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賬戶稅收設計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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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理查德?塞勒(RichardThaler)提出“心理賬戶”(mentalaccounts)的觀點，認為人在決策時，會把一項決策分成幾個部分來看，對每個心理賬戶進行獨立決策。這也就是說，對消費者來說，同樣是一定數量的貨幣，用于日常生活的，和用于投機致富的，會被歸于兩個不同的心理賬戶而賦予不同的含義。

比如說今天晚上你打算去聽一場音樂會。票價是200元，在你馬上要出發的時候，你發現你把最近買的價值200元的電話卡弄丟了。你是否還會去聽這場音樂會？實驗表明，大部分的回答者仍舊會去聽。可是如果情況變一下，假設你昨天花了200元錢買了一張今天晚上的音樂會的門票。在你馬上要出發的時候，突然發現你把門票弄丟了。如果你想要聽音樂會，就必須再花200元錢買張票，你是否還會去聽？結果卻是，大部分人回答說不去了。

目前，在增值稅環節，我們實行了“免、抵、退”政策。“免”稅，是指對生產企業出口的自產貨物，免征本企業生產銷售環節增值稅；“抵”稅，是指生產企業出口自產貨物所耗用的原材料、零部件、燃料、動力等所含應予退還的進項稅額，抵頂內銷貨物的應納稅額；“退”稅，是指生產企業出口的自產貨物在當月內應抵頂的進項稅額大于應納稅額時，對未抵頂完的部分予以退稅。“免、抵、退”政策是國家為鼓勵商品貨物出口而制定的一項稅收優惠政策，在實行以來對調整我國進出口結構，鼓勵促進我國貨物出口做出了積極貢獻。

我們通過心理賬戶及其相關概念了解到，我們在制定政策時很應該考慮大眾的心理因素，一項政策的科學與否，執行效果與否都與這個密切相關。就拿減稅與退稅而言，是實行稅率減半征收還是先征后退效果更好呢。我國稅收體系中，有稅率優惠政策，也有先征后退的優惠政策，分別在不同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筆者認為應該根據稅種的具體對象與時機來看待這個問題。

我們在稅收設計上一直強調稅收中性，就最初的含義而言，所謂稅收中性是指在不存在收入分配問題或該問題已經解決了的前提下，探討征稅如何不構成對人們行為的扭曲。那些不會引起商品相對價格發生變化從而不改變納稅人行為的稅收被認為是中性的。其目的在于使超額負擔最小化。從其政策主張看，它相信個體的選擇是有效率的，主張減少來自稅收的外部干預。就單純的理解稅收中性而言，理論追求完美而現實則追求合理。稅收中性原則雖然在理論上是完善的市場機制所要求的，但在現實中并不存在盡善盡美的絕對中性，稅收中性原則無論具有多大的理論意義，在現實的經濟環境中，由于要受到各種外在條件的制約，稅收中性原則的實現只能是相對意義上的。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薛兆豐曾撰文舉出一個例子，我們不妨從稅收設計的角度再次研究：英國哲學家邊沁（J.Bentham，1748-1832）認為，“幸福（happiness）”或“功利（utility）”是可以衡量的。他進而推斷，改進社會的原則應該是謀求“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此后，邊沁的功利原則就廣泛傳播，不僅成為政治家掛在嘴邊的口號，還成為老百姓默認的道德標準。

我們不妨先大膽地假定邊沁是對的，即幸福可以衡量、累加和比較，然后結合稅收舉幾個特例來分析。

假設社會共有三個人，他們分別是{甲，乙，丙}，其幸福程度分別是{2,3,4}。第一種情況，假設三個人的幸福將要變成{1,2,8},其中甲和乙的幸福減少了，但丙的幸福卻大幅提高，使得全社會的幸福總值增加。這與“獨裁者掠奪天下”的社會變革類似，也類似于對特定人群開征人頭稅，“幸福人數”減少，但“幸福總量”增加，這符合邊沁原則嗎？答案是不確定。

第二種情況，假設社會從{2,3,4}變為{3,4,1}，即甲和乙的幸福都得到提高，而丙的幸福卻大幅下降，使得全社會的幸福總值也下降了。這與“劫富濟貧”的社會變革類似，也與對特定人群開征超額累進的個人所得稅相類似，“幸福總量”減少，但“幸福人數”增加，這符合邊沁原則嗎？答案也是不確定。

第三種情況，假設社會從{2,3,4}變為{4,6,_}，即甲和乙都得到了顯著改善，以致全社會的幸福總值增加，但丙被趕出了社會。這與“清理三無人員”的做法類似，也就象封建時代底層人民繳納稅收但卻享受不到福利一樣，“幸福總量”和“幸福人數”都同時增加了，但一部分人被完全忽略不計，這符合邊沁原則嗎？不確定。

事實上邊沁指的是從{2,3,4}變為{4,6,8}，即每一個人的幸福都有所增加的情況，這才符合邊沁所說的“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

這似乎是皆大歡喜的結局。但即使是這樣，也還會有人不滿，因為他們覺得不公平！在這種貌似皆大歡喜的社會變革過程中，丙增加了4，而甲和乙卻只增加了2和3。經濟學家早就發現，人們的幸福不僅建立在自己是否幸福上，還往往建立在與別人的攀比上。換言之，即使每個人的處境都得到了改善，也還是未必滿足邊沁原則。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的稅收也是做不到讓大眾絕對幸福的，但是這幾種情況給我們的啟示就是我們需要尋找一種讓社會幸福總量與幸福人數不斷增加的稅收制度，這不僅僅是經濟學意義上的稅收中性，更是心理學上的“稅收中性”。當我們的稅收既能實現其經濟目的，又能真正提升大眾的幸福感時，才是一個成功的，有效率的，真正做到拔鵝毛而且鵝本身非常高興的目的稅收制度，這就為我們稅收研究者與稅務工作者留下一個巨大的想象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