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前茶葉外貿興旺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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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種植茶葉的國家之一，茶文化源遠流長。早在漢朝，中國茶文化便傳播到了朝鮮和日本，還經由絲綢之路傳到了中亞國家。隨著東西方商貿文化交流日益頻繁，不少歐洲傳教士又將茶葉帶到了歐洲。然而，大宗的茶葉貿易卻是始于17世紀初，此后二百年間直到鴉片戰爭以前，中國茶葉一直在世界市場上占據著重要的地位，成為中國出口貿易中的主要貨物。而廣州茶葉出口貿易在清朝初到鴉片戰爭之間迎來了它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發展期，也可以說是黃金期。

一．清代鴉片戰爭前廣州茶葉外貿的情況

廣州的對外貿易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西漢時期，海上絲綢之路開辟，廣州作為嶺南貿易中心，嶺南的貨物很大一部分由廣州運往海外，而海外的奇珍異寶也通過海上絲綢之路源源不斷地流入廣州，所以廣州作為中國對外貿易的中繼站由來已久。雖然海上絲綢之路是以絲綢命名，但是茶葉的銷量也占到很大的比重。由于封建社會時期長期的重農抑商政策，對外貿易一直處于被抑制的狀態，廣州對外貿易樞紐的優勢并沒有發揮出來。明朝時期，海患頻仍，統治者疲于剿滅，而索性關門鎖國，對外貿易也因此低迷不振。清朝初期，沿用明朝之制，實行海禁，對外貿易幾乎滅絕。當時，海盜時有發生，擾亂邊境百姓生活。清廷想當然地認為海盜猖獗的原因在于沿海百姓與海盜勾結，所以要立法嚴禁，方能彌患。于是，清朝政府在沿海各地，處處設防，不允許船只出海，也嚴禁外來船只。而一旦有所疏忽，官員就會被議罪。這種海禁政策嚴重地阻礙了茶葉出口。公元1683年，清朝收復臺灣，實現了全國統一。在此形勢下，康熙帝于次年諭令各省，認為海氛廓清，先前所定海禁處分條例可盡行停止，海禁遂開。此后，中外對外貿易變得頻繁起來，而廣州也成為當時中國最為重要的外貿口岸，茶葉外貿也迎來了它的興盛期。此時，大量的外國船只駛入廣州，據統計在清朝初期，英國東印度公司來華的船只進入廣州約有一千五百艘，而其他港口則寥寥無幾。廣州成為外國船只來華的主要港口城市。與此同時，粵商也爭相出洋貿易，“海禁既開，帆檣鱗集，瞻星戴月”“富家巨室，爭造貨船”(1)，“通于山海之間……遠而東西二洋”。(2)外商與粵商之間的互動，使得中國茶葉由內陸源源不斷地輸往了國外，從來使得茶文化在全世界范圍得到廣泛的傳播，他們的貢獻功不可沒。到了乾隆時期，廣州又迎來了一次重大的發展契機。公元1757年，清政府規定全國只有廣州一口可以通商，由此廣州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唯一出口，壟斷了整個中國的對外貿易，這把廣州茶葉外貿總量推向了巔峰。此后，全國各省產茶區的茶葉源源不斷地運至廣州，與外國商人進行貿易。茶葉成為廣州排名第一位的出口商品，主要輸往英國、法國、荷蘭、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國家。從公元1701年起，廣州向英國輸出茶葉，以后逐年增加，很是迅速。“康熙二年，英吉利商又向荷蘭購百斤……康熙四十九年，至十四萬斤;雍正二年，至十八萬斤;乾隆二十四年，二百二十九萬斤，三十七年，五百四十七萬斤，五十年，遂至千三百萬斤;嘉慶十八年，二千一百二十萬斤;道光二年，二千三百七十六萬斤，十年后，三千余萬斤……十七年廣東出口茶葉三十萬石，共值銀千有四百余萬元”。(3)從廣州出口的茶葉走向世界市場中，英國是當時世界最大的茶葉消費國。鴉片戰爭前，英國擊敗歐洲競爭對手，操縱了世界茶市。1741年廣州茶葉對外貿易中，英國占的比重最大。由廣州共輸出英國13345擔，占廣州茶葉出口總量的三分之一強，1833年，這個數字增加為229270擔。(4)此外，美國、荷蘭和法國的進口量也很巨大，“又彌利堅國，道光十七年，購茶價銀三百六十九萬兩，(共茶十二萬余斤)，荷蘭歲需茶二百八十萬斤不等，佛蘭西二十三萬斤不等……此外西洋各國大約二百萬斤”(3)。從這些數據中，我們不難看出當時國外對中國茶葉的需求巨大，也正是這種需求以及這種需求產生的利潤，大大激發了廣東茶商的積極性。他們奔走于中國各大茶產區，運往廣州出口(通過廣州十三行)，獲得豐厚的回報。而這又進一步分解著廣東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廣州后來能夠成為中國近代革命的起源地，與此有著密切的聯系。縱觀清朝從建立到鴉片戰爭，廣州茶葉出口貿易總體上呈現增長趨勢，茶葉出口貿易量穩定增加，呈現良好的發展勢頭。下圖統計了從1734年至1833年期間，四個時間段廣州茶葉出口總量。從圖1中，可以看出，自進入清朝以來，茶葉出口量的增長速度明顯加快，在19世紀初達到頂峰。而鴉片戰爭之后，五口通商之后，廣州的壟斷地位逐漸被打破，茶葉外貿總量慢慢地開始減少了。

二．清代廣州茶葉外貿興盛的原因

(一)廣州的歷史地理環境

廣州擁有良好的氣候條件。廣州地處嶺南，北回歸線附近，屬于亞熱帶氣候，年平均氣溫20度左右，所以廣州港為終年不凍港。這大大提高了廣州港口的年運營時間，從而提高了年貨物的吞吐量。另外，廣州盛行季風，船只還需要依賴外界自然風力的時候，這為船只的出行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每年夏季，外國商船可以乘南風航行而來;秋天則可借北風回去。在早期，工業革命還沒有開始，船只的航行受氣候的影響比較大，借助季風航行是很重要的。從區位上來看，廣州南臨南海，向南可到東南亞地區乃至印度等南亞國家，進而進入歐洲;向東可穿越太平洋到達北美;往北則可通向日本。這種地理區位使得廣州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從廣東內部來看，廣東河流縱橫，河網密布，河流大多自北向南流。最長的珠江由西江、北江、東江匯流而成，長2122公里，是中國第三大河流。廣州是地處西江、北江的結合部，離東江口亦不遠，所以廣州具有極為有利的水上交通條件。歷史上，廣州就是嶺南政治、經濟中心，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很早這里就形成了四通八達的內河航運系統。廣州往東可到達潮汕、福建等地;往西可到廣西、貴州、云南;往北則可通江西。在陸路交通方面，嶺南地區主要通過五嶺山隘與中原取得聯系。此外，廣東省內眾多的茶葉產區也是廣州茶葉外貿興盛的一個重要因素。清代，廣東茶葉種植區不斷擴大，茶葉種類也不斷增加，如:有白云山的頂湖茶、羅浮山的羅浮茶、新安茶、紫姑峰毛茶、番禺河南茶、乳源縣毛茶、香山縣神仙茶、鳳凰山茶、黃楊山茶等。由此可見廣東產茶多，為廣州茶葉外貿提供茶葉來源。

(二)清政府的經濟政策

清初全國局勢穩定之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宣布取消海禁，實行開海貿易，并設立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和江海關管理對外貿易和征收關稅事務。乾隆二十年(1755年)左右，洋船到寧波貿易的很多，寧波有成為又一個澳門的可能，這種情況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因此，乾隆皇帝諭令，增加浙海關稅收，以抑制外商北上，使其無利可圖而返廣東，雖增稅一倍，但仍然沒有效果。于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宣布封閉閩、浙、江三海關，僅保留粵海關對外通商。從此，粵海關成為中國對海外通商的唯一口岸，全國的進出口商品交易，都由廣州一口經營。廣州一口通商外，商船日繁，茶葉貿易也日趨繁榮，清政府的課稅也日漸增多。由此引起廣州的商行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開始分門別類管理，分出三類專業商行;第一類是洋貨行(即十三行)，專門辦理對外進出口貿易;第二類是本港行，專管暹羅貢舶貿易及南洋貿易;第三類是福潮行，專辦福建、潮州的國內貿易。除本港行業務范圍外，全國對外貿易都要經過十三行行商之手。后來本港行被撤銷，其業務便劃歸洋貨行辦理。從此，對外貿易全歸十三行壟斷。廣州一口通商和十三行貿易壟斷一直延續到鴉片戰爭。在這一時期，廣州的海外貿易以其得天獨厚的優勢迅速發展起來。廣州一口通商制度和十三行壟斷貿易制度，不僅促進了廣州對外貿易的發展和繁榮，還推動了廣東社會經濟的發展。由于廣州是中國對外貿易的唯一口岸，中國內地的商品就大批地源源不斷地運至廣州出口，而外國商品也通過廣州集散。廣州由此成為中國最大的茶葉外貿中心。

(三)粵商的努力與廣東外貿制度

粵商與徽商、晉商、浙商、蘇商一道，在歷史上被合稱為“五大商幫”。粵商文化歷史淵源深遠，商業氛圍濃厚。粵商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毗鄰東南亞、香港、臺灣，國外的先進技術和設備最早由廣東進入，然后輻射全國。明清時期中國的資本主義尚處于萌芽階段，粵商就以其獨特的嶺南文化背景、與海外的密切聯系在中國商界獨樹一幟。早期粵商的代表在廣府，其中以十三行最為突出，主要從事貿易和運輸。粵商伴隨著廣東商品流通的擴大、商品經濟的發展、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發跡于東南亞、香港和潮汕地區。明清以后，西方對中國的茶葉的需求激增，廣東生產的茶葉無法滿足外銷需要，長距離販運在所難免，廣東茶商顯得十分活躍。為適應茶葉外銷發展的需要，有些茶商親自到外省產區收購茶葉，加工生產之后運往廣州，鴉片戰爭前，茶葉貿易發展迅速，蘇皖浙閩桂贛湘鄂八省區茶都運銷廣州。這樣龐大的產區均以廣州為出口地，勢必推動廣東茶商實力的膨脹。而廣東茶商群體的壯大反過來又推動了廣州茶葉出口貿易的進一步擴大和發展。廣州珠江沿岸，茶行、茶莊比比皆是，其加工工廠規模也非常龐大。清代控制廣州外貿的十三洋行行商多為廣東省的商人，而他們也因為經營茶葉貿易而富甲天下。與此同時，廣東的外貿管理制度也日趨完善。廣州具有悠久的開放傳統，自古就是外向型的港口。在中國許多的外貿港市中，只有廣州開港最早，并長期保持著國內第一大港的地位。早在漢代，海上絲綢之路開辟后，廣州已經開始和海外一些國家有了往來。到了唐代，廣州已經成為世界著名的港口，對外貿易范圍擴大到南太平洋和印度洋諸國。為了加強對外貿易管理，歷代政府在這里設置了中國最早的外貿機構和海關機構以管理對外貿易。明朝到鴉片戰爭時期，由于當時我國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各個港口都關閉，廣州一口通商，于是廣州便成為對外交流的重要城市。廣州的外貿管理制度得到進一步的完善，諸如牙行制度，明代有三十六行，清代前期演變成行商制度。他們為外商在廣東貿易代為交納關稅，購銷商品，代辦一切交涉事務，設辦商館招待外商，向外商提供商業信息等，大大方便了不熟悉中國情況和不懂中國語言的外商的經營，對中外商人貿易起了溝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