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制造業企業海外直接投資動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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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來，我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發展迅猛，而制造業企業占我國海外直接投資總規模的三成以上。長三角地區是我國制造業的三大中心之一，擁有得天獨厚的區域優勢和完善的基礎配套，長三角地區制造業企業的海外直接投資也在全國對外直接投資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凸顯。除了現有理論給出的海外直接投資動因，我們認為企業海外投資仍存在一種與企業國內發展有關的隱性價值動因。文章基于資源基礎觀和信號理論，研究長三角制造業企業海外直接投資對其在國內發展的關聯影響，進而探索長三角制造業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國內關聯動因。本研究將為提高長三角制造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質量提供參考和理論依據。

關鍵詞：長三角；制造業；海外直接投資；資源基礎觀；信號理論；國內關聯

一、引言

近二十年以來，新興經濟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OutwardDirectInvestment，ODI）等國際化行為增長十分迅速，已經在全球經濟中充當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ODI不僅對投資國的經濟產生影響，而且對東道國的經濟和社會福利產生重大影響。我國已經從過去全球對外直接投資領域的邊緣者，發展成為世界三大對外直接投資來源國之一。據商務部的數據顯示，自2002年我國建立對外投資統計制度至2016年，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已經連續14年保持快速增長，年平均增速近36%。從投資者的行業分布看，制造業是進行海外直接投資規模最大的行業，占對外直接投資總規模的三成以上。長三角位于我國沿江和沿海開發的戰略地帶，“上海為中心，蘇浙為兩翼”，地理位置獨特，自然條件優越，是我國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地區之一，更是國民經濟的引擎和標桿。長三角地區是我國制造業的三大中心之一，其集聚的產業經濟、良好的基礎設施、完善的政策支持，無一不為長三角地區制造業的發展注入強大的驅動力。改革開放以來，對外直接投資是長三角經濟發展的標志之一，在全國對外直接投資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凸顯。2017年末，東部地區對外投資總額占全國對外投資總額的74.5%，上海市對外直接投資存量1120億美元，居國內省份第二位，浙江省緊隨其后。長三角地區處于工業化后期階段，工業化水平高，城市群綜合實力強，不斷吸引著外來人口流入，創造了制造業快速發展的條件，因此制造業在長三角地區的集群優勢明顯。今天，長三角地區的制造業不僅僅在國內首屈一指，更是享譽全球，是為我國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之一，也是中國制造業“走出去”進程的核心之一。制造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是國際化的重要體現，大大促進了長三角地區的發展和產業升級。目前，長三角地區制造業企業國際化進程加快，并購項目增多，海外資源開發越來越受到重視，全球營銷網絡不斷擴大，海外合作區建設也卓有成效。截止到2017年末，從境外非金融類企業的隸屬情況看，浙江、江蘇位列中國對外投資企業數量第二、三名，分別占總數的11.9%和10.2%，上海市緊隨其后。浙江吉利控股、光明食品、上海汽車集團等長三角知名制造業企業，均處于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中國非金融類跨國公司100強，有在國內和國外都有很大的影響力。那么，長三角制造業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是什么呢？我們已經在訪談中發現，除了現有理論提出的企業海外直接投資驅動因素，長三角地區制造業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還存在著一種隱性價值。這種隱性價值意味著對外投資與企業的國內運營有著某種關聯，從而對企業在國內市場的各項活動產生積極正向的影響，幫助企業在國內更好地發展。事實上，對外投資的這種隱性價值已經在現實中反映出來。例如，為服務“一帶一路”政策進行海外投資的中國企業可以享受政府出臺的一系列優惠政策，如免稅、差額征稅。金融時報在度量企業聲譽時，也將“業務全球化”納入考量范圍（FinancialTimes，2000）。本文嘗試從資源基礎論和信號理論出發，基于國內關聯影響的視角，探索長三角制造業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動因。

二、資源基礎觀的視角

資源基礎觀認為企業自身擁有有形或無形資源，這些資源在企業與企業之間難以流動和復制，可通過企業的能力可以轉化為企業特有的競爭優勢。根據資源基礎觀，公司的國際擴張將受到公司特定資產的推動，如專有資源或管理能力。該理論提供了一個外部利益相關者非常關注的視角，即中國企業如何解決其競爭劣勢，以及他們采用的策略。因為母國經濟發展不足，一般來說新興經濟體的企業技術和生產流程都無法與發達經濟體的企業相提并論，所以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往往被認為很難擁有企業特有的資源或優勢（Firm-specificAdvantages，FSA）。但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如長三角地區的制造業企業，可塑性極強，在適應客戶需求、不同環境下運作的靈活性等方面都具有優勢。所以長三角制造業企業的這些能力可以幫助企業在海外直接投資過程中取得成功。因此，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的目標往往是通過積極收購“成熟跨國公司的關鍵資源”來彌補其競爭上的弱點，以克服“后來者的劣勢”（Luo&Tung，2007）。為彌補競爭劣勢，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在高收入國家設立研發中心，協助開發在母國生產的技術先進、知識密集型的產品（DiMinin，2012）。這些企業還會在海外尋找在母國所缺少的品牌、分銷網絡、技術、管理技能和戰略技能，利用基于本國的特定優勢（CSAs），來建立起屬于自己的企業特定優勢（FSA）。在中國，這類戰略資產尋求型對外投資往往通過大型國有控股企業集團進行運作。對海爾、聯想、華為、TCL等中國知名企業的深入案例分析已經證實了上述觀點（Sun，2009）。此外，實證研究也支持了發展中國家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資產尋求動機。例如，中國跨國公司直接開展跨境并購活動以尋求其所需的所有權優勢，并通過組織學習縮小競爭差距，進而對自己重新進行戰略定位。國內關于企業海外直接投資動因的研究中，一些學者加入了國家政策、制度對于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影響，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進行海外直接投資，大部分是由制度原因驅動的，即海外直接投資可以幫助企業追求制度優勢。后來有學者專門研究海外直接投資的政治動因，發現不同類型的海外直接投資受制度或政策的影響不同，為了獲取先進技術而進行的海外直接投資受政策的影響最大（陳巖等，2012）。長三角地區的制造業企業盡管工業化水平已經很高，但仍跟發達國家有差距，因此為了獲取先進技術是進行海外直接投資的目標之一。所以，長三角地區的制造業企業進行的海外直接投資活動受政策影響較大。從以上關于發展中國家海外直接投資理論的討論中可以看出，對于長三角的制造業企業來說，對資源的追求是企業進行國際化和海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之一。獲取知識、建立成熟的外部網絡聯系，把從海外獲取的資源轉化為自身的競爭優勢，是進行海外直接投資的關鍵。海外直接投資還可以幫助長三角的制造業企業享受國家政策上的支持。

三、信號理論的視角

信號理論（SignalingTheory）的出現源于對信息經濟學的研究（Spence，1974）。在這種情況下，買賣雙方在市場中相互作用時處理不對稱信息，可以實現潛在的收益。例如，當高管增加持股時，會向資本市場傳遞“股權多元化戰略符合股東財富最大化”的利好信息；在首次公開募股（IPO）中，一家年輕公司的董事會若由不同背景的人組成，將向潛在投資者傳達關于公司治理合規性的信息（Certo，2003）。這些例子中的都說明了一方如何采取行動向其他方發出利好信號，從而刺激信號接收方做出有利于信號發出方的決策或行動。信號理論被廣泛用于研究在各種組織和商業環境中由于知識差異而出現的雙方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管理學學者也應用信號傳遞理論來解釋信息不對稱在各種研究背景下的影響。例如，對公司治理的一項研究表明，CEO如何通過其財務報表的可觀察質量，向潛在投資者傳達關于其公司不可觀察的高質量的信號（Zhang&Wiersema，2009）。研究人員還使用信號傳遞理論來解釋企業如何使用多元化董事會向一系列公司利益相關者傳達對社會價值觀的堅持（Miller&Triana，2009）。我們認為，信號理論也可以用來解釋長三角地區的制造業企業為何要進行對外直接投資。1.信號理論中的重要概念。信號理論的關鍵要素是信號發出者（Signaler）、信號接收者（Receiver）、信號（Signal）本身以及信號環境（SignalingEnvironment），有些情況下還存在信號的反饋過程（Feedback）。圖1以時間軸的形式標示出了信號理論中的重要概念。2.信號理論對海外直接投資動因的解釋。信號理論基本上關注的是減少雙方之間的信息不對稱（Spence，1973）。公司可以向外界發送信號，揭示其不可觀測的屬性，然后期望信號接收者做出積極的反應，所以公司的信號是非常重要的。管理學研究人員越來越多地采用信號理論來解釋有效信號如何促進公司從利益相關者處獲取資源。信號理論可以應用在企業國際化的過程中。Reuer和Ragozzino（2014）在調查國際聯盟時擴展了信號理論，將企業組建國際聯盟作為企業資源、質量和前景的信號，他們發現，這些信號影響著企業的國際聯盟的形成。另一個例子是，Katayama和Miyagiwa（2009）認為，海外直接投資是一種質量信號，因為低質量的企業不會從海外直接投資活動中獲益。所以，制造業企業進行海外投資，其實是向外界傳遞了關于本企業的積極信號。信號理論在新興市場環境中尤其適用，比如中國。因為新興市場的特征是：由于市場化機構不發達，信息不對稱程度高，以及不透明和不可靠的信息較多。此外，市場細分和地方保護主義進一步加劇了新興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問題。鑒于新興市場的這些特點，信號傳遞理論可以很好地解釋新興市場的跨國企業在母國的眾多戰略行為。對外直接投資可以成為新興市場中企業對其母國內資源相關方的可靠信號。根據信號理論，有效信號必須具有可觀察屬性和高成本屬性。首先，中國的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是可觀察的，并且由于企業不斷進行有意義的國際努力（如尋求政府的外交支持），通常引起國內利益相關者的廣泛關注。在仍處于國際化初期的新興市場尤其如此，大多數企業沒有勇氣和能力去國外發展，因此已經成功對外投資的企業往往更容易受到關注。第二，對外直接投資對來自新興市場的企業來說代價高昂。作為市場的后來者，他們需要更多的努力來控制跨境業務，培養多元化的管理者和員工，并建立足夠的基礎設施，以便在國際分支機構之間進行有效的溝通。另外，建立和維持對外投資計劃和機制的高昂成本可能會從戰略上阻止母國市場的其他企業復制信號，從而建立起企業的競爭優勢壁壘。最后，對外直接投資成本的沉沒性和不可恢復性可能使信號更加可信和有效，這一點對于進行海外直接投資的企業來說同樣重要。綜上，根據信號理論，企業向市場傳遞的有關信號，會向外部投資者反映企業的潛力和價值，以此來影響投資者、債權人、消費者等利益相關群體的決策。長三角是中國制造業的集聚地，若想使企業在區域產業中脫穎而出，進行海外直接投資不啻為一個良好的選擇。海外投資將會對外傳遞出一種該企業運營良好的信號，因為進行海外直接投資需要更多的資源，包括資本、人力、營銷、研發等等。

四、長三角制造業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國內關聯動因

上文的資源基礎觀已經提到，作為國際市場的后來者，由于缺乏優質的專有資產（FSA），新興市場的企業若進行國際化將面臨著競爭劣勢。為了克服競爭劣勢，新興市場的企業積極開發和拓展海外聯系，以尋求海外的資源。例如，新興市場的跨國企業進入發達國家尋求戰略資產，或進入發展中國家以利用原材料。雖然之前的文獻表明海外投資有利于提升企業的海外資源杠桿，但我們對海外投資對新興市場企業在國內的聯動影響聯動知之甚少，僅有少量研究是從國內視角出發考察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影響。綜合本文前述的信號理論，我們認為長三角的制造業企業進行海外直接投資，會在國內造成三個方面的關聯影響。反過來說，這三點也可以作為長三角制造業企業海外投資的動因。1.通過海外直接投資，企業可以獲取母國更多的政府資源。新興市場（如中國）政府控制著關鍵資源，這些資源是新興市場的企業戰略方向和績效表現的主要決定因素。為了利用政府資源，企業可以開展符合政府政策的某些活動。新興市場國家政府的主要政策之一就是促進母國公司走向全球，例如中國的“走出去”政策。根據該政策，如果公司滿足政策的條件，政府將在外交援助、外匯支持、貨幣激勵、財政補貼等方面為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提供系統的支持。為了擴大中國企業的國際影響力，鞏固“中國制造”這一競爭優勢，我國鼓勵制造業企業積極走出國門。長三角制造業企業可借此政策東風，加快完成自己的國際化進程。2.通過海外直接投資，企業可以獲取母國更多的金融資源。金融資源對新興經濟體的企業發展至關重要，尤其是當新興經濟體的金融機構普遍不發達時。值得注意的是，新興市場的金融資源受到少數國有銀行和金融機構的嚴重控制，這些銀行和金融機構傾向于支持政策鼓勵的優先事項。為了得到這些資源，企業必須證明它們與某些優惠政策的一致性。考慮到我國的“走出去”“一帶一路”政策的突出地位，可開展海外投資的長三角制造業企業更容易得到國內銀行的各種支持。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狹義的金融資源其實是政治資源的一種，或政治資源的在金融領域的體現。3.通過海外直接投資，企業可以獲取母國更多的市場資源。盡管國際化對于企業的成長至關重要，但本土市場依舊是長三角制造業企業發展和利潤的主要驅動力，往往也是其全球業務的市場基礎和制造中心。如果他們失去國內市場和客戶，新興市場的企業必然會遇到很多困難，甚至面臨破產。總的來說，跨國公司在吸引國內客戶方面更具競爭力，因為他們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增強了能力和聲譽。

五、結語

長三角地區的制造業進行海外直接投資會在國內產生聯動效應，對企業在國內的運營和發展有積極影響，比如得到政策支持、獲取金融資源、鞏固國內市場等。從對發展中國家海外投資的相關理論分析來看，我們認為長三角地區的制造業企業在進行海外直接投資時，應注重獲取知識和先進技能，以及建立起企業成熟的外部網絡，這樣才能將海外的資源真正轉化為企業自身的競爭優勢。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17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8．

[2]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中國對外投資發展報告[R],2018．

[6]陳巖，楊桓，張斌．中國對外投資動因、制度調節與地區差異[J]．管理科學，2012，25（3）：112-120．

作者：胡曉晴 黃丹 單位：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