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東方社會的法律文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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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權關系的歷史源起：血緣親屬關系

在法權關系的歷史進程中，其現象的起源雖然無法準確地觸摸得到，但是一定有著獨特的社會文化淵源伴隨其生成。要了解東方社會法律文化的特性，不得不將理論研究的視角觸及東方社會基礎組織形態———村社及其成員。馬克思在研究東方社會法律文化的基因時，始終將落腳點放置于傳統東方原初組織形態上。他的傳統農村法律文化思想與其提出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緊密相連。但是隨著史學界產出更多的有關東方社會的研究著作，馬克思認識到“東方農村公社乃是原生的社會形態的最后階段和向次形態過渡的階段”，人類社會的“原始形式”并非亞細亞生產方式而是氏族組織，這是具有獨立存在價值的社會類型，以此展現出東方獨特的社會發展道路。馬克思的轉變始于對摩爾根在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會》一書的閱讀和理解后。摩爾根在此書中把基于血緣的親屬關系的歷史變化作為理解人類社會逐步從原始邁向文明社會的一個重要線索。他直截了當地指出了人類社會原始組織的基本單位是氏族而不是家庭。他較為明確地認為“女性世系是原始的，這種世系比男位世系更適合于古代社會的早期狀態。”因此，馬克思認為在氏族發展史上，母系社會先于父系社會產生，直接地反對了“父權制家庭是原始社會的典型家族”的理論主張。進而，摩爾根強調了人類從女系到男系轉變也是社會發生的重大轉折點。從此父權主義萌芽并發展，促進了對偶制家庭的濫觴，基于血緣的正本清源而專偶婚制的新家庭逐步產生。馬克思深刻地洞悉到了摩爾根氏族發展思想的內涵，參透了其背后關于親屬關系的歷史演變規律，認識到血緣親屬關系的演變促進了法權現象的歷史起源。這種血緣親屬關系的演變是社會生產方式變革和人類繁衍和勞動分工的必然結果，如此也造成了基于此種關系的權利要求的產生。從中，馬克思認識到親屬關系在法律等上層基礎領域的基礎性地位，并毫不猶豫地指出“同樣，政治的、宗教的、法律的以至一般哲學的體系，都是如此”。親屬關系在那個時代，顯然是維系人類群體生活的紐帶，具有基礎性地位。而且親屬關系的發展促進了人們基于物質生活條件的權利要求的產生。

那么由血緣凝結而成的親屬關系在屬性上具有物質性，制約和影響著社會基本形態之下的文化等元素。馬克思因而意識到，研究法權現象歷史起源的規律，就必須在上古時代血緣親屬關系中進行把握，研究其發生發展的演變。他在考察血緣關系發展進程后指出了父權社會制度是社會演進的結果，而法權關系也依賴于親屬關系和制度的發展。“它以縮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來在社會及其國家廣泛發展起來的對抗。”方法論上的轉變，馬克思打開了對于傳統東方社會的法權關系研究的新視野。人類社會在發展進程中，“極為相似的事情，但是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出現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氏族公社也不例外。它雖然是人類歷史的一個共通的階段，但是在不同的國家與民族會呈現不同的歷史樣態、進程與社會結果。在個人、社會與國家的三維關系的原初狀態上，東方社會與西方社會相比具有顯著的差別，傳統東方社會的血緣關系色彩更為濃重。受血緣親屬關系的影響，東方傳統社會的基層組織形態也逐步發生變更，氏族邁向家庭最后發展成東方特有的村社共同體。“除了這個政府之外，整個國家（幾個較大的城市不算在內）分為許多村社，它們有完全獨立的組織，自己成為一個小天地。”也就是說，傳統東方村社的形成與發展依賴于濃厚的血緣與親屬關系。村社內部以村民和社員為基本單位，以團體和親屬會議的形式進行治理，這種相對內在的組織形式與治理方式，脫離不了親屬間固有的血緣聯系。羅斯科•龐德也曾指出：“農村公社社員是用公社團體或親屬會議的名稱來體現的”馬克思較為細致地觀察到了摩爾根古代社會起源與發展理論背后的文化機理，把握住了傳統東方農村公社逐步分化血緣親屬關系，也較為準確地研析了歷史進程中親屬關系的變更與存續，深刻地指出基于血緣和親屬關系而生的宗法關系的積淀與固守決定著村落型法權關系的產生與發展。未被社會割裂的深藏于社會文化之中的血緣親屬關系，為傳統東方社會的法律文化發展留下了深刻的東方印跡，從而鑄造了有別于西方社會的法律文化性格，引發了東方社會的法律發展結果。傳統東方法權關系的緣起，對東方法律文化的發展與延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至今印度、中國等法律文化中依稀能見到傳統東方社會血緣親屬關系的依稀烙印。

二、法律文化的經濟基礎：二元土地所有權

在馬克思關于古代東方法律文化思想形成之前，他對于法律文化經濟條件基礎的看法是認為不存在土地的私有制的。他和恩格斯指出“一切現象的基礎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這甚至是了解東方天國的一把真正的鑰匙。”“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確是了解整個東方的一把鑰匙。這是東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礎。”東方社會共同體中“單個人只是占有者，決不存在土地的私有制。”因此，公社的團體才是土地所有權的真正主體，土地所有權更多地表現為共同所有權形式，公社內部的個體成員是土地使用人，而非所有者，只是土地公共財產的體現者。馬克思在考察封建地租時，意識到了在公社所有權人向封建專制國家交付地租時，表現出了國家對于土地擁有一定的專屬的所有權。地租這一形式，“是土地所有權在經濟上的實現，即不同的人借以獨占一定部分土地的法律虛構在經濟上的實現。”隨著晚年人類學筆記的研究，馬克思審視了古代東方社會進程中土地所有權的變化，從而揭示出了東方傳統法律文化的經濟基礎，有效了解到了古代東方社會變革下，土地公社所有權與土地專制國家所有權并存的歷史樣態。馬克思對古代東方法律文化經濟條件的歷史把握，從英國法學家約•菲爾所著《印度和錫蘭的雅利安人村社》開始。菲爾強調“財產觀念沒有超出下述這樣一種認識：被一個家庭或個人看作是屬于自己的那一份土地，就是該家庭或個人有權耕種或請人為之代耕的那部分村社土地。分配土地（只要分配土地的做法還存在）、耕作順序、保證供水、維修圍欄以及其他一切有關村社這個小群體共同利益的事務，都由占有一份村社土地的家庭的家長們在潘查亞特會議上安排。”馬克思認同了作者對于村社共同體對于土地所有權的歸屬認識，同時批評菲爾對于村社結構的理解。“菲爾這個蠢驢把村社的結構叫做封建的結構。”“根據印度的法律，統治者的權力不得在諸子中分配，這樣一來，歐洲封建主義的主要源泉之一便被堵塞了”。

馬克思看到了村社因為土地權利要求變化導致的村社的解體，同時也認識到了東方傳統社會土地所有權對于農村公社逐步解體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的差異性。馬克思充分肯定了柯瓦列夫斯基在《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體的原因、進程和結果》中，對土地占有制歷史的考察，尤其贊賞其對于傳統東方社會土地所有制的產生和發展的歷史規律與發展必然的把握。柯瓦列夫斯基認為村社制度“是建立在由各個家庭分別使用把握繼承法屬于它們的特定的公社份地的原則上的”，“農村公社，而且是這樣的農村公社，即個體份地不是按照距始祖的親屬等級而定，而是按照事實上的占有而定，換言之，即按照實際的耕地情況而定。否則就無法說明，為什么法典中經常提到的不是血緣親屬”。隨著專制社會封建化的進程，土地所有權關系發生了變化。在封建的領地中，共同體成員逐步向代表貴族和政府官員繳納地租，從而土地的所有權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馬克思發現了給予地租而產生的傳統東方國家土地所有權與共同體土地所有權二元并列的矛盾現象，指出“如果不是私有土地的所有者，而象在亞洲那樣，國家既作為土地所有者，同時又作為主權者而同直接生產者相對立，那么，地租和賦稅就會合為一體，或者不如說，不會再有什么同這個地租開花不同的賦稅”。事實上，封建的國家以公共利益尤其是國家利益為由，以收取租金的形式實際享有土地所有權。這樣反而以反向的權利反惠形式增強了土地的公社所有權。專職國家賦予傳統的村落共同體一定的耕地和草地，通過國家立法確認的形式將一定的宅院和周圍的園圃由小部分的公民耕種，不繳納稅賦，取得的收入作為村社團體的集體支出。這樣，二元并存的土地所有權完全確立，并且在專職統治的過程中形成一定的協調和互動，產生出了不同于西方形式的東方法律文化。馬克思也正是在認識到人類土地所有權復雜性的基礎上，去深刻地把握傳統東方社會較為特殊的法律文化基礎。

三、社會調整的內在機理：慣俗與司法

西方傳統社會將法律作為社會調控的主要手段。馬克思考察到了血緣親屬關系對于社會治理的影響，并充分地認識到習慣、風俗與傳統司法成為了東方傳統社會治理的主要方式，具有獨特的發生與運行機理。在古印度、古中國為代表的東方，基于血緣親屬關系而形成的公社共同體和專制國家，建立了以村社為組織形態的法律調整機制，而這種機制不是以法律制度為主要內容，將風俗習慣作為處理村落與村落之間、村落與公社之間、社員與社員之間甚至與國家之間的關系。“這種風俗習慣是公社成員在長期的生產和生活實踐中所形成的、世代相傳的習俗和慣例。它自發地調節著公社內部的各種關系，體現和保護著村社全體成員的利益。這些在日常社會生活交往過程中形成的風俗習慣持續一個時期以后，逐漸地固定化、規則化和制度化，日益取得法權的意義，并且由此發展成為一種村社內部自治調節的自然法律秩序。”印度《摩奴法典》承認國王賦予學者善人的行為以法律效力的權力。這些行為只要符合法律習慣，就發生法律效力。“習慣法提供了主要資料來補充遠古法典中那些純法律的、特別是純私法的貧乏的規定，這些規定起初都是由各村、城市和省的內政當局調整的。”馬克思觀察到了傳統東方社會調整的內在制度與形式，較為系統地掌握了東方法律文化背景下的社會調整機制。他在筆記中摘錄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的過程中分析認為，古印度公社，財產尤其是土地所有者的經濟交往關系、社會生活關系以及親屬關系等不是由法律來調節，而是由當地的習慣風俗來調節的。例如，“當鄉民、牧民之間發生糾紛時，公社法庭都采用這些習俗，因為這些習俗具有自然的約束力”。“在菲爾著作筆記中，馬克思對于菲爾關于南亞地區家庭生活與家庭關系的風俗習慣之描述，同樣表現出濃厚的興趣，諸如關于在孟加拉所有各階級中普遍盛行的家庭成員共同生活和共同享有財產收益的習慣，關于家庭祭祀活動的習俗，關于錫蘭的不分居家庭財產享用的協議與慣例等等。”馬克思還認真地考察了梅恩的著作，并做了較為詳細的筆記。馬克思再次確認了慣俗在古代東方社會調整中的機理的巨大作用。他在評價梅恩對于奧斯丁“主權者的命令”學說時，認為奧斯丁所論“涉及的只是形式方面”，沒有能夠發掘出所有法的現象的深刻內容與奧妙。馬克思以傳統東方社會的法律調整以習慣和風俗為切入點，批判奧斯丁的論斷“幼稚可笑”。馬克思對梅恩認為古印度風俗習慣具有相對獨立性、穩定性和持久性，即使專職的君主也不會簡單任意地改變約定俗成的習慣規則，反而會以這些風俗習慣來加強封建統治，強化對基層社會及其成員的治理的觀點予以了積極肯定，認為他“在這里放出了‘重炮’”。但是，同時他也較為尖銳地批判了梅恩對于專職國家行政職能與公權力實施的判斷：“不幸的梅恩本人也根本不知道存在國家（在原始公社等之后）———即政治上組織起來的社會———的地方，國家決不是君主；它不過看來如此”。

馬克思深諳傳統東方社會治理的經濟、政治與文化背景，從而洞悉到了傳統社會調整的主要方式和基層組織治理的重要特點，認識到了慣例與風俗是區別于西方社會治理方式的重要方面，為正確地理解傳統東方法律文化與社會治理提供了有益的線索與科學的思路。基于傳統親屬關系和土地所有制，社會治理通過村社習慣與風俗來調控，馬克思在柯瓦列夫斯基的思想中，尋找到了司法權力與糾紛解決機制，從而掌握社會治理司法文化現象是東方傳統社會治理的機制保障。柯瓦列夫斯基在《公社土地占有制》中指出國家立法確認了印度公社與村落團體部分地承擔了司法職能，并基于共同體的“親屬會議”來實現司法職能。在這樣的權力下放中，公社村落自治的過程中，夾雜著國家權力的影子，警察職權和司法職能成為古代東方基層社會治理的權力保證。這種權力下移的樣態使得社會基層組織變成了國家的法律實施的權力組織。馬克思說：“它們原先所掌管的社會職能———司法和警察———現在成為由國家托付、責成和規定的人。”這樣傳統東方社會的封建專制國家的統治與村社的共同體親屬治理緊密聯結在一起，呈現交叉互動的關系，構筑了一道復雜多層的社會司法治理體系，為維護專制統治提供了有效的治理網絡。馬克思在摘錄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時，還較為深入地理解到國家司法職能下沉后，農村公社與村落司法職能發揮具有較為固定與嚴格的司法程序。“他摘錄了柯瓦列夫斯基著作的下述材料：在古代印度，農村公社內部的司法機構審級及其運作程序是很復雜的，其中包括公社法庭（亦稱公社共同占有者會議）、鄰人法庭（即潘查亞特）、家庭法庭（亦稱家庭會議）、工匠法庭（即工匠會議）等等。公社法庭是村社內部的高等審判機關，其他諸種法庭都受其制約，鄰人法庭處理的司法對象，其性質同中世紀時日耳曼的馬爾克或公社的司法對象一樣，家庭法庭審理的是不分居的家庭成員的案件，工匠法庭審理的則是手工業和商業團體成員的糾紛案件。”可見，在村落內部司法程序中的權力配置以及范疇都有分工，司法權力的關系較為復雜，而且以此來保證社會治理的有效運作與進行，同時又不免具有濃厚的血緣親屬色彩。

作者：陸俊杰單位：南通大學校長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