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兒童文學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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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文字是目前可查的關于中國近代兒童戲劇品評的最早記載，具有相當珍貴的文獻價值。關于兒童小說，梁啟超提倡應該視之為教育國民的重要精神食糧，他在《譯印政治小說序》中以歐美變革中小說的功用為例間接說明了這一點:“在昔歐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經歷，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于小說。于是彼中輟學之子，黌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儈、而農民、而工匠、而車夫馬卒、而婦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之議論之一變。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很明顯，梁啟超把“童孺”也列為小說陶冶的對象，這無疑是對兒童與小說之間關系的新認識。梁啟超雖未直接點出兒童與小說的關系，但是非常明確地指出，兒童與其他不同身份的成人一樣可以讀小說，通過小說能了解時政，接受教育，這樣的觀點可謂是震聾發潰。在傳統社會里，對于成年人而言，小說尚不能登堂入室，列為正當讀物;而梁啟超居然提出兒童也可以讀小說，這在中國文學理論史上的確是一次觀念的革新。正是從這一點出發，梁啟超身體力行，譯介了兩部外國小說供兒童閱讀:一部為法國作家焦士威爾瑪(即儒勒•凡爾納)的《十五小豪杰》，另一部是法國作家佛林瑪利安的《地球末日記》。梁啟超還在自己主編的《新小說》上陸續發表以兒童為閱讀對象的外國小說，這些小說對當時幾代少年兒童影響極大，成為了他們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魯迅在《南腔北調集•祝中俄文字之交》中曾寫道自己當時在梁啟超所辦的《時務報》上看見《福爾摩斯包探案》時的驚奇感以及在《新小說》上看見焦士威瑪的科學小說《海底旅行》之類的新奇感。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也曾回憶自己在南京時所受到的文學影響來源于梁啟超在《新小說》中刊登的那些科學小說。梁啟超有關兒童文學的理論思考，核心內容是強調兒童文學的教育作用。從這一點出發來考量兒童文學的創作特點，詩歌要通俗易懂，戲劇應聲情激越，小說該啟智增識，這實際上是梁啟超有關兒童文學價值的思考。很顯然，社會功利性是梁啟超認同的兒童文學應具有的價值。在梁啟超看來，兒童文學應該成為向兒童灌輸濃郁愛國主義激情、開啟心智、了解西方、增強自我知識與能力的手段。這樣的兒童文學價值觀顯然帶有極大的時代特征與局限性。兒童文學作為精神產品，其價值屬性應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一點是:以特有的審美特性作用于兒童的精神世界，滿足他們的精神需要，符合他們的身心成長，讓他們感到精神上的愉悅與自造，從而促進兒童的全面發展。這樣的價值觀才能讓文學與兒童和諧共處，從而真正發展兒童、完善兒童、提升兒童、有益兒童。梁啟超的兒童文學價值觀并沒有徹底擺脫“文以載道”的傳統文學思想。但是，梁啟超首次將兒童與小說、戲劇、詩歌聯系起來，并給予這些文體重要的地位，這無疑有益于拓寬兒童的視野與眼界，在中國近代兒童文學理論的建設中極具開拓性，對于當時的兒童文學觀念的發展、兒童教育理念的更新都有著重要的啟蒙作用。二除梁啟超對兒童文學理論的探究外，當時還有幾篇重要的兒童文學理論成果推動了中國近代兒童文學的發展。其中，刊于《杭州白話報》1902年上冊“論說卷”的黃海鋒郎的《兒童教育》是中國近代兒童文學理論批評的早期成果之一。黃海鋒郎為筆名，真實姓名無以為考。這篇文章主要談兒童教育問題，重視教育對兒童的引導作用，其中有部分文字涉及兒童讀物的問題。作者先反后正，先提出兒童讀四書五經只會“自幼至老，懵懂一世”，那“四書五經是圣賢的大義微言，就是胡子一把的老先生，也不能夠明白這個道理，何況那是乳臭未干的兒童。所以兒童入塾讀書，終日高聲朗誦，卻不曉得書中的意思，積久生倦，趣味毫無，反阻止了兒童好學的心思，埋沒了兒童活潑的天籟”。

接著，黃海鋒郎指出能讓兒童陶鑄天性的應該是“愛國的故事”與“為人的箴言”。黃海鋒郎的兒童讀物觀雖然是只言片語，在當時卻是一種極有沖擊力的文學觀點。作者明確將四書五經、《三字經》《千字文》等蒙學教育的慣常讀物定位為讓兒童“受害無窮，腦門受傷，便成廢物”的罪魁禍首。從現有資料考察，這是近代明確反對傳統兒童蒙學教材的最早文字記載。此外，黃海鋒郎提出的兒童應讀愛國故事與為人箴言的看法與同時代梁啟超的觀點如出一轍，都是從兒童文學的教育作用與社會功利作用來考察兒童與文學的關系的。同時期徐念慈的《請為兒童寫作小說》也是近代兒童文學理論發展史上的重要論文。徐念慈，近代著名小說作家與理論家，熱衷于小說創作與理論研究。他在1908年《小說林》第9和第10冊上連續刊載了有關小說理論的專文《余之小說觀》，其中第8節為《小說今后之改良》。20世紀初，“小說界革命”在文壇掀起，小說的社會作用遂為有識之士所悉知。閱讀小說是國民之精神需要這一觀點也同樣適用于兒童讀者。在梁啟超首次將兒童與小158說聯系起來之后，提倡小說革命的徐念慈提出，應該專門為兒童創作一種屬于他們的小說，這無疑將梁啟超的兒童小說觀向前推進了一步。徐念慈撰寫了專文《請為兒童寫作小說》，詳細陳述自己對兒童小說的認識:今之學生，鮮有能看小說者(指高等小學以下言)。而所出小說，實亦無一足供學生之觀覽。余謂今后著譯家所當留意，宜專出一種小說，足備學生之觀摩。其形式，則華而近樸，冠以木刻套印之花面，面積較尋常者稍小。其體裁，則若筆記，或短篇小說，或記一事，或兼數事。其文字，則用淺近之官話;倘有難字，則加音釋;偶有艱語，則加意釋;全體不逾萬字，輔之以木刻之圖畫。其旨趣，則取積極的，毋取消極的，以足鼓舞兒童之興趣，啟發兒童之智識，培養兒童之德性為主。其價值，則極廉，數不逾角。如是則足輔教育之不及，而學校中購之，平時可為講談用，大考可為獎賞用。想明于教育原理，而執學校之教鞭者，必樂有此小說，而贊成其此舉。試合數省學校折半計之，銷行之數，必將倍于今也。

徐念慈的此番細論不同于之前黃海鋒郎的泛論，他力求遵循兒童讀者的接受特點，從形式、體裁、文字、描圖甚至價錢上提出了“兒童的文學”的具體特點，這實際上是從接受主體的角度考量兒童文學作為文學消費應該具備的構成要素。這里的文學消費不僅有物質上的消費，如提出讀物的定價應“極廉，數不逾角”;還有精神上的消費，兒童讀后可以“鼓舞兒童之興趣，啟發兒童之智識，培養兒童之德性”。雖然徐念慈對兒童小說的精神價值的提倡有過于強調教化作用之嫌，但其從兒童特點出發的立足點無疑對當時的兒童文學創作與理論都有實在的參考價值。1909年11月刊行的《教育雜志》第12期發表了未署作者姓名的文章《兒童讀書之心理》，這篇文章是近代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發展史上第一篇系統分析作為兒童文學的接受主體兒童的閱讀心理的專文。文章首先指出兒童所讀之書對于兒童意義重大，依據是:“兒童至能讀書之時，其精神即漸漸飛躍”;在精神成長的同時，“道德上身體上精神上墮落之危機，亦即發生”，所以對成長期的兒童“萬不可使其精神衰弱昏昧，且須留意其所讀之書”。那么什么樣的書適合兒童閱讀呢?作者立馬給出三條建議。第一條為“以言日常生活之事，又富有趣味者為佳”。

兒童書必須貼近兒童的生活，同時又富有趣味。這樣的觀點是只有蹲下來與兒童對話、用兒童的心思考過的有識之士才能體悟得出的結論!在此基礎上，作者又進一步指出關于世上的苦與難、是與非，如果兒童不知道的也應該告訴兒童，不要為兒童關閉，應該讓兒童知道、了解，這樣才能辨別、認識社會。對于是否應該把社會真實的黑暗與悲哀之處展示給兒童，這一直都是兒童文學研究者爭論的話題之一。這篇文章的作者不僅意識到了這個問題，而且還提出了自己對這個問題的明確態度，這在20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理論還處于開荒狀態的背景下，實屬難能可貴。很顯然，作者讓兒童了解真實人生的態度具有現實主義的文學傾向，他希望兒童通過閱讀圖書了解社會中的善與惡、丑與美，知曉人生，洞悉現實世界的種種真實世象。文章對讀書的建議之二為:兒童應讀他們愛讀的書。如果想讓讀書有益于兒童，那么必須重視兒童的意見。作者以統計數據為依據，指出學堂讓兒童讀的書其實兒童喜歡的并不多，并提出學校在配備圖書時應充分尊重兒童的意見。作者對兒童自身的興趣給予如此重要的地位，正體現出了他將兒童觀與兒童讀物觀有機聯系的理論體悟。他認為兒童的興趣必須要予以重視，這樣的兒童觀推導出的結論正是兒童讀物必須要滿足兒童的興趣，只有兒童愛看的書才能有益于兒童。將關注的目光放在兒童身上而建構起的兒童讀物觀不正是現代兒童文學時期“兒童本位”文學觀的初始表達嗎?新文化運動時，兒童文學理論的一項重大成果即為兒童本位的兒童文學觀，其核心觀點正是兒童文學在創作時要完全尊重兒童的獨立人格，遵循兒童的心理需要，滿足兒童的興趣。從這點出發，筆者認為，兒童文學本位觀的首倡者不是公認的周作人，而是此文的作者無名氏先生(抑或女士)，他的這聲“兒童讀其嗜讀之書”在“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仍占主導意識形態的晚清可算是一聲另類的吶喊與呼吁。只可惜這聲音太微弱，直至五四時期才變得強勁有力。

閱讀建議之三為:“史傳中之大種族深化、敘事詩及其他古典等”皆可以成為兒童“精神的滋養物”。理由是，“少年時代恰與神話時代相當”，因此，神話故事比現代文明更能讓少年理解。將少年時代與人類的神話時代相提并論，這不正是西方人類學有關原始心理理論的核心觀點嗎?西方人類學是19世紀中葉以后出現的一門新學科，認為人類的文化與社會都是由低級向高級分階段進化發展，并提出了兒童的成長與人類進化的程序完全一致的“復演說”。從“復演說”可以推導出，兒童的思維與原始人的思維具有一致性，因此兒童必然喜歡并理解有關記錄人類原始文明時期的神話與傳說。西方進化人類學派的“復演說”對五四以后的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理論影響極大，周作人、趙景深、張梓生等現代童話理論的建構者都是在其影響下進行有關童話起源和分類的醞釀的。無名氏先生的觀點(“神話故事，與少年之關系，較現今之文明，尤為密切”)很顯然有“復演說”的影子，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出西方人類學早在五四之前已經開始被中國的有識之士發現并運用于兒童文學的研究中了。這比中國較早運用人類學理論來研究兒童文學的專論———即周作人1913年8月發表在《教育部編纂處月刊》第1卷第7期的《童話研究》一文———還早近四年。

梁啟超、黃海鋒郎、徐念慈及《兒童讀書的心理》的作者無名氏等屈指可數的幾位研究者的成果構成了中國近代兒童文學理論發展的主體研究現實。窺一斑而見全貌。他們的研究成果凸顯出近代兒童文學理論的歷史特點。首先，中國近代兒童文學理論整體呈現研究材料零散，研究觀點表述粗淺，研究成果形式簡單的總體特點，與同時期的成人文學文論著家蜂起相比，近代兒童文學理論聲音微弱，發展緩慢。其次，雖然中國近代兒童文學理論發展散、粗、淺、陋，但是卻對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理論的自覺形成與發展起到了重要的鋪墊與推進作用，尤其是梁啟超關于兒童詩歌、戲劇、小說的文體思考對于現代兒童文學理論起到了重要的啟蒙作用。此外，近代兒童文學理論家雖然觀點陳述有限，但卻在有限的表述中直擊兒童文學理論研究的諸多核心問題，比如兒童與小說的關系、兒童的閱讀接受心理、兒童文學的體裁特質、兒童文學的語言特點等。這說明，近代兒童文學理論研究雖然可研究的材料匱乏。當時并未產生真正的兒童文學作品，但這并不影響兒童文學理論家思考的理性深度。比如，梁啟超有關兒童文學的教育功能理論涉及到兒童文學的文學性與教育性的價值探討，從現代兒童文學延續到當代兒童文學這一直都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學術問題?？梢哉f，近代兒童文學理論的諸多思考維度無疑為后代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的發展開拓了廣闊的理論方向。對于中國近代兒童文學理論研究雖然一直甚少，但是其呈現的事實表明，這是一段不容忽視的兒童文學理論發展歷史，我們在將更多的研究重點放在現代兒童文學理論、當代兒童文學理論的同時也應該對中國近代兒童文學理論予以足夠的深究與挖掘，這是尊重歷史、還原學術脈絡發展的需要。

作者：王蕾單位：首都師范大學初等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