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傳統美德義利觀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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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見利思義，先義后利

古人說：“義者宜也。”可以說一切公正、合理、善良、美好、應該、適宜的行為，都可稱為義。孟子認為“義，人之正路也”。義是為人處世之本，是生活的原則；無論富貴和貧賤，無論何時何地，都不能違背這個原則，只要按照義的要求去做，就能走上正路。可見儒家主張在利益面前不能伸手就取，而要想一想是否合乎正道，這才是義。

《論語》中說，子路問成人。子曰：“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約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這就是說，做一個完善的人的標準是能夠做到見利想想是否合乎義，在危難之時敢于獻身，久處困頓之中能夠堅守節操，不忘記自己的追求，也就可以稱為完人了。可見在義與利相撞時，傳統文化是以見利思義為美德。孔子還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意思是說，金錢和地位，是人人都希望得到的，但如果不用正道得到它，那就寧可不要。貧窮和低賤，是人人都厭惡的，但如果不用正道擺脫它，那就寧可不擺脫。在義與利面前，孔子明確提出把“義”放在第一位，不合乎正道的“利”，擺在面前也不能伸手，“義然后取，人不厭其取”，提倡先“義”后利，見“利”思義。

古代思想家并不是不講利，而是重義輕利。正如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這就是說，吃粗糧飲冷水，彎起胳膊當枕頭，生活雖苦，只要行的正，樂也就在其中了。靠不義得到的富貴，對于我來說就像天上的浮云一樣，我是不會去追求它的。

古代思想家所說的利，含義較廣，不僅指收益，還包含權利地位、物質享受等。在利與義面前，荀子認為，“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此之謂矣。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在這里身勞心安、利少義多之事，方可為之的先義后利的思想赫然可見。縱觀中國歷史，受這一傳統美德的影響，歷朝歷代都出現了一些殺身成仁的英烈、仗義疏財的豪杰、大義滅親的義士、助人為樂的完人等見利思義者。其言行之壯哉，其人格之偉大，一直被人們視為時代的強音、民族的精粹、人格的楷模、為人的根本，教育著人們，影響著世風民俗。

二、行己有恥，知恥養廉

廉潔，就是不茍得，不妄取，不受無義之財，主要是對掌權者所提出的一種道德準則。廉的反面是貪，即利用手中的權利謀取不義之財，索賄受賄，中飽私囊，而不惜踐踏道德和法律。知恥，就是指人們內心的善惡、榮辱標準。知恥的反面是無恥，無恥則無所不為。太平盛世有廉吏，亂世饑寒也有貪官，可見官吏是貪還是廉與世道如何關系不大，主要是官吏是否知恥。傳統美德認為，知恥才能養廉。

李惺在《藥言》中說，“銀錢可愛，然尤有可愛者廉恥也，聲名也，性命也。貪人即茍全性命而廉恥、聲名則斷乎不可復保。以廉恥、聲名換銀錢，得銀錢何用，而自有之廉恥、聲名一朝而失之，豈不可惜，豈不可痛。”知恥者重名聲，重名聲者輕金錢，輕金錢者掌權執事才能廉潔奉公。中國古代這樣的清官不乏其人，深受著民眾的崇敬和擁戴。《左傳•襄公十五年》中記載：宋人或得玉，獻諸字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各有其寶。”子罕看重名聲，以不貪為寶，拒受賄玉，其精神人皆仰之。《后漢書•楊震傳》中寫道：楊震由荊州刺史遷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楊震拒收故人遺金，慎獨自律，其行為較比子罕境界更高。他們之所以廉潔自好，皆根源于知恥也。

古人認為，無恥則貪，貪乃萬惡之源。對功利的欲望是人人皆有的，而無恥者就會利欲熏心，貪得無厭，不擇手段，無所不為地追逐私利。所以《老子》中說：“罪莫大于可欲，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皆為貪的緣故。《一程集．周易程氏傳》中說：“利者，眾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弊而忘義理；求之急，則侵奪而致仇怨。”以上論述說明，通過正道獲取利益是無可非議的，如果不擇手段，惟利是圖，矛盾就會向相反的方向轉化。因為不知恥，導致其不能節欲，欲不能節，就會昏弊忘義，走上絕路。

我國自古就把廉潔、知恥奉為一種美德，它高于金錢，重于權貴，是為人之本，歷來被視為“立人之大節”，“治世之大端。”儒家把“行己有恥”作為為人處世的首要目標，認為“人之患莫大于無恥，人而無恥，果何以為人哉？”是非榮辱在每個人的心目中都有一個標準，指導著人們為人處世，而且人們在行事中都恪守這個原則。知恥者表現為見利思義、注重名聲、講究潔身自好，處事則會克己奉公。從這個意義上講，知恥可以養廉。所以說知恥養廉不失為一家觀點。

三、有義則治，無義則亂

我國古代思想家認為義和治緊密相連，國家的興衰治亂與是否行義密切相關。《墨子.天志上》說“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為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為正也。”法家也認為義是基本治國之道。

《管子.牧民》中說：“守國之度，在飾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義乃四維之一，如果義得不到發揚，國家也會滅亡的。《荀子.大略》中說：”義與利者，人之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古代思想家認為，治世的出現與君王能否重義緊密相關。因為好義與利欲，是人都兼有的兩種欲望，如果君王好義，就會教化和用政策約束他的臣民，使他們利欲之心不要勝過好義之心，這樣便會出現政通人和、百業俱興的繁榮景象。漢時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等治世的出現，都與當代君王好義有一定關系。反之則反。

為人君者要行義，為臣子者也要行義，一切掌權執事者都要行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這是歷史的經驗。行義者得道，就會獲得人們的擁戴，人和政通，事業有成；不義者必失道，失道就會失民心，眾叛親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一事無成，直至走向滅亡，“多行不義必自斃”，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四、清廉自守，以民為本

古代思想家把清廉自守視為對官員的基本要求，為官為民是官員的本分。傳統道德要求為官者秉公執法、正直無私，不因財賄而出賣良心和原則。因此，古人極為重視廉潔之德，把它看作是人之寶，政之本，大力提倡，并把清廉自守作為用人的首要條件。魏象樞在《寒松堂集》中說：“用人首在知人，懲貪必先獎廉。謹按《周官》六計弊吏：曰廉善，曰廉能，曰廉敬，曰廉正，曰廉法，曰廉辨，咸冠以廉也。京察大計，冊開四注：曰守，曰才，曰年，曰政，以守為先也。人生大綱有四：曰忠，曰孝，曰廉，曰節。是廉吏與忠臣、孝子、節烈并重也。”其意是：用人首先要了解人，懲治貪污腐敗必須先獎勵廉潔。嚴格按照《周禮.天官》的六種方法來考察官吏：清廉而政績優異，清廉能干，清廉而忠于職守，清廉公正，清廉守法，清廉而明辨是非，都必須冠以清廉。國家從四個方面考察官吏：操守、才能、年齡、政績，其中操守為首位，認為清廉的官員和忠臣、孝子、節烈是同等重要的。由此看來，在古代對為官者要求把清廉放在首位，在做到清廉的前提下，再看政績、能力和執政表現等方面，認為清廉是人生大綱四項之一。歷史上人民群眾對為官清廉、勤政愛民者，深表愛戴，對他們清廉拒賄、見利思義的動人事跡以各種形式加以頌揚，代代流傳，教育著人們，感動著人們。

古代思想家主張廉潔，也講正當的利益。認為金錢，人之所欲也，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顧炎武在《日知錄.廉恥》中說：“蓋不廉則無所不取，無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看來，只有不廉者的巧取豪奪，才是人們所痛斥的。

古代思想家除提出在用人上以廉潔為首以外，還提出在執政上以人為本。《尚書.五子之歌》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認為只有民眾才是國家的根本，老百姓生活安定國家才能鞏固、安寧。《荀子.王制》中說：“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由此看來，以民為本是為人君者之大節。

古代思想家雖然還沒有認識到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但已意識到人民群眾在政權鞏固、社會安定中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懂得“弱而不可欺者，民也”。他們從維護封建政權出發，提出清廉自守、以民為本的思想，雖然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但從推動歷史發展的角度看，也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總之，傳統美德中的義利觀，提出了做人的標準，治國的準則，歌頌了清正廉潔，抨擊了見利忘義。用什么樣的義利觀主導社會文化，是關系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興衰成敗的大問題。傳統美德的義利觀至今對我們仍有多方面的有益啟示，我們應該按照同志“古為今用”的指示，繼承和發揚傳統美德的積極成果，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蓬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