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詞學趣范疇承傳考察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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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是我國古代文學的重要審美范疇，它與“味”、“韻”、“格”等一起被人們用來概括文學的審美本質特征，標示文學的不同審美質性。“趣”在我國古代文論史上是一個相對出現和成熟得較晚的審美范疇。它衍化于唐前，成型于宋代，承傳于金元，盛興于明代，深化于清代，成為我國封建社會后期文學理論批評最重要的范疇之一。本文對我國古典詞學“趣”范疇的承傳予以考察。

一、“趣”在古典詞學批評中的承傳運用

“趣”作為我國古典詞學的審美范疇，它最早是在北宋前期進入到詞學批評中的。有宋一代，人們多以“味”、“韻”、“格”等審美概念概括詞作的不同審美本質及其特征，與此同時，少數詞論家在詞評中也引入了“趣”這一審美概念，較早將“趣”作為古代文論的審美范疇拓展了開來。宋代，運用過“趣”對詞作進行論評的篇什主要有：米友仁《白雪·洞天晝永自序》，詹效之《燕喜詞跋》，王質《蘇幕遮·水風輕，吹不皺自序》，范成大《步虛詞跋》，周密《乳燕飛·波影搖漣甃自序》，尹覺《題坦庵詞》，柴望《涼州鼓吹自序》，鲖陽居士《復雅歌詞序》，等等。如：范成大《步虛詞跋》云：“自玉階及紅云法駕之后以至六小樓，意趣超絕，形容高妙，必夢游帝所者彷砩得之，非世間俗史意匠可到。”(朱祖謀《石湖詞跋》引)范成大在詞跋中較早引入“意趣”二字評詞。他評斷《步虛詞》創作呈現出高妙的意趣，與一般詞作著意從現實的層面感發拉出了一段距離。尹覺《題坦庵詞》云：“人見其模寫風景、體狀物態，俱極精巧，初不知得之之易，以至得趣忘憂，樂天知命，茲又情性之自然也。”尹覺在評其師趙師俠詞時，針對一般人評斷趙詞寫景狀物極其精巧，認為趙詞最初是以情性為寄的，以抒發意趣為其詞作之旨，它是在不經意然又暗合藝術規律中體現出精巧之態的。銅陽居士《復雅歌詞序》云：“《文選》所載樂府詩，《晉志》所載《碭石》等篇，古樂府所載其名三百，秦漢以下之歌詞也。其源出于鄭、衛，蓋一時文人有所感發，隨世俗容態而有所作也。其意趣格力，猶以近古而高健。”鲖陽居士在文體質性上持詩詞同源說，他評斷古樂府、《文選》詩等作品上接了“有感而發”的上古詩歌傳統，在意趣格力上呈現出高古勁健的特征。其又云：“吾宋之興，宗工巨儒，文力妙天下者，猶祖其遺風，蕩而不知所止。……其韞騷雅之趣者，百一二而已。”鲖陽居士又從文學歷史的角度評斷宋詞發展特征。他認為，宋人詞作中能承古代風雅統緒，表現出騷人之意趣的詞作還不多，為此，他希望通過編選富于雅正之作來做標樹與提倡。南宋末年，張炎在《詞源》中專列“意趣”一節，以“意趣”作為其評詞的核心。其論道：“詞以意為主，不要蹈襲前人語意。如東坡中秋《水調歌》云……王荊公金陵《桂枝香》云……姜白石《暗香》賦梅云……此數詞皆清空中有意趣，無筆力者未易到。”張炎在作詞力主清空的同時，努力從意趣上標樹詞之創作。他推尚蘇軾、王安石、姜夔等人詞作，認為他們的一些優秀之作在對詞意的凸顯中，都能“意”中寓“趣”，“意”與“趣”相融相生，這使詞作審美進入到快樂自由的層面。張炎將北宋以來蘇軾、俞文豹等人對“意趣”的標樹引入到了詞論中，這在詞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明代，我國古典詞學批評偏重于對“情”的張揚，相對而言，“趣”在明人詞學批評視野中不為惹眼。此時，承傳運用過“趣”來對詞作進行論評的著作和篇什較少。陳霆《渚山堂詞話》在比較李世英、歐陽修《蝶戀花》中句子“朦朧淡月云來去”和“珠簾夜夜朦朧月”時，認為：“狀夜景則李為高妙；道幽怨則歐為醞借。蓋各適其趣，各擅其極，殆未易優劣也。”陳霆從李、歐二人詞作各自藝術特征的呈現上標示出他們不同的詞中意趣，界定二人詞作意趣各別。他道出了詞趣無優劣的原則。陳子龍《幽蘭草詞序》云：“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裱纖婉麗，極哀艷之情；或流暢澹逸，窮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辭隨意啟，天機偶發，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渾，斯為最盛也。”陳子龍歸結五代南唐至北宋末年詞作的風格特征，他認為，此期詞作都能立足在由情意而言辭，由言辭而詞境的審美生發的基礎上，通過天成的詞境表現出創作者的“哀艷之情”或“盼倩之趣”。陳子龍較早見出了詞趣審美表現是落足在詞境的基礎上的。

清代，詞學興盛，“趣”成為了人們評說詞作的最重要審美標準之一。這一時期，承傳運用過“趣”來對詞作進行論評的著作和篇什較多，主要有：鄒祗謨《遠志齋詞衷》、《倚聲初集序》，先著《詞潔輯評》，顧貞觀《十名家詞集序》，厲鶚《張今涪紅螺詞序》，查禮《銅鼓書堂詞話》，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戈載《夢窗詞跋》，劉熙載《藝概·詞概》，張文虎《綠棵花龕詞序》，張德瀛《詞征》，陳廷焯《詞則·大雅集》、《白雨齋詞話》，杜文瀾《憩園詞話》，朱祖謀《夢窗詞跋》，林大椿《歐陽文忠近體樂府跋》，等等。清人詞學批評涉及到的“趣”的稱名主要有：倩盼之逸趣、天趣、暈碧渲紅之趣、意趣、佳趣、窮高極深之趣、淡遠之趣、生動之趣、興趣等。如：鄒祗謨《遠志齋詞衷》云：“詞雖小道，讀之亦覺風氣日上。序《衍波詞》者，唐祖命云：極哀艷之深情，窮倩盼之逸趣。其旎高則璟、煜、清照之遺也。”鄒祗謨對詞作的地位與作用極為標樹，他借為別人詞作序之機，道出了五代、宋以來以“詞家三李”為代表的正統詞作路徑實追求體現于顧盼之間的一種逸趣。厲鶚《張今涪紅螺詞序》云：“今涪詞淡沲平遠，有重湖小樹之思焉；芊眠綺靡，有暈碧渲紅之趣焉；屈曲連璪，有魚灣蟹堁之觀焉。”厲鶚評詞崇雅尚清，他這里評斷友人張亦樞詞作有思致，有雅趣，詞風鮮麗而詞意悠遠。查禮《銅鼓書堂詞話》認為：“(鄭燮)才識放浪，磊落不羈，能詩古文，長短句別有意趣。……(《沁園春》)風神豪邁，氣勢空靈，直逼古人。”查禮對鄭板橋詞“別有意趣”甚為心儀，他評詞不限一端，對鄭板橋《沁園春》一詞以風神偏勝，以氣勢空靈見長極為標樹。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評道：“蘇、辛并稱，東坡天趣獨到處，殆成絕詣，而苦不經意，完璧甚少；稼軒則沉著痛快，有轍可循。南宋諸公，無不傳其衣缽，固未可同年而語也。”周濟在對蘇、辛二人詞作的比照中，以“天趣獨到”、“苦不經意”概括蘇詞，以“沉著痛快”、“有轍可循”歸結辛詞，他從詞作意趣和創作路徑上將蘇、辛二人區分開來。劉熙載《藝概·詞概》則評道：“叔原貴異，方回贍逸，耆卿細貼，少游清遠，四家詞趣各別，惟尚婉則同耳。”劉熙載細致地從詞作意趣上辨析晏幾道、賀鑄、柳永、秦觀四人詞作異同，他在批評實踐中切實地將“意趣”視為了詞作審美的質性所在。陳廷焯《詞則》又評柳永《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云：“情景兼到，骨韻俱高，無起伏之痕，有生動之趣。古今杰構耆卿集中僅見之作。”陳廷焯從詞作審美質性的高度來加以論評，他概括柳永詞作《八聲甘州》在審美表現上情景交融，有骨力，有高韻，有生趣，是其詞作中的“僅見之作”。這里，陳廷焯將“生趣”移用來了評詞，體現出對詞作審美特征新的認識。

二、“趣”在古典詞學中的承傳闡說

“趣”作為審美范疇被引入到詞學批評中之后，從明代開始，詞論家開始對其予以了理論闡說，這主要體現在錢充治和陳子龍兩人的論說中。錢充治《國朝詩余序》云：“詞者，詩之余也。詞興而詩亡，詩非亡也，事理填塞，情景兩傷者也。曲者，詞之余也。曲盛而詞泯，詞非泯也，雕琢太過，旨趣反蝕者也。”錢充治從不同文學之體藝術表現的旨趣上，來論析詞與詩、與曲相互間的遞變與差異。他指出，詞衰的原因之一在于用語及聲律等方面過于講究雕飾，這使詞作為文學之體的旨趣被消彌了，最終被富有生趣的曲所替代。錢充治之論富于對文學歷時發展的辯證認識。陳子龍《王介人詩余序》云：“蓋以沉至之思而出之必淺近，使讀之者驟遇如在耳目之表，久誦而得沈永之趣，則用意難也。”陳子龍道出了詞作意趣表現中存在的一個難題，這便是如何以淺近之筆寫出沉摯之思，在審美表現上既產生如在目前的效果，然同時又含蘊雋永之意趣。其《三子詩余序》又云：“代有新聲，而想窮擬議，于是以溫厚之篇，含蓄之旨，未足以寫哀而宣志也，思極于追琢而纖刻之辭來，情深于柔靡而婉孌之趣合，志溺于燕婧而妍綺之境出，態趨于蕩逸而流暢之調生。”陳子龍肯定不同的時代有各異的詞作，但他認為溫厚中和的詞作是無論如何都不足以宣志達情的。他一方面強調人對外物的感觸中趨于極端的一面，另一方面又反對人情過分柔靡，認為此與“婉孌之趣”相觸相生，必使詞作呈現出異常唯美、柔弱的面貌。

清代，承傳明人對詞趣的闡說取向，詞論家對詞趣的審美內涵、特征、形態、生成與創造等展開了較為細致的論析。他們將“趣”升格為最重要的詞論審美范疇之一。這一時期，對“趣”予以理論闡說的詞學著作和篇什主要有：李漁《窺詞管見》，陳椒峰《蒼梧詞序》，吳衡照《蓮子居詞話》，焦循《雕菰樓詞話》，李佳《左庵詞話》，蔡宗茂《拜石山房詞鈔序》，孫麟趾《詞徑》，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陳廷焯《白雨齋詞話》，沈祥龍《論詞隨筆》，等等。如：陳椒峰《蒼梧詞序》云：“宋之能詞者六十余家，如秦少游、高竹屋、姜白石、史邦卿、吳夢窗數子，始可稱以新意合古譜者。楊誠齋論詞六要：一日按譜，一日出新意是也。茍不按譜，則歌韻不協，歌韻不協，則凌犯他宮，非復非調；不出新意，則必蹈襲前人，即或煉字換句，而趣旨雷同，其神味亦索然易盡。”陳椒峰在論詞上強調“新意”與“按譜”并重。他認為，如果詞作缺乏新意，那么，即使在字句運用上大做文章，也會使詞作意趣、主旨相同，缺乏“神味”。陳椒峰此論道出了新意在詞趣表現中的重要性。吳衡照《蓮子居詞話》云：“詠物如畫家寫意，要得生動有趣，方為逸品。”吳衡照之論雖針對詞作詠物而言，然其在清代詞趣論中也有獨到的意義，它實際上提出了寓“生趣”于詞作的要求。焦循《雕菰樓詞話》提出：“詩詞是以移其情而豁其趣，則有益于經學者正不淺。”作為經學家的焦循對詩詞之道甚具識見。他強調，詩詞審美表現要以引人興趣、移人性情為旨歸，而這正是文學可補經學的關節處。李佳《左庵詞話》云：“詞以意趣為主，意趣不高不雅，雖字句工穎，無足尚也。意能迥不猶人最佳。東坡詞最有新意，白石詞最有雅意。”李佳高倡作詞以崇尚意趣為旨，強調由“意”而“趣”，他標示出“趣”為詞之本，字句為詞之表，概括意趣的審美本質特征要高雅。李佳在詞論史上又一次對詞趣審美特征明確提出了要求。蔡宗茂《拜石山房詞鈔序》云：“冷趣相洽，清詞載搜，洗其淫哇，濯以藻麗，既昭藐而蕩氣，亦芬芳而悅魂。”蔡宗茂在為顧翰所編《詞鈔》作序中論及到詞趣創造。他認為，在清詞麗句中突然澆以“冷趣”，是能起到比一般穩步性地抒情言意更好的藝術效果的，它蕩人心氣，愉悅人的精神。孫麟趾《詞徑》云：“陳言滿紙，人云亦云，有何趣味。若目中未曾見者，忽焉睹之，則不覺拍案起舞矣，故貴新。”孫麟趾也對詞作提出了要有“趣味”的審美要求，為此，他主張作詞用語要新，要道人所未曾道，從而產生陌生化的審美效果。孫麟趾在陳椒峰論詞要有新意的基礎上，將對詞“新”的探討往前挪了一步。之后，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云：“詞宜雅矣，而尤貴得趣。雅而不趣，是古樂府。趣而不雅，是南北曲。李唐、五代多雅趣并擅之作。雅如美人之貌，趣是美人之態。有貌無態，如皋不笑，終覺寡情。有態無貌，東施效顰，亦將卻步。”謝章鋌抓住詞雅與詞趣的辯證關系詳細展開闡述。他認為，“雅”是詞作在格調上所追求的，“趣”則是詞作在主旨、意蘊的表現上所必然伴隨的。謝章鋌從兩者的偏勝上來界定古樂府、南北曲與唐五代詞的差別，認為古樂府格調雅正但意趣不顯，南北朝歌謠俚曲趣味盎然但卻格調欠雅，惟唐五代詞雅、趣兼擅互融。他并比譬詞雅如“美人之貌”，即目可見；詞趣則如“美人之態”，惟通過感知體察可知。此論形象而切中地道出了詞趣的特征。其又云：“然而文則必求稱體：詩不可似詞，詞不可似曲，詞似曲則靡而易俚，似詩則矜而寡趣，均非當行之技。”謝章鋌還從詞與詩、與曲的區別，詞應求本色當行上論及詞趣。他指出，如果詞像曲一樣，則必然流于浮靡而俚俗；像詩一樣，則會顯得矜持而少情趣，在藝術表現上缺乏伸展擴張和引人興趣的特征。謝章鋌對詞體與詩趣相互關系的論述，將清人對詞趣的考察推向了一個甚具理論意味的層面，他將“趣”標示為詞作審美的最質性的特征。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云：“美成詞，有前后若不相蒙者，正是頓挫之妙。如《滿庭芳·夏日溧水無想山作》，……沉郁頓挫中別饒蘊借。后人為詞，好作盡頭語，令人一覽無余，有何趣味?”陳廷焯和孫麟趾一樣，也對詞作提出了要有“趣味”的審美要求，他借論評周邦彥詞作，道出了詞作須具備兩方面審美的系統特征，一是在詞律上應具“頓挫”之妙，二是在情感寄托上應“沉郁”，如此，才可使詞作委婉蘊藉，含蓄深致。陳廷焯將詞作趣味的生成定位在了“沉郁頓挫”的藝術原則之上。沈祥龍是清代論詞趣最為集中的詞論家。其《論詞隨筆》云：“宋人選詞，多以雅名，俗俚固非雅，即過于秾艷，亦與雅遠。

[摘要]中國古典詞學“趣”范疇的承傳，主要體現在兩個維面：一是批評層面對“趣”的承傳運用；二是理論層面對“趣”的承傳闡說。在第一個維面，“趣”在北宋前期進入到詞學批評中，發展到清代，成為人們品評詞人詞作的主要審美范疇；在第二個維面，古典詞學對“趣”的闡說集中在清代，其內容主要體現為對詞趣審美內涵、特征、形態、生成與創造等方面的論析。上述兩個維面，將“趣”作為古典詞學審美范疇的內涵展現出來。

[關鍵詞]古典詞學；“趣”范疇；承傳