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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稅收優惠政策抑制了產業結構的優化。普惠型、身份型是我國的外商投資稅收優惠政策的主要特征,即對所有生產型外商投資企業不加區別地實行優惠稅率、“二免三減半”等稅收優惠政策。這種對外商投資企業不加區別的稅收優惠政策使外資企業不必采用先進技術就獲得了對內資企業的競爭優勢,削弱了外資企業采用先進技術的動力,誘使大量的外資積淀于一般的生產、加工、消費性等行業,造成了這些行業的過度發展,相對地阻止了外資向高精尖產業的流動,形成了外商直接投資結構不合理的現象。根據商務部統計,截至2004年,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的累計協議金額10966.09億美元中,投入到第二產業的有7486.31億美元,占比68.27%,其中投入到工業的FDI占比64.76%,并主要集中于勞動密集型的一般制造業和加工工業。第一產業,即農、林、牧、漁等行業的FDI額為213.07億美元,占三次產業總額的1.94%,比重明顯偏低;投向第三產業的FDI額占三次產業總額的比重為29.79%,但其中房地產業占比17.73%,屬于基礎產業的交通運輸、倉儲及郵電通訊業吸收的FDI額僅占2.39%,政府重點鼓勵的科研、技術服務業吸收的FDI更少,只占0.47%。由此可見,稅收優惠政策雖然引來了大量外資,帶動了經濟的增長,但是這種增長還停留在粗放型增長階段,并沒有通過吸引外資獲得大量的先進技術或者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所獲得的先進技術也遠未達到預期,間接獲得的“技術溢出”也相當有限,因此出現了外資對中國技術進步作用“有產業而無技術”的現象。一些引資項目實際是向中國轉移資源壓力和環境污染壓力。這樣的引資和出口增長并沒有帶來社會福利的增長,反而增加了本已緊張的能源、原材料的消耗和環境負擔,實際是可持續發展能力的流失。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繁榮而不富裕”的一個原因。
2.稅收優惠政策造成稅收收入的大量流失,減少了政府的財政收入,降低了政府公共服務的水平。有資料表明,1983-1992年僅“二免三減半”一項稅收優惠政策,就使稅基流失1500億元,稅款損失達500億元之多。如果加上其他方面對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及個人的稅收優惠,稅基流失可能高達3000億元左右,稅款流失可能達到1000億元,相當于國家一年全部財政收入的1/6(張秋華,1999)。另外,稅收優惠還導致東道國財政收入的變相流失,最新資料顯示,在華跨國公司利用非法手段避稅,每年給我國造成的稅收收入損失達300億元以上,相當于2003年中央財政收入的1/30。目前,我國60%以上的外資企業賬面虧損,但卻不斷追加在我國的投資。調查顯示,這些“常虧不倒戶”主要是利用從獲利年度起“二免三減半”的優惠條款,人為推遲獲利年度,逃避納稅義務(麗霞,2004)。
3.稅收優惠政策導致外商投資企業從中國賺取了更多的利潤。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IFS統計數據計算得知,中國1993-2003年期間年均GNP要低于GDP大約114億美元,這意味著外商投資收益會隨著外商投資規模的增加而增加,造成了中國國民財富的流失。據世界銀行估計,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外商直接投資所獲得的年平均利潤率為16%-18%。假設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所獲得的年平均利潤率為17%,那么根據截至2005年12月底我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為6224.05億美元,可以推算出外商2005年從中國大約賺走了1058億美元的利潤,即使考慮到外商投資的折舊和部分外資企業已經不復存在的因素,外商2005年也從中國賺走了500多億美元的利潤。另外,我們可以利用外商投資企業稅收占全國總稅收的比重來大致估算FDI在中國所獲取的利潤。2003年涉外稅收總額占全國稅收總額的比重為20.86%,由于FDI企業稅收占涉外稅收的98%以上,所以用涉外稅收來代表外商投資企業的稅收情況,即使不考慮稅收優惠等政策性因素,即假設內外資企業稅負相同,外商投資企業所賺取的利潤也占到中國所有企業利潤總額的20%以上。如果再考慮稅收優惠政策,外商投資企業所賺取的利潤還要高。
4.稅收優惠政策造成外資對內資的擠出效應。由于外資進入的行業主要是那些競爭性行業或市場化程度較高的產業,在這些產業中,外資企業因享受稅收優惠政策在國內市場獲得競爭優勢,擠出了相對具有更高效率的國內企業。目前,進入中國的FDI中大約有60%分布在產品過剩、生產能力閑置突出的消費品工業,投向重工業的外資只占40%(郭克莎,2000)。而且,內外資的投資方向大體相同,在產業構成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其相關系數高達0.94(劉金缽、任榮明,2003)。因此兩者之間不形成互補,甚至出現爭奪同一投資領域的現象,加劇了外資的擠出效應。外資對內資的擠出效應促使一部分內資外逃,以“外資”的身份重新回流到國內,得以享受到稅收優惠待遇,形成了許多假外資企業。王國林、楊海珍(2001)等人證實了我國資本外逃與外國直接投資之間的正相關關系,說明我國的資本外逃主要是由于內資和外資之間差別的政策待遇引起的。根據中國商務部的統計,維爾京、開曼、薩摩亞已分別成長為中國FDI第
二、第七和第九大來源地。在這當中,假外資的比重應該是比較高的。至于全部的FDI中假外資的比重到底有多高,世界銀行早在1992年就估計該比重已經達到25%;而許多專家學者則估計,到目前為止假外資的比重應該已超過33%(柴青山,2006)。有學者曾作過統計,我國對外資的“超國民待遇”每年造成大約143.22億美元的資本外逃(謝清河,2004)。這種由于內外資企業差別性的稅收優惠政策所引起的“過渡性資本外逃”一方面造成了國內企業與假外資企業的不公平競爭、大量的稅收流失,給國家財政造成了巨大損失;另一方面,由于資金的跨國轉移,需要付出額外的人力與財力,從而造成了無意義的產出損失與效率損失,造成國民財富的減少。
三、對我國外商投資稅收優惠的政策建議
1.盡快統一內外資企業稅收優惠政策。給外資企業以國民待遇,為內外資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首先,在投資環境不斷完善的條件下,統一內外資企業稅收優惠政策不會對外商投資產生較大影響,同時也有利于保護內資企業,增強其競爭力;其次,統一內外資企業稅收優惠,以投資方向作為適用優惠標準,從根本上杜絕了假外資的產生,有利于規范我國的投資環境。
2.重新確定稅收優惠的目標。技術進步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外商投資于高新技術產業可以給東道國帶來成熟的技術,同時對國內產業的“溢出效應”、“關聯效應”、“結構調整效應”將是不可估量的。因此,我國新的外商投資企業稅收優惠政策的構建應從鼓勵科技進步的方面來考慮,把優惠重點放在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能提高生產效率的投資項目,以及一些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產業和產業鏈中研發、設計、品牌和關鍵零部件等環節上。取消對一般制造業和簡單加工業的稅收優惠政策。設立技術標準,提高外資進入的技術門檻,相應地調整稅收優惠政策,鼓勵具有先進技術的外資流入。這種以技術為目標的外資稅收優惠政策可以通過促使技術外溢的實現提升中國產業的整體技術水平,同時避免內外資企業在一般制造行業的過度競爭,減少了外資的擠出效應。
3.改進優惠方式。取消對外資的優惠稅率和“兩免三減半”的直接稅收優惠方式,逐步以間接優惠方式來替代傳統的直接優惠方式。間接優惠方式表現為延遲納稅,是資金占用在一定時期內的讓渡,間接降低了企業成本,有利于鼓勵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等投資規模大、經營周期長的企業,因此,間接優惠方式能更好地體現稅收優惠的產業導向性。今后要更多地采用諸如加速折舊、投資抵免、提取風險準備金、科技投入提前扣除等間接優惠方式。如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行業且投資額達到一定規模的可給予投資稅收抵免的優惠;對于高新技術產業的外商直接投資,鑒于其投資風險較大,可允許科技開發投入在稅前全部扣除;實行計提風險準備金的方法,加強外資抵御風險的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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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克莎.2000.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影響研究[J].經濟研究參考(21).
麗霞.2004.外資避稅“黑洞”大[J].中國外資(2).
劉金缽,任榮明.2003.外商直接投資對上海國內投資的擠出效應研究[J].工業工程與管理(3).
王國林,楊海珍.2001.中國資本外逃與外國直接投資關系的實證分析:1984~1997[J].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
謝清河.2004.我國資本外逃問題探討[J].經濟體制改革(5).
張秋華.1999.涉外稅收優惠是對外商投資企業實行國民待遇的障礙[J].當代經濟研究(12).
中國商務年鑒編輯委員會.2005.中國商務年鑒2005[M].北京:中國商務出版社: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