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稅制改革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日本稅制改革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前不久，筆者作為中國國家稅務總局派出的代表，出席了在韓國首都漢城舉行的以“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東亞稅制改革”為主題的中、日、韓國際研討會。會上，日本一橋大學校長、日本政府稅制調查會（GocernmentTaxCommission，以下簡稱稅制調查會）會長石弘光介紹了日本近期的稅制改革設計。
一、日本稅制改革的背景
稅制調查會提出的理想稅制是根據以下四個基本條件設計的：
第一，從長期觀點討論稅制改革問題。由于目前日本經濟情況不好，且無全面恢復的跡象，人們普遍要求通過采取稅收措施加以刺激。但是，根據小泉純一郎首相關于日本稅制改革要從10年至15年的遠景考慮的要求，稅制調查會的設計持長期觀點，而不是單獨減稅的短期觀點。
第二，日本的稅制改革有兩個目標：一個目標是使現行的稅制與當今的社會經濟結構相適應。日本現行稅制的框架是1950年根據夏普博士為首的美國稅收代表團的建議建立的，雖然50多年來已經作了許多修改，但是如今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過去，日本人口年輕，勞動力充裕，老年人被視為弱勢群體而給予稅收優惠。日本的家庭情況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過去，多數已婚婦女在家從事家務，婦女從事工作的很少，如今則不同了。某些稅收優惠（如配偶免稅、配偶專項免稅）適用于過去的家庭生活方式，但是已經不能適用于當今男女平等社會的家庭了。另一個目標是為政府尋求穩定的財源。自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泡沫經濟崩潰以來，日本政府已經連續采取了許多財政措施以刺激經濟，包括增加財政支出（如興建公共工程）和減稅。由此造成的后果是，稅制的收入功能變得很差，無法增加必要的財政收入以保證公共供給。鑒于日本人口結構的迅速老齡化和政府財政赤字的增加，現行稅制已經無法履行它應當履行的基本職責。
第三，日本政府財政支出的削減和行政管理的改革是稅制改革的必然要求。顯然，今后采取增加財政收入的措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增加了公眾的稅收負擔，卻不能保證這些稅款被政府實際、有效地使用，公眾是不會接受的。
第四，雖然稅制調查會提出的稅制改革方案是從長期考慮的，但是也不能不研究現實問題以扭轉經濟蕭條的狀況。過去日本采取了一些財政措施以刺激停滯的經濟，但是沒有考慮將來為了償還債務而要增加的稅收負擔。當時人們堅信這些措施可以促進經濟，經濟的恢復又可以補償由于增加財政支出或者減稅而減少的財政收入。任何促使經濟走出蕭條的短期稅收措施都應當與稅制改革的長期目標相協調。
無疑，研究日本未來的稅制改革必須強調以下兩個事實的重要性：一是正在來臨的人口老齡化時代，二是不斷增加的財政赤字。
首先，在日本，被贍養的老年人口的大量增加和勞動力的減少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不言而喻，老年人口的增加將增加非老年人口的負擔以維持公共養老金、公共醫療、公共護理等開支。日本的人口老齡化程度在七國集團（指日本、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和意大利，下同）當中是最高的，預計2025年將達到高峰——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與20歲至64歲的勞動人口之比將達到1：1.9（1975年為1：7.7，2000年為1：6），也就是說，屆時平均1.9個勞動人口就要贍養1個老人。
其次，必須看到，自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日本的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大量積累，財政狀況已變得很糟糕，基本原因在于泡沫經濟崩潰以來經濟的停滯和持續性的擴張政策。1991年，日本中央政府的財政支出為705000億日元，稅收收入為598000億日元，國債發行量為67000億日元。2002年，日本中央政府的財政支出增加到812000億日元，稅收收入下降到468000億日元，國債發行量猛增到300000億日元。由于連續通過發行國債、擴大財政支出的財政措施刺激經濟，日本的國債發行量已經非常巨大，2002年的發行量比1991年的發行量增加了近3.5倍。相比之下，十年來日本的稅收持續下降，1991年至2002年下降了21.7%.無疑，稅收大量下降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經濟停滯，部分原因是政府減稅。這樣，2002年日本中央政府的財政支出與稅收收入的差額達到344000億日元，這一差額必須通過減少財政支出、增加稅收或者減支與增稅并舉來彌補。
從國際比較的角度，即從各級政府的債務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看，日本的財政赤字問題也是很突出的。從1991年以來，日本各級政府的債務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的增加速度一直快于其它主要國家，目前這一比重已經達到140%，位居七國集團之首（除了意大利以外，其它國家均未超過100%）。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1995年提交的一份報告稱：一旦日本經濟的恢復取得進展，就必須大力加強該國的財政，以阻止和扭轉政府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上升的狀況。由于人口的老齡化很快就會給財政支出帶來壓力，加強財政也就顯得格外緊迫。7年過去了，日本的財政狀況每況愈下。如前所述，根據未來稅制的基本要求，應當承認：在未來時代，為了滿足更大規模的財政開支的需要（特別是社會保障支出、政府債務償還等項目的需要），采取各種措施增加稅收可能是無法避免的。
二、日本稅制改革的策略
稅制調查會一向以公平、中立和簡化三項稅收原則作為日本稅制設計的基本指導方針。調查會認為可以通過采取擴大稅基和降低稅率的基本策略實現上述原則。采取這樣的策略以后，可以使用更加緩和的稅率廣泛征稅，在所有的納稅人當中實現所謂的“寬稅基、輕稅負”。
日本現行稅制中主要稅種的有關情況是：個人所得稅的稅率檔次已經減少，最高稅率已經降低，稅率的累進程度已經減緩。但是，在擴大稅基方面還沒有取得任何進展，現行的大量的免稅和扣除制度嚴重地侵蝕了稅基。公司所得稅通過過去幾年的改革，在擴大稅基和降低稅率方面已經取得了重大的進展。自1989年實行的消費稅（即增值稅，下同）被認為是稅基比較寬泛、稅率比較緩和的優良稅種，它是一種典型的寬稅基、輕稅負的稅種，因為所有的日本人都只需要繳納5%的消費稅。遺產稅的稅率累進程度已經得到了較大程度的減緩，但是70%的最高稅率還沒有觸及。
由于偏離了寬稅基的稅制模式，日本的現行稅制陷入了稅基狹窄、預期收入萎縮的困境。過去忽視擴大稅基的弊端現在已經明顯地暴露出來了，因為它可能導致政治上不受歡迎的增稅。因此，日本稅制的現狀可以簡要地概括為“稅收空虛”（hollowing-outoftax）。換言之，稅基和稅收收入的萎縮是過去根據減稅政策所實施的稅制改革造成的。
以下數據可以反映“稅收空虛”的一些情況：稅收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只有23%，在主要國家中處于最低水平；25%的勞動力和70%左右的公司不納稅；60%的企業免繳消費稅；100位被繼承人當中只有5人的遺產繳納遺產稅。不言而喻，日本政府絕對需要足夠的稅收收入以提供必要的公共產品和勞務。因此，未來的稅收負擔應當由全體社會成員普遍、公平地負擔，以便面對正在來臨的老齡化社會和累積的巨額政府債務，取得必要的稅收收入，滿足基本的財政開支需要。
三、日本稅制改革的主要內容
根據稅制調查會提交的關于日本稅制改革的報告，四個主要稅種改革的基本內容如下：
1.個人所得稅
根據國際比較，在過去的20年當中，各國個人所得稅稅率的累進程度已經明顯減緩。1983年，日本的個人所得稅實行十九級超額累進稅率，最高稅率為75%；到1999年，稅率的檔次已經減少到四檔，最高稅率已經降為37%.1981年，美國的個人所得稅實行十五級超額累進稅率，最高稅率為70%；到2001年，稅率的檔次已經減少到六檔，最高稅率已經降為38.6%.1978年，英國的個人所得稅實行十一級超額累進稅率，最高稅率為83%：到1999年，稅率的檔次已經減少到三檔，最高稅率已經降為40%.
從個人所得稅的實際稅率來看，在英國，比較低的所得就會適用比較高的稅率；日本的稅率累進程度很高；美國稅率的累進程度介于英國和日本之間。以一個年收入82000美元的納稅人為例，在英國，這樣的納稅人的所得稅實際負擔率為27.3%：在美國，這樣的納稅人的所得稅實際負擔率為16.7%：在日本，這樣的納稅人的所得稅實際負擔率僅為8.6%.從高收入者的情況來看，三國的所得稅實際負擔率差別不大。以一個年收入41萬美元的納稅人為例，在英國，這樣的納稅人的所得稅實際負擔率為37.5%；在美國，這樣的納稅人的所得稅實際負擔率為36.8%；在日本，這樣的納稅人的所得稅實際負擔率為36.2%.
日本個人所得稅的另外一個特點是免稅項目和稅前扣除項目過多，達20多項。1950年夏普稅制建立的時候，個人所得稅只有五六個免稅項目和稅前扣除項目。50多年來，增加了許多專門的免稅項目和稅前扣除項目，反映出一種欠發達的福利制度和以特定的稅收措施進行稅收刺激的策略。其中主要的免稅項目和稅前扣除項目有：基本免稅額、配偶免稅額、配偶免專項稅額、贍養人口免稅額、贍養人口專項免稅額（適用于16歲至22歲的贍養人口）、雇傭所得扣除、社會保險捐扣除、養老金扣除、退休所得扣除、老人扣除，等等。對于一個靠工資生活，贍養妻子和兩個子女的納稅人而言，應當以其所得減除上述免稅項目和稅前扣除項目中的前7項以后的余額為應納稅所得額，這樣高的免稅額和稅前扣除額是許多其它發達國家沒有的。無疑，這樣就侵蝕了所得稅的稅基，并導致產生了上述“稅收空虛”（hollowing-outoftax）的現象。
另外，過多的免稅項目和稅前扣除項目可能會導致現行稅制與社會經濟結構的不協調。例如，人們經常批評在男女平等社會時代設立配偶免稅額和配偶免專項稅額是不合適的，扭曲了家庭婦女的工作機會。類似地，人們經常建議重新考慮取消或者減少雇傭所得扣除、退休所得扣除、老人扣除、養老金扣除、打工學生扣除等扣除項目。
因此，為了重新體現公平和中立的原則，日本個人所得稅改革的目標應當是擴大稅基，以減少“稅收空虛”的現象。
2.公司所得稅
公司所得稅來源于企業通過生產、銷售、提供勞務和其它經營活動創造的利潤。這些經營活動是經濟社會活力的源泉。因此，日本一直有人主張將公司所得稅的負擔降低到某種程度，以提高日本公司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為此，從1998財政年度以來，日本的公司所得稅已經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一方面，稅率已經下降到與其它主要發達國家可比的程度：從1998年到1999年，日本公司所得稅的實際稅率（包括中央政府征收的公司所得稅和地方政府征收的事業稅、居民稅）從49.98%下降到40.87%，降低了9個百分點。目前美國公司所得稅的實際稅率（包括聯邦政府征收的所得稅和州政府征收的所得稅）為40.75%，英國公司所得稅的實際稅率為30%，德國公司所得稅的實際稅率（包括公司所得稅、交易稅和附加稅）為38.44%，法國公司所得稅的實際稅率為34.33%（包括公司所得稅和附加稅）。日本公司所得稅的實際稅率高于英國和法國公司所得稅的實際稅率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也對公司的所得征稅。因此，對于實行不同稅制的國家的實際稅收負擔情況加以比較是困難的。就日本的情況而言，鑒于公司所得稅剛剛實行過大規模的減稅，近期內沒有進一步降低公司所得稅稅率的必要。
關于日本公司所得稅的改革，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對公司征收的事業稅。事業稅的稅基是公司的利潤。雖然所有的公司都從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中獲益，但是有70%左右的公司既不繳納地方政府征收的事業稅，也不繳納中央政府征收的公司所得稅，因為它們處于經常虧損的狀態。人們普遍認為這種狀況是不公平的。因此，調查會建議將事業稅的稅基改為公司的利潤、資本和其它增值項目的混合體，以便按照公司的經營規模對其征稅。在這樣的稅制之下，經常虧損的公司再也不能不納稅。但是，關于這項改革的具體內容目前還沒有正式決定。通過理順利益與負擔的關系，地方政府按照公司的經營規模對其征稅，將適當增加公司的稅收負擔。
3.消費稅
在出生率不斷下降、社會老齡化日趨嚴重的日本，消費稅將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雖然對于低收入階層來說，消費稅負擔的累退性是無法避免的，但是，消費稅也可以將一些有利的因素結合起來。例如，消費稅的負擔不會過多地由勞動人口（包括老年人口）承擔，因此，消費稅將促進老年人與年輕人之間的公平。
日本自從1989年實行消費稅以來，消費稅收入穩步增長，目前已經占到中央政府稅收收入的20%左右，成為現行稅制的主要稅種之一。但是，從國際比較來看，日本消費稅5%的現行稅率過低：丹麥為25%（標準稅率，下同），挪威為24%，芬蘭為22%，比利時為21%，意大利為20%，法國為19.6%，英國為17.5%，葡萄牙為17%，德國為16%，盧森堡為15%，新西蘭為12.5%，澳大利亞為10%，瑞士為7.6%.由于社會保障開支不斷增長和財政困難的狀況今后難以扭轉，消費稅的稅率必須大幅度提高，以進一步發揮這個稅種在未來的作用。鑒于日本消費稅在未來的重要作用，顯然，取得多數日本人對該稅種的廣泛支持是必要的。應當努力增加該稅種的透明度，擴大其稅基，不因對小企業實施特殊的稅收優惠而使其得到稅收上的好處。為此，可以考慮采取兩項措施：第一，降低消費稅的免征額（目前規定的免征額為3000萬日元）。第二，取消或者減少使用適用于年銷售額不超過2億日元的小企業的簡易征稅辦法（指對購進項目實行定率扣除）。
4.遺產和贈與稅
一般來說，遺產和贈與稅有兩種征稅模式：一種是按年計征模式（annual-basedtaxation），即按照贈與人每年發生的贈與額計征贈與稅，在遺產繼承的時候征收遺產稅，日本即采用這種征稅模式。另一種是逐年累加計征模式（accumulated-basedtaxation），即在本年度計征贈與稅的時候，要將以往年度發生的贈與額與本年度發生的贈與額合并計算應納贈與稅總額，同時允許扣除以往年度已經繳納的贈與稅稅額；在遺產繼承的時候，要將被繼承人生前發生的全部贈與額與被繼承人的遺產額合并計算應納遺產稅稅額，同時允許扣除被繼承人生前已經繳納的全部贈與稅稅額，美國即采用這種征稅模式。
為了防止一些人以生前贈與的方式逃避身后繳納遺產稅，日本贈與稅的稅率是很高的。由于日本人預期壽命的延長，父母的財產向子女轉移的時間趨向于發生在父母的晚年。因此，在一個人口老齡化的社會里，通過繼承遺產贍養子女已經沒有什么意義了。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有人主張改變日本遺產和贈與稅的征稅模式，即將按年計征模式改為逐年累加計征模式，以鼓勵父母在年輕的時候將自己的財產向子女轉移。這樣或許能夠促進房產的購置、增加消費支出，等等，從而刺激經濟的發展。
四、短期目標
稅制調查會關于改革日本現行稅制的基本思想是建立在10年至15年遠景目標基礎之上的。但是，2002年6月，小泉純一郎首相指示該會研究2003年稅制改革應包括以下5項內容：
1.簡并個人所得稅的免稅項目和扣除項目，如配偶免專項稅額和贍養人口專項免稅額（適用于16歲至22歲的贍養人口）。
2.按照公司的經營規模對所有的公司征收地方稅，以降低公司的實際稅率。
3.增加對于研究、開發和投資的稅收刺激。
4.調整小企業的稅收優惠。
5.降低遺產稅的最高稅率和基本免稅額，促使父母向子女的贈與能夠順利地進行。
小泉純一郎首相指示稅制調查會研究上述稅制改革措施的主要原因是，他認為有必要主動采用短期的稅收措施去刺激以股市低迷和日元升值為特征的蕭條的日本經濟。
小泉純一郎首相提出的上述稅制改革措施與稅制調查會根據中長期觀點提出的關于日本稅制改革的基本主張密切相關，它們可能會成為稅制改革方案中的首要內容。根據一個年度或者多個年度期間稅收收入持平的要求，增稅與減稅的措施將并舉。
如果沒有日本公眾的廣泛支持，全面的稅制改革是不能成功的。為了促進未來理想稅制的建立，稅制調查會需要在全國討論和大眾參與的基礎上聽取公眾的意見。該會已經在全國各地舉行了一些會議，以宣傳稅制改革的計劃，與公眾交換意見。從2002年3月到9月，這樣的會議已經在11個地方舉行。有意思的是，出乎該會的預料，大約有70%的與會者（總數超過2000人）支持該會關于建立理想稅制的設想，包括為了21世紀的發展而增加的稅收負擔。
作為官方機構，稅制調查會已經首先提出，未來日本消費稅的稅率將不得不提高到兩位數。過去，這種主張在日本是一種政治避諱。2002年6月稅制調查會關于稅制改革的報告發表時，《財金時代》曾經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請想象不可想象的事情——日本加稅》。關于日本稅制改革爭論的基調可能從此逐步改變。在下一個階段，稅制調查會將討論二元所得稅、計劃、納稅人號碼制度、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稅收再分配等問題。新晨
五、對日本稅制改革設計的評論
對石弘光先生的上述介紹，筆者在會上對日本當前的稅制改革發表了以下看法：
1.關于日本稅制改革的背景
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提出要從10年至15年的前景出發研究日本稅制改革問題，我認為這是非常必要的，是很有遠見的。我想這可能不僅是由于日本稅制改革的復雜性，可能也是出于國內、國際經濟、稅制發展的前瞻性考慮。首先考慮解決現實問題當然是必要的，但是，僅考慮當前而不顧及長遠也是不行的。
稅制調查會提出日本稅制改革的兩個目標——稅制與社會經濟結構相適應和為政府尋求穩定的財源——都是很重要的。人口老齡化、政府的財政赤字與債務是許多國家都面臨的問題，但是日本的情況看起來比其它國家更為突出，特別是政府債務的大量增加與稅收收入的大幅度下降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但是，可能引起人們擔心的問題是：在經濟蕭條的情況下，人們（特別是非老年人口）能否承擔更多的稅收負擔？增加的稅收負擔會不會加劇經濟的蕭條？因此，稅收的增加可能需要一定的時間和一個漸進的過程，增加稅收的措施難以很快地徹底解決現實的財政困難。
同時，任何一個國家在確定本國稅制改革的總體目標和具體方案的時候，除了考慮本國的情況以外，還應當注意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和各國稅制發展的趨勢，在當今經濟全球化、稅收全球化的趨勢下更是如此。
稅制調查會提出政府財政支出的削減和行政管理的改革是稅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我認為這一點非常深刻。稅制改革從來就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它必然要涉及到政府和政治的改革。有些國家在實施稅制改革的時候恰恰忽視了這一點，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其不良后果可想而知。
2.關于日本稅制改革的策略
我贊成稅制調查會將公平、中立和簡化作為稅制設計的基本指導方針，這三條稅收原則也是許多國家所重視的。同時我認為，效率原則也是非常重要的，雖然有時它可能與其它原則有一定的矛盾。不應當片面地為了強調公平而犧牲效率。效率的提高可以更好地促進公平的實現。我所說的效率首先是指促進經濟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增加，也就是稅源的增加；其次是指促進稅收征收管理水平的提高和征稅成本的降低。
寬稅基、輕稅負的原則就一些稅種而言無疑是適用的，如增值稅、公司所得稅。對于這些稅種而言，寬稅基、輕稅負不僅可以減輕納稅人的負擔，而且有利于鼓勵生產和消費。但是，這一原則似乎并不能適用于所有的稅種，如個人所得稅、遺產稅。因為征收個人所得稅不僅可以取得財政收入，而且可以通過適度的累進稅率適當地調節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通過適當的稅收政策對經濟的發展起到一定的調節作用。征收遺產稅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取得多少稅收收入，而是適當調節社會成員的財富分配。所以，遺產稅的納稅人一般只限于極少數富人，稅率也比較高。當然，我也注意到，近年來一些國家已經采取了一些減輕個人所得稅、遺產稅的措施（如增加稅前扣除、降低最高稅率、減輕稅率的累進程度等），還有一些國家已經取消或者正在準備取消遺產稅。相比之下，日本消費稅的稅率明顯偏低，個人所得稅的法定總體稅率（把中央政府所得稅與地方政府所得稅之和）和遺產稅稅率明顯偏高，而過去實行的大量減稅政策又導致了納稅人、稅基和稅收收入的減少，稅收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也明顯低于其它發達國家。
從日本的社會、經濟、財政狀況和稅制存在的問題來看，稅制調查會提出的增加稅收的建議是有道理的。當然，單靠增稅也是不可能徹底解決這些問題的。
3.關于日本稅制改革的主要內容
（1）個人所得稅
稅制調查會提供的數據顯示，日本個人所得稅的實際稅率明顯低于美國和英國，中等收入者尤為明顯，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該國今后適當增加個人所得稅的潛力。
在個人所得稅的改革中，取消過多的、不適當的稅收優惠（包括免稅項目和稅前扣除項目等）以實現稅收的公平當然是必要的。但是，從另外一些角度來看，對于某些特定的人士和所得（如家庭婦女、老人、雇傭所得、退休金等）給予適當的照顧也并非沒有一定的道理。
（2）公司所得稅
從1999年起，日本中央政府征收的公司所得稅稅率已經降低到30%，在發達國家中處于比較低的水平。但是，如果加上地方政府對公司征收的所得稅，公司的實際總體稅率仍然接近41%，這樣的稅率水平似乎偏高了一些。稅制調查會提出將地方政府對公司利潤征稅的做法改為對利潤、資本和其它增值項目的混合體征稅的建議似乎是非常獨特的，但是在付諸實施的時候也許會遇到許多具體問題，例如，如何確定稅基？對資本征稅是否會阻礙投資？等等。
（3）消費稅
日本從過去為是否開征消費稅爭論不休，到如今高度重視消費稅的地位和作用，這是一個巨大的轉變，是實踐促成并且檢驗了這種轉變。鑒于日本的消費稅稅率和消費稅收入占稅收總額的比重與其它實行增值稅的絕大多數發達國家相比仍然明顯偏低，加之財政的需要，繼續以比較大的幅度提高上述稅率和比例應當說是可能的。適當減少小企業的稅收優惠以擴大稅基是可以的，但是從社會和稅務管理的角度考慮，要取消簡易征收辦法則是非常困難的。
（4）遺產稅
從遺產稅的兩種計征方式來看，可以說各有利弊：日本采用的按年計征方式比較簡單，稅負比較均衡且負擔比較輕，納稅人比較容易接受，有利于鼓勵贈與人的贈與行為；美國采用的逐年累加計征方式比較復雜，稅負累進程度比較高，有利于調節有關遺贈財產的稅負，也有利于贈與行為的提早發生（此時贈與人可以不納贈與稅或者少納贈與稅）。雖然上述兩種計征方式都有鼓勵贈與的作用，但是，贈與能否發生，發生以后能否起到某些促進經濟的作用（如鼓勵購買住房和增加消費支出等），還要取決于諸多其它因素。
另外，日本的遺產稅最高稅率達70%，似乎過高，可以適當下降一些，比如降至50%或者40%（可供參考的部分發達國家的遺產稅最高稅率是：比利時為80%，美國、德國為50%，冰島為45%，英國為40%，西班牙為34%，瑞典為30%，挪威為20%，丹麥為15%，新加坡為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