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原住民權利運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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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臺灣原住民族的衰弱是近代臺灣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現象。隨著整個原住民族群邊緣化程度加劇．原住民問題遂成為臺灣社會一大社會難題。為爭取生存空間，維護少數民族權利，20世紀80年代，原住民知識分子掀起了一場“原住民權利運動”，簡稱“原權運動”。在臺灣政治“民主化”與“本土化”的雙重作用下，“原權運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該運動雖聲勢浩大，卻因主客觀因素的影響，波折不斷；原住民群體的邊緣地位也未得到實質性的改變，在社會發展中難得實惠。
一、從中心到邊緣：臺灣原住民的現實困境
臺灣原住民指的是在明清時期大陸漢族人民大規模人臺之前便居住在臺灣島內的土著。連橫有言：“臺灣故東番之地，越在南紀，中倚層巒，四面環海，荒古以來，不通人世。土番魑結，千百成群，裸體束腰，射飛逐走，猶是游牧之代。以今石器考之，遠在五千年前，高山之番，實為原始”…；同時，通過大量考古資料及人類學調查，臺灣原住民已被證實確為臺灣島內最早的居住者和開拓者。學界按漢化程度將其分為山地高山族與平埔族，前者包括泰雅族、賽夏族、布農族、曹族、排灣族、魯凱族、卑南族、阿美族、雅美族等共九族，主要居于高山或海島；后者通常指西拉雅、洪雅、巴布薩、巴則海、拍瀑拉、道卡則、凱達格蘭、噶瑪蘭共八族，多分布于西部平原。根據最新統計，臺灣原住民約為4l萬人，占總人口的1．8％2。為方便研究，本文所謂的臺灣原住民僅以山地高山族為指涉對象。
幾千年來臺灣原住民一直過著與大自然和諧相處，與世界其他文明中心普遍隔絕的生活。在這期間雖問或有外力介入，但對身處高山或海島的臺灣原住民而言，外來的影響微乎其微，仍保留較為完整且獨立的原始部落形態。然17世紀以降，臺灣相繼遭受西班牙、荷蘭以及日本的殖民統治；經歷了清政府治臺期間的“理番政策”、“剃發歸順”；國民黨“光復”及1949年的入主建設，外來影響開始在原住民的語言、服飾、生產生活以及宗教文化上揮之不去。外力的強人雖一定程度上改進了原住民的生產方式，使其逐步脫離原始蠻荒，生活品質得到很大的改善；但與此同時，其掠奪剝削特性更使原本“王化不到”的原住民部落在現代文明面前脆弱不堪，臺灣原住民不斷從“邊遠”走向“邊緣”。近幾十年來，部落文化愈發衰弱，族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山林、耕地被占，生態環境遭破壞，生存空間急劇縮小；為維持生計，許多青壯年走向都市，部落人口大量外移，傳統技藝難以維系；加之資本主義價值觀的入侵，祭祀禮儀相繼廢弛；而在漢人主導的都市，原住民又因教育水平低下，專業技術及職業訓練匱乏，只能從事最臟最累的粗笨體力活，平均收入僅為“其他居民的三分之～至三分之二”，原住民逐漸成為貧窮、落后的代名詞。
二、伸張權利：臺灣原住民權利運動
為伸張原住民的基本權利，改變少數民族群體在臺灣社會中的弱勢地位，部分臺灣少數民族知識分子于20世紀80年起了維護自身民族權益的政治運動——“原住民權利運動”，簡稱“原權運動”。適逢7、80年代島內及國際環境都經歷了巨大變化，一系列事件的發生又為“原權運動”的產生與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客觀環境。
臺灣社會在20世紀60年代已完成經濟自由化過程，但政治民主化進程卻遲遲未見啟動，于是島內存在著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的緊張關系，政治運動不斷。而70年代中美關系的改善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使得國民黨“黨國”統治的合法性遭到臺灣島內及國際社會的普遍質疑，威權體制松動，民主化進程隨之啟動，價值觀趨于多元，臺灣社會政治開始經歷一輪“由破到立”的過程：以往臺灣政治生態中處于邊緣的弱勢群體為優化社會稀缺資源的配置紛紛借機反彈，拒斥國民黨的專制統治。國際上，“1957年，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LO)通過了關于保護土著人和部落居民權利的《土著和部落人口公約》；1966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7條提出要保護人種的、宗教的或語言的少數人；1970年，聯合國防止歧視保護少數小組委員會建議對土著人遭受的歧視問題進行綜合的研究”。“198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了涉及土著人問題的《圣何塞宣言》，1982年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通過決議，授權防止歧視和保護少數小組委員會建立土著人工作組，每年舉行一次會議討論全球范圍內的土著人問題及其權益。1984年，世界土著人會議通過了《土著人權利原則宣言》。”聯合國對土著人事務投入的關注以及世界范圍內“土著人運動”高漲，無疑為臺灣原住民爭取平等權利的運動提供了法理支持以及有利的國際環境。于是，1983年5月，一批臺灣少數民族大學生自費創辦了油印刊物——《高山青》，揭開了“原權運動”的序幕。隨后1984年12月，排灣族歌手胡德夫發起成立“臺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簡稱“原權會”)，創辦《山外山》雜志。1987年“臺灣原住民領袖發展小組”成立并創辦著名刊物《山青論壇》以及《原住民之聲》。至此，“原權運動”走向高潮。然而臺灣一些少數民族上層人士在80年代末之前卻持與“原權會”相反的觀點，認為“山地政策”對山地人民是德政，利大于弊。直至80年代末，隨著“原權運動”影響的逐步擴大以及島內政治形勢發展，兩類少數民族團體的政治主張方漸趨合流。“原權運動”的內容主要包括：(1)族稱上，廢“高山族”、“山地同胞”等歧視性稱謂，統稱“臺灣原住民族”或“原住民”。(2)政治上，修改“憲法”，制定“法律”以保障“原住民”群體的政治權利；改革行政機構，蒙藏委員會為“少數民族委員會”，提升“山地行政”的級別。(3)經濟上，歸還被侵占的“山地保留地”，檢討和修改“山地”經濟政策，改善“原住民”的工作和生活條件。(4)思想文化上，尊重“原住民”的人格和習俗，號召“原住民”族群自我認同，信奉同一宗教，推行母語，延續本族的傳統習俗。此外，少數原住民知識分子還成立了自己的政黨——臺灣原住民黨和中華少數民族正義黨，組織原住民同胞開展“還我姓氏”、“還我土地”的靜坐示威活動，要求給予原住民應有的權利與尊嚴。
三、反思：臺灣原住民權利運動評析
由于臺灣原住民分布面積幾近全島總面積的50％，其政治重要性不容小覷，也是臺灣社會安定團結的重要影響因素。隨著“原權運動”與臺灣“本土化”、“民主化”的有效互動，在維護原住民權益方面該運動還是取得了一些明顯的成效：1994年，臺灣當局在“修憲”時寫入“原住民”一詞；1996年，設立“原住民委員會”專門管理“原住民”事務的機構，并在臺北、高雄兩市以及相關縣市設有管理機構；1997年正式將臺灣少數民族的統一稱謂定為“原住民(族)”，出現了“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文化”、“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與政治參與”這類表述。同時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改善原住民地區公共醫療衛生、居住、教育等狀況。“原權運動”取得了階段性的局部勝利。
即便如此，臺灣原住民群體的邊緣處境卻并未得到任何實質性的改變。至少與臺灣社會發展速度仍存在較大差距。死亡率、失業率、失學率以及無固定居所率都為臺灣社會各大族群之最高。筆者認為這是主客觀多種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具體而言應有下列原因：
主觀上，該群體中的某些觀念和行為如守時觀念差、缺乏敬業態度、不善溝通或意見表達、酗酒及清潔觀念差、常為小事集體離職、目標僅限于溫飽、成就動機不強、缺乏積極進取的精神等，都與現代社會的基本規范以及價值觀念格格不入，凸顯了部落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中的缺陷和局限；而臺灣少數民族人士為增強該運動的凝聚力與合理性，一味強調臺灣原住民的原住地位，也未免有唯我獨大，排斥其他民族之嫌。這使得“原權運動”得不到絕大多數漢族人民的支持，勢單力薄；此外，20世紀60年代以來，由于生存空間急劇縮小，大量原住民青壯年前往都市或出海謀生，部落失去了最有創造力的年齡層，具有傳統特色的族群文化無以為繼；而在都市謀生的原住民一方面遠離自己的族人，輾轉徘徊于礦井、工地，沒有與非原住民相互了解的機會，不融于主流群體；另一方面，民族語言逐漸流失，被現代教育剝離了內核的族群文化已不能為其提供可靠的文化依托，心靈孤寂，自我認同漸趨模糊。與此同時，原住民每個族系無論體型、語言、習俗、宗教、建筑以及發展水平都不盡相同，因此各族之間因種種顯而易見的差異而導致的組織和目標渙散，各自為陣現象不可避免。單靠“泛原住民”這一模糊飄渺的概念難以整合出一股強有力的民族認同。
客觀上，首先，原住民問題的解決是一個長期工程，需要有穩定的政策保障，20世紀80年代以來，臺灣當局雖相繼出臺了一些改善原住民生存環境的法規政策或發展計劃，但因政黨輪替而導致的政策變更勢必對原住民政策的穩定性和持續性產生不小影響。且原住民在整個臺灣政治生態中處邊緣地位，政府相關部門常常并未給予足夠的重視，行政力度不大，雖有基本資料的更新、原住民權益的宣導等，但很難看出任何綱舉目張的政策走向，故成效極為有限。
其次，公仆難求。臺灣“民主化”及“本土化”進程啟動以來，政治體制中出現了不少原住民籍政治成員。理論上，這對瓦解至少是松動固有的政治結構以推動“原權運動”發展，進一步為原住民群體爭取政治和經濟權利助益頗多。但事實上，在民意選舉產生的原住民籍“立委”、“民意代表”或是縣市鄉鎮機關行政官員中卻普遍存在著一種現象：或是原本立志要代表原住民的利益，后著力于政黨政治的激烈斗爭及對個人政績的追求；或干脆只是將“原住民問題”作為其政治角逐中可利用的資本，選舉時向原住民同胞做的承諾到后來往往成為毫無價值的“空頭支票”。因此，原住民雖有同胞通過個人以及群體的努力成功進入政治主體內部，但卻空有其表，原住民群體在現實中難得實惠。
最后，原住民教育特別是基礎教育遭遇諸多現實困難，如原住民學校校長更換頻繁、教師素質低下、人才缺乏等。原住民四百年來都是被動地接受外來教育，知識體系和價值觀念幾經變遷，一直處于后者否定并取代前者，交互影響相互拒斥的置換過程；在教材內容與課程設置上統治者也未結合原住民的語言、歷史、文化，脫離原住民所熟悉的情境，甚至對原住民文化帶有歧視和偏見。這些都使原住民在接受教育的過程中身心俱疲，教育水平低下，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弱勢，生活窘迫的現狀自然得不到改善。
綜上所述，在近代臺灣社會的發展過程中，作為臺灣最早的住民和開拓者，臺灣原住民卻慘遭邊緣化：生存空間急劇縮小；經濟教育水平落后；語言亡軼；部落文化缺失。臺灣原住民的邊緣化處境是原住民部落文化與現代文明相沖突，臺灣地區人地矛盾尖銳化的結果。20世紀80年代以來，旨在維護原住民族權利的“原權運動”曲折發展，但因受原住民傳統文化中的落后觀念以及島內政治環境不斷變化等的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原住民權利的伸張與實現艱難重重，往往空有形式而難得實惠。新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