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續發展下的綠色稅收問題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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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環境污染及資源短缺的問題日漸突出，并嚴重制約著我國的經濟發展，為政府利用稅收手段來保護資源環境提供了外部條件，進而推進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為此，本文以我國稅收征管方式為研究對象，基于可持續發展的視角，研究了我國綠色稅收中存在的問題。最后，針對我國綠色稅收中存在的問題，本文提出完善我國綠色稅收政策體系的對策。

關鍵詞：可持續發展；稅收征管；綠色稅收

一、引言

近年來，可持續發展理論日益成為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的焦點，保護環境、節約資源問題備受各國政府的重視。為了避免重蹈發達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轍，我國政府已經注意到了加強環境保護的重要性。早在199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明確指出：在現代化建設中必須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進入20世紀以來，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這就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思路提出了新要求———不能以破壞環境為代價而盲目追求經濟增長，而應當追求人和自然和諧共處的經濟發展。因此，我國為了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在黨的十七大上首次提出了建設生態文明的理念，并將生態文明建設作為實現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隨后，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提出減排計劃及溫室氣體控制行動計劃。在2010年的全國兩會上，生態環保、可持續發展再次成為會議的主題。在“十二五期間”，我國政府將節約資源和環境保護作為重點工作來抓，有效地支持了經濟發展模式與方式的轉變，促進了我國發展低碳經濟和綠色經濟，為經濟可持續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在此基礎上，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科學發展觀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的重要途徑，更是我國進行全面發展的戰略布局，同時深化改革也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后來，黨的提出：建設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把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作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的重要內容，把建設美麗中國作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大目標，把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

二、我國綠色稅收的現狀

（一）增值稅優惠政策增值稅屬于流轉稅，其計稅依據以商品在生產與流通各環節的增值額為稅基，是全世界最普遍的稅種之一。我國在確立市場經濟制度后，于1994年開始實施增值稅制度，將一般納稅人的稅率定為17%（趙洪義、王榮進，1996）。而增值稅優惠政策主要包括增值稅減半征收、即征即退、免征、抵扣等幾大類。為了進一步增加增值稅的優惠力度，我國不僅于2008年修訂了《增值稅暫行條例》，還進一步地出臺了《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這標志著我國增值稅類型由生產型向消費型轉變（李小平，2010）。在此基礎上，財政部依據《增值稅暫行條例》之規定，通過制定增值稅優惠政策來提高資源的綜合利用率或者鼓勵開發再生資源。財政部于2013年下發了《關于享受資源綜合利用增值稅優惠政策的納稅人執行污染物排放標準有關問題的通知》，意味著我國正式將稅收優惠政策納入到治理環境污染之中。2015年我國又下發《關于印發<資源綜合利用產品和勞務增值稅優惠目錄>的通知》，該通知針對已享受增值稅優惠的納稅人做了相應的規定，如果該納稅人因違反稅收政策或者環境保護法規而受到相應的處罰，那么在處罰決定下達日后的3年內不得享受增值稅優惠政策。

（二）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企業所得稅是我國的一個主體稅種，主要是針對我國內資企業和經營單位的生產經營所得和其他所得征收的一種稅。為了推動某一區域的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該地方政府就會針對這個地區的企業所得稅出臺相應的優惠政策。在國家層面，我國于2008年元旦開始實施《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通過出臺相應的稅收優惠政策鼓勵企業實施環保項目、購置環保專用設備，進而提高資源綜合利用率和減少環境污染問題（高允斌，2008）。同時，我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在企業綜合利用資源方面也做了詳細規定，如果企業能綜合利用生產過程中的主要原材料，并滿足《資源綜合利用目錄》相關規定，其可豁免5年所得稅。此外，企業以廢氣、廢水、固體廢棄物為原材料進行生產的，其所得可以豁免5年的所得稅。

（三）消費稅優惠政策消費稅主要是為了迎合國家的產業政策和引導消費傾向而設置的一種稅種，并根據消費品對環境損害程度而進行稅收歧視。在我國的稅制改革過程中，我國政府于1994年將消費稅作為一個單獨稅種并入到了稅制體系之中（李昕璇，2005）。進入世紀后，為了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對現行消費稅制度進行了較大幅度的調整，將征稅種類由11種調整為15種，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護生態環境和降低污染的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財政部陸續出臺諸多的消費稅“綠色稅收”政策，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護環境的作用，也有利的推動了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

（四）資源稅優惠政策資源稅主要是針對開采資源的個人或者單位征稅，其目的是為了利用稅收杠桿提高自然資源的綜合利用率。國家征收資源稅能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有利于開采企業之間公平競爭，有利于推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我國于1984年開始征收資源稅，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協調資源配置的作用（張學勇、羅昊，2013）。實踐表明，資源稅對推動節能減排、保護自然資源以及提高資源利用率起到了積極作用，有效地促進了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不斷轉變。同時，我國不斷實施資源稅稅收制度的改革，將“從量計征”制度改為“從價計征”比例稅制度。顯然，這次改革充分的考慮了市場機制，將資源價格與稅收直接銜接，起到了抑制過度開發資源和浪費資源的作用。此外，我國將水資源納入資源稅“綠色稅收”進行試點，這也是資源稅改革的一個亮點。

三、可持續發展背景下我國綠色稅收存在的問題

（一）綠色稅收體系與可持續發展不相適應首先，我國現有的綠色稅種較少。我國的自然資源環境不斷遭到破壞，使得環境污染問題日益突出，而在可持續發展背景下現行稅制與綠色稅收相關的稅種寥寥無幾，僅從節約資源和生態環境保護的角度出臺了消費稅、資源稅、企業所得稅等幾類稅種，且其稅收總額僅占國家稅收總收入的13%左右。其次，各綠色稅種之間缺乏協調性和統一性。這是因為我國有關環境資源保護的綠色稅收種類較少，尚未形成完善的綠色稅收體系，不利于這些稅種之間的相互協調，使綠色稅收難以支持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最后，我國現有綠色稅種存在缺陷。從已頒布的綠色稅種來看，大部分稅種存在稅率過低或者稅率檔次過少的問題，不利于綠色稅收的法治化與規范化，進而難以體現稅收公平的原則。

（二）綠色稅種設計缺乏環保因素與可持續發展理念不符（1）資源稅存在的缺陷。我國資源稅的立法精神、設計思想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理念相悖。根據資源稅征收的目的，我國的資源稅可以分為一般資源稅和級差資源稅兩類。顯然，這兩類稅收存在著本質的差異，第一類主要是針對開發國有自然資源者征收的一種稅，其本質就是讓資源使用者有償使用國有資源，進而達到保護資源與節約資源的目的。而第二種則是一種稅收價格歧視，這因為國有資源的條件存在一定差異，采取這種差級資源稅有利于體現稅收公平，能為企業創造一個公平得競爭環境。為了更好地利用資源和保護環境，西方發達國家的資源稅大都采取了普遍征收為主、級差調節為輔的稅收征收原則。然而，我國現行資源稅征收采取了級差調節與普遍征收相結合的原則，但實際上仍然采取級差調節為主的稅收征收原則。可見，我國現行的資源稅收征管制度與國際潮流相悖，并且在立法精神、設計思想顯然與當前提倡的可持續發展理念都不相符。此外，我國資源稅征收范圍過窄，其調控作用難以發揮。從資源稅開征目的來看，其征稅范圍本應包括一切開發和利用的資源。然而，我國現行資源稅僅對鹽的生產和礦產品開采征稅，并沒有對水資源、森林資源、海洋等資源的適用進行征稅，就使得適用這些資源者并不受稅收監控。顯然，這種稅收制度有違稅收公平原則，就會使得非涉稅資源被過度消耗和利用，不利于我國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2）消費稅存在的缺陷。我國設置消費稅的目的就是為了引導消費者的消費傾向，進而充分發揮綠色稅收的功能。然而，我國現行消費稅尚未充分發揮出其節能環保的綠色功能，主要體現在征稅范圍過窄、稅收優惠過少及消費稅稅率結構不合理等方面。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費者的消費習慣與結構已經悄然變化，我國消費稅的征收范圍與我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與水平已不相適應。這表明，我國消費稅征收范圍的調整速度明顯滯后于社會經濟發展速度，會與我國的可持續發展理念不相適應。同時，我國消費稅的稅收優惠政策較少，對經濟活動難以發揮出稅收的杠桿作用。大量的理論與實踐研究表明，稅收的杠桿作用是建立在稅收優惠與稅收征收相結合的基礎上的，只有這樣才能最大化發揮稅收杠桿的功效。然而，我國現行消費稅涉及的優惠條款屈指可數，并未大面積對符合條件的企業進行稅收優惠。此外，我國現有的消費稅稅率結構與可持續經濟發展要求不相符合。自消費稅頒布以來，我國對其稅率結構進行了調整，在抑制環境污染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然而，仍然有部分應稅產品存在稅率結構不合理的問題，這與當前倡導的可持續經濟發展方向不相符合。

（三）綠色稅收優惠政策難以滿足可持續發展的需求我國涉及到綠色產業的稅種較為單一，其稅收優惠項目包括企業增值稅和所得稅的減免，并且稅收優惠空間的力度又不夠，使綠色稅收優惠帶來的環保效果不理想。此外，我國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并未得到完全落實。一方面，企業豁免所得稅的范圍過窄，整體受益較小。這是因為我國企業所得稅豁免對象僅針對企業綜合利用“三廢”產品或者進行環保投資的所得，并且還要滿足《資源綜合利用目錄》的實施標準。另一方面，我國企業可將企業環保設備的技術改造投資用于抵免企業所得稅，也可以采取固定資產加速折舊的方法實現遞延納稅的目的。然而，企業所得稅并不能與企業購置環保設備資本支出相抵扣，這就不利于鼓勵企業進行環保投資，難以滿足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需求。

（四）綠色稅收的目標定位與可持續發展存在偏差國家的宏觀經濟調控離不開稅收政策的支持，而稅收政策又是推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因此，我國應該建立適當的財稅政策，不僅可以正確引導市場主體的經濟行為，也可以鼓勵市場經濟主體節約使用資源和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從整體上改善社會的經濟效益，為發展綠色稅收奠定基礎，進而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然而，我國稅收優惠政策雖然對資源環境保護有所涉及，但征收這些稅種并不是為了更好地保護環境和節約資源，也不是為了更好地促進經濟增可持續發展，僅是為了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

四、可持續發展視角下我國綠色稅收體系完善策略

（一）建立與完善綠色稅收體系經濟的快速發展推動了社會的進步，而社會的進步需要持有可持續發展和綠色發展的理念。然而，我國未形成系統性的綠色稅收體系，這就要求我國政府必須以可持續發展為理念，認識到實施綠色稅收的重要性，有利于構建新時代的綠色稅收政策，進而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同時，我國政府還要不斷更新思想觀念，從思想上認識綠色稅收對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有利于完善我國的綠色稅收體系。此外，我國應系統性的分析與規范綠色稅征收制度，并通過尋找最優方案而制定出適合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綠色稅收體系。當然，我國構建綠色稅收體系就是為了實現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進而協調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污染之間的矛盾。由于我國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加之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而我國的經濟又處于轉型與升級的階段，這就要求完善綠色稅收體系以服務國家的大政方針，進而體現可持續發展的思想理念。因此，我國將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納入建設友好型社會之中，有利于推進國民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在新時代，我國應該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綠色稅收體系，將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作為首要目標，進而促進經濟與社會得可持續發展。同時，為了推進我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我國政府應該從如下方面來完善綠色稅收體系。首先，政府應該鼓勵和發展有利于保護環境和節約資源的企業，并且給予相應的稅收政惠政策。其次，政府限制和強制關停損害環境和浪費資源的企業，應充分利用稅收杠桿來限制其產量和規模，并通過提高稅率來減少其對生態的破壞和環境的污染。

（二）提高現行稅制的“綠色化”程度（1）提高資源稅的“綠色化”程度。一是實現級差調節向普遍征收轉變。為了提高資源稅的“綠色化”程度，我國政府應該逐漸弱化調節級差收入的功能，將普遍征收作為一般性質的資源稅收入。同時，為了實現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我國政府應對所有自然資源開采的企業和個人普遍征收，并對自然資源開采制定合理的價格，有利于政府通過稅收杠桿來調節自然資源的供給和需求，進而達到資源最優配置的目的。二是擴大資源稅的征收范圍。為了強化自然資源的管理和環境保護，我國應擴大資源稅的征收范圍。例如，我國政府應將森林、水和草場資源納入資源稅的征稅范圍，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我國日益突出的水土流失問題。在此基礎上，我國再將其他自然資源納入資源稅的征收范圍。此外，我國應該推動資源使用費向資源使用稅改革，以達到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目的。三是調整資源稅稅率。我國資源稅普遍存在稅率偏低的問題，導致稅收杠桿在自然資源保護和合理利用方面難以發揮作用。可見，資源稅的稅率調整就具有必要性和現實性。因此，為了推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我國資源稅的稅率水平不僅要符合稅收合理征收的原則，也要充分體現保護自然資源和有償開采的意愿，在保障國家資源所有權的同時，也要進一步考慮企業的債務承受能力。四是細化資源稅的稅目，完善計稅依據。從稅收公平的視角來分析，我國政府應該重新設置資源稅的稅目，并對稅目進一步細化。例如，我國政府可以依據自然資源的開采難度和開采成本出臺不同的適用稅率；也可以根據產品消耗后產生的污染程度出臺不同的適用稅率。同時，針對從量定額征收的應稅資源，我國政府應采用實際開采數量，而不應采用由銷售量或使用數量作為計稅依據。這是因為采用開采量作為計稅依據，能夠更好地利用稅收杠桿來調節自然資源的供給與需求情況，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同時，采用開采量作為計稅依據直接和企業的自身利益掛鉤，有利于提高自然資源的使用效率，進而提高資源稅的“綠色化”程度。（2）增強消費稅在環境保護中的重要作用。在綠色稅收推進過程中，我國政府應充分認識消費稅的杠桿調節作用，通過調節消費特征與結構，進而充分發揮消費稅在環境保護方面的調節效應。從可持續發展的視角來看，我國政府應該確定確定環境保護的目標，只要消費主體的消費行為涉及到自然資源或者會產生生態環境污染問題應一律征收消費稅。然而，我國尚未將資源消耗品與高能耗產品納入到消費稅征收范圍，這無疑削弱了消費稅的調節作用。從設計消費稅稅率差異的角度來看，我國政府應該對實施稅收歧視，對節能減排或者利用了環保技術的企業應采取減、免征消費稅的優惠政策，對于高污染、高耗能、低產出的企業應實施高稅率，而對利用不可再生的資源進行生產的企業，在利用高稅率的同時，也要限制其開采與利用。

（三）豐富現有的稅收優惠政策我國現行的稅收優惠政策對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保護涉及較少，不利于我國健全綠色稅收體系，進而嚴重制約了經濟的轉型升級與可持續發展。鑒于此，我國政府應當豐富涉及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保護的稅收優惠政策，通過加大稅收優惠力度與范圍引導企業走可持續發展之路，以利于促進經濟的轉型與升級，進而完善綠色稅收的優惠政策。同時，針對企業引進的高新環保設備的費用，我國政府應準予企業用于抵扣企業所得稅，進而增加稅收優惠的力度。另外，我國政府應鼓勵企業對固定資產采用加速折舊的方法，并通過投資減免和稅收返還多種方式實現稅收優惠。此外，對于個人所得稅稅收優惠政策，我國政府應提高從事環保高新技術人員個人稅的起征點。最后，為了實現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我國應將各稅種優惠政策進行銜接，以利于各稅種優惠政策的協調，起到進而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作用。

（四）建立與完善綠色經濟法律法規體系資源的有效利用和環境的保護離不開經濟的綠色發展，而綠色經濟的發展又是保障我國綠色稅收的基石，有利于保證人與自然和諧發展，進而為我國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這樣，我國就需要將經濟發展與以人為本相融合，實現經濟綠色發展的理念，進而實現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顯然，這就需要我國改變過去片面追求GDP的經濟增長方式，以可持續發展為理念。鑒于此，我國政府應該通過建立和健全法律手段來促進綠色經濟發展，保障其他經濟手段發揮應有的作用。因此，為了推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我國應盡快建立和完善我國的綠色經濟法律法規體系，進而為其它手段的有效運行提供制度保障。同時，環境污染治理和資源保護的呼聲日益高漲，完善“綠色稅收”體系勢在必行。顯然，我國政府就要以法律體系為保障，通過立法手段來達到完善“綠色稅收”體系的目的，有利于在稅收執法中做到有法可依和違法必究。可見，我國在完善綠色經濟法律法規時，不僅從我國的基本國情出發，也要與國際環境相融合，從而建立一套適合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護的法律體系。

參考文獻：

［1］趙洪義、王榮進：《借鑒國外經驗搞好增值稅征收管理》，《稅務研究》1996年第2期。

［2］李小平：《增值稅轉型對煤炭企業的影響及建議》，《會計之友》2010年第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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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昕璇：《對我國汽車消費稅調整的管見》，《稅收征納》2005年第11期。

［5］張學勇、羅昊：《我國資源稅改革效果淺析》，《稅務研究》2013年第8期。

作者：許軻名 單位：上海外國語大學賢達經濟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