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智慧價值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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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式企業文化的現實困境

我們相當多的企業在進行企業文化建設和培育時，強調對西方企業文化的學習和引進，但往往只能是仿其“形”卻不能傳其“神”，造成諸多企業現實困境的重要根源，其中比較普遍和突出的問題有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過分強調物質刺激和制度約束，嚴重損害了職工的奉獻精神。不少企業在管理過程中忽視人的情感需求，過分強調物質刺激，于是責任分解、制度上墻、重獎重罰、將物質收益與工作成效掛鉤等等，諸于此類的改革措施被視為金科玉律相繼出臺，再加各種傳媒推波助瀾使其影響不斷擴大。結果企業的制度成本和資金成本不斷增加，產品成本中工資比例不斷增大，職工收入明顯增多，同時也形成了以“錢”為中心、一切向“錢”看的不良傾向。當一切行動皆為“錢圖”時，奉獻精神就蕩然無存。

其二，勞動關系契約化使職工主人翁地位動搖，忠誠品質消減，責任感喪失。我國企業借鑒的西方企業管理中雇傭與被雇傭的關系與社會主義公有制下職工的主人翁地位、與“愛廠（企業）如家”的傳統觀念嚴重沖突。勞動關系契約化使職工原有的主人翁地位動搖，忠誠品質消減，責任感喪失，歸屬感淡化，焦慮和不安全感時刻困擾著他們，企業的凝集力大大減弱。此時，如果其他企業有相當的物質誘惑就可能使能者“擇木而棲”。市場化條件下企業為招攬人才，提供的經濟待遇經常是“這山更比那山高”，這是跳槽現象有增無減的根本原因，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也因此陷入惡性循環。

其三，追捧“胡蘿卜加大棒”理論，物化職工的使用和管理，嚴重損害了職工的身體健康。不少企業尤其是私營企業簡單采取“胡蘿卜加大棒”的強制勞動方法，以超過職工身體機能的強度“透支”使用勞動力，嚴重損害了他們的身體健康。這種方法是西方30年代盛行的泰勒科學管理和理論，而今在國外也因其非人道性早就被唾棄。這種無視職工的健康甚至生命，把職工當作機器使用的物化做法無異于殺雞取卵，也使企業管理水平退回到產業革命初期。

二、儒家思想在現代企業文化建設中的實證分析

儒家思想作為一個系統的主流意識形態的雖然不存在了，但是，不管我們承不承認、自不自覺，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人生態度、行為準則的儒家思想卻牢牢地扎根我們的思想中，與我們的靈與肉結為一體，無處不在、無時不有。我們如果能夠進行創造性運用，儒家思想將會成為培育現代企業文化的沃土。

儒家思想，在行為方式上，主張推己及人、由親及疏、齊家治國，順乎倫理貼近人情；在生活態度上，主張順天因時，積極入世；在處事準則上，強調和諧，追求中庸，“過猶不及”。這些特質表明儒家思想具有很強的現實操作性，可以作為行動的指南。正因為如此，許多企業家不斷地從儒家思想中得到啟發，成功創辦企業的同時，也培育了優秀的企業文化。本世紀二三十年代，老一輩企業家榮德生先生就在企業中提倡和實行中國傳統文化精義，將儒家的一些思想觀點成功地轉化為企業的信念。榮德生先生說：“古之圣賢，其言行不外《大學》之明德，《中庸》之明誠、正心、修身、終至國治天下平，亦猶是也，必先正心誠意，實事求是，庶幾有成。”他認為要提高生產效率，除增添新設備，改進生產技術外，還要從人事出發，改善管理。在經營工廠時“所請人非專家，以有誠心，管人不嚴，以德服人。顧其對家對子女，使其對工作不生心存意外，即算有效。”這種“以德服人”、“顧其對家對子女”管理思想充分調動了職工的積極性、培養了他們的忠誠品質、協調了勞動關系、造就了團結的生產群體，為企業創造了良好的業績。其效果絕對不是單純的物質刺激、契約化管理所能比擬的。制藥企業同仁堂在經營中始終遵循儒家“見得思義”、“義然后取”的思想，本著“同修仁德，濟世養生”的精神，教育員工“修合無人見，存心有天知”，在產品質量和服務上精益求精，對病患者“童叟無欺，一視同仁”，以至歷經300年而不衰，成為譽滿全球的老字號。被稱為“日本近代工業之父”，一生參與創辦了500多家企業的澀澤榮一先生，就以儒家經典《論語》作為培訓工業企業管理人員的教材，他在回顧自己的創業生涯時說：“我的經營中雖包含辛苦和慘淡，但常遵孔子之教，據《論語》之旨，故使經營獲得成功。”

實踐表明：儒家思想在建設現代企業文化過程中的智慧價值是實實在在的，只要善于對儒家思想進行創造性運用，就能夠創造出適合中國民族特點、充滿生機活力的企業文化。

三、儒家思想在現代企業文化建設中的智慧性啟發

在建設現代企業文化過程中，我們應該在對儒家思想的智慧充分了解、掌握和消化之后，適應時代的需要進行創造性地轉化，用于指導現代企業文化的建設。

（一）借鑒儒家“義然后取”的義利觀，樹立正確的財富觀念

儒家“見利思義”的義利觀包含這樣幾層意思：第一，追求正當利益，鄙視不當之利。“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第二，主張以正當的方式追求正當利益，反對不擇手段。“義然后取，人不厭其取”，“放于利而行，多怨”；第三，義利不可兼得時，舍利求義。“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儒家義利觀啟發我們，雖然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潤是企業的天職，但是應該“見利思義”、“義然后取”，絕不能惟利是圖。在經營中，企業應該全面考慮自己作為產品生產者與原料供應者、產品銷售者和消費者等有關各方的利益分配，使他們能夠根據各自投入的大小取得合理的回報，才能不斷贏得合作伙伴和廣大顧客，占領并拓展產品市場，立于不敗之地。在分配時，企業應該全面考慮國家、資本所有者、職工、企業之間的利益關系，依法納稅，繳足國家；按照約定計利，回報資本所有者；按勞計酬，足額支付職工，剩下的才是企業的利潤。如此才會為企業營造一個穩定、寬松、和諧的內外環境，保證企業地可持續發展。相反，如果企業見利忘義，或假冒偽劣或坑蒙拐騙或偷漏欠稅，敗露之后不僅要賠償損失，還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使企業失去信譽甚至走向破產，所求之利也只能成為泡影，此所謂“放于利而行，多怨”。

（二）借鑒儒家“仁者愛人”思想，正確處理企業與職工的關系

儒家主張“仁者愛人”，“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并認為關愛與苛酷效果截然不同，“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仁者愛人”就企業而言，就要考慮職工作為人的多層次的需要尤其的情感的需要，不要過分強調物質刺激和契約化勞動關系，“透支”使用勞動力，而要充分尊重職工的基本權利，維護他們的合法利益，“顧其對家對子女，使其對工作不生心存意外”，甚至實行勞動關系“終身制”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勞動契約化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佳的選擇），鼓勵職工參與民主管理。那么，職工就會愛廠（企業）如家，回報企業以忠誠，承擔起家庭成員的義務與責任。果真如此，企業就會成為一個團結的集體，不僅大大節約管理成本，還會產生倍加的勞動效率。

（三）借鑒儒家舉賢才思想，形成科學的用人機制

儒家一向主張“為政在人”、“舉賢才”。儒家的人才觀有以下幾層意思：其

一、強調人才的重要作用。“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故為政在人”；其二，運用正確的方法識別和選拔人才。“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而應該“聽其言而觀其行”。選拔人才時不計仇嫌親疏只考慮其才能高下、稱職與否，“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子”；其三，善待人才，不求全才。“赦小過”，“既往不咎”，“無求備于一人”。儒家這類用人思想對于建設現代企業文化顯然有很強的借鑒意義。企業間的競爭說到底是科技的競爭、人才的競爭，如果企業不能建立一套科學的用人機制，不能很好地發現、識別、選拔、培養、使用人才，就不可能在競爭中獲勝，更談不上發展壯大。

（四）借鑒儒家“日新”思想，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

儒家強調居安思危和不斷進步。“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矣國家可保”。“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停滯就意味著死亡，能否“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實現“日日新”關乎企業的成敗。那么，如何才能“日日新，又日新”，保證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呢？第一，要進行教育。“有教無類”。成功的現代企業普遍重視對職工的教育培訓；第二，要努力學習，善于學習。“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即要有緊迫感，惟恐落后而加強學習。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更新周期加快，只有學習型企業才不會被市場淘汰；第三，要不斷接受先進的思想，改革落后的制度。“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濟，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企業要敢于改革、善于改革，不可拘泥于形式、拘束于規則，而應因時、因地、因人、因勢制宜。

（五）借鑒儒家身正令行思想，將企業的文化觀念轉化為職工的內在素質

企業文化只有轉化為職工的自覺行動才能夠為企業發展服務。這方面儒家思想也為我們提供了方法論，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嚴格自律，身正令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在企業內部，科學的觀念不能推廣、良好的制度不能貫徹大多是因為領導者、管理者不能率先垂范，如果他們能夠身體力行，廣大職工自然效法；第二，注重教化。“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就效果而言暴力強制永遠比不上道德自覺，所以，企業經營者應該通過形式多樣的教育和宣傳，把企業文化理念轉化為職工的行動自覺，這時，企業文化就取得了最好的效果、達到了最佳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