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與超越的自由之旅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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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登山臨水兮送將歸：中國古代山水詩及其回歸主題
人們在蒼茫浩瀚的大自然中感受和發現山水之美，并且在詩歌創作中表現和贊美山水之美，是經過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的。《詩經》中已包括大量描寫山水的作品，論者一般認為，此時的山水尚未成為獨立的審美對象，不過是詩人借以引發、陪襯、烘托、渲染或比喻詩人思想感情的片斷。然而，山水如何能夠比附人間的情懷和人世的道德呢?那是因為一種生命共感，亦即人與自然所共有的一種生命節律。此時的人類，尚未完全從自然界中脫離出來，也就是說，人的意識還沒有完全覺醒，“《詩經》所描繪出的恰恰是天人合一的原始形態，即主體意識尚未從大自然中剝離出來，仍處于混冥為一的狀態”。這“正是先民童年時代的現實，在人與自然渾然一體的情境下，不寫自己生活周圍的花、鳥、樹木，就無法清楚地表達自我，它們已構成了主體自我生命的一部分”[1]。這個時代，類似于莊子經常向往的那個“至德之世”：“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并”(《莊子·馬蹄》)。在這里，人類和萬物比鄰而居，渾然不分，呈現出一派人生在世的本然狀態。這事實上是人類文明發端之前的漫長荒野時期的余緒。
楚辭誕生在巫風盛行的楚地，洋溢著蠻荒色彩濃厚的巫術文化色彩，而巫術文化，則是誕生在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之前的荒野時期。由此可知，莊子所向往的“至德之世”，原來不屬于未來，而屬于過去，要順著回歸的路途才能抵達。或許正因為如此，在楚辭中，中國古代山水詩的回歸主題已初露端倪。如果說“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閑”(《山鬼》)中的“歸”是回歸家園的意思，那么，“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離騷》)等詩句中的“舊鄉”，既是生命的故地，又是生命的歸宿；除了地理的意義，已經具備精神的意義。“登山臨水兮，送將歸”(宋玉《九辯》)，從此，回歸成為后世山水詩的傳統主題。
后世的山水詩經歷了自己發展演變的過程，然而，無論中國歷史朝代的變遷更迭，無論中國人世社會的離亂煩憂，也無論中國詩歌的迷霧和索解的隱約，中國古代山水詩中的回歸主題卻一直頑強地延續著。讓我們從兩漢開始追索：西漢的“怊茫茫而無歸兮，悵遠望此曠野”(嚴忌《哀時命》)盡情抒寫了無路可歸的愁情；東漢的“感老氏之遺誡兮，將回駕乎蓬廬”(張衡《歸田賦》)將心靈的“回駕”駛向“蓬廬”；漢末的“荊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淫?……狐貍馳赴穴，飛鳥翔故林”(王粲《七哀詩》)把獨在異鄉的羈旅愁思托付給自然萬物的“故林”情懷。
晉人張翰的“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思吳江歌》)用千里之外的空間距離表達背井離鄉的山水情思；陶淵明的“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歸園田居》)把人類的故地之思解釋為一種與鳥獸同有、與生俱來的天性；山水詩派的開創者謝靈運則有“清暉能娛人，游子憺忘歸”(《石壁精舍還湖中作》)之句，以山水所含的清暉來寬解游子的歸心；永明詩人謝眺的“有情知望鄉，誰能鬢不改”(《晚登三山還望京邑》)等詩句寫盡了寂寞游子的悵惘鄉思。
梁陳詩人的“客悲”和“歸念”絲毫沒有稍減：“此地動歸念，長年悲倦游”(王籍《入若耶溪》)；“客悲不自已，江上望歸舟”(何遜《慈姥磯》)。
初唐詩人王績的《在京思故園見鄉人遂以為問》一詩以“忽逢門外客，道發故鄉來”開端，一氣貫下地連續發問，極富感染力地表達了故園之思的深切和營構故園山水的匠心。少年詩人王勃的山水詩同樣表現出一種無處不在的鄉思愁懷：“此時故鄉遠，寧知游子心”(《深灣夜宿》)。生活在唐人走向鼎盛精神狀態之際的陳子昂，仍然有著“故鄉杳無跡，日暮且孤征”(《晚次樂鄉縣》)的蒼涼感慨。其他如張九齡的“悠悠天宇曠，切切故鄉情”(《西江夜行》)等詩句中的山水境界雖然有一種空明清遠的閑適和灑脫，但“故鄉”之思還是一直逶迤和漂泊在盛唐的詩心中。
中國詩歌歷史上照耀古今的雙子星座李白和杜甫，分別以仙心和仁心、以仙游山水和苦游山水的人生經歷寫下了許多山水詩詞，其中，“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李白《菩薩蠻》)，“故林歸未得，排悶強裁詩”(杜甫《江亭》)中的“故林”意象和“歸程”探詢抒發著生命漂泊無著的悲感。與李白同時的崔顥用一句“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黃鶴樓》)在山水之間把地理意義上的“鄉關”和精神意義上的“鄉關”交織在一起。
中唐以后，大歷詩人劉長卿有“牛羊歸故道，猿鳥聚寒枝”(《雨中過員稷巴陵山居贈別》)的感慨，“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逢雪宿芙蓉山主人》)的向往，詩壇巨子韓愈有“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山石》)的嗟嘆。同樣的“故道”充溢著安寧、止泊和生命滿足的幸福之感。
晚唐山水詩中的故地之思未曾稍歇。我們只要讀一讀姚合的“極目思無盡，鄉心到眼前”(《晚秋江次》)，杜牧的“正是客心孤迥處，誰家紅袖憑江樓”(《南陵道中》)，溫庭筠的“晨起動征鐸，客行悲故鄉”(《商山早行》)等等，便不免被一片“孤迥”的“鄉心”和“客心”帶回迢遙的“故鄉”。
有宋一代，蘇舜欽的“浩蕩清淮天共流，長風萬里送歸舟”(《淮上遇便風》)寄歸心于“歸舟”；歐陽修的“夜聞歸雁生鄉思，病入新年感物華”(《戲答元珍》)更是直言“鄉思”成病，“物華”方休的思深情長；曾鞏有“送春無限情惆悵，身在天涯未得歸”(《城南二首》)的喟嘆；蘇轍有“忽憶故鄉銀色界，舉頭千里見蒼顏”(《績溪二詠·翠眉亭》)的追憶；張耒有“寄書故國還羞澀，白首蕭條老病嬰”(《遣興次韻和晁應之四首》之一)的想像；賀鑄有“經雨清蟬得意鳴，征塵斷處見歸程”(《病后登快哉亭》)的期待。回歸仍然是詩人心中揮之不去的情結、書寫不盡的塊壘。進入南宋以后，這個情結和塊壘在時光的流變和詩歌的積淀中愈亦深厚。“客里無人共一懷，故園桃李為誰開”(《浙江小磯春日》)，“飲罷此身猶是客，鄉心卻付晚潮回”(《重九賞心亭登高》)，范成大的“鄉心”無法托付“故園”，人生始終縈繞著客愁，這也就是姜夔在“平生最識江湖味，聽得秋聲憶故鄉”(《湖上寓居雜詠》其一)中所要抒寫的人世況味，同時也是南宋后期的文天祥在“從今別卻江南路，化作啼鵑帶血歸”(《金陵驛》)中所要表達的江湖歸心。
從金元到明朝，詩人們的思鄉之情與異域之感被極大地觸動，他們同樣在創作中盡情吟詠著他們的鄉愁和歸思：“回首鄉園天渺渺，驚心時序水悠悠”(楊士奇《九日過宿遷縣》)，“天涯何處尋歸路，野景無邊動客情”(于謙《太原道中曉行》)，“夜猿啼不盡，凄斷故鄉心”(何景明《峽中》)等，以人世旅途的倦怠、疲乏、寂寞與悲涼來表達歸去的心聲。
開清代山水詩風的錢謙益視山水為故國的象征，并由此發出“今愁古恨誰消得?只合騰騰放棹歸”(《西湖雜感》其二十)的回歸之音。自號野人的山水詩人吳嘉紀因為“龍鐘不還鄉”而“羞見東西路”(《登康山》其二)。這樣的思鄉愁情和回歸之唱一直延續到與自然相與、與山水為友的中國古代末期的山水詩創作之中。
在中國古代山水詩中，回歸是一個貫徹始終的主題。我們不禁要問：中國古代的詩人們究竟要歸向何處?有學者認為：“‘比興’所賴以產生的心態，為一種農業文化心態。惟有在農業文化心態中，方能對人與自然之生命節律，抱有極親切之一種認同，方能對人心與自然之相通，抱有一份關注之興味，以及對人心由自然物而觸發，抱有一種不言而喻的意會。”[2]那么，在農耕文明得到極大發育的中國，回歸指向田園和村巷，當然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然而，回首中國古代山水詩的創作，我們又分明聽見了另外一種全然不同但綿延不絕的聲音：“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屈原《九章·哀郢》)，“追漁父以同嬉，超埃塵以遐逝”(張衡《歸田賦》)，“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陶淵明《歸園田居》)，“人隨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歸鹿門”(孟浩然《夜歸鹿門山歌》)，“應愁晚泊喧卑地，吹入滄溟始自由”(蘇舜欽《淮上遇便風》)，“我在塵土中，白云呼我歸”(蘇軾《送運判朱朝奉入蜀》)，“自嘆不如華表客，故鄉常在白云中”(高士談《晚登遼海亭》)，“一笑蒙城門下士，幾歸滄海幾飛塵”(袁宏道《山居》)，“身如古初士，步步入鴻蒙”(吳嘉紀《和集之、簡文登泰山絕頂觀日出》)，“漁父頻招手，回舟入杳冥”(屈大均《釣臺》)，“峰形積古誰得窺?上有鴻蒙萬年雪”(洪亮吉《天山歌》)。
同樣是回歸的吟唱，但這些詩人歸去的指向卻并不是他們從小生長的家園和故鄉。這些詩句中，無論是“山嶺巖阿”，還是“鹿門南軒”；無論是“杳冥滄溟”，還是“白云春芳”，或者“水澤蝶群”，一言以蔽之，回歸的方向都是“自然”，是“八還”，是鴻蒙萬年的古初歲月。這是一個比村巷田畝更為深遠的指向，因為它們直接通向時間的幽眇深處——人類最初的棲息之所——也就是屈子筆下的“終古之所”，如前所述，這是一個萬物群生、禽獸成群的“至德之世”——人類在此表現出人生在世的本然狀態——這就是人類文明發端之前和開始之初的荒野時期。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終古之所”、“杳冥之地”并非農業文化心態的產物，它屬于一個更為古老更為幽眇的歷史時期。人類開始農耕的田園生活與漫長的人類發展史相比較，已經是十分晚近的事情了。在傳說中和史書上，我們還可以隱約窺見原始先民的荒野生活。請看《史記·五帝本紀》的記載：“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崩于蒼梧之野”。《山海經》中也有類似的神話記載：“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大荒北經》)，“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大荒南經》)，“羿與鑿齒戰于疇華之野”(《海外南經》)，“大樂之野，夏后啟于此舞九代，……一曰大遺之野”(《海外西經》)，“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得始歌《九招》”(《大荒西經》)。《淮南子·本經訓》說：“堯乃使羿誅鑿齒于疇華之野。”《山海經·大荒北經》中還說：“后稷是播五谷。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
這些記載告訴我們：在后稷播五谷、叔均作牛耕之前，人類在荒野之上開展他們的生活、書寫他們的歷史；更為重要的是，在農耕文化出現之后，人們也并不即刻就開始建立穩固的家園，開始定居的生活。《史記·五帝本紀》說黃帝“遷徙往來無常處”，《殷本紀》又說商之先人“自契至湯八遷”，這應該是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安土重遷的農耕生活迥乎有異。到了周朝，《詩經·小雅·綿》記載：“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這說明那個時代的人們還是在漫漫荒野之上、游牧狀態之下生息繁衍著。
因此，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從歷史的角度看，在時間的維度中，荒野才是人類的根系和故園，人類的祖先曾經也是荒野的一部分，終于有一天，人類從荒野中脫穎而出，開始創造文化，寫就歷史。但是，人類的意識卻始終難以擺脫源自荒野的集體無意識心理根源，因為“這些意象早在史前史以前就已深植于人類心中，自始至終都存于斯，度過了好幾代，至今仍然是人類心靈的基礎東西。只有當我們能和這些象征物達成協調時，我們才能過著最有意義的生活；回到這些象征物才是明智之舉”[3]。正因為如此，榮格認為人類精神史的全部歷程，就是要喚醒流淌在人類血液中的記憶而達到向完整的人的復歸。然而，如何才能回到這些象征物?如何才能找到重返精神家園的悠悠歸路呢?榮格說，藝術家可以做到，因為“藝術家得不到滿足的渴望，一直追溯到無意識深處的原始意象，這些原始意象最好地補償了我們今天的片面和匱乏”[4]。或許正因為如此，中國的山水詩縱使發展到了魏晉時期，即所謂人的意識覺醒，山水自然完全成為對象這一歷史階段，還是有不少詩人將他們的回歸之音唱向荒野——唱向人類生存的起點，精神的原鄉。
人來自于大自然，可是卻在歷史的進程中逐漸遠離了大自然，并日益擴大著和自然的對立；文明越走越近，自然便越留越遠，以致于自然的痕跡在文明中逐漸消亡。然而，遠離自然之后的人類也遠離了自己的本性、自己的家園，于是，回歸便成為人類想要獲得自身存在的必然選擇。
回到哪里去呢?回歸田園固然是許多詩人在現實人生中選擇的一種理想生活狀態，然而，現實人生無比短暫，人類的精神依然在無助地徘徊和苦苦地追尋，事實上，從哲學的角度來看，唯有大自然才是人類的來路和去處，唯有重返大自然才能在與天地山水的交流中獲得精神的自由解放。“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焉”(《論語·學而》)，抱本返始，追思生命的最初源頭，在孔子看來，正是溫柔敦厚的情感來源。“游心于物之初”(《莊子·田子方》)，“浮游乎萬物之祖”(《莊子·山木》)，“游乎萬物之所終始”(《莊子·達生》)，“游于六合之外”(《莊子·徐無鬼》)，“上與造物者游”(《莊子·天下》)。先哲們夢想回到天地之始、萬物之母的根源，這是一種原始的、純粹的、本真的、無所遮蔽的自然狀態，這樣的自然狀態也就是人類歷史上的荒野狀態——只有在這種狀態下，只有在荒野中，人才能找回已經在歷史中失去的本性，亦即人的自然性。這一本性也就是老莊所論的“赤子之心”：“念德之厚，比于赤子”(王弼《老子注》)，“其未兆，如嬰山之未孩”(《老子》第20章)，“摶氣致柔，能如嬰兒乎”(《老子》第10章)，“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老子》第28章)。人類的赤子時代，依照自己本真的性情而存在，天真純樸，虛無接物，與自然之母體緊密一致，是道德未離的最佳象征。“復歸于嬰兒”，實際上也就是復歸于人類嬰兒時代的健康自然和本源生機。
難怪錢鐘書在《宋詩選注》中如此評價詩人楊萬里的創作狀態：“要跟事物——主要是自然界——重新建立嫡親母子的骨肉關系，要恢復耳目觀感的天真狀態。”[5]人類本是荒野之子，荒野是他們最本己的自然，最原生的狀態，但是一旦人類步出荒野，他們在荒野中發育的意識卻一味只想追求文化或者破壞文化，自然于是日益演變成了文化，真正能夠得以幸存的荒野在地球上已經所剩無幾。只有詩人，還在試圖和自然重新建立嫡親母子的骨肉關系，我們亦只能在這些詩歌的引領下，才能實現某種程度上的精神回歸。
朝向荒野，這是一種靈魂的回歸，與朝向田園的回歸不同，這不是一種可以普遍實踐的人生藝術，每個個體生命可以循著其生命初始階段(當然也可能是生命歷程中某一最為重要的階段)的痕跡和烙印在地理版圖上找到相應的位置。所以詩人在歌詠“日將暮兮悵望歸”的同時，還會發出“去終古之所居兮”的詠嘆；在“守拙歸園田”的同時，還要“復得返自然”。朝向荒野，這是一種精神的回歸，與朝向山川水澤的歸隱生活不完全相同，如果說園田和舊鄉可以讓詩人在現實人生中安放他們滄桑疲倦的身體，山石和巖阿可以托付他們四處漂泊的心靈，那么，“終古之所”和“大化自然”則可以讓詩人在精神世界的回歸之旅自由地遨游。
三、在世體驗與“鄉愁”沖動：回歸荒野的動力機制
為什么詩人們回歸荒野的詠嘆從未停歇?因為人類在現實社會中的在世體驗和積淀在詩人集體無意識深處的“鄉愁”沖動一起構成了追求自由、野性爛漫的詩人們回歸荒野的動力機制。人類為什么要回歸?因為痛苦的在世體驗；人類為什么要向荒野回歸?因為永恒的“鄉愁”沖動。
“誰意山游好，屢傷人事侵”(《出境游山》之二)，王勃常常被社會人事的侵擾所傷害，從而明了山游的好處；“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為人靰”(《山石》)，韓愈也會感覺到人群中的拘束和山水中的樂趣；白居易有“終年牽物役，今日方一往。……歸去思自嗟，低頭入蟻壤”(《登香爐峰頂》)的遐思——人世原來是充滿了“物役”的“蟻壤”；蘇軾反省并追問：“人生本無事，苦為世味誘。……今予獨何者，汲汲強奔走”(《夜泊牛口》)，社會世間的誘惑總是讓肉身迷失了本性，終日汲汲奔走于營求世俗的功名利祿之中；“攜我游黃華，一洗塵慮爽。……回首聲利場，誰能脫塵網”(《游黃華》)，元代著名理學家許衡把俗世塵網比作聲利之場，只有到山水之中才能洗去塵垢，心神凈爽；趙孟頫則用“人間苦炎熱，仙境已秋風”(《龍口巖》)一句表達了他苦于人間生涯以及對自然神仙境界的向往之情；明代前七子復古運動的首領李夢陽和何景明分別作詩云：“遠害欲尋麋鹿伴，暫羈終與世人辭”(《瀑壑晚坐》)，“終期謝城市，來此伴漁翁”(《登釣臺四首》)，為了逃避世間的羈絆和傷害，他們渴望著一種與麋鹿為伴、與漁翁相守的自然生活。就是這樣，在中國古代的山水詩歌中，詩人們盡情書寫著他們對社會羈絆和人事拘束的厭倦，對城市生活和官場競逐的厭惡，回首中國古代歷史，充滿了王朝的更迭、江山的易手、戰亂的頻仍；回首中國古代詩人的個體生命史，充滿了離亂的憂憤、遷徙的無由、飄零的苦痛。所以中國古代的詩人們也常常在山水清音中抒發他們的社會理想：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杜甫《奉贈韋丞丈二十二韻》)。
致君唐虞際，淳樸憶大庭(杜甫《同元使君春陵行》)。
鬢眉雪色猶嗜酒，言辭淳樸古人風(韋應物《與村老對飲》)。
有如堯舜時，惠澤四海沾(王令《過揚子江》)。
詩人們將他們最為理想的社會形態也追溯到了文明發端之前和之初的遠古荒野時代，詩中的堯、舜、大庭(神農氏的別號)都是神話傳說中的遠古帝王。歷史已經證明：“中國古史中的三皇五帝時代由于無可稽考，至今仍然只能歸諸于神話傳說，而且這些鴻蒙初辟的文化時代即使屬實，也必定是處于文明的門檻之前。從古文化學的角度來看，……神農氏，則處于舊石器文化的末期和新石器文化的初期。至于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等傳說人物，大概是一些站在野蠻時代的漫漫長夜的盡頭翹望文明曙光的部落聯盟首領。”[6]
雖然只是神話傳說，但堯舜之世卻成為中國古代人的社會理想。儒家的孔孟，早就“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禮記·禮運》中就以“大道之行”和“三代之英”的時代為最高社會理想，塑造了一個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道家的老莊將“道說”視為自然原始的話語，傳達著宇宙萬物的原始消息，《莊子·祛篋》中所描繪的理想社會亦是一個惟妙惟肖的遠古極樂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堯舜之世、三代之治不是神話，我們也可以想見，那是一個生產力極為低下、自然力極為強大的時代，國家的形制僅僅只是一個雛形。那么，為什么詩人和哲學家理想中的人類社會都是以那個時代為藍本呢?除了詩人自述“風俗淳”的原因之外，筆者認為還有一個最為重要的原因就是：那個時代是人類歷史的原點、精神的原鄉，是人類集體無意識的心理根源，是人類“鄉愁”沖動的最終指向。
什么是鄉愁?簡而言之，就是思鄉的愁情。我們每一個人生命中都有這樣一塊自然環境，大多數人會在這里度過他懷抱“赤子”之心的童年時代，然而，在成長的過程中，由造物饋贈的原始的生命力逐漸演變成理性的控制能力，源于無知和魅惑的好奇心和想像力被啟蒙和科學改造得面目全非，純真坦率被算計的機心取代，與自然的冥合、與萬物的親和也逐漸被丟棄。盡管如此，我們不能否認，童年是我們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光。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從童年啟程，奔赴自己的人世風景。所以當你離開了這一塊地理環境，生物性的遺傳基因決定了你對它頑固的懷念。“鄉關”，便是這樣一個精神上無比向往的往昔世界，因而也就成為詩心一直寄托之所在。同理，我們人類整體的童年時代中也有這樣一塊自然環境，那是自然的荒野時代，但是“當人類自野蠻跨過了文明的門檻時，他從一個混沌的自然世界，邁入了一個他自己創造的世界；于是那些原先與他生命相依存的山川草木鳥獸蟲魚，漸漸地變得與他相疏遠、相隔絕了。人類用許多人工器物，把自己圍繞起來，從有機自然中分離開來，借助這種分離與圍繞，人類凌駕于萬物之上。于是就有了‘相思’，有了回歸大自然的永恒‘鄉愁’沖動”[7]。
這樣的“鄉愁”沖動常常由詩人們表現出來，所以如果某一位詩人的心靈深處一直留存著人類無意識深處的原始意象，這位詩人自然便會表現某種野性的傾向。蘇軾就很愛稱自己是野人，“野人疏狂逐釣舟”(《再和》)、“市人行盡野人行”(《東坡》)。他不僅描繪自己穿著野服，“黃冠野服山家客”(《贈寫真何充秀才》)，而且他認為自己的性格就是“野性”，“傍宜秋門，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居，頗使野性也”(《與楊濟甫書》)，“道塵容已似服轅駒，野性猶同縱壑魚”(《游盧山，次韻章傳道》)。中國古代山水詩歌史上的“野人”或“山民”代不乏有。孟子曾經說過：“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游，其所以異于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孟子·盡心上》)原來人類的童年時代便是荒野之上的野人。以“野人”自稱或以“山民”自居，不過是鄉愁沖動的一種顯現。回到童年，回到荒野，詩人們以自己的野性表達著自己生命漂泊的集體無意識心理根源，表達著促使自己在精神上回歸荒野的“鄉愁”沖動。
所以，在世體驗和“鄉愁”沖動一起構成中國古代山水詩人們的精神動力，讓他們一代又一代地發出回歸荒野的歌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