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年金基金投資論文2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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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一、我國企業年金基金投資管理現狀

1.我國企業年金基金投資的特殊性。2004年5月1日起，我國開始實施的《企業年金試行辦法》中的第十條規定:“企業年金基金實行完全積累，采用個人賬戶方式進行管理”，明確了我國的企業年金制度采取繳費確定型(definedcontribution,DC)模式。在這種模式的運行中，職工的退休收入取決于退休前的繳費額和企業年金基金的投資收益，因此，在繳費一定的情況下，企業年金基金的投資管理就顯得至關重要。企業年金基金是根據企業年金計劃籌集的資金及其投資運營收益形成的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基金，由兩部分組成:一是企業和職工按照企業年金計劃規定的繳費，即企業年金基金本金；二是企業年金基金投資運營而形成的收益。企業年金基金實質上是商業基金的一種，與證券投資基金相類似，但是由于年金基金是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基金這一特點，其投資原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需要根據其特性加強投資管理。企業年金作為補充養老保險的重要組成部分，要求在預測未來時期企業年金需求的基礎上，確定一個可以保證在相當長時期內維持收支平衡的總平均繳費率，并將基金積累需求分攤到計劃參與職工的整個工作期，使在職職工把一部分勞動收入積累起來，并在職工退休后，用基金積累兌現當初的企業年金承諾。因此，計劃參與職工在工作期間的繳費積累就會形成具有長期穩定性的儲備基金。但在企業年金基金的累積期間，由于金融市場上各種風險的存在，必須要求企業年金基金進行投資運營，以實現基金保值增值，讓企業職工“老有所養”。

2.我國企業年金基金規模及投資管理現狀。隨著企業年金治理結構的不斷完善，社保機構、保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證券公司、商業銀行等機構逐漸參與到企業年金的投資運營中來。2004年出臺的《企業年金試行辦法》和《企業年金基金管理試行辦法》，以及2011年修訂出臺的《企業年金基金管理辦法》，為規范我國企業年金的運營與發展提供了政策保障，特別是明確了企業年金基金可以進行市場化的投資運營。目前，我國使用的企業年金投資工具主要包括銀行存款、債券、股票和證券投資基金。根據2011年公布的《企業年金基金管理辦法》47條規定投資范圍包括銀行存款、國債、中央銀行票據、債券回購、萬能保險產品、投資連結保險產品、證券投資基金、股票，以及信用等級在投資級以上的金融債、企業(公司)債、可轉換債(含分離交易可轉換債)、短期融資券和中期票據等金融產品。從年金基金的規模來看，自2000年以來我國企業年金市場發展十分迅速。博時基金的數據顯示，在2000年底，中國只有16000家企業建立企業年金，560萬人參加，但企業年金基金規模已經積累了191億美元。至2009年底，我國已有超過33,500家企業建立了企業年金，參與人數達到1179萬人，基金規模為2533.0億人民幣，同比增長1226.18%，年均增長率33.27%，遠遠高于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速度。人社部的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8月30日,企業年金基金法人受托機構管理的建立企業年金的企業為72171個,參加職工2210.46萬人,積累基金7092.39億元，投資管理機構實際投資運作的企業年金基金金額為6855.99億元，投資組合數為2689個。2014年三季度以來企業年金基金投資累計收益額為368.24億元,加權平均收益率為2.46%，累計收益率為6.01%。由此可見，我國企業年金基金規模增長迅速，其投資管理體制正在逐步健全。

二、我國現行企業年金基金投資管理存在的問題

1.企業年金的相關法律法規不健全。雖然企業年金在我國開始運作已有十余年，但是，在制度建設方面卻仍未完善。例如，我國法律法規中缺乏對自我投資的限制。目前我國企業年金運作模式基本上分為三個部分,即企業自行管理、社保機構經辦和保險公司經辦，在這三部分中都會涉及到自我投資的問題，但我國相關法律法規除了規定企業年金的投資范圍以及各種投資工具在投資組合中所占的最大比例外，并未限制企業年金的自我投資，即并沒有對養老金投資于購買基金繳費人(企業)所發行的股票和債券進行限制。而對企業年金的自我投資不加約束，一旦該企業經營發生危機，將可能嚴重危及企業年金資產的安全性。

2.企業年金投資風險補償機制不完善?！镀髽I年金基金管理辦法》中規定，在年金基金的投資過程中必須有由受托的投資管理機構提供的，作為風險補償的風險準備金。但是風險準備金畢竟有限，從國際經驗來看，我們還可以考慮由企業年金理事會或受托人在企業年金年度投資實現收益高于最低投資回報率時，從高出的部分中提取一定比例形成盈余準備金。當風險發生，企業年金實際回報率低于最低投資回報率時，可以先用盈余準備金進行彌補，再用風險準備金彌補。

3.企業年金風險管理機制不健全。企業年金基金的投資運營涉及到財政、稅務、勞動社會保障以及專業監管部門等多個監管部門，雖然相關部門聯合出臺了一些監管法規，但規定比較分散，不夠統一，目前我國還沒有形成一個有效的監管部門，企業年金協同監管協調的機制還不健全，這就使企業年金基金投資安全性得不到充分保障。同時，現階段我國企業年金基金投資的風險分散主要是靠政策明確投資比例限制來完成的,這就使得風險分散機制缺乏靈活性，一旦出現政策性風險，風險分散機制必將難以迅速適應，導致投資風險的增加。

4.資本市場發展水平有限，投資工具可選范圍狹窄。由于我國資本市場發展時間較短，市場機制不完善等種種原因，我國資本市場存量遠遠小于世界水平，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發育均落后于發達國家，公司債和資產證券化債券甚至落后于其他發展中國家。因此，我國資本市場上可選擇的投資工具品種不多，缺乏有效的避險工具。發達的資本市場是企業年金保值增值的重要保證。根據現行制度的規定，目前我國企業年金基金投資營運選擇具有較好流動性的金融產品投資范圍僅限于銀行存款、國債和其他具有良好流動性的金融產品，包括短期債券回購、信用等級在投資級以上的金融債和企業債、可轉換債、投資性保險產品、證券投資基金、股票等，而在實際操作中，由于金融監管水平不高，證券監管部門還存在不同程度的行政干預等各種原因，使得本來已經受限的投資渠道變得更為狹窄。

三、我國企業年金基金投資管理方式改進探討

1.完善法律法規建設，對企業年金的投資運營進行規范。目前，我國還未建立完善的專門規范企業年金的法規，企業年金基金投資市場的發展沒有形成統一的規則，不同的投資主體探索著不同的模式，市場存在無序狀態。因此，我國政府部門應盡快制定統一的政策和規定，從立法角度對企業年金的投資運營進行規范，給予企業年金明確的法律地位和實施辦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在《企業年金試行辦法》的基礎之上，進一步完善《企業年金基金管理辦法》，對基金管理機構的資質條件、基金投資方向、比例限制以及基金投資監管等方面做出更為詳細、嚴格的規定，以法律的形式嚴格界定企業年金同基本養老保險的關系及其保障范圍，確立企業年金的組織體系和監管體系等。同時,注重有關企業年金投資管理的配套立法。其次，在完善律法的基礎上，還應制定合理的稅收優惠政策。稅收優惠政策的缺失與年金基金收益率低下是很多企業積極參與企業年金計劃的巨大阻力，稅惠政策的實施已經是刻不容緩。從國外實踐來看，EET稅制模式最為符合我國企業年金現狀。第一，在企業年金繳納時給予稅收減免；第二，對企業年金投資收益給予稅收減免或延遲征稅；第三，在受益人領取資金時征稅，以規避稅收漏洞問題的出現。目前這方面已邁出了實質性步伐，2013年底實施的企業年金、職業年金個人所得稅遞延納稅優惠政策，為企業年金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

2.建立完整的企業年金投資風險補償機制。我國在《企業年金管理管理辦法》中提出了企業年金投資管理風險準備金的概念，它是真正意義上的由受托的投資管理機構提供的風險補償，但在歐美等國家，養老基金管理公司會被要求建立投資儲備和盈余儲備兩種儲備金，以防止重大風險的突然發生。因此，借鑒國外經驗，我們可以建立同時包括盈余準備金和風險準備金的風險補償機制。風險準備金由相當于基金管理資產1%的自有資本構成，盈余儲備金則由基金一年的實際投資收益率超過所有的年金基金平均收益率的1.5或2個百分點以上的差額部分構成，是年金基金的資產，不屬于基金管理公司。而當基金的年實際投資收益率低于所有的年金基金平均收益率的0.5到2個百分點以下時，基金管理公司首先要用盈余準備金彌補差額，如果不足，再用公司的風險準備金彌補；如果仍然不足，則公司要被強制進行破產清算，由政府來彌補基金收益率的剩余差額，個人賬戶余額被轉移到其他基金管理公司。

3.加強投資管理人的監管，健全企業年金風險管理機制。

3.1事前預防，加強投資管理風險控制流程。第一，由投資管理人的最高投資決策機構(如基金管理公司一般為投資決策委員會)在總體上對投資策略進行把握；第二，投資組合經理在自己的權限范圍內，根據研究部門提供的研究成果以及其自身對市場的分析判斷，進行投資。投資組合原則上應由備選庫選定的投資工具構建，超過此范圍的也應由報請批準。

3.2事中監控，貫穿投資管理全過程。第一，年金基金投資管理機構的內部監察部門應實時、全面地對投資部門的投資業務進行監控，定期或不定期檢查并出具書面反饋報告；第二，為防止操作風險，年金基金投資管理機構內部應對一些投資品種做出限制，或者直接禁止；第三，借助一系列投資分析及風險控制軟件，對投資風險做出定量化分析，做到對風險的提前規避。

3.3事后反饋，總結此前風險控制工作。企業年金的投資管理機構應建立并嚴格執行監控報告制度，由內部監察部門和相關業務部門及時跟蹤投資的進展情況和結果，并編制監控報告，這一環節不僅保證了投資管理風險控制流程的完整性，而且也可作為對年金基金投資管理公司進行評估和作為業績考核的依據。

4.大力發展資本市場，完善我國企業年金的投資組合。

4.1逐步增加權益類產品的投資比例。從國外企業年金投資經驗來看，股票及基金投資是提高養老金投資收益率的重要途徑。適當提高權益類產品在企業年金投資中的比例可以增強企業年金投資的盈利性。我國經濟正在穩定快速發展，我國股市也在向理性，成熟的方向邁進，因此，可以逐步加大股票及基金等權益類產品的投資，使企業年金基金充分獲取投資成熟市場帶來的收益。

4.2投資不動產、國家基礎設施等產業經濟。以我國目前經濟形勢來看，產業經濟方興未艾。一般來說，當經濟周期發展到成熟階段出現通貨膨脹時，債券、存款方等投資會有貶值的風險，但產業投資會出現上漲空間。因此，企業年金的投資管理機構可在對宏觀經濟形勢做出正確的判斷的前提下，投資技術含量高、產業回報率較好、繼續發展和有市場潛力的產業，追逐其中市場潛力大、產業關聯度高、經濟效益好、有助于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的項目，以提高企業年金基金投資的收益率。

4.3適當進行海外投資?，F在是經濟金球化和金融一體化的時代，在這個背景下，企業年金進行跨國投資是十分可行的。由于全球資本市場并不同方向發展，各國產業發展周期也不同，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暫時減緩可能在其它國家反應出來的相反的效應。因此將企業年金進行國外投資可以降低風險，提高收益。同時，由于我國利率市場化才剛剛起步，政府監管制度并不完善的情況下，我們應當對企業年金基金的投資組合品種的上下限做出嚴格規定。

作者：席悅單位：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第二篇

一、年金投資組合優化模型演變脈絡

現實中大部分企業年金基金都是采取混合資產構造組合策略，前文的純理論模型沒有能解釋混合資產投資策略，瑞德克(RadcLiffe，1987)、凱瑞(Kehrer，1991)和格瑞德和詹金斯(GuerardandJenkins，1993)的研究結果表明，企業年金基金在投資過程中必須考慮安全性、流動性和收益性的要求，而要達到這一目標，就需要多元化投資以分散風險，企業年金基金的投資組合優化模型研究是指在一定的優化目標和約束條件下，運用最優化技術，尋求最優組合策略，以達到分散風險、確保收益的目的。自莫頓(Merton，1969;1971)用隨機動態規劃技術研究了最優投資消費問題之后，這一方法近幾十年來一直被應用到相關研究領域，養老基金投資領域的優化模型構建同樣沿襲了這一思路。在這一類研究中，多以效用最大化為投資目標，利用隨機優化方法得到最優策略，如:湯姆森(Thomson，1998)在期望效用最大的目標函數下，以動態規劃的方法得到了養老基金多期模型的最優投資策略;巴塔西歐(Battachio，2002)在一個完備的金融市場環境下，用隨機模型刻畫了利率和收入的變動特征，而后以員工的期望效用最大化為決策目標，研究了企業年金基金在各資產間的資產配置問題，得到了基金在無風險資產、債券和股票間的最優配置策略，發現最優資產配置策略具有生命周期基金的投資特征;高建偉(Gao，2008)對此作了進一步研究，在完備的具有隨機利率的金融市場中運用隨機最優控制的方法，研究了終端財富對數效用最大的養老基金最優投資策略，得到了最優投資策略的最優解并用隨機模擬的方法考察了最優投資策略的動態特征。上述研究大都是基于經典的GBM模型(即風險資產價格用幾何布朗運動刻畫)的研究，肖建武，翟紅，秦成林(Xiao，Zhai，Qin，2007)將其拓展到CEV模型下進行研究，CEV模型由考克斯和羅斯(CoxandRoss，1976)提出，作為GBM模型的拓展，彌補了GBM模型中風險資產價格波動率的非時變刻畫，可以解釋波動微笑特征，鑒于此，肖建武等在用CEV模型刻畫風險資產價格的金融市場中，在對數效用函數模型下，運用勒讓德變換和對偶定理得到了DC型年金基金最優投資策略的顯式解，但這一研究沒有得到其他效用函數下的最優解;高建偉(Gao，2009)延續了這一研究，在CEV模型刻畫風險資產價格的金融市場，利用讓德變換和對偶定理，分別在冪函數和指數函數兩種效用函數下，得到了DC型年金基金最優投資策略的顯式解;沒有止步于此，高建偉(Gao，2010)在擴展的CEV模型下，對此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在E-CEV模型刻畫風險資產價格的金融市場中，利用讓德變換和對偶定理得到了DC型年金基金最優投資策略的顯式解，此模型中的效用函數分別為CRRA和CARA效用函數。國內運用效用最大化模型對企業年金基金投資問題進行研究的文獻較少，且多基于對國外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借鑒，在為數不多的成果中，比較突出的有:郭磊和陳方正(2008)兩資產的連續金融市場中，構建了CRRA效用函數下的效用函數最大化模型，在風險規避系數偏好系數為常數的假設下，利用隨機優化技術得到了企業年金在積累期、發放期的最優投資策略，發現企業年金基金在積累期的投資策略相對積極，但配置在高風險資產上的最優比重具有隨時間推移而降低的特征，企業年金基金在發放期的投資策略相對保守，但配置在高風險資產上的最優比重具有隨時間推移而增加的特征。朱茂然等(2010)在兩資產的連續金融市場中，構建了指數效用函數下的效用函數最大化模型，求出了企業年金基金積累期和發放期的最優投資策略，發現投資在高風險資產上的最優比重主要取決于基金積累速度與連續時間無風險利率的比較:若基金積累的速度超過連續時間無風險利率，投資高風險資產上的比重會隨著時間推移而降低，若基金積累的速度低于連續時間無風險利率，投資高風險資產上的比重會隨著時間推移而增加，當二者速度相當時，投資高風險資產上的比重則保持穩定，繳費投入與消費支出對投資在風險資產比重有正向影響。以上研究都是基于效用最大化模型的研究，該模型最大的不足在于不同的效用函數可能得到的結果不同，而效用函數該如何選擇目前尚無定論，這使得研究結論存在不可避免的隨意性。

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現實中的許多決策是以達到預定目標為抉擇標準，而不是以效用最大化為抉擇標準，基于此種考慮，巴德利和考茲(BordleyandCalzi，2000)提出了一個有別于效用函數最大化的決策方法，該方法是一種基于目標(target-based)的決策分析方法。由于養老基金的投資決策目標更注重是否可以達到一個合理的養老金水平，而不僅僅是追求終端財富效用的最大化，因此在構建合理目標的基礎上，以實現目標作為決策的依據更加符合實際。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魏格納和哈伯曼(VignaandHaberman，2001)將這一決策思路應用于養老基金的投資策略選擇問題中，通過基于目標的成本函數(costfunction)(由卡尼曼和特沃斯基(KahnemanandTversky，1979提出)首次構建了成本函數模型，將實際基金水平與目標基金水平的期望差定義為成本函數，并以成本函數最小化為決策目標，通過動態規劃技術得到了企業年金基金在股票、債券兩資產間的最優資產配置策略。2002年，哈伯曼和魏格納(HabermanandVigna，2002)做了進一步研究，對原有的模型進行了拓展，將“目標偏好”引入模型，這樣的模型將上側偏差和下測偏差分別對待，如此考慮更接近現實中的投資者對待上側偏差和下側偏差的態度，該研究得到了考慮目標偏好的目標決策模型，得到了年金基金在股票、債券兩相關資產間最優配置策略。以韋格納和哈伯曼(VignaandHaberman，2001)為代表的研究中，目標基金水平僅由繳費積累與積累階段平均收益率的乘積確定，沒有考慮基金積累是否能保證退休者領取的年金達到預定的替代率水平，鑒于替代率是衡量年金基金投資經營成功與否的重要指標，因此與目標替代率掛鉤的目標基金水平尚待確立，國內學者翟永會、王曉芳、閆海峰(2010)以此為基礎建立新的成本函數最小化模型，構建了與替代率掛鉤的目標基金(使得期末基金積累額能夠達到預定替代率的目標基金)，彌補了現有成本函數最小化模型的不足，利用隨機動態規劃方法求得了企業年金積累期在貨幣類資產、固定收益類資產和權益類資產間的最優動態資產配置策略，并對最優投資策略進行數值模擬分析，探討了最優資產配置策略的變動趨勢及最優策略對模型中可控制參數的敏感性，考察了不同群體在不同市場環境下最優配置策略的差異。效用最大化模型和成本函數最小化模型之外，用于企業年金投資優化模型的還有第三類模型，即收益－風險模型。該類模型基本思路沿襲馬克維茲(Markowitz，1952)提出均值－方差投資組合選擇模型，此類模型可劃分為:①基于均值－方差模型的研究。例如，迪倫哥等(Delongetal．，2008)和富姆博里等(Fombellidaetal．，2008)運用均值－方差模型研究了DB型年金基金的投資決策問題，魏格納(Vigna，2012)運用均值－方差模型研究了DC型年金基金的投資決策問題，運用此類模型對年金基金的投資組合選擇問題進行研究的代表文獻還有科倫坡等(Co-lomboetal．，2005)、黃等(Huangetal．，2005)、周等(Chiuetal．，2006)、里卡多等(Ricardoetal．，2008)，但以上研究沒有考慮通貨膨脹的因素，姚海洋等(HaixiangYaoetal．，2014)拓展了上述研究，在考慮通貨膨脹風險的因素下，運用均值－方差模型研究了DC型年金的投資決策問題。②基于均值－CVaR(或VaR)模型的研究。VaR、CVaR等下滑風險測度提出之后，彌補了方差作為風險度量工具把收益的正、負偏差都視為風險的不足，下滑風險測度把資產收益低于預期收益的部分看作風險，如此刻畫更接近人們對于風險的態度。基于此，林源(2003)、王建俊(2007)VaR風險控制下的養老基金投資組合優化模型，得到風險控制下的養老基金最優投資組合策略;莊新田等(2009)、郭辰等(2013)用CVaR度量風險，構建了企業年金基金均值－CVaR投資決策模型，并得到了優化模型下的資產配置策略。

二、年金基金投資組合策略實證研究探尋

理論模型得到的投資策略是否可以更好的指導實踐?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對企業年金基金的投資策略進行實證分析，此類研究，主要依據市場中實際數據對實踐中的各種投資策略進行評判，通過分析投資策略在不同環境下的投資績效，給出指導意見以供現實決策時參考?，F有文獻主要從以下幾個視角對企業年金的投資策略進行實證探索。首先是對生活方式(lifestyle)投資策略的實證考察。生活方式投資策略是美國企業年金基金投資中常用的策略方式，該策略在企業年金基金積累的早期主要將資金投資于股票等高風險高收益的資產，而在積累期的后期(通常是員工退休前的5至10年)會將資金投資向債券等固定收益類資產轉移，以下文獻考察了這種策略是否合理，但觀點不一:以?？怂估?Exley，2000)和諾克斯(Knox，2003)為代表的研究認為，并沒有足夠的證據可以得到人們對風險規避的態度與年齡呈正相關的結論，布斯(Booth，2012)的實證研究支持了這一結論，其研究結果表明，無論在退休前將基金資金配置轉向銀行存款或是債券類資產，都不能證明可以有效的對風險進行規避，是否可以有效降低風險也尚無定論，只有多元化的投資策略(包括海外資產的投資)的才是有效規避風險的手段;以大衛、安德魯和凱文(David，AndrewandKevin，2001)為代表的研究認為對DC型企業年金基金而言生活方式資產配置策略是最合適的，艾斯(Arts，2008)支持了這一觀點，通過模擬分析，認為生活方式策略在實現目標收益方面有明顯優勢，凱恩斯(Cains，2013)的研究也驗證了這一點，該研究提出了一種新的投資策略配置方式，將投資風險、利率風險及員工的收入風險加以綜合考慮，被稱為隨機生活方式投資策略，經過實證研究結果表明隨機生活方式投資策略有利于提高員工的總體福利水平。

其次是對海外資產是否可以作為分散風險的投資工具進行考察，此問題的實證研究目前也尚無定論。如:布雷克(Blake，2002)依據英國的實際數據考察了養老基金對海外資本市場進行投資的績效，研究結果發現投資收益既低于本國市場平均收益又低于被投國的收益，這表明海外投資并沒有有效的分散風險;瑞森(Rwisen，1997)的研究得到了不同的結論，他通過對發展中國家的市場進行研究，發現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市場由于尚不成熟，風險波動較大，因此應該放松海外投資的限制，允許養老基金投資海外資產以分散風險，大衛(Davis，2012)的研究支持了這一結論，通過對OECD國家的養老基金的國際投資進行考察，發現海外投資確實起到了分散風險的作用，并取得較好的投資收益。最后是對企業年金持股(即持有發起公司的股票)投資方式的實證考究，但所得結論也莫衷一是。如:莫布瑞克(Meulbroek，2002)通過對企業年金持股的成本進行考察，發現企業年金持股計劃的投資績效并不好于多元化投資，這種投資策略并不能為員工帶來額外的收益，且還承擔了更大的風險，即使對高科技公司和藍籌股公司也是如此;喬伊(Choi，2002)通過對企業股票的歷史收益與企業年金持股決策進行考察，發現公司的歷史收益高的企業持股存在的可能就高，反之則相反，可見公司的歷史收益是員工投資決策重要依據;麥秋(Mitchell，2012)對企業年金持股的原因進行了考察，并依據戰后美國的歷史數據對企業年金持股的投資績效進行了測算，研究結果表明公司的歷史收益并不能作為公司是否選擇企業年金持股計劃的決策依據，因為企業年金持股一般而言風險較高，還是應該施行多元化投資以分散風險。

三、結語

通過對企業年金基金理論模型的回溯、優化模型的梳理及實證研究的探尋，我們發現在亟待提高年金基金投資收益、確保年金基金保值增值以紓解養老金危機的當今，國內對此問題進行探索的文獻仍不多見，因此亟需結合中國實踐、借鑒國外先進理論、模型、方法及經驗的研究，通過對現有研究的梳理，我們認為未來研究可以從以下四方面拓展:一是探討年金基金投資管理中的風險預算與風險防范問題。風險預算方法其實是根據不同投資者的風險偏好特征，以及不同投資產品的風險收益特征，在不同的投資對象間對風險進行合理配置的方法，近年來國外機構投資者已經將該方法廣泛應用于投資運作中，因此將風險預算方法引入至年金投資管理的理論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應用前景;二是企業年金基金投資管理中對風險防范和約束，這可以通過建立合理有效的風險衡量指標來實現，比如運用VaR、CVaR等下滑風險測度來衡量組合潛在的風險和可能遭受的損失，并通過事前階段的調整控制可能發生損失的風險，同時，考慮到年金基金中大量債券類資產的存在，面臨著巨大的利率風險，因此需要加強對久期等風險指標的管理，以降低利率波動的影響;三是加強將金融衍生工具引入年金基金投資問題的理論研究，金融衍生工具是投資時規避風險的重要工具，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金融衍生品會進一步得到開發和應用，這也將為企業年金基金的投資運營開辟新的領域，對此進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四是對年金投資范圍和投資工具作進一步探討，當前，宏觀層面上的統計數據及發達國家企業年金投資的實踐經驗表明，當前國際對年金的投資有逐步放松對海外投資的限制、投資監管模式向審慎人模式過渡、投資結構更加多元化、投資限制放松漸進、可控化的趨勢，中國當前的資本市場還不夠成熟完善、各種金融產品也不夠豐富發達、年金的投資品種尚少，仍集中投資于股票類、債券類和貨幣市場工具類三大資產，考慮到一個有效的市場組合應該包括更多的投資品種，故應該拓展年金基金的投資渠道和范圍，可以考慮在房地產、權證、抵押支持證券MBS、資產支持證券ABS等資產間進行配置，另外，海外市場投資也可以作為資產分散化的發展目標，由此可見，對年金基金投資工具的選擇研究十分必要，而在多資產選擇優化模型下的理論研究也可以作為未來的研究方向。

作者：翟永會胡伊琳單位：河南師范大學商學院華中師范大學數統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