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歐大眾文化初探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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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800年被史學界界定為歐洲歷史的近代早期，這一時期西歐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以往對這一時期的社會文化研究中，學者們傾向于對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考察，對普通大眾的文化卻是鮮有研究。隨著當前大眾文化的強勢發展，相關的學術研究也層出不窮，而以大眾文化理論的觀點來看，這一時期商品經濟的興起、發展正是催生大眾文化的物質基礎和外在動力。結合時代特征、文化史的研究和大眾文化理論，筆者認為在這一社會轉型時期，西歐的文化形態表現為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相互作用，共同對抗中世紀的封建文化，二者在不同層面、從不同角度進行互補、互動和共生，為資本主義文化注入了強大的生命力，從而進行著轉型時期的文化建構。

一、近代早期大眾文化的內容

首先本文所要討論的大眾文化并非現代意義上的大眾文化，這一時期的大眾文化有其自己的特殊內涵。與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技術革命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現代大眾文化不同，近代早期的大眾文化脫胎于中世紀原始的、純粹的、人民的文化，因此并不具有法蘭克福學派總結的現代大眾文化的特點，即把其稱作文化工業，具有單向度性和異化性，并且其標準化、規模化的生產扼殺了藝術的個性和獨創性。大眾文化是一個運動的文化形態，對其如何定義，取決于所處時代的特征。在1500~1800年西歐社會轉型的特殊時期，大眾文化表現為與精英文化相對的一種文化形態。這一時期的歐洲除了有學校里傳承下來的古典傳統，未消亡的中世紀經院哲學和神學傳統，以及文藝復興、科技革命、啟蒙運動等可能只對受過教育的少數人產生影響的思想運動之外，還有民歌、民間故事、小歌謠集等普通大眾參與的文化，以及各種宗教節日、世俗節慶和婚喪嫁娶等。彼得•伯克通過對這些普通大眾參與的文學藝術和世俗節慶進行研究，將大眾文化定義為，“至于大眾文化，或許最好是先使用否定的方法去下定義，把它定義為非正式的文化，即非精英的文化，也就是葛蘭西所說的‘從屬階級’的文化。”

并且他把“非精英”界定為一個或多或少可以確定的社會群體，主要包括工匠和農民。此外，羅伯特•雷德菲爾德用文化分層模式解釋這一時期的文化現象，即受過教育的少數人的“大傳統”（精英文化）與其余人的“小傳統”（大眾文化）相互影響，雙向交流，并且那些少數人既參與“大傳統”又參與“小傳統”，而多數人只是參與“小傳統”。[2]對于精英而言，這兩種傳統具有不同的心理功能，大傳統是嚴肅的，對應著現實世界，而小傳統是游戲的，對應的是顛倒的狂歡世界。綜上所述，本文所要討論的“大眾文化”，既與精英文化相對，包含民間文化、市民文化但又從民間文化和市民文化中抽離出來，形成一種不同于其本體的，同時又與其他文化形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的文化形態，在不同時期與其他文化形態的關系也是不同的，它是一種流動的、更新的文化。[3]該時期主要有農奴的文化、鞋匠的文化、鐵匠的文化、牧羊人的文化等等，而且隨著行會的興起，每個行會都創造了自己的小歌謠集、舞蹈和戲劇等文化形式。

二、大眾文化發展的社會基礎

社會轉型伴隨著文化的更新和重建，同時文化的轉型離不開經濟、政治等領域的變遷。因此，研究大眾文化的發展歷程，離不開對轉型期特殊的政治、經濟環境的考察和分析。政治上，西歐從等級君主制國家過渡到近代民族國家，確立了絕對君主制政體。隨著民族主義廣泛興起，民族國家的相繼建立，激發了各個階層探尋民族文化的熱情，他們開始去尋找和發現人民的、民族的、原始的文化。最突出的是知識分子對民歌的社會價值的發現，如赫爾德的“擁有一種現已喪失的效力”，格林兄弟把民歌稱作“造化之詩”等。知識分子還發現，在早期的西伯來人、希臘人和北方民族中，民歌被視為神品，它是一種“生命的寶藏”，具有實際的功能，是一種“有機共同體”的特殊生活方式。因此，各個國家都在搜集口述傳統編輯成冊出版，一部部的民族歌謠集紛紛出版，如英國北安普敦郡的一名教士托馬斯•帕西，于1765年出版了一本《英詩遺存》，收錄了若干著名的民謠。經濟上，從14世紀開始，早期形成的商業城市積累了巨額資本，隨著商業資本的滲透，并且控制了越來越多的生產領域，西歐的經濟體制逐漸完成了轉型，實現了由自給型生產方式向交換型生產方式的演變。[4]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城市的興盛，商人成為具有無限發展潛力的階層，由商人構成的市民階層成為一個活躍群體，開始創造屬于自己的文化。商人不是農民，但手中掌握著農民的作物；商人不是工匠，但商人擁有工匠的產品。[5]因此這一時期，商人與農民和工匠開始產生千絲萬縷的聯系，市民文化豐富著大眾文化，成為大眾文化新的表現形式。同時，行會的出現適應了市民階層對自由的要求，形成了自由競爭的市場環境，體現了市民階層的創造性，豐富著市民文化。此外，城市成為了文化中心，廣場、小酒館成為人們休閑娛樂、節日歡慶的場所，大眾文化蓬勃發展。文藝復興也為大眾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思想基礎。文藝復興對人的理性和人的世俗價值的肯定，使下層人民開始掙脫中世紀基督教神學的束縛，尋找真正的屬于自己的文化，豐富自己的休閑娛樂生活。如當時流行的一種游戲風俗，反映出農民在牧草收割完畢舉行歡慶的生動場面。當最后一捆牧草被運走時，領主在地里放一只公羊或綿羊，農民必須在它逃脫以前將羊捉到。如果捉到，這只羊就成為慶祝勞動結束而舉行宴會的一道大菜。拉姆西修道院院長在各個莊園的農民割完牧草的那天，會發給他們8或12便士，作為他們喝“開鐮酒”的費用。[6]因此，無論是政治上、經濟上，還是思想上的變化發展都成為大眾文化興起的社會基礎，并為大眾文化的改革埋下了伏筆，大眾文化走向雅俗共賞正是在這樣的轉型期孕育而生的。

三、社會精英階層對大眾文化的改造

由于思想的解放、人身束縛的解除、政治的開明和民主，農民和雇傭勞動者成為“自然人”，他們的一切經濟活動都是出于自我欲望和需求的滿足，缺乏長遠的經濟目的和計算意識，養成了自由散漫的大眾心態。[7]同時，狂歡文化宣稱，世界上沒有神圣，也沒有權威與偶像；一切都可以顛覆、褻玩、戲仿，人們盡情狂歡，成為當時下層人民生活的寫照。大眾文化的消極影響，使新興的“社會精英”們為顯示其存在價值，開始在行為方式方面反傳統，對大眾文化進行改造。

大眾文化的改造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1500~1650年），主要是反對大眾宗教的某些形式，例如神跡戲和神秘劇，大眾布道特別是諸如圣徒節日等宗教節日和朝圣活動。大眾儀式被譴責為非禮不敬，褻瀆上帝，冒瀆圣物，有礙視聽，嘲弄基督教。1541年，英國頒布法令，禁止“把一個男孩選舉為愚人日的主教或修道院院長”的傳統習俗，并把愚人日主教望彌撒說成是“對上帝及其圣徒的嘲弄，而不是對他們的真心稱頌”。大眾布道也遭到攻擊，被說成是通過滑稽的表演和講述荒謬的故事，讓人們哄堂大笑。神跡戲和神秘劇未經許可不得上演，即使是耶穌的受難劇和復活劇也不得上演，以防趁機向基督教信仰不堅定的人散布流言蜚語，傳播異教思想。同時，宗教改革家們還借助印刷術的發明，用本民族語言翻譯出版并向普通民眾提供《圣經》，編輯出版了《教理問答》，還根據民歌改編成各種贊美歌，在中下層民眾中口口相傳。這些都促進了知識的傳播，提高了人民的文化素質，為大眾文化由俗向雅發展奠定了基礎。第二階段（1650~1800年）表現為對演員、民歌、馴熊、斗牛、打牌、小故事書、江湖郎中、跳舞、擲骰子、占卜、集市、民間故事、算命、演魔術、戴面具、民間歌手、木偶戲、小酒館和巫術等娛樂活動的改造。世俗節日被譴責為縱容罪惡的場所，如五朔節花柱被譴責為陰莖的象征；足球比賽被攻擊為“謀殺性的比賽”或“一種友好的斗毆”；馴熊、斗牛被認為是罪惡的，“當上帝創造的生靈被虐待時，上帝也就遭到了虐待”。伊麗莎白時代的清教徒攻擊舞蹈為跳舞的人提供了“猥褻地撫摸身體和不潔的擁抱”的機會，“是的前奏，縱欲的準備，各種淫蕩行為開始前的頌歌”。一些地區頒布法令，凡是男孩“以可恥的方式”把女孩拋向空中的舞蹈都在禁止之列。還有一種介乎道德和政治之間的一種觀點，認為大眾歌曲過多地把罪犯當做英雄來頌揚。因此知識分子從道德和審美的角度將這些“粗鄙”“放縱”的文化剔除，純潔“大眾文化”。取消所有卑劣的求恩行為，避免所有淫穢的東西，在繪畫和裝飾圣像時不應帶有引誘力，慶祝圣徒和朝拜圣跡也不應被人們曲解為喧鬧的節日和酗酒。

3個世紀的改造使許多傳統風俗被取消，酒館被關閉，舞蹈、戲劇被禁演，書籍被禁印。也正因為這次改造，使精英知識分子把大眾文化的因素，如民謠、舞蹈、戲劇、節日等，看成是特殊和奇妙的東西，由此才有可能去記錄和收集它們。英國歷史學家約翰•奧布雷認為：“古代風俗和老嫗說的寓言雖然是些粗糙的東西，但不應該丟棄，從中也許可以引出一些真理和教益。”[10]對大眾文化的改造，并不是要取消大眾文化，取消大眾節日，而是要使其純潔化，使其雅俗共賞。知識分子從人文主義和理性價值的角度出發，從神學去異端化和道德去野蠻原始化上，對其進行改造，使其適應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整合社會文化，實現了早期資本主義文化建構。四、對當代我國大眾文化發展的借鑒意義在當代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化過程中，生長于商品經濟社會的現代大眾文化，在90年代的中國蓬勃發展起來。但是現代大眾文化面臨著雅與俗的矛盾，并且不斷招致知識分子們的批評，因此可以借鑒近代西歐社會轉型時期，知識分子對大眾文化的自發參與、自覺改革的經驗，引導我國大眾文化向既娛樂大眾又脫離低級趣味，既是民間的又是官方的，既是邊緣的又是主流的和諧之路發展。

首先，要以一種包容的態度，將大眾文化放在社會轉型的特殊時期，要允許其在初級階段與經濟利益綁縛在一起，不能一味地指責批判并拋棄。當代大眾文化是在市場經濟的土壤中成長起來的，是新觀念、新生活的社會化，是一種廣泛的社會行為方式。它有利于張揚個性、開闊心胸和眼界，有利于人們改變封閉守舊心態，積極參與社會生活，從而促進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大眾文化是屬于人民大眾的文化，有著深厚的社會基礎，大眾文化的繁榮能夠促進社會文化的分層，促進文化的多元化，精英文化、官方文化、主流文化和大眾文化都要在實踐中尋找自己應有的位置。知識分子要有社會責任意識，要看到大眾文化的吸引力與時代要求，對其內容進行純潔化，保存民族的、傳統的、精華的部分，用精英文化對其進行改革，對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低俗、媚俗部分大刀闊斧地剔除。同時，還要與政府合作，積極參與政府政策的制定，對社會輿論進行積極引導，但不當政府的控制木偶和傳聲筒，致力于建設自由民主的社會文化環境。

其次，對當代大眾文化的載體——大眾傳媒，要完善行政、法律制度和經濟制裁，對傳播內容進行分類，對傳播渠道進行監管，制播分離，權責明確。還要純潔媒體從業者隊伍，培養他們的人文主義情懷，提高其科學文化素質和提升媒介素養，積極引導文化的大眾趣味，傳播精品娛樂文化，形成內容豐富多彩、健康積極、娛樂身心、去意識形態化的現代大眾文化氛圍，促進文化發展多元化。

四、結語

社會轉型時期，原有社會結構正在瓦解，新的社會結構正在成形，文化也處于重塑階段，容易導致人們尤其是下層民眾處于一種精神空虛狀態，迷失在對經濟物質利益的追求中。精神與物質、精英與大眾的矛盾，成為轉型期社會文化建構的瓶頸。對于大眾文化而言，既肯定娛樂化傾向的合理性，又超越物質利益，用精英文化中一些貼近日常生活的部分改革大眾文化，使其升華，雅俗共賞，從而使社會經過轉型期的“陣痛”后，更加地充滿生命活力。

作者：韓迎迎 單位：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