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文學翻譯博碩論文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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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當下，家長更為重視兒童教育，為滿足家長和兒童的需求，翻譯出版了越來越多的外國兒童文學作品。相比之下，中國兒童文學翻譯理論研究卻長期得不到重視，兒童文學翻譯實踐得不到有效理論指導，譯作良莠不齊。為促進兒童文學翻譯實踐，給孩子提供更高質量的譯作，必須進行系統深入的兒童文學翻譯理論研究。兒童文學翻譯博碩論文是兒童文學翻譯研究的重要成果，本文試圖通過對中國知網的中國兒童文學翻譯研究博碩論文進行整理分析，總結中國兒童文學翻譯的理論視角，以期對未來中國兒童文學翻譯研究有促進作用。

2.研究方法

筆者收集了中國知網2005年至2014年中國兒童文學翻譯理論視角相關的碩士論文338篇。將這些論文分為傳統理論視角和特定理論視角兩大類。傳統研究視角39篇，其中包括31篇語言視角，8篇文化視角。特定理論研究視角299篇，其中功能主義/目的論視角94篇，描寫學派視角52篇，美學/接受美學視角62篇，語言學視角25篇，功能對等理論視角23篇，哲學視角12篇，生態學視角5篇，計算機技術輔助視角5篇，心理學視角4篇，倫理學視角3篇，“信達雅”視角2篇，社會學視角1篇，信息學視角1篇，另外10篇歸入其他視角，主要包括一些翻譯家的翻譯理論。

3.分析

3.1總體分析筆者發現2005年至2014年有一篇針對中國兒童文學翻譯的博士論文，其他皆為碩士論文，這說明對中國兒童文學翻譯還缺乏系統、深入的研究。從論文數量來看，2005~2014年分別為4、11、12、13、23、22、30、66、79、78篇。總體上呈現上升趨勢，說明中國兒童文學翻譯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相信未來會有更多人對兒童文學翻譯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從各類論文的數量上可以看出，特定理論視角研究多于傳統理論視角研究，特別是功能主義/目的論視角和美學/接受美學視角為主流，另外也有一些嶄新的視角，但數量較少。

3.2分類分析

3.2.1傳統視角分析

3.2.1.1語言（對比/差異）視角這類研究以英漢語音、詞匯、句法、語篇、修辭等對比為基礎，分析兒童文學翻譯作品，為兒童文學翻譯提供方法、技巧、策略等方面的指導。裴斐從語音角度出發，討論音美再現對于兒童文學翻譯的重要性，以趙元任譯《阿麗斯漫游奇境記》為例，分析了音美再現的相關技巧。

3.2.1.2文化（對比/差異）視角這類研究基于英漢文化因素的對比，分析兒童文學翻譯作品，為兒童文學翻譯提供方法、技巧、策略等方面的指導。張霄指出翻譯時出現的文化缺失問題是由不同歷史和社會背景導致的，添加注釋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手段，通過制作調查問卷，分析讀者對《叢林之書》譯本中注釋的滿意度和重要度的評估，指出與“語境”、“文化特色”相關注釋的重要性。

3.2.2特定理論視角分析

3.2.2.1功能主義/目的論20世紀七八十年代，翻譯研究從語言學角度轉向德國功能主義研究，主要理論有凱瑟琳娜•賴斯（KatharinaReiss）的文本類型理論，赫茲•曼塔利（Holz-Manttari）的翻譯行為理論，漢斯•費米爾（HansJ.Vermeer）的目的論，克里斯蒂安•諾德（ChristianeNord）的文本分析模型（Munday,2010:73-88）。目的論認為翻譯目的決定翻譯方法和策略，對譯者來說了解原文翻譯目的及譯文要發揮的功能是至關重要的。呂浚生分析了目的論對文學翻譯的啟示，并對比趙元任和吳鈞陶《Alice’sAdventuresinWonderland》的翻譯，以目的論“關聯”和“連貫”概念為參照，分析譯文的不同翻譯策略和功能，體現了兩位譯者不同的翻譯目的。

3.2.2.2美學/接受美學美學視角是從兒童文學作品本身美學特點出發，探討兒童文學翻譯對美學信息的傳達。潘華方介紹了巴金的翻譯美學思想，以其所譯《快樂王子及其他》為例，從語言、意象、風格三方面分析譯文對原文美的體現，以期大家對兒童文學翻譯有更深的認識。胡開寶、胡榮指出“接受理論，又稱接受美學……根據接受理論，讀者是文本接受歷史的決定性因素和能動的主體。讀者的先在理解或期待視野和審美能力直接影響文本的理解和接受。”姚思解釋“期待視野”為“一個所指系統”或“一個假設的個人可能賦予任一文本的思維定向”（姚思、霍拉勃著，周寧、金浦譯，1987：339-341）。胡君分析了接受理論對兒童文學翻譯的啟示，以《哈利•波特》為例，分析現代兒童期待視野擴展與變化下對文本選擇的要求、譯文歸化與異化策略的優缺點，建議譯者滿足兒童讀者擴大且變化的期待視野。

3.2.2.3描寫學派20世紀七十年代，除了德國功能主義研究，翻譯學研究領域擴展到文化領域，代表人物以色列文化學者埃文-佐哈爾（Even-Zohar）提出了多元系統論，在此基礎上，吉迪恩•圖里（GideonToury）提出了描寫翻譯學理論及翻譯規范。Even-Zohar認為“翻譯文學不僅是文學系統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活躍的部分”。翻譯文學在多元系統的位置將決定翻譯實踐。鄧琴運用佐哈爾的多元系統論和圖里的翻譯規范對安徒生童話漢譯的四個時期進行描寫性的歷時研究，揭示了不同時期安徒生童話譯本選擇、接受和翻譯規范體現的不同特點及文化環境、社會條件等決定因素。安德烈•勒菲弗爾（AndréLefèvre）認為翻譯是一種改寫，改寫的動力是意識形態和詩學，文學系統的控制因素有業內專家、贊助人和主流詩學，詩學、意識形態與翻譯相互作用。李穎昕以《小王子》三個中譯本為例，分析了翻譯操縱論中的意識形態、詩學及贊助人對于譯本形成的影響，指出了《小王子》大量復譯背后的操縱因素。描寫學派的發展促使人們認識到譯者主體地位，法國文學社會學家埃斯卡皮（RobertEscarpit）提出了術語——“創造性叛逆”，并說：“翻譯總是一種創造性的叛逆”（謝天振，1999：137）。胡波分析了兒童文學的特點，解釋兒童文學翻譯過程中創造性叛逆的必然，以趙元任譯《阿麗斯漫游奇境記》為例，分析其創造性叛逆的合理性。

3.2.2.4語言學維索爾倫（Verschueren）提出了順應論這一重要語用學理論。他提出語言有變異性、協同性和順應性。宋志平在探討翻譯時結合順應論，指出翻譯“是一個連續選擇語言的過程，不管這種選擇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也不管它是出于語言內部的原因還是語言外部的原因”。毛慧青從順應論的四個主要方面即語境關系順應、語言結構順應、動態順應和順應過程中的意識程度分析《柳林風聲》的兩個中譯本，指出兒童文學翻譯是為達到上述四個層面的順應而不斷做出選擇，從而滿足兒童需求的過程。關聯理論是認知語言學的重要理論，由斯波伯（Sperber）和威爾遜（Wilson）提出，理論認為人類語言交際是明示—推理過程，話語的關聯取決于語境效果和處理話語時付出的努力，最佳關聯即在最小認知努力下獲得最大語境效果。格特（Gutt）受此理論啟發，認為翻譯的基本原則就是關聯。趙彥春指出“關聯理論不是翻譯理論，但可以有效地（1）解釋翻譯活動；（2）指導翻譯活動；（3）奠定翻譯本體論和方法論的基礎”。郭貴麗用關聯理論解釋翻譯過程，通過實例為譯者達到最佳關聯提出建議，分析如何將直接和間接翻譯理論用于兒童文學翻譯的實踐。韓禮德的系統功能語言學是語言學的重要理論。韓禮德將語言的元功能分為概念功能、人際功能和語篇功能，語氣和情態系統實現語言的人際功能。徐濤針對兒童文學的特征，以系統功能語言學的人際功能理論為基礎，分析了語氣和情態系統對人際意義塑造的作用，比較探討了兩位譯者語言的不同，對翻譯過程中人際意義的傳達提供借鑒。

3.2.2.5功能對等奈達的功能對等理論指出翻譯不應拘泥于形式，而是動態對等，找到最貼近原文的對等語，使譯文讀者獲得與原文讀者對等的閱讀效果。王潔在該理論指導下，以《湯姆•索耶歷險記》為例，從意義、風格、文化上分析兒童文學翻譯如何實現功能對等。

3.2.2.6哲學伽達默爾的哲學闡釋學理論的主要論點為“理解的歷史性”、“視域融合”和“效果歷史”。“無論是理解的主體——理解者，還是理解的客體——文本，都是歷史地存在的。兩者都各自有自己的視界。他主張應在理解過程中將兩種‘視界’交融在一起，達到‘視界融合’，從而使理解者和理解對象都超越原來的視界，達到一個全新的視界”（王岳川，1999：216）。包紅玉基于哲學闡釋學的三個主要觀點，分析比較《快樂王子》的三個具有代表性的譯本的譯者策略、句法、詞匯和修辭，解釋了重譯產生的社會文化歷史語境。胡塞爾在其現象學中提出了“主體間性”，“世界不是作為個體的先驗的自我的意識活動的對象，而是作為個體的主體間社團（anintersubjectivecommunityofindividuals）的意識活動的對象……世界是在各個個體的主體間社團這個共同體的意識活動中被構成的，而個體的自我就‘體現’在這個主體間社團中”（王岳川，1999：30）。陳大亮認為主體間性理論超越了主客體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對翻譯研究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王紅敏基于該理論，分析兒童文學翻譯中譯者與原作者和讀者溝通的重要性，以《秘密花園》的兩個中譯本為例，提出譯者要如實再現原作者要傳達的主題、人物等，并創作兒童喜愛的語言表達方式，翻譯策略以歸化為主，異化為輔。“對話”理論是巴赫金提出的重要理論，強調沒有他者，就沒有不同于‘我性’的‘他性’，對話是無法完成的。王銘玉分析巴赫金所提“解釋”和“理解”的不同，“在解釋的時候，只存在一個意識，一個主體……解釋不含有對話因素。反之，在理解的時候，則有兩個意識、兩個主體……在某種程度上總是對話性的”。魯赟從對話理論的視角出發，說明譯者應以讀者為中心，展現兒童的狂歡主義文化，并以《獅子，女巫，魔衣櫥》的不同譯本展開案例分析。

3.2.2.7生態學胡庚申指出生態翻譯學（Eco-translatology）可以理解為一種生態學途徑的翻譯研究（anecologicalapproachtotranslationstudies），抑或生態學視角的翻譯研究（translationstudiesfromanecologicalperspective）。“翻譯生態環境”、“譯者適應”、“譯者選擇”等是其重要概念。鐘聲分析了譯者的生態環境——內部環境和外部環境，以任溶溶和楊靜遠翻譯的《柳林風聲》為例，指出優秀的譯本是譯者同時適應內部和外部環境的產物，證明歸化為主、異化為輔的翻譯策略能夠適應多方面翻譯生態環境的要求。

3.2.2.8計算機技術輔助語料庫是20世紀50年代新興的研究方法，被廣泛應用于各項研究。廖七一指出20世紀90年代蒙娜•貝克（MonaBaker）等翻譯理論家將其運用到翻譯研究中，為翻譯研究提供了新工具和新的研究思路。臧光亞以漢語為導向，自建小型兒童文學（6~12歲）翻譯語料庫，對兒童文學翻譯語言和特點進行描述分析，指出兒童文學翻譯文本詞匯、句法特點，詞匯、句法層面歐化導致語言拖沓、句子冗長，口語化程度低等給兒童閱讀造成障礙，提醒譯者注意這些問題。翻譯軟件對翻譯實踐和理論研究也大有裨益。黃湘雨介紹了使用翻譯軟件SDLTradosStudio2011開展翻譯項目的過程，并指出翻譯中遇到的問題和解決方法。

3.2.2.9心理學兒童處于特殊發展階段，有獨特的心理特征，皮亞杰的認知發展理論概括兒童各個發展階段的特點，幫助人們了解兒童的內心世界。翻譯兒童文學作品要考慮到兒童心理的特殊性，才能使譯文更貼近兒童、為兒童喜愛。陳路結合皮亞杰的認知發展理論，探討了如何針對各個年齡段的兒童采取有效翻譯策略。

3.2.2.10倫理學駱賢鳳指出“翻譯，和其他的人類行為一樣，是一項在人的意識支配下為實現特定的目的和意圖所選擇的主觀能動性活動。可以說，翻譯活動就是一種倫理活動……正確的翻譯倫理觀有助于協調翻譯主體之間和不同文化之間的關系……有助于翻譯活動及翻譯研究的良性發展。”張雪介紹了安德魯•切斯特曼（AndrewChesterman）的五個主要翻譯倫理模式——再現倫理、服務倫理、交際倫理、基于規范的倫理和承諾倫理，分析五四時期兒童文學翻譯作品和翻譯現象，同時指出了理論的局限性，為兒童文學翻譯研究提供新視角，也為翻譯倫理學發展提供實踐支持。

3.2.2.11“信達雅”“信達雅”理論首先由嚴復提出，“信”指譯文準確，“達”為譯文通順，“雅”為譯文優雅有文采。經過不斷的發展完善，成為我國傳統譯論的精髓。丁麗萍在“信達雅”標準的指導下，從語音、詞匯等層面分析兒童文學翻譯如何傳遞童真、童趣。

3.2.2.12社會學“慣習”“場域”“資本”是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提出的重要社會學概念。彭郅潔指出布爾迪厄提出的慣習“是一個同時具備了持續性與變換可能性的性情傾向（dispositon）體系”。布爾迪厄的理論概念為翻譯研究提供了新視角。殷翠玲介紹了我國譯學界對慣習的運用，指出譯者的慣習包括職業和語言慣習，分析《Alice’sAdventuresinWonderland》的趙元任譯本和王永年譯本，找出其中的差異，并分析了兩位譯者職業、語言慣習對他們翻譯活動的影響，指出成人譯者在翻譯兒童文學作品時要突破自身的不利慣習的束縛。

3.2.2.13信息學克勞德•艾爾伍德•香農（ClaudeElwoodShannon）是信息論的創始人。信息論基本原理被廣泛應用于很多領域。尤金•奈達（EugeneA.Nida）就將信息論應用到翻譯研究之中。萬澤介紹了奈達在信息論指導下提出的翻譯過程兩種傳輸負載形式——形式負載和意義負載，分析兩種負載形式在馬愛儂譯《哈利•波特與阿茲卡班囚徒》中的體現，指出譯者要從兒童文學的語言特點和兒童的心理特征出發，減少傳輸負載，創作出兒童易于接受的兒童文學譯作。

3.2.2.14其他理論一些翻譯家在多年的翻譯實踐之后提出了自己的翻譯理論，如許淵沖先生提出了音形意“三美”，高健先生提出了語性理論。劉燕妮分析了高健先生的語性理論，并在其指導下，分析了兒童文學翻譯中如何體現源語風格。綜上，翻譯研究很大程度上是跨學科的，兒童文學翻譯理論視角的多元化可以體現出這一點。視角的多元化體現了研究者的創新意識。另外，視角的運用不是單一絕對的，例如上面提到的語料庫研究與傳統語言對比研究就是緊密結合的。本文所劃分的視角是基于論文的主要視角。

4.反映的問題

（1）重復性研究。目的論視角的論文數量最多，約占27.8%，且所分析的案例范圍窄，集中在《愛麗斯漫游奇境記》《哈利•波特與魔法石》等。筆者建議應該拓寬視角和案例范圍。（2）新視角偏少。翻譯研究是跨學科的，只有多借鑒其他學科的理論成果才能不斷發展，社會學、語料庫語言學等在當今社會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值得更多借鑒。（3）研究體裁的局限性。所研究體裁大多集中在兒童文學中的小說、童話上，兒童文學的體裁很豐富，包括兒歌、兒童詩、兒童戲劇、圖畫書等等，每種體裁都值得研究，不應局限于某一兩種，這樣才可以豐富完善兒童文學翻譯研究。

5.結語

近年來中國兒童文學翻譯的作品越來越多，體現了社會對兒童的關注，在兒童文學翻譯作品不斷增加的同時，相關的理論研究應該同步邁進，才能更好地促進翻譯實踐，為兒童創造出更好的翻譯作品。上述研究反映了中國兒童文學翻譯理論研究方法意識、創新意識正逐步增強，但仍然有待提高，研究者需要進一步拓寬研究視角和范圍，使研究更加全面深入。本次研究為近十年博碩論文，時間跨度小、材料范圍窄，具有一定局限性，下一步研究希望能夠有所改進，使時間跨度更長，材料范圍更廣。

作者：何芳芳 單位：中國海洋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