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至唐廣東茶歷史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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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產茶歷史悠久，在現有關文獻及地方志中，記載廣東產茶歷史最早僅追溯到南朝的梁武帝(503—515年)時期，東莞僧人建雁塔寺于鐵爐嶺(今茶山鎮)，沿山種茶，然而通過對文獻的進一步考據及古代郡縣設置等地理位置的分析，廣東的產茶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秦漢時代。唐朝時期嶺南地區的政治、經濟相對穩定，也為廣東的茶葉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保證，并出現了一些名茶產品如韶州的嶺南茶、韶州生黃茶等。

一．唐代以前的廣東茶業

廣東自古以來是中國的產茶大省之一，產茶歷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朝時期。清初學者顧炎武在其《日知錄》中考說:“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飲之事。”(1)即認為茗飲之事，是始于戰國中期的“蜀”地，秦人取蜀，是在惠文王九年(即公元前316年)。秦人收蜀后，隨著國家的統一和各地經濟、文化的發展和交流的加強，巴蜀的飲茶習俗，首先沿長江東下，逐漸普及于同樣擁有茶樹資源、生活習慣尤其是飲食結構相同的地區，也應傳到了嶺南地區的廣東。因為，據《淮南子》記載，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都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嶷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余干之冰。(2)”從中可見，秦始皇派兵駐“番禺之都(今廣州)”，也說明“番禺之都”確實是一個重要的城市，是犀角、象牙、翡翠、珠璣等進口貨物貿易的重要港口。秦始皇派遣大軍進軍嶺南百越地區，為了解決物資供應的軍事運輸問題，命令監御史祿率眾開鑿興安運河以運糧，“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監祿秦將也，鑿通湘水漓水之渠也)，以與越人戰”(3)。約在公元前215年(秦始皇32年)，建成了舉世聞名的“靈渠”。靈渠的開鑿，在廣西興安縣城至大溶江鎮之間，溝通了湘江和漓水，貫通了長江和珠江兩大流域，彌補了中國天然河道東西流向的缺陷，起了溝通南北的巨大作用。從湖南湘江，經靈渠入漓水、桂江，可直抵番禺(廣州)。南海的行旅或寶貨，完全可以乘船由廣州達中原或西至關中。珠江與長江之間航運的通暢，不僅方便了物資的運輸，同時也促進了廣州與中原、關中地區的貨物貿易、文化交流和技術交流等，那么巴蜀的飲茶風氣也必然隨著交流的擴大而逐漸傳到廣東地區。秦軍平定南粵以后，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33年)在嶺南設置了南海、桂林、象郡等三郡，同年，“(秦始皇)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4)。秦軍進駐嶺南，并設置了南海郡(主體范圍在今廣東、海南、廣西東南部)，而且逋亡人、贅婿和賈人向嶺南遷徙，他們不僅起到維護封建統治的作用，同時帶來了中原地區先進的生產技術，對嶺南地區的開發起了很大的作用，也必將巴蜀的飲茶習俗、茶葉種植技術等帶到廣東，即開始了廣東茶業事業之濫觴。上面所勾勒的廣東茶葉文化的發源和傳播，缺少古籍直接的證據，僅靠相關文獻進行推論，還有待進一步證實。

兩漢時期，有關廣東產茶的歷史開始有文獻記載。據《晉書•地理志》記載:“荊州。……六國時，其地為楚。及秦，取楚鄢郢為南郡，又取巫中地為黔中郡，以楚之漢北立南陽郡，滅楚之后，分黔中為長沙郡。漢高祖劃分長沙為桂陽郡，改黔中為武陵郡，劃分南郡為江夏郡。武帝又劃分長沙為零陵郡。設置十三州時，沿用舊名稱為荊州，統轄南郡、南陽、零陵、桂陽、武陵、長沙、江夏七郡。后漢獻帝建安十三年，魏武盡得荊州之地，……孫浩分零陵立始安郡，分桂陽立始興郡，又分零陵立邵陵郡，分長沙立安成郡。荊州統南郡、武昌、武陵、宜都、建平、天門、長沙、零陵、桂陽、衡陽、湘東、邵陵、臨賀、始興、始安十五郡，其南陽、江夏、襄陽、南鄉、魏興新城、上庸七郡屬魏之荊州。及武帝平吳，分南鄉郡為南平郡，分南陽立義陽郡，改南鄉郡為順陽郡，又以始興、始安、臨賀三郡屬廣州，以揚州之安成郡來屬。”(5)又據三國魏張揖撰《廣雅》云:“荊、巴間采葉做餅，葉老者，餅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飲，先炙令赤色，搗末置瓷器中，以湯澆覆之，用蔥、姜、橘子?之。其飲醒酒，令人不眠。”(6)漢武帝置荊州，轄境相當于湖北、湖南兩省及河南、貴州、廣東、廣西一部，其中零陵郡劃分出來的始安郡、桂陽郡劃分出來的始興郡、蒼梧劃分出來的臨賀郡，此三郡屬廣州，而且據《廣雅》一書中記載，荊、巴地區已有采葉做餅，飲用令人不眠的記載。由此可見，西漢時期，在荊州的廣大地域已經有茶和飲茶，當無可疑義了。老百姓已經懂得采摘茶樹的葉子制作茶餅，由巴蜀地區孕育和發展的茶餅制作技術以及茶湯式的飲茶習俗已經在廣東、廣西地區逐漸傳播開來。唐陸羽《茶經》記載:“《茶陵圖經》云:茶陵者，所謂陵谷生茶茗焉。”(7)據王威廉在《茶陵與茶葉史話》(8)中考證，《湖南省志》(1961年版)記載，西漢時，設荼陵縣(今茶陵)，漢武帝封長沙王子劉纇為侯國，后除為縣，屬長沙國。到東漢時，改荼陵縣為茶陵縣，改荼為茶(荼、茶音同，古實為一字)，歸屬長沙郡。由此可見，湖南的“荼陵”(今茶陵)一帶產茶由來已久，茶陵以產茶葉而著名。西漢時，荼陵縣屬長沙郡，荊州統轄長沙郡，東漢時，荼陵改為茶陵，足以說明當時湖南栽茶飲茶日盛，很自然地把茶字從不夠明切的荼字中分化出來，用以專指茶葉。由此說明，秦漢統一不久，茶的飲用和生產，就由巴蜀傳到了湘、粵、贛毗鄰地區。

宋寇宗奭《本草衍義》記載:“晉溫嶠上表貢茶千斤，茗三百斤。”(9)溫嶠(288－329年)，太原祁縣人，晉成帝(321－342年)時任江州刺史，貢茶之事發生在江州刺史上任時。江州，晉元康元年(291年)分荊、揚二州置江州，據《晉書•地理志》記載:“惠帝元康元年，有司奏，荊、揚二州疆土廣遠，統理尤難，于是割揚州之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荊州之武昌、桂陽、安成，合十郡，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10)其中，十郡之南康，古稱“南野”，又名“南安”，因“地接嶺南，人安物阜”而得名，晉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置縣，稱南康縣，晉太康三年屬南康郡，《晉書•地理志》記載:“南康郡。太康三年置。統縣五，戶一千四百。贛、雩都、平固、南康、揭陽。”(11)五縣之揭陽，據黃繼澍在《揭陽舊縣志考》中考據:“‘(東晉)咸和六年(331)析揭陽地為四縣(海陽、潮陽、海寧、綏安)，以屬東官。’……以此為依據，古揭陽應包括現潮汕三市及梅州市、閩南的部分地方。”(12)綜上可知，古代江州，東晉轄地相當于今江西、福建二省、以及湖北、湖南、廣東等部分地區，也說明在東晉溫嶠上任江州刺史時期，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廣東等地已有貢茶生產。東晉時期廣東地區茶葉的發展，為后來唐陸羽在《茶經》中記載嶺南韶州產茶打下了基礎，茶葉專家程啟坤在《論中國唐代茶區與名茶》進一步考證，唐代廣東的潮州、揭陽、饒平、韶關、封州、仁化、樂昌、廣州、惠州等廣大地區已經有茶葉生產，并出現了嶺南茶、韶州生黃茶等一系列名茶產品。

成書于東漢的《桐君錄》，原書佚，漢魏間《吳普•本草》引《桐君錄》云:“南方有瓜盧木，亦似茗，至苦澀，取為屑茶飲，亦可通宵不眠。煮鹽人但資此飲，而交廣最重，客來先設，乃加以香?輩。”(13)唐虞世南《北堂書鈔》引東晉裴淵《南海記》:“酉平縣(今惠陽縣)出皋蘆，茗之別名。葉大而澀，南人以為飲。”(14)南北朝陳沈懷遠《南越志》:“龍川縣(廣東東部)有皋蘆，名瓜蘆，葉似茗，土人謂之過羅，或曰物羅，皆夷語也。”(15)這里說到，南方(如龍川縣)有瓜蘆，瓜蘆亦名皋蘆，或是茗的別名，似茶或者非茶，飲用可以通宵不眠，有客來時必先設茶，東漢交廣轄境相當于今廣東、廣西的大部分和越南承天以北諸省。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龍川縣志》卷三十九物產木之屬記載:“茶，《爾雅》曰:，苦荼。注:樹小如梔子，早采者為茶，晚采者為茗。”(16)據王威廉《皋蘆小議》(17)、莊晚芳《皋蘆考釋》(18)中證實，即苦荼，不論瓜蘆或皋蘆，已經被證實均為在不同時代和不同地方的變音。盡管長期以來對于皋蘆種是否為茶樹原種還有許多爭議，但對于皋蘆為山茶科的苦茶樹，認為皋蘆為喬木型的大葉苦茶樹看法上，已經形成一致的意見，這種苦茶樹，在我國的湘、贛、閩、桂、川、粵、黔等省(區)的茶山都有分布，尤其是粵、桂、黔三省，有的呈野生或半野生狀態，有的成片或零星分散，是我國寶貴的茶樹資源。由此說明，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廣東就已經有皋蘆或瓜蘆的喬木型苦茶樹生長的記載，廣泛分布在廣東的惠陽縣、梅縣西部等，當地的夷族人民已經作為日常飲料來飲用。

據民國23年(1934)《東莞茶山鄉志》物產記載:“吾鄉以種茶得名，梁武帝時，僧人建雁塔寺于鐵爐嶺，沿山蒔茶，清季萬壽庵尚存古茶一樹。”(19)由此說明，廣東東莞種茶歷史悠久，南朝梁武帝時(503—515年)，僧人建雁塔寺于鐵爐嶺(今茶山鎮)，沿山種茶而得名。

隋朝(581－618年)結束了自西晉末年以來長達近300年的分裂局面。建立了統一的國家。隋代幾乎沒有留存有關廣東茶事的史料，但是留下了對后世茶葉運銷產生重大影響的偉大歷史工程:開鑿運河。隋代開鑿的通濟渠、邗溝、江南河、永濟渠對后世的水上交通運輸及運河沿岸城市的發展影響深遠，其中通濟渠和邗溝的開鑿疏浚成功，由于邗溝在揚州之南和長江相會合，直接促進了揚州(治所在今江蘇揚州市)的繁榮，而揚州能夠不斷繁榮，實是得力于通過通濟渠和邗溝，和都城長安交通往來。唐人論述通濟渠的作用說“自揚、益、湘南至交、廣、閩中等州，公家運漕，私行商旅，舳艫相繼。”(20)應該說，這許多地方的運漕和商旅，都是經過揚州才能去到長安，其中絕大部分都要經過揚州以上的長江。當時長江最上游的通航可以遠至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市)，至于湘南、交、廣等地的船舶則由湘水轉入長江，再行下運。秦朝時期開鑿的靈渠使長江、珠江兩大水系接通，從此黃、淮、江、珠四大水系皆有運河相連，黃河流域的船只可以由水路直航嶺南地區，這是中國水運史的一大發展。因為地理位置的關系，南海郡的廣州是隋朝和東南亞往來貿易的主要口岸，海外貿易十分繁榮。“南海、交趾、各一都會也。并所處近海、多犀、象、纈瑁、珠璣、奇異珍瑋，故商賈至者，多取富焉。”(21)隋朝和西亞、歐洲各國，也有友好往來。當時廣州不僅是通往東南亞諸國的大港口，也是進出西亞、歐洲海路上的主要港口。嶺南的廣州作為海外貿易的重要港口，不僅接待東西南北的四方使臣，購買和上貢各種外國珍奇異寶以滿足皇室的奢侈性消費以及貢物的回贈酬答等，通過運河運往隋朝都城長安，南來北往，也必然將運河沿岸城市(如長安、揚州、蘇州、宣州、湖州、杭州、成都等)的豐富物產南帶廣州，進一步刺激海內外貿易的發展。由此可知，當時海外出口貿易的大宗商品如鐵器、銅錢、金銀、絲綢、錦絹、瓷器、茶葉、紙等也必然源源不斷通過運河運到廣州，再由廣州出口，亦促進了廣東茶葉農產品的種植、生產、加工、運輸、包裝等茶產業的發展。

二．唐代的廣東茶葉

秦漢以來，廣東由于長期作為國內外進出口貿易的樞紐，商品經濟素來比較活躍，重商成為一種社會心理。進入唐代，廣州對外貿易空前繁榮，鄉村好市不數斷興起，水陸運輸與遠洋運輸也日趨便利，人們出賈行商，蔚為風氣。史稱“百粵之地，其俗剽輕，獵浮淫之利，民罕著本。”(22)唐以前，盡管沒有廣東茶葉出口貿易的直接記載，可早在隋朝時期，中國茶葉出口有如下記載，威廉•烏克斯在《茶葉全書》中寫道:“中國早期之茶葉出口貿易史，頗為蒙昧，約于公元五九三年，中國文化及佛教傳入日本以后，常有帆船載運少量茶葉至該國。”(23)我國著名茶葉專家陳椽在《茶業通史》中也寫道:“唐時，自廣州至波斯灣，中國商船獨占運輸業。開元二年(714年)特設市舶司管理商務。當時茶葉是商買商賣，商人必然大量輸出。”(24“)茶葉交換其他貨物的貿易方式，有史可稽，始自晚唐(大約812－907年)對外貿易。北方主要是與突厥、回鶻、吐蕃等國進行交易，用茶葉、絲織品交換馬匹、皮毛;南方則用茶葉換取其他國家的香料、象牙、珍玩奢侈品。”(25)由此可見，廣州自秦漢以來是海外貿易的重要港口，唐時，廣州是對外貿易的第一大港，并在廣州首設市舶使管理海外貿易，亦可見廣州海外貿易發達，任職的官員常常為巨富，商買商賣繁榮，當時流行飲用的茶葉必然成為海外貿易的商品之一。唐陸羽《茶經•八之出》中將唐代的產茶區域分為8個茶區，包括1個郡和42個州，并有記載:“嶺南:生福州、建州、韶州、象州。其思、播、費、夷、鄂、袁、吉、福、建、韶、象十一州，未詳。往往得之，其味極佳。”(26)其中，茶圣陸羽指出嶺南茶區包括韶州，韶州指的是今廣東仁化、曲江、和樂昌一帶，盡管陸羽對韶州一帶生產的茶葉情況還不太了解，但是認為能得到這個地區的茶葉，其味道都非常好，可見，當時廣東地區的百姓對茶葉種植、加工都非常熟練，有一定規模的茶園，茶葉的飲用得到普及，才能加工出上好的茶葉。據中國農業科學院茶葉研究所主編的《中國茶樹栽培學》論述，認為唐代茶區除《茶經》所載的43個州外，實際上還有33個州，共計76個州。據程啟坤在《論中國唐代茶區與名茶》考證，中國唐代茶區的分布，已遍及四川、陜西、湖北、河南、安徽、江西、浙江、江蘇、湖南、貴州、廣西、廣東、福建、云南等14個省(區)。(27)其中唐代廣東產茶區見下表1。自東晉廣東有貢茶記載以來，唐代廣東茶葉生產獲得很大的發展，許多茶葉產地都出現了品質優異的名茶，據陳啟坤在《論中國唐代茶區與名茶》中的歸納，中國唐代茶區的分布是廣闊的，主要的產茶地分布于80多個州，其遍及的省(區)與現代茶區基本相同。(28)其中唐代廣東茶葉的名茶產品見下表2。

唐中期以后，“風俗貴茶”，廣東茶樹的種植不斷增多。唐德宗時，同州王野人游羅浮山，筑室而居，構草堂，“植茶成園”(29)。唐憲宗時，韶州周榮以生黃茶一封相贈郴州侍郎楊於陵，(30)說明當時韶州生黃茶是珍貴的茶品，并作為禮品相互贈送。清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記載:“西樵山號稱茶山。自唐曹松移植顧渚茶其上，今山中人率種茶。間以苦艸登。艸登樹森森，望之若刺桐叢桂。每茶一畝苦艸登二株。歲可給二人之食。”(31)乾隆6年(1741)《南海縣志》流寓記載:“曹松，字夢徵，舒州人。學賈島為詩，累試不偶，南游廣州，山川勝處必留連累日，常至南海西樵山，棲遲久之，移植顧渚茶于山中，教山民焙茶，至今樵茶甲于南海。山民以茶為業，鬻茶而舉火者殆萬家。”(32)說的是，唐末詩人曹松自顧渚(今浙江長興)移植茶樹于南海縣西樵山，教當地山民制茶，才有了后來著名的西樵云霧茶。晚唐嶺南番禺人鄭愚作《茶詩》云:“嫩芽香且靈。吾謂草中英。夜臼和煙搗。寒爐對雪烹。惟憂碧粉散，嘗見綠花生。”(33)唐代的茶葉貿易是一種大范圍的貿易活動，“蜀茶南走百越，北臨五湖”，同時隨著植茶的增多，廣東成為唐中后期重要的稅茶區。天寶以前，唐人飲茶尚不普遍，“至德、大歷遂多，建中已后盛矣”(34)。故德宗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為常平本錢”(35)，但隨后罷之。貞元九年，鹽鐵使張謗復請稅茶，“十稅其一，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緡”(35)，從此，榷茶成為朝廷解決財政困難的有效辦法之一。唐穆宗即位后，“兩鎮用兵，帑藏空虛。禁中起百尺樓，費不可勝計。鹽鐵使王播圖寵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江淮、浙東西、嶺南、福建、荊襄茶播自領之”。(37)長慶元年，鹽鐵使王播提高茶稅率，由原先的10%提高到15%。由于嶺南是產茶區，嶺南的韶州、封州、恩州、廣州等州均有茶葉生產，銷量很大，它與江淮、兩浙、兩川等地一樣，是重要的茶稅來源地，由此可見，廣東多地的產茶區的榷茶收入在全國經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三．小結

綜上所述，秦代的時間不長，史籍沒有留下有關廣東茶葉的資料，僅能從相關古籍及當時國家經濟發展趨勢及軍事的需要進行推論。兩漢時期，在我國古代文獻中，不僅在張揖《廣雅》一書，在醫藥著作如《吳普•本草》，開始有廣東茶葉資料的專門介紹和記述，是廣東有茶的可靠和直接記載，從兩漢不多的資料來看，廣東茶葉生產、飲用和種植均集中在粵北及粵西北地區。魏晉南北朝時期，從《本草衍義》、《南越志》、《南海志》等著作及粵各地方志的可靠記載，廣東茶葉發展的區域不斷擴大，開始有貢茶的生產，東莞亦有僧人在鐵爐嶺(今茶山鎮)植茶的記載，茶葉的種植擴大到了粵西、粵東的廣大區域。隋唐時期，廣州作為當時中國對外貿易的第一大港，盡管沒有直接的史料記載茶葉作為商品進行對外貿易，但在《茶業通史》、《茶葉全書》等著作中均有推論茶葉作為商買商賣的商品必然從廣州港進行貿易，同時，唐？陸羽及許多茶學工作者均證實在唐時廣東全省范圍內均有茶葉生產，茶葉產量提升，名茶產品不斷涌現，茶葉種植、生產和貿易得到極大發展，并作為當時全國榷茶的重要地區之一，是國家經濟的重要來源。可見廣東產茶歷史悠久，亦可以重新認識廣東茶葉發展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