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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就分步實施稅收制度改革，明確提出了“增值稅由生產型改為消費型，將設備投資納入增值稅抵扣范圍”。這一政策的提出，對我國增值稅稅收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是增值稅改革的必然選擇，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一、我國增值稅現狀分析
增值稅是以納稅人在生產經營或商品流通過程中取得的增值額為課稅對象征收的一種流轉稅。我國于改革開放后確立和發展的增值稅制度，目前已經成為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從世界范圍來看，各國增值稅可以分為三種類型：生產型增值稅、收入型增值稅和消費型增值稅。我國現行增值稅為生產型增值稅，自1994年實施以來，它在我國居于主體稅種地位，是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改革增值稅的最終目的，是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良性發展和有效運作提供一套與經濟現實相符或相協調的稅收法律，它是國家權力立法部門或政府的一項重要任務，也是稅法因經濟發展而做出的必要調整，以期和經濟現實相符。但我國現行增值稅暫行規定中仍然存在一些問題。
（一）不利于國內企業在國際上競爭。從我國國內來看，除東北三省在進行增值稅試點改革外，國內企業均適用生產型增值稅。但從國際比較來看，由于在征收增值稅的國家中，只有一小部分國家采用生產型，而大部分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采用消費型增值稅。所以，國內企業在國際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平等地位。即使在出口退稅時能做到把已課稅負完全退回，其商品由于不能退回固定資產所負擔的增值稅，所以也不是完全的零稅負，在國際市場競爭中仍處于不利地位。從國際來看，我國生產型增值稅法是一個不公平的公共品。我國加入WTO后，要進一步降低關稅，開放市場。我國產品如背著隱性“投資稅”，無異于帶著枷鎖與人賽跑，將會越來越落后，因此增值稅類型轉換既很必要，也很迫切。
（二）重復征稅問題未能徹底解決。“生產型”增值稅對納稅人外購資本性貨物所含的進項稅額不予抵扣，這部分稅款便資本化為固定資產價值的一部分，并最終以折舊形式轉移到新創造的貨物價值中去，成為該貨物銷項稅額的一個組成部分，形成重復征稅。企業的資本有機構成愈高，重復征稅程度愈深。并且，我國現行“生產型”增值稅僅允許抵扣納稅人購進生產經營性貨物或應稅勞務所支付的增值稅款，對購進資本性貨物所含增值稅款卻不予扣除，造成上一環節已征稅款在下一環節得不到足額抵扣，致使增值稅的稅款抵扣鏈條部分中斷，納稅人的相互監督制約作用也受到明顯削弱。從這一點說，我國生產型增值稅也是不合理和低效率的，它嚴重抑制了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即投資。
（三）生產型增值稅對價格形成扭曲。在實行消費型增值稅情況下，最終消費品的價值是每個環節新增價值的總和，同種產品只要售價相同，其最終稅負是一致的。而生產型增值稅，由于產品生產組織形式的不同，同種產品即使售價相同，其總稅負也不一定是相等的。這樣，在產品均衡市場上，供需雙方在決定價格形成的過程中，對成本出現了信息不對稱情況，使產品價格形成的正常機制受到破壞，從而會對價格形成產生扭曲。直接表現是增值稅稅金的一部分也是產品成本的一個組成因素之一，它不體現在價外，而直接體現在成本內。因此，它也會直接成為增加成本的一個因素，其成本比不含增值稅的產品成本會更高，因而會直接影響零售價格及物價總體水平。
作為流轉類稅收，其稅額構成商品價格的組成部分。因此，增值稅對經濟的影響、尤其是對物價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在固定資產購入上，由于生產型增值稅不能抵扣其進項稅額，對于部分企業而言，稅負較大，不利于企業擴大規模。對于國家而言，整個宏觀經濟規模也難以壯大。因此，增值稅由生產型過渡到消費型符合企業和國家的發展要求，勢在必行。
二、我國增值稅轉型影響因素
（一）從宏觀環境上來看
1、我國宏觀經濟形勢的影響。1998年至2002年前后，中國經濟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經濟處于低速增長階段，政府認為需要財政增加收入，以應對金融風險、失業、國有企業脫困以及改革、社會穩定等一系列經濟和社會發展問題。而消費型增值稅會減少財政收入，所以在當時生產型增值稅較能適應我國的經濟形勢。而現階段，我國為解決能源、交通、基礎產業等行業瓶頸的制約，不斷出臺優惠政策，鼓勵企業對這些產業投資。然而，我國現行生產型增值稅使固定資產所含稅金不得抵扣，不但起不到加強這些產業的作用，反而加重了這些產業的負擔，從而造成對產業結構的逆向調整作用。因此，我國進行增值稅改革有其特定的環境。此時進行增值稅改革，既能夠通過改革產生減稅效應，又同時進一步規范了稅制。
2、我國政治體制和政治制度的影響。政治體制和政治制度包括憲法、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以及法律制定程序等。政治體制和政治制度對財政政策制定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這種影響集中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關系處理上。我國是中央集權制國家，在中央、地方兩級政府的權力分配上，法律明確賦予中央一級機構具有稅收立法權，即全國人大擁有稅收立法權。國務院經人大授權，可以制定和實施不與憲法相抵觸的法規、條例。此次增值稅改革的稅收立法權、稅種解釋權、稅收收入劃分權主要集中在中央。在中央集權制體制下，一方面能夠保證增值稅改革措施的時效性，保證把握有利時機，適時推進增值稅改革的全面進行，提高改革的效應；另一方面由于地方目前財力過少，當增值稅改革觸及其既得利益時，必然會形成改革的阻滯。
3、政府財政狀況的約束。一國政府的現實財政狀況，直接影響稅制改革的時機和進程。增值稅改革將對宏觀稅負進行調整，這必然會影響政府近期財政收入。如果政府正在經歷嚴重財政困難時期，在短期內不能放棄一部分稅收收入，則意味著不得不延緩稅制改革。我國目前經濟發展速度穩定增長，為增值稅改革提供了物質基礎。同時，由于我國宏觀經濟近年出現了緊縮局面，為拉動內需國家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使財政支出呈剛性增長。我國每年不得不采用增發國債的形式來平衡預算，財政風險現實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增值稅轉型的改革將造成即期財政收入下降，給政府財政帶來一定壓力。
（二）從企業角度來看
1、實行消費型增值稅，固定資產存量問題難以解決。巨大的存量資產所產稅額，對國家財政收入有重要的影響。如果對于這部分稅額采取不予抵扣的方式，又會出現存量固定資產與新購進固定資產在抵扣上的銜接問題，以及新辦企業與老企業之間存在著不公平競爭的問題，不利于企業兼并等資產重組的進行。因為被兼并企業原有的固定資產不能抵扣，經營好的企業在同等條件下寧愿購買新的固定資產，而不愿實施兼并。否則，企業可把原有的固定資產賣給關聯企業，使原有固定資產不能抵扣的稅款得以抵扣，使存量固定資產所對應的進項稅額不能抵扣的政策名存實亡。
2、企業承受能力的限度。各行各業納稅人之間的稅負將由于資本有機構成的高低不同而發生此減彼增。基礎工業、高新技術企業資本有機構成高，稅負下降；傳統技術加工工業資本有機構成低，稅負上升。后者在當前經濟結構調整中面臨困難比較多，承受增加稅負的能力弱，有可能會造成困難企業戶數增加，欠稅增多，增值稅運行的摩擦系數加大，可能引起扭曲變形。
3、消費型增值稅對無形資產的抵扣問題如何處理。實行消費型增值稅對于無形資產所對應的稅款能否抵扣？如果不予抵扣，那么實行消費型增值稅的意義將大打折扣，不僅重復課稅的因素并未完全消除，而且一定程度上仍然阻礙著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如果準予抵扣，那么將如何抵扣？是否應維持其現行征收營業稅的稅負水平？而且改征增值稅還影響地方財政收入，牽涉范圍更大、問題更棘手。同時，無形資產計價也十分復雜，如果按現行會計制度，外購無形資產以購買價計入成本，自制無形資產以自制成本計入生產成本的原則抵扣，外購無形資產所對應的抵扣稅額要比自制無形資產所對應的稅額大，這就削弱了企業自主創新動力。
三、對我國增值稅轉型建議
（一）漸進地實施增值稅轉型。我國目前實行的是以流轉稅為主的稅收體制，增值稅作為核心稅種之一，是實現財政收入的重要途徑。目前，我國增值稅收入占稅收收入的比重達40%以上，部分地區甚至高達60%，遠遠高于世界各國普遍控制的25%水平，財政對增值稅的過分倚重使增值稅改革應慎之又慎，增值稅轉型帶來的財政風險必須給予認真防范，轉型應分階段、按步驟積極穩妥地進行。
（二）對于政治體制問題，應合理劃分共享比例，以減少改革過程中中央和地方利益“博弈”造成的效應損失。增值稅改革雖然是制度改革，但改革深層次的矛盾和阻力將來自于地方。現行增值稅是共享稅，目前按比例在中央和地方之間進行分配。在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近幾年我國中央和地方財政分配格局已基本穩定。此次增值稅改革，必然引起中央和地方政府利益的重新分配。在“博弈”中可能造成的損失，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做出讓步，加之增值稅轉型的同時實施，會造成中央財力下降；另一方面地方利益也受到影響。地方政府在目前稅權高度集中的政體下，為解決本地區的問題，只能繼續增加收費項目和提高收費標準。這將使納稅人的稅外負擔加重，國內外投資者積極性減弱，使社會經濟發展受到抑制。要減少中央和地方政府“博弈”中的損失，必須重新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的財力分配，在大致不影響雙方利益的基礎上，完成增值稅改革，這將減少改革成本。
（三）對于政府財政狀況問題，可以實行擴大稅源的方法。即拓寬增值稅征收范圍和規模，減少和營業稅及消費稅的重復征稅區域。增值稅是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擴大增值稅征收范圍有利于保證財政收入的穩定。我國應該考慮將與貨物交易密切相關的交通運輸業、建筑安裝業、郵電通信業以及其他勞務服務業等行業納入增值稅征稅范圍，以解決重復征稅問題，保證增值稅抵扣鏈條的完整，實現稅負公平。但是，應考慮目前我國交通運輸和建筑行業現狀。如個體經營戶較多，流動性大，不好管理；企業或個人財務核算不健全，納入征收范圍后也只能劃歸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行列，采用定率征收，沒有起到增值稅應有的作用。這些都告訴我們，增值稅的稅源擴大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但對于一些行業，在具體實施過程中還需要時間，在征管水平沒有足夠能力的情況下，應該首先做好稅收征管準備工作，才能使稅源的擴大不是一紙空文。
（四）固定資產存量采用按一定比例分步抵扣法扣除。固定資產存量問題的處理，實質是財政收入問題。筆者認為不提高增值稅率，而是將應扣除的稅款分期扣除，使財政逐步適應消費型增值稅的運行。一方面是保證財政收入的基數；另一方面實施當年納稅人購入的固定資產支付的增值稅額，抵扣一定比例，以后逐年提高抵扣比例，最終達到全額抵扣。由于新增固定資產同時帶來新的生產能力，一般說來，國家財政還是有可能承受的。
（五）對于企業承受能力問題，按照產業序列改革。即在全國范圍內，將增值稅改革先從產業鏈條最上游——高新技術上推開，然后是產業鏈的中游——加工業、能源和技術材料等內容，最后才是在上述內容之外的下游產業進行。一方面可以較好地起到產業導向作用，充分發揮國家宏觀調控職能；一方面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改革，由于各地區主導產業不同，使得通過合理選擇產業序列，也能起到支持區域經濟發展的目的，可以說是一舉兩得。
（六）對無形資產抵扣問題，應將轉讓無形資產納入增值稅課征范圍，以保持增值稅抵扣鏈條的完整性和促進高新技術的迅速發展。具體實行辦法是采用營業稅的征收方法。無形資產開發所耗用的外購材料很少，如果按基本稅率征收，稅負太重，不利于無形資產開發；如果按實際征收額抵扣，可能會削弱企業購買無形資產的積極性，不利于無形資產轉化為生產力。筆者建議，可以將營業稅對無形資產的征收劃轉為增值稅范圍，不征收營業稅，而用增值稅來保持增值稅抵扣鏈條的完整性。對于購進的無形資產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按一定稅率納稅；對于自己研制供自己使用的無形資產則不予征稅。既能鼓勵企業創新，又可以簡化稅收征管。無形資產不是普通的商品，它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條件，如要求國家專利局辦理的專利證書。因此，納稅人想利用無形資產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以實現偷逃稅的可能性很小。這樣，雖然減少了財政收入，但對于鼓勵和扶植技術創新，促進高新技術產業化發展是有益的。
總之，在增值稅轉型過程中，我們可以積極借鑒西方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實行消費型增值稅的有益經驗，研究制定配套措施，對增值稅的財政效果方面認真研究，為增值稅轉型奠定良好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