邏輯缺乏對古代法律文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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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首先，分析了中國傳統法文化的非邏輯特征；其次，探討了中國傳統法文化中的非邏輯特征對我國立法、司法以及法制現代化的影響，呼吁在法文化的比較研究中應重視邏輯的作用。
關鍵詞：邏輯；法律文化；中西方法律文化
一、中國古代法律文化中的非邏輯特征
西方人習慣將法律稱為“政治技術”、“治理城邦的原則”，認為法律是免除一切情欲影響的理智的體現，是有關公共幸福的合理安排，是理性的命令。這些都強調了法律的科學性，強調了理性和智慧是法律的本質。如，亞里士多德就認為，“凡是不憑感情因素治事的統治者總比感情用事的人們顯得較為優良，法律恰恰是沒有感情的”。他認為，法律是最優秀的統治者。他還有一個有趣的比喻：法官理案就像醫師查醫書給病人開處方一樣。這給西方的法學開了一個好頭。此后，歷代法學家都強調法律的科學性，并以提高法律的科學性為己任，反對以情感因素擾亂法律的嚴格性。中國人則恰恰相反。他們強調法律的情感因素，強調立法和司法都應當合乎“人情”。我們常常將“情、理、法”三字放在一起，并列使用，似乎是強調它們同等重要。誠然，這三者對于人的生活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從法律和社會公共領域的角度看，它們的排序應當是“理、法、情”，西方在處理三者關系時正是合乎這一次序。但是，中國人實際上是將“情”排在首位的。這在法律領域就表現為“情大于理，情大于法”。在立法方面，中國人特別強調合人情，順人心。如，《文子.上義》上說：法生于義，義生于眾適，眾適合于人心。晁錯也說：古圣王治天下，“其為法令也，合于人情而后行之。”?類似的論述在中國古代思想中可謂累見不鮮。那么，何謂“人心”，“人情”呢？顯然指的是大眾的道德心理傾向和心理需求。
為什么中國立法傳統中強調“情”的因素呢？這還要從中國法律傳統的儒家化說起。中華帝國的法律不是法家的法律，而是儒家的法律。傳統的中國法律在西漢以后逐漸為儒家倫理所控制，儒家倫理的精神和原則逐漸成為法律的基本原則，到隋唐終使中國法律完全倫理化。而儒家的法律認為立法應當根據“情”而制定法律。對于儒家來說，由于法律包容了“情”，才使法律具有活力。按照儒家的觀點，考慮刑事案件中的“情”，就使得法律與禮制緊密而恰當的結合起來，而禮制在中國的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極為重要。法律考慮“情”的程度，也就是法律真正合法合符合正義的程度。“情”影響中國法文化之深可從中國古代現實的立法中看出一斑。中國古代立法時經常通過改變刑罰的方式來考慮“情”。如，歷代的刑法典，包括《宋刑統》都確立了對某些特定犯罪的處罰標準，但是這些處罰又可以根據“情”有所改變。強調立法要合乎情，這種影響根深蒂固，以至清末法學家沈家本在制定大清刑律時，為了照顧當時的禮教派，不得不在新刑律中加入一些符合當時的大眾道德心理傾向和心理需求的規定。如，在與“正當防衛”有關的規定中，加上了“卑幼對尊親屬不得適用正當防衛”。由此可見，“情”在人們心目中的影響之深，這種影響在今天仍然沒有消失。現代的觀點普遍認為，雖然立法不能不照顧到大眾的心理傾向和一般的社會習俗，但是如果一味地迎合大眾的心理需要，則必將有損于法律的科學性。在司法領域，中國古人更特別強調情感藝術，強調在千差萬別的具體案件中實現人情和大眾道德。《鹽鐵論.刑德》篇說：“法者，緣人情而設，非設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于法者免，志惡而合于法者誅”。這里說的是司法的時候要充分的考察人情。荀子主張司法應“法而議，職而通，無隱謀，無遺善，而百事無過”，也就是要求司法時不應當受僵化的法律條文所約束。《傅子.問政》也說司法要考慮人情，“刑罰不用情而下從者未之有也”。美國學者蘭德彰通過考察《宋統賦》及其注疏的一些章節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人在定罪時會援用“情”。如《刑統賦疏》中有這樣的論述：“古之制律，因字立法，緣情定罪，是以輕重得中”。“蓋情有萬殊，事有萬變，法豈能盡情、人之事哉？執法之吏，知之雖不為難，而得之尤為難也。議刑之際，若能用故之法，續時之宜，量事之大小，推情之輕重，盡心而宜之，然后法無廢而失矣，事無失則刑不濫矣”。這是《刑統賦疏》結尾的一段話，它概述了法官必須具有的思想態度和必須堅持的價值觀念。下面的注疏對之進行了進一步的說明：“圣人制禮以分尊卑，制服以別親疏，因服之親疏以定刑之輕重，此立法之大意也。其有服輕而恩義深重，有勝于服者，茍犯于此，則罪不稱情也。凡此類者，又舍服而論恩義焉。——由是觀之，以服制親疏定罪之輕重者，法之常；以恩義厚薄為罪之輕重者，法之變也”。
從上可以看出，在中國古代的司法過程中，“情”是判決案件的關鍵。所以，每一個法官應當努力，徹底了解每一樁案件中所涉及的“情”，并知道什么時候援引合適的原則，以達到正義的目的。綜上所述，中國古代無論是立法，還是司法都非常重視“情”的作用，這是中國法律傳統的特色。其實，強調“情”的作用也并沒有什么錯。問題的關鍵在于中國古代“情大于法”，往往為了照顧“情”而犧牲法的穩定性和確定性，這是不恰當的。這又涉及到下一個問題：情和“邏輯”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情”在漢語里是一個多義詞，它至少有四層含義：一是指情感，它是與邏輯相對的概念；二是道德意義上的情理；三是指情面，即鄉土社會中的人情和人際關系；四是與法律相對應的事實，接近于“情節”一詞。從以上與“情”有關的含義可以看出，情是與邏輯相對立的。邏輯常常被認為是理性的代名詞，邏輯即理性，理性即邏輯。而理性與情感是對立的，情感是主體的一個主觀感受，而邏輯是一種客觀的分析方法，因此，從這一含義上說，邏輯與情感也是對立的。情感具有很大的變動性，難以客觀評價，難以捉摸，因此強調在立法和司法中，重視“情”的作用，必將置法律于一種難以捉摸的境地。由于中國法律傳統過分強調情感，因此可以說中國法律傳統是排斥邏輯、排斥理性的，亦即，中國法律文化是非邏輯的。這種非邏輯特征表現在法律的每一方面。綜上所述，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西方的法文化中，邏輯占有重要的地位，邏輯是分析法律的重要工具，它對西方法律思想的完善和法典化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西方的法文化也具有分析性的特點。由于分析的技術的缺乏，中國的法律哲學最終沒有從道德哲學中分離開來，因此，法律文化沒有獨立的精神。
第一，從立法方面看，邏輯的不發達不利于制定出嚴謹的法律。
律是中國封建法的基本形式，縱觀歷朝修律，直到唐朝，律都并無嚴格的體例和明確的內容、范疇，邏輯性不強。從史料考證來看，秦律內容龐雜，體例無序，律的穩定性難以保證。漢律分為“正律”和“非正律”，“正律”的穩定性有了一定的增強，但是律制并不是整齊劃一的。只有被尊為中國古代法律典范的唐律，其體例才比較規范，內容詳略得當，有了一定的邏輯性，但是與西方發達的立法科學相比還是相形見絀的。中國古代法律淵源十分龐雜，有：律、疏、令、科、比、例、敕、誥、格、式、典等等，法律的淵源和名稱多種多樣，這也說明了法律不統一，立法水平不高。我國古代立法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諸法合體，刑民不分，這也是中國古代邏輯水平不高的一種體現。只有邏輯上具有較高的分類水平，各部門法才能夠進行嚴格的劃分。有人說過，直到19世紀，中國的法學仍然停留在列舉法的功能、用途以強調法的不可缺少的低水平上，立法仍然停留在將審判經驗紀錄，按照六部的職權范圍分類編纂的水平上，仍然沒有一套科學的法律概念體系，沒有從具體的罪名之中抽象出一套通用的法律概念。如何才能從具體的法律實踐中抽象出一般的概念呢？我認為，只有依靠邏輯的力量。如果不能抽象出一般的法律概念體系，那就不能形成嚴格的法律體系。
在西方法律史上，法學家們就特別注意對法的概念、范疇的研究，意圖建立一個內在一致的法律概念體系。這種傾向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羅馬。如古羅馬時代就創造出了包括債、契約、所有權、侵權責任、委托、、過錯、不當得利、無因管理、監護權、親權、抵押權等在內的一整套科學的法律概念體系。羅馬法就是建立在這樣一個科學的概念體系基礎上的。如果沒有如此一套科學的法律概念體系，則肯定不會產生對后世影響巨大的羅馬法。
第二，從司法方面看，邏輯的不發達會導致司法領域的隨意性大，法律常常被棄置一邊，更可能導致“人治”的結果。
如前所述，在中國古典社會中，司法官判決案件往往是有法不用，而是先訴諸儒家學說中得相關論述或者社會的人情，這導致法律的隨意性增大，此種例子不勝枚舉。學者賀衛方認為，這種非邏輯化的傾向在司法領域中常常表現為外行知識的統治。這樣外行知識的統治還派生出一個后果，就是在具體案件的審理過程中，決定案件勝負的不是理由的充分與否，而是力量和實力的大小。直到今天我們中國人還是習慣于到京城告狀，因為他們在地方很難獲得正義的保證。這就促使我們反思：邏輯在司法領域到底起一個什么樣的作用呢？
我認為，邏輯在司法領域中的作用可以概括為：邏輯是實現法律正義的重要手段和工具。邏輯研究的是如何從真前提推導出真結論，亦即，邏輯探討的是形式的保真性。如果你提供給我們正確的結論，那么按照邏輯推理的規則，就能夠推導出真結論。在司法領域表現為，如果法律的規定十分明確，案件事實也很清楚，那么就可以推導出判定結論。這種判定結論是客觀的，不因為法官的不同而不同。這正是我們所長期追求的“相同的案件相同的結果”。無論是英美法系，還是大陸法系在司法實踐中都共同遵守這一原則。如果法律規定不明確或案件事實不清楚，這是當然不能進行如此簡單的推理，但是邏輯在這時照樣起作用，邏輯可以幫助你明確法律規定和確認法律事實。當然，邏輯不能滿足實體正義的需要，但是它是形式正義的工具保證。由邏輯在司法領域中的這種作用，我們認識到中國法律傳統中沒有邏輯真正是一種缺憾。
第三，邏輯對于法律理論的完善和發展也有著重要的作用。
這可以從西方法律思想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出。
在中國傳統的觀念中，往往將法律看成是一種藝術，是如何恰當的抒發情感的藝術。有時甚至不承認法律的科學性特征，而片面強調法律的藝術性。法律長期被當成了實現社會和諧的藝術。作為中華法系法律的指導思想是“息爭化訟，強調和諧”，法律為盛世不能廢，但是也不為盛世所崇尚。法律成為社會和諧的調和劑，因此不能沒有，也不能太明白。司法的過程更是一種藝術，是依靠這些并不明白的法律來定分止爭，從而解決社會紛爭。在這種法律太不完善的情況下，依靠邏輯確實無法解決問題。因此不得不訴諸人情等法律以外的因素。這大概也是中國法律傳統中的一種不得已之舉吧！西方的法傳統，自從分析法學產生以來，一直追求法律的科學性。因此才有邊沁、奧斯汀等人的“應然的法”和“實然的法”的分離主張，才有凱爾遜的“純粹法”理論。當然，西方的法律也并不是不講“人情”，如西方有一句法律格言“法律不強人所難”，這正說明了立法要考慮可行性和實踐正義。真正的法律應當是科學性和藝術性的一種統一。學者范忠信認為，法律首先是科學或主要是科學，其次才是藝術。或者，法本質上是科學，但在具體適用中需要一些藝術，藝術僅僅是對科學性的一種補充。
那么，如何使法律成為一門科學呢？回答只有一種：要重視邏輯的作用，除此別無他途。邏輯可以實現法律體系的一致性，可以消除法律體系中的矛盾；邏輯可以實現法律規范的確定性和明確性；邏輯可以使司法過程更有理性和可預期性，消除法律的隨意性而導致的不公正的結果。既然邏輯對法律有如此多的作用，我們還有什么理由不重視邏輯在法律領域中的作用呢？既然我們傳統的法律思維方式中缺少邏輯這一環，那么在未來我們將補上這一課，應是法制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
三、學習西方先進法律經驗
中國的法制歷史源遠流長，可以上溯到公元前21世紀的夏朝。自此以下，一脈相承，至唐朝形成以唐律為代表的中華法系，并對周邊國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是從清朝末年以來，傳統的中華法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西方國家的法律思想對中國近現代的立法和司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我們國家的近現代法律近取諸于日本，遠的曾效法歐陸，到新中國成立以后，又受到了蘇聯的社會主義法律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又受到英美法律思想的影響，因此，我們近代以來一直在學習國外先進的法律思想和經驗，最終終于建立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在學習這些先進的法律思想，引進先進的法律制度的過程中，我們也走了不少的彎路。特別是有些學者感覺到，西方一些先進的法律思想在引入中國的時候，往往會遇到一些阻力，甚至是在實施過程中，會產生一些預想不到的變化。這到底是為什么呢？比較法學家奧托.科恩.弗龍德對此作了回答：“法律制度可能在不同的程度上深深地扎根于一個國家的生活之中，因而或多或少地易從一個法律制度移植于另一個制度中。然而，在這個范圍的另一端是，如果法律扎根太深，移植實際上成為不可能”。這段話揭示了這樣一個問題：文化是一個整體，法律文化僅僅是某一國家或民族文化傳統的一部分，不能將它從整體中割裂開來、孤立開來。因此，我們在引進國外先進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的時候，應當充分了解國外法律思想發展的源與流，了解國外法律實施的具體人文環境。
我國傳統的法文化中缺少邏輯這一板塊，我們應當重視邏輯在法律思想的發展、立法和司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只有這樣，才能夠將“依法治國”的理想落到實處，擺脫立法的不嚴謹局面和司法的主觀隨意性狀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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