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整體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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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祖先在商周之際就開始了對天人關系的探討和闡發。注重人與天、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統一和協調，即“天人合一”觀念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觀念。儒家經典《周易》有云：“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婦夫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儀有所錯。”天地、萬物以及以禮儀為行為規范的人群是一個完整的統一體，而天則是這個統一體的主宰、本源。《中庸》說：“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誠者天之道也”，“誠”即是“天道”，人只要能擴展天道德性，就會達到天道、人性、物性和整個自然界、整個社會的合一。

孟子更以簡練的語言概括了“天人合一”思想：“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盡心》）“性”即人固有的仁義禮智，植根于“心”，人只要極盡其心以思行善，便可知其“性”；知其“性”，便可知“天道”貴善，于是心、性、天相通，融為一體。

在思維方式上，強調整體性、和諧性、統一性，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顯著特征。而從先秦的“天人合一”論到宋明的“萬物一體”論，則是這一特征的集中體現。

先秦道家同樣主張“天人合一”。道家的“道”，同儒家的“天”一樣，都是宇宙的本體，只不過道家更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老子》第42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莊子更從道的觀念出發，認為天地、萬物和人是齊同的，“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

西漢武帝時期，適應加強國家統

一、實行朝政改革的政治需要，董仲舒進一步發展了先秦以來的“天人合一”觀，明確地提出了“天人之際，合而為一”的哲學命題，使“天人合一”觀念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天與人雖然是相互區分的，但由于人“類于天也”，同類相通，因此統一成一個整體，即天與人“合而為一”。

董仲舒倡導“天人感應”、“天人合一”理論的政治目的又在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儒家學說統一社會思想，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維護帝國統一。他特別強調“大一統”，強調“一”，而實現“大一統”則要依靠國王。他在解釋“王”字時說：“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天、地、人是一個統一體，而將他（它）們串聯、貫通起來的則是“王”。因此在社會政治生活中要“以人隨君”，“以君隨天”，君是現實世界代替天統御臣民和萬物的主宰。

宋明理學使儒家學說更加哲理化。理學中的程朱學派視超時空的精神實體“理”（“天理”）為宇宙本體，是“天地萬物之根”；陸王學派則視主觀的“吾心”（良知）為宇宙本體，“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理學家把“天人合一”觀又向前推進一步，他們不再停留在直觀地講“天”，而是把“理”（天理）或“吾心”（良知）作為哲學的最高范疇，在哲理思辨的高度上加以表述。在董仲舒那里，天、人是有區別的，是“合而為一”；而在理學家這里，則天、人無別，它（他）們本來就是一體，“一”在“天理”或“吾心”之中，因此“不必言合”。以“天理”或“吾心”為核心，不僅天與人，而且與社會、自然、萬物都凝結為一體，明確提出“萬物一體”論。程朱認為，“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里來。”（《二程全書·遺書二》）陸王學派的大師王守仁則對“萬物一體”論作了系統全面的論述。

王守仁是中國封建社會后期最富創造力的思想家。他所構建的以“致良知”為核心內容的心學體系，在理論形態上把宋明理學推向頂峰。這個心學體系雖然非常完整和縝密，但其基本點則是四個“無”：“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學”。“心之靈覺”，即“良知”，既是“造化的精靈”、“萬物的主宰”，又是“天理”、“至善”和學問。在這里，本體論、認識論、價值論都以“良知”即“吾心”為源頭、為基點統一起來、同一起來，融為一體。也就是說，人及宇宙中的萬事、萬物以及關于萬事、萬物之理，都統一到、同一到我的心中。王守仁從“良知”是宇宙本體出發，在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天地、人與萬物的關系問題上，形成“萬物一體”、“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的整體觀，把先秦以來的“天人合一”觀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