的九卿也都各自專掌某一方面的事務，對下達的專屬于某方面內容的政令予以審查，看其是否合適，也是情理中事”。如果要將大臣的奏議頒行天下，同樣要履行這樣的審查程序:先將大臣章奏送尚書臺、御史臺或謁者臺進行審核，以舉劾奏中是否有違反國家法令制度的字句和思想主張，然后再呈送皇帝批閱，有時皇帝甚至將這類奏事交與中朝官、公卿大臣進一步審閱評議。然后再公開頒行天下。
由此可見，漢代嚴厲、完整的新聞信息審查機制早已開古代社會新聞審查制度之先河，其歷史比宋代邸報的“定本制”更早。由上言之，原始狀態的報狀之所以能在唐代出現，它并非橫空出世。漢代用于朝宿的邸置、成熟發達的新聞信、造紙的發明使用與傳抄的職業化等等，這些相關的信息傳播活動為后來唐代的邸報活動準備了充分必要的條件，甚至連漢代信息的審查機制都開了歷史上新聞審查制度之先河。也正是這些因素的歷史積累和準備才促成了古代新聞事業的發展與成熟，漢代信息傳播活動的影響功不可沒。
漢代信息傳播活動對古代新聞事業發展的啟示
我國古代新聞事業的最基本職能是政令信息的傳達。其發展離不開通信系統、新聞手段及穩定的新聞傳播機制等這些基本的要素。漢帝國前后歷經400多年的歷史，曾在較長的時間內保持了政治的穩定、經濟和文化的高度繁榮。同樣，它所構建的發達的通信系統、多樣化的公開傳播手段以及成熟的信息傳播形態給古代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與啟示:
(一)發達的通信系統是保證政令信息暢通的重要條件
漢帝國有著其有史以來的最為龐大的驛傳系統并且其建制非常完善。如它對漢代文書的傳行與有著如下的明文要求:有隧次行(即逐隧傳遞，一般是需要通知各隧重要的事情，依次傳遞，令其辦理);以亭行、亭次走行(近距離內傳遞文書的方式);以郵行(通過傳送文書的機構傳送，多為傳遞遠距離的文書);走與馳行(不需要快遞的文書，步行送達即可，需要快送的，則寫明“疾行”“馳行”?！缎潞啞稥•P•F22:713“馳行，以急疾為故”。)還有“寫傳”，即發文機構“要求某處收到文書后抄錄一份，將抄件再傳某處或依次再傳數處”。它規定了文書傳行的時間記載，如行書時有“當行”(即法定行書所需時間)，“定行”(行書實際所用時間)，“不及行”即未將文書送達指定地點，“留遲”(未按時送達文書)這些記錄，以確認文書信息是否得到了準時的傳達。
它甚至規定還需記載傳行的意外。傳達過程中如出現“印破”，必須記錄，即收件人發現文函上的封泥毀壞，印文有損，故記錄在案，以備追查失密之類的問題。除了驛傳系統主要用來傳達政令之外，漢帝國還建立了強有力的烽火系統，用于迅速、及時的傳遞軍事信息。漢帝國的這兩大通信系統在當時來說是相當完善的，它較以前任何朝代都要龐大、繁雜、進步。春秋戰國時期很多諸侯國也有這樣的通信系統，但當時都不具備這樣龐大的規模以及這樣廣袤的傳播范圍。到秦帝國時期，盡管較春秋戰國又有進步與發展，但遠遠不能和后來的漢帝國媲美。
帝國政權的穩定和鞏固從傳播層面上來說主要在于保持政令信息的暢通以及軍事信息的及時獲取并作出相應的決策。漢帝國的通信系統能將朝廷中央的各項命令及時順利的傳達到邊遠的各地，同時各地的各種地方政務和情報也借助于這樣的官方通信系統及時的上達中央。正是這樣發達的通信系統才為帝國的政治傳播提供了條件和支撐，保證了帝國中央政令的暢達，保證了帝國并沒有因疆域原因而出現松散或支離，甚至分裂。相反卻使帝國從信息傳播層面實現了對地方的嚴密控制和中央集權，進而維系了帝國的穩固。古代新聞事業的發展離不開交通(通信)系統，漢帝國龐大而又發達的驛傳與烽火系統，為政令信息的傳播與暢通提供了重要的經驗借鑒，后來邸報的進一步出現正是基于京師邸與驛傳發展而來。
(二)多樣化的傳播手段是信息及時公開的重要保障
盡管沒有史料證明漢代存在邸報，但它有著多樣化的相當成熟的信息公開方式。它既有布告、告諭、露布、檄文等比較特殊的傳播手段，也有題壁、掛壁、宣講、傳閱等比較原始的信息公開方式。它們種類豐富多樣，既有口頭傳播，也有文字傳播;既有跨空間的傳播，也有跨時間的傳播。在簡牘作為主要傳播材料的漢代，這些傳播方式卻已經算得上是比較成熟和發達了。它使帝國信息的傳遠、傳久都得到了充分的實現和保障。典型的如布告，這種成熟于漢代的信息傳播方式后來一直沿用了一千多年，在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傳播影響非常大。
先秦時期，官方向民眾政務和軍事信息，可能也有告示、檄文等傳播方式。當時各國信息時可能也強調媒介的傳播范圍以及傳播的最大眾化等，但和后來的漢帝國時期相比，這種傳播的大眾化、廣眾化的任務可能根本不如漢帝國時期艱巨。漢帝國時期疆域廣袤、人口眾多，官方各種信息的開始不得不考慮如何利用部分官文書，最大范圍的將信息傳播、告知天下這類問題了。盡管當時并沒有傳播方式的觀念，但一些官文書開始強調傳播信息時必須最大范圍的公開化、大眾化。如就政令信息的傳播而言，過去朝廷一以“詔書”統之，到漢帝國時期部分要求天下百姓都知道的詔告信息則以“布告天下”來作特別的強調。由此，布告這種傳播方式在漢帝國時期開始從官文書中逐漸的剝離和凸顯出來，形成一種宣告天下的、具備大眾傳播性質的傳播媒介。而這種傳播媒介在先秦時期盡管可能也存在著，但由于各種歷史的原因可能根本就未成型，更沒有發展成熟。其正式有史可載的時間出現在漢代。
從歷史的角度看，“布告天下”這種告示性的傳播方式到秦帝國時期已經出現，不過當時史籍使用的頻率不是很多，也并沒有這個名稱，當時最早見于《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所載的二世刻石:“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這里的詔書由于當時傳播材料的限制，采取的是刻石的方式進行公開，它在當時無異于布之于天下。因此有論者據此認為:這種秦始皇的巡游刻石是中國歷史上較早的以書面形式向民眾傳播的官方新聞。后來漢武帝的以詔書布告天下，也具有新聞公報的性質。這之后，中國新聞傳播曾有過露布、邸報等形式不斷向前發展。布告這種傳播方式并不是發展到漢代就已經中斷和結束，三國時期還一直沿用下來，即使到了清代它還用來和傳播皇帝的政令等，可見它對古代封建社會影響之深遠。
又如對于區域性或局部性地區的信息和告知，漢帝國時期已經發展了一套比較成熟的傳播方式———露布。漢代邊境地區如都尉府或侯官就曾將文書采取公開宣露而不加封檢的形式向基層烽燧進行公開傳播。有時出于政治宣傳的需要，也使用露布來制造輿論。但從魏晉開始，露布作為一種重要的信息公開傳播手段主要用來軍事報捷。布告和露布雖然具備了大眾傳媒的廣泛、公開傳播的特征，但它們終究只屬于漢帝國時期官文書的范疇。不可否認，先秦時期也多以官文書的形式信息，而布告和露布作為一種成熟的傳播媒介卻正式在漢帝國時期出現，并被后來歷朝的統治者沿襲甚至改造，用以傳播朝政消息。漢帝國這些多樣化的信息傳播手段與信息方式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盡管較為原始，但它們具有相當高的政治傳播效率，正因為如此，它們幾乎都被后來各個朝代所借鑒并原原本本地繼承了下來。后來歷朝盡管使用邸報，但它們同時還運用了多樣化的傳播手段，不過這些傳播手段基本上都是在漢代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它們成為邸報之外的傳報朝政信息的一種補充，是古代新聞事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三)完整的信息傳播機制是新聞事業發展的制度保證
漢帝國在先秦傳播活動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套較為完整的信息傳播機制，它屬于典型的中國古代社會的信息傳播形態。這種信息傳播形態有著如下幾個方面的顯著特征:傳播內容的政治性。它始終以朝廷政務和官府活動為主，基本都是統治者根據治理需要經過選擇、過濾的內容，而不是以滿足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信息需求和流通為宗旨。傳播功能的單一性。它是統治階級的治理工具之一，是官方信息的“公告板”，始終以信息的告知為第一位，如布告、露布、檄文莫不如此。傳播對象的固定性。信息首先以統治集團內部為主，其次才向社會廣泛傳布。
傳播渠道的封閉性。信息的傳播主要以郵傳為主，郵傳深入到統治階級所轄的各個區域，它是一個完全封閉的系統，信息源一般由政府控制，嚴格控制超出許可范圍的傳播活動，不利于政府的外界信息很難進入這個信息的流通渠道，它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統治階級內部系統的一種信息共享。傳播方向的單向性。帝國的信息流向自上而下，呈現為金字塔式的垂直方向，這是一種單向的流動，采用的是灌輸和教化方式，根本沒有信息的反饋過程。傳播方式的多樣性。它既有統治階級內部多樣化的信息傳播方式，也有多樣化的統治階級對普通民眾的公開傳播方式。
漢帝國正是通過這種信息傳播形態來溝通上下、聯系內外，形成政令暢通的穩固社會秩序。后來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新聞事業形態雖然歷朝各各有別，但幾乎均可在漢代找到它的雛形。它們基本上都是沿著漢帝國的這種模式和軌跡而沿襲上千年的。這種形態并沒有因漢帝國的崩潰或改朝換代而得到削弱、中斷甚至沉寂，相反，它卻不斷地進一步得到發展和加強，到唐代在發達的官方信息傳播系統的基礎上出現了邸報，可見其生命力之強。
這當然與自漢帝國開始的歷代統治階級鞏固統治權力的需要是相適應的，更和中國古代社會一直穩定的封建經濟制度有關。事實上，中國古代社會的新聞事業形態基本上都是在官府公文為主導背景下形成的一種以邸報為核心的一元化的政治傳播。這種政治傳播一直停留于以上漢帝國信息傳播的古典形態，始終沒有發展出單獨的新聞信息和言論存在的空間，也沒能隨著古代社會的變遷向更高層次的近代報業演變。因此，單從完整的信息傳播機制這點而言，漢帝國給中國古代新聞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傳播制度上的參照與借鑒。正是借助這種制度化的信息傳播機制才在政治公文往來的基礎上實現了政令信息的上情下達與公開傳布，并建構和形成了以政治傳播為主體的古代新聞傳播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